先秦诸子学术
先秦诸子学术，《史记·自序》述其父谈之言，分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德六家。《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盖以纵横、农、杂家、小说为十家。其中去小说家谓之九流。[此外古书论及先秦学术者甚多，如《庄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淮南·要略》等，皆为近人所征引。]古学术之分类，似以《汉志》为最完全，因其系根据书籍分类，其他皆一学者之见，一人不能遍通诸学也。
先秦诸子之学，《汉志》以为皆出王官之守；《淮南·要略》则以为起于救时之弊，此二说实可并存，盖一言其来源，一言其兴起之由也。诸子之学，根据各有不同：（1）所承受之学说不同。（2）所兴起之社会不同。虽各能阐发一种真理，[不能兼顾全局。]然并非皆通于其时之时势。此点似颇紧要，[我国人向有崇拜古代之心理；而先秦诸子之学，去今复远，不易发见其弊，故人多誉之。实则衡以学术进化之原理，自应不如后世之学也。]
依鄙见：先秦诸子之学，其能综揽全局者（如纵横家、兵书略中之兵家等，只效一节之用），当依新旧分为五派：
最旧者：农家。
次旧者：道家。
又次者：墨家。
较新者：儒家、阴阳家。
最新者：法家。
名家与法家颇相附为用。
而杂家则自专门渐趋于会通焉。
农家之学，书并不存；只许行之说，见于《孟子·滕文公》上篇。其说，乃主张：（1）人君与民并耕而食，饔餐而治。（2）卖买论量不论质。此盖以隆古农业小社会之文化为根据者，断不能行于是时。
道家主无为。为，旧训化。野蛮之族，恒因文明之输入，而社会组织随之改变，风俗因以薄恶。而文明之输入，则（1）由君主之以此为文明而加以提倡。（2）由其慕效淫侈。道家戒之以无为，犹今戒中国人勿欧化，戒西南土司毋汉化耳。其实文明之传播，终非可以人力阻也。故其说亦陈旧。《淮南·要略》言：“墨子学于孔子而不悦，弃周道而用夏正。”其说是也。《吕氏春秋》言：“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其后在鲁，墨子学焉。”史角盖知夏政者也。然墨子主兼爱，既非其时之社会组织所能行。主上同亦然。反对战争，而但以攻守为是非之准，说亦嫌粗。天志、明鬼之说，欲借助于迷信，而不悟迷信已破，非可以人力建说也。故其说亦不能行。
儒家之学，较为广博。《易》言原理，《春秋》言人事。《春秋》先示治乱世之法，次言治升平世之法，末言治太平世之法，是为张三世。又言夏、殷、周三种治法，当更迭变换，故王者必封前二代（如夏、殷之于周）之后以大国，使得保存其治法，以备取用，此为通三统，与阴阳家五德终始相似（五德谓有五种治法，当求之于民）。五德终始亦谓有五种治法，当更迭用之耳。二家之学，皆非博闻广见不能，故较新。
法家之学，细别之，又包含法（治民）、术（治治民之人）两派（见《韩非子·定法篇》）。而狭义之法亦有殊：商君主农战，《管子》言轻[价贱]重[价贵]敛散是也。此派最能造成一强有力之国家，故在战国时为最适，秦卒用之以取天下。
秦、汉时之新局势
1.内战乍息，[秦末之乱为例外，通常可谓息内战矣。]民生获苏。尤其交通上之限制废除，[前此国际间并一国内之交通，皆有种种限制，观《周官》之《夏官》《秋官》可知。至是则关津虽存，而讥察无矣。]得以完成广大之分工，国富总量之增加，殆非前此所能想象。
2.统一则国力强盛，便于对外；然中国在此时，开始与骑寇相遇。（蒙古高原之游牧民族。黄河流域之戎、狄皆居山，如今西南诸族，所谓山戎也。[居山戎、狄，远不若骑寇之强盛。]）[前此中国与蒙古高原游牧民族间，为山戎所隔。其时，游牧民族之不南侵者，固由其本身未臻强盛，而其南向之山戎之不足侵，实一大缘故也。至战国末而北方诸国拓地与游牧民族相遇矣。]
3.封建制度告终。秦尽废封建。[“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无尺土之封。]秦亡后，诸侯相王（此语见《史记·自序》），[分王诸侯，决非项籍一人所能为。]义帝犹周天子，西楚霸王犹春秋时霸主，其余之王犹列国，其下为侯，犹战国时之王封其臣民为侯（王侯列爵二等，汉亦沿之），乃恢复东周时之局面也。但封建之基础，（各区域内之自足经济。[封建非政治力之所为；实政治随经济情形而如此耳。]《王制》等之经济计划即如此。）业已不存，故卒不能持久。经（1）楚、汉之争。（2）汉初之剪灭异姓。（3）吴、楚七国之乱。而封建之实，遂荡然无存焉。
此时之政情
1.民主政治之废坠。此由（1）民意无表见之方法，如古之大询于众庶等。（2）民意之表见为习惯，习惯愈不适于时势，则拘束之力愈弱。又列国问罪大夫叛变等事皆无之。故君主之地位，日益神圣。最后，遂谓其权系受之于神，而非受之于民，两汉、新莽之言符瑞是也。[此节与西方颇相似。]
2.地方自治之废坠。古之国，等于后世之县。[古国方百里，而汉县亦方百里；汉县名多仍古国名，皆可见也。]国君等于县令，大夫等于乡镇长，士则保甲长矣。汉世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掌教化。[体制最尊]）啬夫、（职听讼，收赋税，威权尤大。[至人只知啬夫，不知复有县令者，观《两汉书》可知]）游徼（主徼循，禁盗贼），犹存此意。然左雄谓乡亭禄薄，多取于民，（《后汉书》本传）则其弊必有为吾人所不知者。[且人心必日趋于民主之心理，对啬夫等服从之传统观念，必日趋淡薄。人心对啬夫等既渐变，则啬夫等之威权必渐不行，以至于废坠。]又丧乱之际，官吏及割据者，每向此曹压迫，人莫利为之，而其职遂废。[两汉时存此制，魏、晋时而废坠。东晋元帝尝问臣下削掠者之众，即有对以亭、邮（两亭间有一邮）之废之所致，可见也。]县令实不能躬亲办事，而地方公务悉废矣。
3.放任政治之形成。贵族既倒，处于治者之地位者，为官僚阶级，[幕友、吏胥、衙役、绅士、读书人（官僚之后备军）亦属之。]同时亦即成为榨取阶级，[阶级无不自利者。世有不自利之个人，无不自利之阶级。此阶级中，仅有少数之不自利者，亦救于其阶级之自利。只有铲除阶级，无法改良阶级——欲实行良好教育已造成整个阶级之各不自利，为不可能之事。——而此时于官僚阶级，非铲除之时也，于是取监督之方式矣。]政治上之首领，理宜加以监督。但监督者少，被监督者太多，势不能给，则惟有将所办之事，减至最小限度，使其无所借以虐民。中国之良吏，每劝人民早完国课（或“自有组织”义图等），少打官司，免得与吏役接触，此正与政府之取放任主义同。顾亭林讥后世大官多，小官少。而不知其在昔时之政治上，只重监督官僚阶级，不使虐民，兴利治国，固在其次也。[自汉以来，中国之政治向如此。]
儒学之专行及其效果。九流之学，农、道、墨、儒、阴阳，皆太陈旧，或迂阔；惟法家见用于时，前已言之。统一之后，法家之“法”，已不宜再用，仅其“术”当施诸官僚，政治一味放任，尚非汉时所知。[“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此乃中国旧日政治上最主要之格言，一切放任政治，皆由此出。然此乃积累年之经验而得知，固非汉初人所得知也。]斯时对于人民，则有富与教两问题，此为理论上当然之结果，故儒与阴阳二家，处于必兴之势。[汉世儒与阴阳二家，实相混杂。]秦始皇言：“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儒学言。使始皇不死，而其时之内治外攘，始皇认为已无问题，亦未必不用儒家，以图足民而兴教化，特未及而早死耳。汉高、惠、高后，皆未及有所作为，文帝一用公孙臣，旋因为新垣平所欺而罢。[帝实非贤君，其真相见应劭《风俗通义》载刘向语。]景帝本无能为之主。故至武帝而儒术兴焉。此乃事势之自然。或谓武帝之崇儒，乃利其明君臣之义，可以专制：此乃数十年前梁启超等之议论，有为言之，非事实。汉世儒家，明民贵君轻之义者极多，最甚者如睦孟，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便于专制者安在。武帝即位，年仅十六，赵绾、王臧、田蚡等说以崇儒术，斯时听从之者，恐实即后来反对儒术之窦太后（后以儒术行，有碍外戚之权利反对）。窦太后而亦许崇儒，可知儒术之兴，乃事势之自然也。
汉宣帝言汉家自有治法，以王霸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王指儒，霸指法。以儒家之道治民，法家之术察吏，固极合理也。
廖季平谓经学中之今古文，系鲁学齐学之分：可谓卓识。[在廖氏《今古学考》中。]但未言其所以然。予意鲁之经济，不如齐之发达。故鲁学仅主平均地权，齐学兼重节制资本。明节制资本之义者，莫如《管子》；汉时桑弘羊行之，读《盐铁论》可见。儒家之学，发达于齐，则有《周官》（《周礼》）一书，所述乃治千里之国之规模，有治工商之法。鲁学治国之规模，见于《礼记》之《王制》，则治百里之国自足经济区域之规模也。关于社会政策：汉初所行之鲁学（今文），与法家分道扬镳；若兼取《周官》，则足与法家相调和。新莽等所以重《周官》扶古学者以此。此予最近之见解也。
此项主张，乃先秦以来学者公共之主张。及王莽得政权而实行之而失败。[莽编集学者之主张，经详实之考虑，抱绝大之决心，作有系统大规模之实行者也。]此失败乃先秦以来学者公共之失败，非王莽一人之过也。
此政策何以行之而失败？则以未知社会之阶级性，不能领导被压迫阶级以行革命，而欲以治者阶级操刀代斫之故。[以治者阶级操刀代斫，是犹“与虎谋皮”矣。]
教化问题，则儒家主张，本在民生问题解决之后。汉初儒者尚知此义。[如叔孙通为汉高祖征朝仪，二儒生不行，即其例。]但至后来，渐与生活问题相脱离（此风起于宣帝以后）。遂至空言教化，其不能有成也决矣。
故儒家在政治上，可以谓之失败。但其在社会上，则颇有功绩。因其能示人以做人之方法，且教人民互相亲爱也。
汉代学术
（1）自王莽变法失败后，经世致用一派，渐以消沉。经学流为琐碎之考据。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皆承其流。（2）其有思想者，至魏、晋之际，竞务研求《老》《易》（后加以《庄子》），遂开玄学一派，与佛家衔接。（1）琐碎。（2）玄妙。（3）文字渐趋于骈俪。书法则隶书变为八分。[求美故。前此之由篆至隶，则由篆书圆笔，不适于实用，代之以隶也。]其仍供应用之章程书（正书，亦曰真书。正书真书之名，乃对行、草而立），亦渐趋美化。甚至专于求速之草书亦然，草书既趋美化，则必去真日远而不画一，不能供实用。而实用又不能皆作正书，于是有行书以代草。然行书之近真者为“真行”，与真书相去无几；近草者为“行草”，与草书相去无几，仍不适于实用。讲实用者，遂只得求之减笔矣。要之琐碎、玄妙、求美，皆学术为有闲阶级专有之现象也。
汉代兵制变迁
本来人民二十三岁有服兵役之义务，至五十六乃免；人人有戍边三日之义务，事实上不能自行，则须出钱雇人，或入钱于官，由官代为雇人。[汉沿秦法，盖本诸古]然统一之后，兵役之负担，自然偏于缘边，有失公平之旨。于是渐用谪戍、谪发，甚且兼用异族，其事起于汉武帝之世。[以武帝屡用兵，不欲有扰于民故也。]至后汉光武罢郡国都尉，无复“都试”，[亦简称曰“都”]而民兵之制遂废。[民兵之时，对外大战，命将军统之；有数军则有数将军，而各加名号；其上或置大将军以统之。戡定小乱，则郡太守、州刺史自将之。]
汉代刑法变迁
1.战国时，李悝为魏文侯相，“撰次”诸国法，为《法经》六篇。商君取之以相秦。汉初沿用之。后苦其不足用，渐次增加；又益之以“令”及“比”（成案），遂大病其杂乱。直至魏世，始行重纂。至晋初颁行之，[稍加改删]是为《晋律》。此后中国法律，无甚根本变动矣。此一改变，由古依习惯解决之事多，后世依法律解决之事多也。
2.汉文帝除肉刑，代以髡（髡钳）、笞，刑法之种类太少。[不能得其平]故多主复肉刑者；又因其残酷，终不能行。直至隋世，定笞、杖、徒、流、死五刑，而此问题乃息。此缘古代习以伤及肉体，使蒙不可恢复之创伤者，乃称为刑；故一时想不到以笞、杖、徒、流为刑也。
3.秦时法吏，自成风气，习于严酷。[此或自古而然]汉人力加矫正，其风气乃渐变。此可谓儒家之主义，战胜法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