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醒来，我对头天晚上玛莎走后小艾米莉的情绪，想了很多。我觉得，他们对我如此推心置腹，让我知道那些家庭里的隐情和伤感，这完全出于神圣的友情，我要是把这泄露出去，即使泄露给斯蒂福思，也是错误的。我对这位作过我童年游伴的小美人，比对任何人怀有更深的感情，不仅过去和现在，而且直到将来我死的那一天，我都永远深深相信，我曾真心诚意地爱过她。要是我把她情不自禁、偶尔向我坦露的心事告诉别人，哪怕是斯蒂福思，都是一种不道德的鲁莽行径，这有负于我自己，也有负于我们俩童年纯洁天真的光辉，这光辉，我一直看到环绕在她的头顶。因而，我决心把这番情景深藏心中，使她的形象增添了新的光彩。
我们正在吃着早饭的时候，我接到我姨婆寄来的一封信。因为信里所提的事，我觉得斯蒂福思也跟任何人一样，能给我出出主意，而且我也知道，我也乐意跟他商量这件事的，所以我就决定，把这作为回家路上讨论的话题。因为当时为了要跟所有的朋友辞行告别，就够我们忙的了。巴基斯先生在惜别方面，也不亚于旁人，我相信，要是能让我们在亚茅斯再留上四十八小时，哪怕要他再次打开他的箱子，再牺牲一个几尼，他也在所不惜。佩格蒂和她娘家所有的人，都因我们的离去感到伤心。欧默和乔兰商店的人，也都全店出动，前来给我们送行。我们的旅行包装车时，竟有那么多的水手渔民自动前来为斯蒂福思效劳，即使我们有一团人的行李，也用不着雇脚夫搬运。总之，我们的离去，使所有有关的人都感到惋惜和羡慕，使许许多多人感到难过。
“你还要在这儿待很久吗，利提摩？”我问道，这时他正在那儿等待马车出发。
“不会很久，先生，”他回答说，“大概不会待得太久，先生。”
“这会儿，他还很难说，”斯蒂福思毫不经意地说，“他知道他得办的事，他自然会办妥的。”
“我也相信他一定会办妥的。”
利提摩举手往帽檐上一碰，答谢我的赞许，我觉得我一下成了个八九岁的孩子了。他又举手再次碰了碰帽檐，祝我们一路平安。我们的车离去时，他站在人行道上，显得体面、神秘、像埃及的金字塔一样。
有一阵子，我们谁都没有开口。斯蒂福思异乎寻常地沉默，我则一直在想，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此地，不知道到那时我自己和这些人会有什么新的变化。后来，斯蒂福思突然变高兴了，开始说起话来，他这人是说变就变的。他拉了拉我的胳臂说：
“说句话呀，大卫。吃早饭时，你提到的那封信，是怎么回事？”
“哦！”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来，说，“是我姨婆写来的。”
“她说了些什么？有什么需要考虑的吗？”
“嘿，她提醒我，斯蒂福思，”我说，“我这次出来旅行，目的是开开眼界，动动脑筋。”
“当然，你已经这么做了？”
“说实话，我很难说我已经这么做了。告诉你实话吧，我怕是把这全都给忘了呢。”
“得！现在你就赶快睁眼朝四周看看，补救一下你的疏忽吧！”斯蒂福思说，“往右看，你能看到一片平野，其中有许多沼泽；往左看，你能看到同样的景色；往前看，前面没有不同；后面还是一样。”
我禁不住笑了起来，回答说，在这全部景色中，我没有看到有适合我的职业，也许是因为这一带地势太平坦了吧。
“关于这个问题，你姨婆怎么说？”斯蒂福思朝我手中的信瞥了一眼，问道，“她有什么建议吗？”
“嗯，有，”我说，“她在信里问我，愿不愿意当一个代诉人。你认为怎么样？”
“哦，这我可说不上来，”斯蒂福思冷冷地回答说，“我想，你干这个，跟干别的完全一样。”
他把所有的职业都看成一样，我听了禁不住又大笑起来。我就把这意思跟他说了。
“代诉人到底是干什么的，斯蒂福思？”我说。
“哦，那是一种苦行僧般的初级律师，”斯蒂福思回答说，“在博士公堂——圣保罗教堂墓地附近一个冷僻、破旧的角落里——里设的一些不大用得着的法庭上出庭，就跟在普通法庭和衡平法庭上出庭的代讼师一样。这种人员，按理大约在两百年前就该顺应自然淘汰了。最好的方法是，我只要告诉你博士公堂是个什么，你就知道代诉人是什么了。博士公堂是个偏僻的小处所，他们在那儿审理所谓宗教法案件，根据国会那些陈旧荒唐的法案，玩弄各种各样的把戏。那些法案，世界上有四分之三的人完全不知道，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则以为，它们是从爱德华时代挖出来的化石似的东西。那儿自古以来是个包揽人们有关遗嘱和婚姻诉讼以及大船小舟纠纷案件的地方。”
“你这就胡说了，斯蒂福思！”我大声喊了起来，“你的意思不是说航海案件跟宗教案件之间有关联吧？”
“我当然没有这个意思，我的好朋友，”他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说，这两类案件都在那个博士公堂里，由同一班人来审理、判决的。哪一天你要是去那儿，你会看到他们正在审理‘南希号’撞沉了‘萨拉·简号’，或者是佩格蒂先生和亚茅斯的船民们，带了铁锚和缆索，冒着暴风出海去营救来往印度的‘纳尔逊号’遇险遭难等案件，结果把《杨氏海事词典》里一半以上的航海术语都搞错了。另一天你要是再去那儿，你还会看到他们又在审理一个品行不端的牧师的案子，正在埋头研究正反两造的证据。你会发现，审理那桩海事案的法官，成了这桩牧师案的辩护士。而海事案的辩护士，则成了审理牧师案的法官。他们就像演员似的，有时候是法官，有时候不是法官，有时候扮演这个，有时候扮演那个。他们就这样变来变去，不过这是一出非常有趣和有利可图的私下演出的戏剧，是演给极少数特别选出的观众看的。”
“辩护士和代诉人不是一回事吗？”我有点糊涂了，问道，“是不是？”
“不，”斯蒂福思回答说，“辩护士是一些民法学家——在大学里获得博士学位的人——这是有关这事我所了解的第一个理由。代诉人雇用辩护士。他们双方都能得到很丰厚的酬金，共同组成一个严密而强有力的小团体。总体说来，我劝你高高兴兴进博士公堂，大卫。我可以告诉你，那儿的人都认为自己很高贵，他们得意得很哩，要是这有什么可以让人觉得得意的话。”
斯蒂福思对待这件事的态度如此轻薄，我当然要对他的话打个折扣。我把那个“圣保罗教堂墓地附近的冷僻、破旧的角落”，跟那种严肃、古老、庄严的气氛联系起来考虑后，对于我姨婆的建议，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适合。而且她只是提个建议，一切全由我自己决定。她毫不迟疑地径直告诉我说，她为了要在遗嘱中立我为继承人，最近去博士公堂拜访了她的代诉人，因而想到了这个建议。
“不管怎样，从你姨婆那方面来说，这是一个值得称颂的做法，”我说了前面提到的情况后，斯蒂福思说，“我没有别的主张，完全赞同。雏菊，我的意思是，你高高兴兴进博士公堂好了。”
我也就打定主意去博士公堂。于是我告诉斯蒂福思说，我姨婆已经到伦敦，在那儿等我（这是我从她的信里看出的），她在林肯法学院广场一家私家旅馆，租下了为期一周的住所。这家旅馆有石砌楼梯，屋顶上还有一个太平门，因为我姨婆固执地认定，伦敦的每一座房子，每天晚上都有可能被烧成一片瓦砾。
此后的那段旅程，我们过得很愉快。有时重又提起博士公堂的话题，想象着多年后我当代诉人的情况。斯蒂福思用各种滑稽、古怪的想法，描绘我做了代诉人的样子，把我们两人都逗得哈哈大笑。我们到达旅途的终点后，他回家去了，约定后天再来看我，我就坐马车来到林肯法学院广场。姨婆正在等着吃晚饭，还没有就寝。
我们重逢的喜悦，即便我是周游全世界回来，也不过如此。姨婆一下把我搂进怀中，接着便哭了起来。她假装笑着说，要是我那可怜的母亲还活着，那个小傻瓜一定也会淌眼泪的。
“这么说你把狄克先生留在家里了，姨婆？”我说，“他没来，我心里很难过。哦，珍妮特，你好吗？”
珍妮特一面对我行了屈膝礼，一面向我问了好。这时，我发现我姨婆的脸拉得长长的。
“我心里也不好过，”我姨婆擦擦鼻子说，“打从来这儿后，特洛，我一直就不放心。”
还没等我问为什么，她就把话告诉我了。
“我相信，”我姨婆怀着执拗的忧郁神情，把一只手放在桌子上，说，“凭狄克的性格，决不是那种能把驴子赶跑的人。我相信他缺乏这种意志力。我本该把他带来，把珍妮特留在家里的，那样的话，我也许就可以放心了。如果有驴子闯进来践踏我的草地的话，”我姨婆加重语气说，“那今天下午四点钟时准有一头！当时我觉得从头到脚，浑身发冷。我知道，准是有头驴子闯进来了！”
我想为这件事安慰她几句，可是她怎么也听不进去。
“准是有头驴子闯进来了，”我姨婆说，“而且准是‘谋杀人’的姐姐那女人来我家时骑的那头秃尾巴驴子。”打从那次以后，“谋杀人”的姐姐是我姨婆知道的谋得斯通小姐的唯一名字，“如果说多佛有一头驴子，胆子大得比别的驴子更让我受不了，”我姨婆说着，把桌子一拍，“那就是那头驴子！”
珍妮特壮起胆子提醒说，我姨婆也许是不必要地在自找烦恼；她相信，我姨婆说的那头驴子，这阵子正忙着在干驮沙石的活儿，没工夫来践踏草地的。可是我姨婆根本听不进她的话。
虽然我姨婆的房间高高在上——是因为花了钱就得多几道石砌楼梯呢，还是为了更靠近屋顶的太平门，我就不得而知了——我们的晚饭还是吃得舒舒服服，而且饭菜都热气腾腾，有烤鸡，煎牛排，还有几道蔬菜，我大吃了一顿，觉得味道都好极了。可是我姨婆对伦敦的食品，有自己的看法，她吃得很少。
“我看这只倒霉的鸡，是在地窖里出生、长大的，”我姨婆说，“除了在运货马车的停车场上，还从来没有见过天日哩。我真希望这牛排是牛身上的，不过我可不相信是这样。据我看来，这地方没有一样东西是真的，除了泥巴。”
“你看这鸡会不会是从乡下运来的，姨婆？”我提醒说。
“当然不会，”我姨婆回答，“伦敦的生意人，是不高兴嘴里吆喝什么就真卖什么的。”
我没敢去反驳她的这种看法，不过我饱饱地吃了一顿，让我姨婆看了大为满意。桌子收拾干净后，珍妮特帮姨婆挽起头发，戴上睡帽（比平时更讲究一些，姨婆说，“以防万一有火灾”），把长袍的下摆撩起，盖在膝盖上，这是她通常上床前焐暖身子的准备工作。我则按照千篇一律、不许有丝毫改动的老例，为我姨婆热了一杯掺水的白葡萄酒，还为她准备了一片切成细长条的烤面包。这样安排好以后，就剩下我们两个一起来度过这一晚上了。姨婆坐在我的对面，喝着掺水的葡萄酒，吃着烤面包，吃之前先把面包条往酒里蘸了蘸，同时从睡帽的饰边间慈祥地看着我。
“哦，特洛，”她开口说，“做代诉人的打算，你觉得怎么样？还是你没有开始考虑这件事？”
“这件事，我已经反复考虑过了，我的好姨婆。我还跟斯蒂福思讨论过很长时间。我非常喜欢这个打算。喜欢极了。”
“好，”我姨婆说，“这听了真让人高兴。”
“我只有一个问题，姨婆。”
“说说，你有什么问题，特洛。”她回答说。
“嘿，我想问一下，姨婆，据我了解，这好像是个人员有限制的职业，我要进这一行，是不是得花很大一笔钱？”
“为了能让你订约学艺，”我姨婆回答说，“正好要花一千镑。”
“哦，我亲爱的姨婆，”我把椅子朝她拖近一点说，“关于这一点，我心里感到很不安。这是很大一笔钱。为了让我受教育，你已经花了很多钱，而且在各方面待我都很大方，你已经是个慷慨好施的典范了。我相信，一定还有一些别的工作，一开始进去不需要花什么钱，而且只要有决心，肯努力，也会有希望，有前途的。你不认为那样做会更好一些吗？你确信，你真能付得起那么大一笔钱？而且这样花钱正当吗？你是我的再生父母，我只是求你再考虑一下。你考虑成熟了吗？”
姨婆把正在吃着的一条烤面包吃完，两眼一直朝我脸上看着，接着把酒杯放到壁炉架上，双手交叉放在撩起的长袍下摆上，说了下面的话：
“特洛，我的孩子，如果说我这辈子还有什么目的的话，那这个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培养你，使你成为一个心地善良、明白事理、快乐幸福的人。我一心一意要做到这一点——狄克也是这样。但愿我认识的人，都能听一听狄克对这件事的说法。他的洞察力简直令人吃惊。可是除了我，没有一个人认识到他的才能有多卓越！”
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会儿，拉过我的一只手，放在自己的两手中间，接着说：
“特洛，回忆过去，是无益的，除非对现在还有点好处。也许我本该跟你那可怜的父亲更友好一点，跟那个可怜的娃娃、你的母亲更友好一点，即便她没能给我生个你姐姐贝特西·特洛伍德，使我失望。你到我这儿来的时候，是个逃跑出来的孩子，满身泥土，疲惫不堪，当时也许我就这样想过。从那时到现在，特洛，你一直替我争气，使我骄傲，给我快乐。我的财产，没有别的人有权来争，至少，”——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神色有点慌乱，使我吃了一惊——“不，没有别的人有权来争我的财产——你又是过继给我的孩子。我这样一把年纪，就凭你这样乖乖地爱我、孝顺我，能容忍我的古怪念头和怪僻脾气，那你对我这个年轻时没有得到应有幸福和慰藉的老婆子的好处，已经远远超过这个老婆子对你所做的一切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姨婆提起自己的往事。她这样平静安详地提起又放下，内中包含有一种宽容和大度的高尚气质，这使我对她敬爱倍增，再没有别的什么能这样感动我了。
“好了，这件事我们俩全同意了，特洛，全都说清楚了，”我姨婆说，“我们就用不着再谈它了。吻我一下，明天吃过早饭，我们就去博士公堂。”
在就寝前，我们在炉边谈了很长时间。我的卧室和我姨婆的卧室就在同一层楼上。那天晚上，我受到几回小小的打扰，因为我姨婆一听到远处出租马车和运菜马车的声音，就来敲我的门，问我，“听见救火车的声音没有？”不过快到天亮时，她睡得比较好，也让我好好睡了一觉。
将近中午时，我们动身前往博士公堂的斯潘洛—乔金斯事务所。对于伦敦，我姨婆有一种概括的看法，认为她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是扒手。因此她把钱袋交给我替她拿着，钱袋里有十个几尼和一些银币。
我们在弗利特街的玩具店门前停了一会儿，看圣丹斯登教堂的木头巨人敲钟——我们算好时间去到那儿，正好赶上它们敲十二点钟——然后继续前往拉盖特山和圣保罗大教堂墓地。我们正走过拉盖特山时，我发现姨婆的脚步突然加快了，而且脸上还露出惊慌之色。同时，我还看到有个面色阴沉、衣着褴褛的男人，刚才我们过马路时，曾站住盯着我们看，这会儿竟跑上来紧跟在我们后面，近得都快要碰到姨婆了。
“特洛，我亲爱的特洛！”姨婆紧握着我的胳臂，惊慌失措地低声叫道，“我不知道这该怎么办才好。”
“别慌，”我说，“没什么可怕的。你先进一家商店去，我很快就能把这家伙打发掉。”
“不，不，孩子！”她回答说，“千万别跟他说话。我求你啦，我叫你别跟他说话！”
“哎呀，姨婆！”我说，“他只不过是个倔强的乞丐罢了。”
“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姨婆回答，“你不知道他是谁！你不知道你都说了些什么！”
我们这样说着，在一个空无一人的门道里停了下来，那人也跟着站住了。
“别瞧他！”我非常生气地掉过头去看他，姨婆立刻说，“去给我叫辆马车来，亲爱的，你去圣保罗教堂墓地等着我。”
“等你？”我重复道。
“是的，”我姨婆说，“我得一个人去。我得跟他一起去。”
“跟他一起去，姨婆？跟这个人？”
“我头脑清醒着哩，”她回答说，“我对你说啦，我得跟他一起去。去给我叫辆马车来！”
不管我有多吃惊，我知道，这样严厉的命令，我是没有权利拒绝的。我赶紧往前走了几步，叫住了正好从前面驶过的一辆空马车。我几乎还没来得及放下踏板，我姨婆不知怎么的就跳进车里了，那人也跟着跳了进去。姨婆冲着我直挥手，要我走开，她的样子那么坚决，因此，尽管我感到迷惑不解，但我还是立刻转身离开他们。这时，我听到姨婆对马车夫说，“随便去哪儿！径直朝前走吧！”接着马车就从我身边驶过，往山上去了。
狄克先生对我说过的话，我原以为只是他的幻觉，这时却涌上我的心头。我觉得，没有疑问，这就是他那么神秘地提到过的那个人，虽然我姨婆到底有什么把柄抓在他手里，我一点也想象不出来。我在大教堂墓地那儿待了半个来小时，才慢慢定下神来，这时我看到姨婆的那辆车回来了。车夫把车停在我的身旁，车里只坐着我姨婆一个人。
她还没有从那受到骚扰的激动心情中完全恢复平静，还没法作我们打算作的访问。于是她把我也叫到车上，吩咐车夫再缓缓地来回走一会儿。她没有说别的话，只说，“我亲爱的孩子，永远不要问我这是怎么回事，也永远不要再提这回事。”直到她完全恢复平静，她才告诉我说，她这会儿完全没事了，我们可以下车了。她把钱袋递给我，要我付车钱给车夫。这时我发现，钱袋里的几尼全不见了，只剩下了那些零散的银币。
进博士公堂得经过一条低矮的小拱道。我们离开街市，走进拱道，没走上几步，城市的喧闹声，就像受到魔力的作用似的，消融在幽静的远处了。我们穿过几处萧条的院落和几条狭窄的通道，来到了靠天窗采光的斯潘洛—乔金斯事务所。在这座不用敲门礼节即可入内朝拜的庙堂的前厅里，有三四个文书正在那儿伏案抄写。其中有一个干瘪瘦小，独坐一桌，戴着仿佛姜饼作的挺硬棕色假发的，站起身来迎接我姨婆，把我们带到斯潘洛先生的办公室。
“斯潘洛先生出庭去了，太太，”干瘦的人说，“今天是拱形法庭开庭日；不过法庭离这儿很近，我立刻派人去请他。”
去请斯潘洛先生的时候，我们就利用这一机会四处看看。办公室里的家具古色古香，积满灰尘，写字台台面上的绿色粗呢，已经完全褪色，就像一个老乞丐似的枯槁、苍白。写字台上放着许多大捆大捆的文件，有的上面标有“指控”，有的（令我诧异）标有“诽谤”，有的则标有归属法庭的名称，如“主教法庭”“拱门法庭”“遗嘱案件法庭”“海事法庭”，以及“代表法庭”等。这让我看了大为纳闷，这儿总共到底有多少法庭呢，得花多长时间才能把它们全都弄清楚呀。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口供的笔录，一大本一大本的，装订得都很结实。分套捆在一起，每案一套，仿佛每一案都是十卷或二十卷的历史。我想这一切看来都很费钱，因此使我觉得，代诉人这个行业是很惬意的。我正在看着这些和许多类似的东西，越看越得意时，忽然听到外屋有急促的脚步声，身穿白毛皮镶边黑袍的斯潘洛先生，匆匆忙忙地进来了，一面走，一面摘下帽子。
他是一位淡黄头发的小个子绅士，穿了双无可挑剔的皮靴，有着极硬的白领饰和衬衫领子。全身的纽扣都扣得整齐妥帖；他的连鬓胡子卷得很精致合适，一定花了他很大的工夫。他的金表链是那么又粗又沉，使我看了不免想入非非，觉得他应该有金店门前挂的那种强壮的金胳臂才行，那样才能把表从口袋里掏出来。他的装束打扮一丝不苟，样样僵直硬挺，因而身子几乎弯不下来，当他在椅子上坐下，为看桌子上的一些文件要转动身子时，他只能像潘趣一样自脊椎的尾骨以上整个儿转动。
我先前已由姨婆作过介绍，斯潘洛先生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他说：
“这么说，科波菲尔先生，你真想加入我们这一行？前几天我有幸会见你姨婆，”说到这儿，他身子往前一俯——又做了一次潘趣——“当然，我无意中提到，我们这儿恰好有一个缺额，有幸承特洛伍德小姐说起，她有一位她很疼爱的侄孙，想为他找一份有身份有地位的职业。现在，我相信，我有幸跟她这位侄孙——”说到这儿，他又做了一次潘趣。
我鞠了一个躬，承认就是我，同时说，我姨婆跟我提起，有这样一个机会，我相信，我会很喜欢。我说，对这一行，我是很倾心的，所以立即就接受了这个提议。但是，我还不能绝对保证喜欢这一行，我还得对这有更多了解。虽然这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不过我觉得，在一无改悔地投身其中之前，最好还是有机会让我先试一试，看看我对这一行到底有多喜欢。
“哦，当然！当然！”斯潘洛先生说，“在我们这个事务所里，通常都给一个月——一个月的试习期。在我个人来说，给两个月——三个月——其实，即便不拘期限，也是没有关系的——不过，我还有一位合伙人，乔金斯先生。”
“学费，先生，”我问道，“是一千镑吗？”
“学费，包括印花税，是一千镑，”斯潘洛先生，“我已跟特洛伍德小姐说过，我这人是从不在金钱上计较的，我相信，很少有人能像我这样。不过乔金斯先生在这类事情上，有他自己的主张，我不能不尊重他的意见。简单地说吧，乔金斯先生认为，一千镑还太少哩。”
“我想，先生，”我仍想替姨婆省点钱，说，“这儿也许还没有这种规矩，要是一个签约的见习文书特别能干，对这一行完全精通时——”说到这儿，我不由得脸红了，因为这话听起来太像是夸奖我自己了——“我想，这儿还没有这种规矩吧，就是说，在他签约期内的后几年，允许给他一点——”
斯潘洛先生费了很大的劲，把他的头从硬领饰中伸出到可以摇动的部位，然后摇了摇头，他已预料到我要说出“薪水”这个词，回答说：
“没有这个规矩。要是我能做主的话，我本人对这一点有什么看法，我就不用说了。乔金斯先生的主张是绝对改动不了的。”
这位可怕的乔金斯先生，让我一想起来就惊恐万状。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他其实是个性情温和、外表忧郁的人，在这个事务所里，他始终置身幕后，只是老让人假他的名，把他说成是个人类中最顽固不化、最冷酷无情的人。要是有个雇员要求加点薪水，乔金斯先生坚决不予理睬。要是有个当事人迟付诉讼费，乔金斯先生会坚决要他立即付清。尽管这类事会使斯潘洛先生感到多么于心不忍（他总是这样），但是乔金斯先生死也不肯放松。天使斯潘洛的心和手一直都是张开的，可是让魔鬼乔金斯给管住了。直到后来，到了我年纪大一点时，我才想到，我亲自经历过的，还有另外一些单位和机构，那儿的人也是用斯潘洛—乔金斯事务所的这种手法来办事的！
当时我们就讲定，我可以随意在什么时候开始我那一个月的试习期，我姨婆也不必待在伦敦，一个月试习期满后，她也不必再来，因为以我为主体签订的合约，可以寄到家里让她签字。商量到这里，斯潘洛先生提议马上就带我去法庭，让我看看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由于我也很想知道这一情况，我们便起身去看法庭了，让姨婆留下。她说，她可信不过那些地方，我想，她这是把所有法庭都看成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厂了。
斯潘洛先生带我走过一个砖石铺地的院子，院子四周是整齐的砖房，从门上标着的那些博士的名字来推断，这些就是斯蒂福思对我说的那些学问渊博的辩护士们的官邸了。我们穿过这个院子后，进了位于左首的一间阴森森的大房间，我觉得这很像个小教堂。屋子的上首一头，有栏杆隔开，里面有一个马蹄形的台，台两侧老式舒适的餐厅椅上，坐着几位穿红色长袍、戴灰色假发的绅士。我发现他们就是前面提到的博士。在马蹄形台的弯曲处，上面有一张讲台似的小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位半闭着眼睛的老绅士。要是我在鸟棚里看到他的话，准会把他当成一只猫头鹰的。可是我听说，原来他就是首席法官。在马蹄形台子凹进的部分，也就是说跟地面差不多高的地方，有几位跟斯潘洛先生同样级别的绅士，他们也都穿着白毛皮镶边的黑色长袍，坐在一张绿色的长桌后面。他们的领饰都又硬又挺，我觉得他们看上去都很神气。不过后来我发现，说他们神气，实在是冤枉了他们，因为当他们中的两三位，站起来回答首席法官的问话时，我从来没见过比他们更温顺的人了。作为代表旁听审判的，只有一个围围巾的男孩，和一个偷偷从口袋里掏面包屑吃的破落户，他们正在法庭中央的一个火炉旁烤火。打破这儿死气沉沉冷寂气氛的，只有火炉发出的吱吱声和一位博士的说话声。这位博士正在整整一图书馆的证据中漫游，偶尔停下来发表一点议论，就像长途旅行中在路边的小客栈里停下休息一下似的。总之，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参加过像这般舒适安逸、昏昏欲睡、古色古香、忘记时间、脑疲眼乏的小小家庭聚会。我心里想，如果得以加入，不管担任什么角色，都是十分舒服的，让人有如吸鸦片之感——只是别作一个打官司的当事人。
对于这个隐蔽之地，如梦似的情景，我感到非常满意，就对斯潘洛先生说，看过这儿就够了，于是我们就回到事务所，然后就跟姨婆一起离开博士公堂。当我们走出斯潘洛—乔金斯事务所时，我感到自己非常年轻，因为那些文书雇员都用笔互戳，朝我指指点点。
我们回到了林肯法学院广场，一路上没有遇到什么新的意外，只有一头拉小贩果、菜车的倒霉驴子，引起我姨婆痛苦的联想。平安回到旅馆后，我们又就我的计划作了一番长谈。我知道姨婆急于想回家，火警、饮食、扒手全都苦恼着她，使她在伦敦不得有半个小时的安宁。所以我劝她不必为我放心不下，让我独自留下来自己照顾自己好了。
“虽然，到明天，我来这儿还不到一个星期，不过我也一直都在考虑这个问题，我亲爱的，”姨婆说，“在阿戴尔菲区有一小套带家具的公寓要出租，特洛，给你住再合适不过了。”
她说了这几句简短的开场白后，就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小心地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广告，上面说，阿戴尔菲区的白金汉街有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出租，精致合宜俯视河景，适合作年轻绅士——不论是否为法学会成员——之幽雅住所，租金低廉，立时即可迁入。如因条件所限，仅住一月亦可。
“哦，这正是我要找的，姨婆！”我说道，想到我能独住一套房间，好不神气，脸都红了。
“那就走吧，”姨婆回答，立刻戴上她一分钟前刚摘下的帽子，“我们去看看。”
我们就去了。广告上说租房可找同一幢屋的克拉普太太，于是我们就拉门铃，以为就能通知到克拉普太太。可是直到我们一连拉了三四次门铃，才好不容易使她跟我们见面。她终于出现了，是个粗壮高大的女人，穿一件紫花布长袍，下面露出法兰绒衬裙的荷叶边。
“请你让我们看看你那套要出租的房间，太太。”姨婆说。
“是给这位先生住吗？”克拉普太太说，伸手到口袋里掏钥匙。
“是的，给我的这个侄孙住。”我姨婆说。
“那套房间给这位先生住真是太好了！”克拉普太太说。
于是我们上了楼。
这套房间就在这幢房子的顶层——这是我姨婆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离太平门近——有一个半明半暗的小门厅，你在这儿几乎看不清东西，有一间黑暗的小食具间，这儿什么也看不见，还有一间起居室，一间卧室。家具相当旧，不过对我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果然，窗外就是泰晤士河。
既然我喜欢这地方，我姨婆和克拉普太太就退到食具间里去讨论租金的事了，我则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几乎不敢奢望自己居然有幸能住上这样一套高贵的房间。经过一段时间一对一的格斗后，她们回到了起居室，我从克拉普太太和我姨婆的脸上看出，租约已经订好了。我大为高兴。
“这些家具，都是前一位房客的吗？”我姨婆问道。
“没错，是他的，太太。”克拉普太太回答。
“他怎么了？”我姨婆问。
克拉普太太突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她一面咳，一面费劲地断断续续说，“他在这儿病了，太太，后来——咳！咳！咳！哎呀，我的天！——他死啦！”
“喂！他怎么死的？”我姨婆问道。
“嘿，他呀，太太，喝酒喝死的，”克拉普太太像说悄悄话似的低声说，“还有烟。”
“烟？你说的不是烟囱的烟吧？”我姨婆说。
“不是的，太太，”克拉普太太说，“是雪茄烟和烟斗。”
“不管怎么样，特洛，这不会传染。”我姨婆转向我说。
“当然不会。”我说。
简单地说，我姨婆看到我这样喜欢这套房间，就租了一个月，到期后可续租十二个月。克拉普太太要供应床单、桌布，负责我的饮食；至于所有其他的必需品，也都已全部齐备。克拉普太太则明白表示，她要永远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来对待我。我决定后天就搬来住。克拉普太太说，谢天谢地，她这回可找到一个她可以照顾的人儿了！
我们在回旅馆的路上，我姨婆对我说，她坚信，我将要过的这种生活，一定会使我增强坚定精神和自立能力，而这正是我所需要的。第二天，我们忙着安排怎样把放在威克菲尔先生家的衣服和书籍运来伦敦的事，在这中间，她又把前面说的那番话重复了好几遍。关于运衣服、书籍的事，以及我这次度假的全部情况，我给爱格妮斯写了一封长信，请姨婆带去，因为姨婆明天就要回去了。有关的一切细节，我就不必在这儿赘述了，我只需补充一句：在我试习的这个月里，一切可能需要的开支，姨婆都给足了钱。斯蒂福思没有在她走之前来，这使我和姨婆都大失所望。我看到她安然地坐在开往多佛的公共马车上，想到那些乱闯的驴子就要倒霉了，心里感到很高兴；珍妮特就坐在她的旁边。马车走了之后，我转脸朝向阿戴尔菲，想起了从前我经常在那些地下拱门一带闲逛的日子，也回味着把我带到上层来的种种幸运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