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先到那家罗马浴室洗了个澡，然后动身前往海盖特。我现在已经不再垂头丧气。我不怕穿破旧的衣服，也不想骑灰色的骏马了。对于我们最近的不幸，我的整个态度已经完全改变。我现在要做的是，向我的姨婆表明，她过去对我的恩德，并没有白白地给了一个麻木不仁、忘恩负义的人。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我小时候所受的痛苦磨炼变成本钱，下定决心、一心一意地做好工作。我现在要做的是，手握樵夫的斧头，在困难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开辟出一条到达朵拉身边的路来。于是我的脚步便轻快起来，仿佛用走路就能完成这些事一般。
我走上了熟悉的前往海盖特的大路，想到这条路跟我的联系，过去我追求的是欢乐，现在我从事的使命，跟过去有着多大的不同，好像我的整个人生都变了。不过这并没有使我气馁。有了新的生活，就有了新的目标、新的志向。劳动量是巨大的，报酬可是无价的。朵拉就是报酬，而朵拉是我非得到不可的。
我如此激动万分，居然为我的外衣不够破旧而感到惆怅。我渴望在困难的丛林中披荆斩棘，在那种景况下证明我的实力。路上，有个戴着铁丝护目镜的老头儿，正在那儿砸碎铺路石，我真想借用他的锤子砸上一会，作为在花岗岩上开出一条通向朵拉之路的第一步。当时我兴奋得全身发热，上气不接下气，觉得自己已经挣到不知多少钱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走进了一座招租的小房子，细细察看了一下——因为我觉得，做人必须讲究实际。这房子给我跟朵拉住，真是再好也没有了；房前有一个小花园，正好可以给吉普在里面跑动，让它隔着栅栏朝行贩吠叫；楼上最好的一个房间，就给姨婆住。我走出那座小房子后，身上就更热了，脚步也更快了，就像赛跑似的，一口气跑到了海盖特。可是由于跑得太快，早到了一个小时。不过，即使没有早到，我也非散一会儿步不可，至少在见人之前，我得先让自己冷静下来。
作好必要的准备后，我第一件得办的事是找到斯特朗博士的家。他并没有住在斯蒂福思太太住的那一带，而是住在这个小镇的另一个相反方向的地区。弄清楚这一点之后，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把我吸引回斯蒂福思太太家旁边的一条小巷里，从她家花园的墙角处往里张望了一会儿。斯蒂福思房间的门窗关得紧紧的，温室的门敞开着，罗莎·达特尔，没戴帽子，在草坪旁一条石子铺的小径上来回走着，步子快速而急躁，给我的印象是，像只铁链拴住的猛兽，只能在链子长度能及的范围内来回走动，渐渐地耗尽它的心力。
我悄悄地从窥探的地方走开，还特意躲开邻近的一带，真希望没有来这儿，我一直溜达到十点钟。现在，那儿的小山顶上已建起一座有细高尖塔的教堂，可当时还没有教堂向我报时。那个位置原本是一座红砖砌的大房子，当时用作校舍。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能到那儿上学，一定是很好的。
我走到斯特朗博士住的房子近旁时——那是座很漂亮的老房子，从刚刚装修好的情况看，他在这座房子上好像花了一点钱——看到他正在花园里散步，裹腿也扎上了；好像打从我做他的学生那时候起，他就一直不停地散步似的。跟他在一起的，也还是他的那些老伙伴。因为附近有许多大树，草地上有两三只白嘴鸦在打量着他，仿佛坎特伯雷的白嘴鸦给它们来过信，讲起过他，因而它们才这样专心地在观察他。
我知道，离开这么远要想引起他的注意，是没有希望的。所以我就大着胆子，推过栅栏门，跟在他后面。这样一来，待他转过身来，就能跟他见面了。当他转过身来，朝我走过来时，有一会儿工夫，只是凝神望着我，显然，他没有想到是我。接着，他慈祥的脸上，露出了异常高兴的神情，双手一齐握住了我。
“哦，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博士说，“你长成大人了！你好吗？看到你，真让我高兴。我亲爱的科波菲尔，你多有出息啊！你真是非常——不错——哎呀！”
我向他问了好，也问候了斯特朗太太。
“哦，很好！”博士说，“安妮也很好！她见了你也会很高兴的。她一直就喜欢你。昨天晚上，我把你的信给她看时，她就是这样说的。还有——对了，毫无疑问——你一定还记得杰克·麦尔顿先生吧，科波菲尔？”
“完全记得，先生。”
“当然，”博士说，“一定记得。他也很好。”
“他回国了吗，先生？”我问道。
“你是说从印度回来吗？”博士说，“回来了。杰克·麦尔顿先生受不了那儿的气候，亲爱的。还有马克勒姆太太——你没有忘记马克勒姆太太吧？”
怎么会忘记那位“老兵”呢！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马克勒姆太太，”博士说，“为了他的事，那可怜的人，烦透了；因此我们又把他弄回国来了；我们花钱给他谋到了一个专利局的小差使，这对他来说适合多了。”
对于杰克·麦尔顿的为人，我颇为了解。因而从这点推测，这一定是个工作不多、报酬颇丰的差使。博士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来回地走着；他慈祥的脸上带着鼓励的神情看着我，接着说：
“哦，我亲爱的科波菲尔，说到你提议的事，我得说，我的确非常满意，十分赞同。不过你难道不觉得，你可以找个好一些的工作么？你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时，已经有了出众的成就。你能胜任很多重要的工作呢。你已经打好了基础，什么样的高楼大厦都可以往上建了。现在，把你一生的青春年华，用来做我能提供给你的这种小事，不可惜吗？”
我又开始激动得热乎乎起来，竭力提出我的请求，表述时用的语气恐怕都有点过火了。我提醒博士，我已经有了一个专业。
“对了，对了，”博士说，“这话没错，你确实已经有了专业，而且正在学习，这就不同了。不过，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一年七十镑又顶得了什么呢？”“能使我们的收入增加一倍，斯特朗博士。”我说。
“哎呀！”博士回答，“真想不到！我并不是说，一年限定只有七十镑，因为我总是这样想的，另外还要给我聘用来的任何青年朋友，送点礼物。毫无疑问，”博士仍把一只手搭在我的肩上，来回走着说，“我总是把每年送点礼的事放在心上的。”
“我亲爱的老师，”我说（这会儿可真的不是胡说），“你对我的恩情太多了，我永远也报答不完——”
“快别这么说，快别这么说，”博士拦住我的话，说，“这话我不敢当！”“我有的时间是早上和晚上，要是你认为这对你合适，而且认为值得一年付七十镑的话，你就帮了我无法形容的大忙了。”
“哎呀！”博士天真地说，“真想不到，这么点钱能顶这么大的事！哎呀，哎呀！要是你另有更好的差使时，你就去做，好吗？你的话可得算数，嗯？”博士说——对我们这些学生，他老爱用这样的话，严肃地激励起我们的自尊心。
“当然算数，先生！”我照以前在我们学校里时的样子回答说。
“那就这样说定了！”博士拍拍我的肩膀说，手仍搭在我的肩膀上，我们还是来回走着。
博士停下脚步，又微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带着让人看了非常高兴的得意神情，仿佛我已经洞彻人类最深邃的智慧似的，提高嗓子说道，“我亲爱的年轻朋友，你说对了，正是编词典的工作！”
怎么有可能是别的什么工作呢！他的口袋里，也跟他脑子里一样，装的全是词典的材料。从他身上四面八方冒出来的，也是这个。他告诉我说，他从教书生涯退休以来，他的词典汇编工作进展顺利。我提议的早晚工作，对他再合适也没有了，因为白天他习惯于一面散步，一面思考。他还说，由于杰克·麦尔顿先生最近曾自告奋勇，偶尔帮他做做誊抄工作，而他又不习惯做这种事，所以他的稿子有点凌乱；不过我们很快就能把稿子整理好，可以得心应手地继续进行下去。后来，当我们正式开始工作时，我才发现，杰克·麦尔顿先生费的那些力气，比我原来想的要麻烦多了；因为他誊抄的稿子不仅错误很多，而且还在博士的原稿上画了许多士兵和妇女的头像，弄得我常常陷入迷惑费解的迷宫之中。
博士想到以后我们能在这项了不起的工作上合作，十分高兴，于是我们约定第二天早上七点钟就开始。我们要在每天早晨工作两个小时，每天晚上工作两三个小时。星期六不工作，我休息。星期天，我当然也休息。我觉得，这样的工作安排，条件是很宽的。
我们的计划这样安排使得双方都满意后，博士就带我进屋去见斯特朗太太。我们发现她正在博士的新书房中，给他的书本掸灰尘——这是一种特权，博士是从来不允许任何别的人，去碰他那些神圣的心爱的书本的。
为了我，他们把早饭推迟了，于是我们一块儿在餐桌旁坐了下来。坐了没多久，我还没听到有人来的声音，就从斯特朗太太的脸上看出有人来了。跟着就有一位先生骑马来到栅栏门前；他下了马，把缰绳绕在胳臂上，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把马牵进一个小院子，拴在空车库墙上的一个铁环上，手里拿着马鞭，走进了早餐室。来的是杰克·麦尔顿先生；我认为，印度之行，根本没有使麦尔顿先生有所长进。不过，当时对不肯在困难的丛林中披荆斩棘的年轻人，我是深恶痛绝的，所以我的印象，是该打相当折扣的。
“杰克先生！”博士说，“科波菲尔在这儿！”
杰克·麦尔顿先生跟我握了手。可是我觉得，他不但不很热情，而且还带有一种懒洋洋的给我赏脸的神气，对此，我心里暗自感到非常不快。不过，他的这种懒洋洋的神气实在是够瞧的，只有跟他的表妹安妮说话时，他才不是这样。
“你吃过早饭了吗，杰克先生？”博士说。
“我几乎从来不吃早饭，先生，”他坐在一张安乐椅上，把头往后一靠，回答说，“我觉得早餐让我讨厌。”
“今天有什么新闻吗？”博士问。
“什么新闻也没有，先生，”麦尔顿先生回答，“有一条报道说，北方的人因为挨饿，有不满情绪；不过，不管什么地方，总是有人挨饿，有不满情绪的。”
博士的神情显得严肃起来，好像想换个话题似的，说，“那么，这是说什么新闻都没有了。人们说，没有新闻就是好新闻。”
“报上还有篇报道，先生，是关于谋杀的，”麦克顿先生说，“不过，总是会有人给谋杀的，所以我没有看。”
对于人类的一切活动和感情，显得无动于衷，我觉得，在当时并没有像后来那样被人看作是一种高贵的品质。我知道，打那以后，这种态度非常时髦。我曾见过，有人把这种态度表现得非常成功，我见过一些时髦的男女，他们好像生来就是毛虫似的。也许因为我是初次见到，所以当时麦尔顿先生的这种态度，给我的印象更加深刻。不过杰克·麦尔顿先生的这种态度，丝毫没有使我提高对他的尊敬，也没有加强我对他的信任。
“我是来问安妮今晚想不想去看歌剧的，”麦尔顿先生说着，把头转向安妮，“这是这一季里最后一个晚上的好戏了，有一位歌唱家，她真该去听听；她唱得真是好极了；她不但唱得好，而且还丑得迷人。”说完，他重又恢复懒洋洋的样子。
凡是能使他那位年轻太太高兴的事，博士全都感到高兴，于是他就转向他太太说：
“你一定得去，安妮。你一定得去。”
“我不想去，”她对博士说，“我情愿待在家里。我非常愿意待在家里。”
她没朝她表哥看一眼，便转身跟我谈起话来，问我爱格妮斯怎么样，她能不能见到她，哪一天她会不会来看她。她显得那么不安。我感到奇怪，正在烤面包上涂奶油的博士，竟连这样明显的情况都看不出来。
可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出，他只是和蔼地对她说，她是个年轻人，应该去开开心，逗逗乐，决不应该让一个呆板的老头子弄得自己也呆板起来。他还说，他要她唱那个新歌手的歌给他听，要是她不去，她怎么能唱呢？就这样，博士坚持为她作了这一安排，并且要杰克·麦尔顿回来吃晚饭。事情安排停当后，麦尔顿先生就走了，我想，是去他的专利局了。反正他骑马走了，样子特别显得懒洋洋。
第二天，我急于想知道她到底去了没有。她没有去，而是派人去伦敦谢绝了表兄的看戏邀请，下午就出门去看爱格妮斯了，还拉了博士跟她一起去。博士告诉我，他们是穿过田野徒步回家的，因为那天晚上天气晴朗宜人。当时我心里想，要是爱格妮斯不在伦敦，她是不是会去听歌剧呢！爱格妮斯是不是对她也产生了一些好的影响！
我觉得，她看上去并不很快活，不过她的脸显得很善良，要不就是虚伪了。我时常朝她瞥上一眼，因为我们在工作时，她总是坐在窗口。她还为我们准备早饭，我们就一面工作，一面匆忙地吃上几口。九点钟我走的时候，她跪在博士脚旁的地上，为他穿鞋，裹护腿。一些绿色的枝叶低垂在矮房敞开的窗口，在她的脸上投下淡淡的阴影。我在去博士公堂的路上，一直想着，那天晚上博士在看书时，她仰着脸看他的情景。
现在我很忙了，早晨五点就起床，晚上九或十点钟才回家。不过我这样从早忙到晚，却感到极大的满意。从来不为任何原因慢慢走路，热切地觉得，我越疲劳，就越对得起朵拉。我还没有把我这种改变的景况告诉过朵拉，因为再过几天她就要来看米尔斯小姐，我打算到那时再告诉她一切。我只在信里（我们所有的信都由米尔斯小姐暗中代转）对她说，我有许多话要跟她讲。这段时间，我润发油已用得很少，香皂和香水，就完全不用了；我还用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三件背心，因为那样的背心，在我现在这样艰苦的生活中，显得太奢侈了。
我采取了这种种措施，还不满意；我心热如火，急于想找更多的事做，于是便去见特雷德尔。他现在住在霍尔本区城堡街一所房子的低矮挡墙后面。狄克先生已经跟我一起去过海盖特两次，重新跟博士做起了朋友。这回去看特雷德尔，我又带上了他。
我带上狄克先生，是因为姨婆的厄运使得他痛苦不堪，而且他真诚地相信，我现在的工作，比划船的奴隶或监狱里的囚犯还要劳苦，而他却一点帮不上忙，因此非常烦躁忧郁，弄得精神沮丧、食欲不振。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要写成那个呈文，比从前更加不可能了。他越是想卖力地写那个呈文，查理一世那颗倒霉的脑袋越是要掺和进来。要不是出于好心哄骗他一下，让他相信自己还有用，或者使他真正有用（那就更好），我真害怕他的病会越来越重；所以我就决定去问一问特雷德尔，看看他能不能帮我们一点忙。去之前，我先给他写了一封信，对他说了发生的一切。特雷德尔给我回了一封非常关心的信，表达了他的同情和友谊。
我们发现他正在忙着笔墨工作。斗室的一角摆着那只花盆架和小圆桌，这使得他得以精神振作。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跟狄克先生一会儿就成了好朋友。狄克先生一口咬定说，他从前见过特雷德尔。我们两个都说，“这很有可能。”
我想跟特雷德尔商量的第一件事是这样：我听人说，各界的许多成名的人，都是从报道国会辩论开始他们的事业的。特雷德尔以前曾对我提起过，说从事新闻事业是他的希望之一。我把这两件事合在一起，在信里问过特雷德尔，我希望知道，怎样才能取得做这种事的资格。这会儿特雷德尔告诉我说，据他打听到的结果，要想做得出色，除了少数例外，单是学会必要的刻板技能，也就是说，要精通速记和阅读速记的秘诀，就跟通晓六种语言那么艰难。要是孜孜不懈，持之以恒，也许花几年时间可以达到目的。特雷德尔有理由相信，这么一说，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不过我却觉得，这儿确实有几棵大树需要砍倒，我得下定决心，立即拿起斧头，在这片荆棘丛生的密林中，砍出一条通向朵拉的路来。
“我非常感谢你，我亲爱的特雷德尔！”我说，“我明天就开始。”
特雷德尔露出惊诧的样子，这也难怪；不过他对我当时大为欣喜的心情，还一无所知。
“我要买一本系统讲述这种技能的书，”我说，“在博士公堂里学习，我在那儿的时间几乎有一半是空着的。我要先记录我们法庭里的辩论，作为练习——特雷德尔，我亲爱的老朋友，我一定要精通这种技能！”
“哎呀，”特雷德尔把眼睛睁得大大的，说，“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个这样有决心的人，科波菲尔！”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想得到，因为连我自己都是刚想到的呀。我放下这件事，提出狄克先生的事来。
“你知道，”狄克先生满怀渴望地说，“我真盼望自己能出点力，特雷德尔先生——盼望自己能打打鼓——或者是吹吹号什么的！”
可怜的人！我毫不怀疑，比起别的事儿来，他打心眼里更喜欢做这类事。特雷德尔是个怎么也不会讥笑别人的人，他平静地回答说：
“听说你的字写得很好，先生。你不是跟我说过吗，科波菲尔？”
“没错，写得好极了！”我说。的确是这样。他的字写得非常工整。
“要是我给你找个抄写的工作，先生，”特雷德尔说，“你看你愿意干吗？”
狄克先生没有主意地朝我看着，说：“你说怎么样，特洛？”
我摇摇头。狄克先生也摇摇头，而且还叹了口气。“你跟他说说那个呈文的事吧。”狄克先生说。
我对特雷德尔解释说，要叫狄克先生在文稿中不写进查理一世，非常困难。这时，狄克先生神态严肃、毕恭毕敬地看着特雷德尔，一面吸吮着大拇指。
“不过，你知道，我说的是抄写已经写好的文稿，”特雷德尔想了想，说，“狄克先生完全不用再动脑子去起草。这跟自己写文章不是不同的吗，科波菲尔？不管怎么说，反正先试一试，好不好？”
这给了我们新的希望。特雷德尔跟我撇开狄克先生，交头接耳研究了一番，狄克先生坐在椅子上焦急地看着我们。我们商量出一个方案，第二天就按这一方案让狄克先生开始工作，结果非常成功。
在白金汉街我的寓所窗前的一张桌子上，我们摆好了特雷德尔为他弄来抄写的文件——是一份关于通行权的法律文件，抄多少份我忘记了——在另一张桌子上，我们又摊开他那份伟大呈文最后的、尚未完成的原稿。我们关照狄克先生，他必须一字不差地照抄面前的那份文件，不许有一丁点儿改动；要是他脑子里有点动起要提查理一世的念头时，他就得赶快跑到摊着呈文的那张桌子那儿。我们告诫他，对这一点一定要坚决，还安排姨婆在那儿看住他。后来姨婆告诉我们说，开始狄克先生像个打鼓的人似的，不断地两面分心，后来发现这样一来会把心思搞乱，而且也极易疲劳。而且那文件清清楚楚地摆在他的眼前，所以没过多久他就坐在那儿，按部就班地认真抄起文件来，把呈文留到更适当的时候去起草了。总之，虽然我们非常小心，不让他抄得太多，以免影响他的健康，虽然他不是一星期的头一天就开始抄写，但是到了星期六的晚上，他还是挣了十先令九便士。而且在我有生之年，我永远忘不了，他怎么跑遍了附近的店铺，把这笔钱全都换成了六便士的辅币，在盘子里摆成一颗心的形状，献给我姨婆，眼中含着快乐和得意的眼泪。打从他做这件有用的工作起，他就像有一道灵符神咒保佑着似的；在那个星期六的晚上，要是说世界上有个幸福的人，那就是这个满怀感激的狄克先生，这个把我姨婆看成是最了不起的妇女，把我看成是最了不起的年轻的人了。
“这下不会挨饿了，特洛，”狄克先生在一个角落里跟我握着手，说，“我来养活她，先生！”说时十个手指在空中使劲挥动，好像这是十家银行似的。
我不知道我们两人中谁更开心，特雷德尔呢还是我。“哎呀！”特雷德尔突然说道，一面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来，交给了我，“我把米考伯先生完全给忘了！”
这封信（米考伯先生从来不错过写信的机会）是写给我的，“敬烦法学院内院托·特雷德尔先生转交”。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科波菲尔：
当你得悉我的命运已出现某些转机的消息时，大概不会觉得意外吧。因为以前我们晤面时，我可能已经对你提过，我正在等待这种机缘的到来。
我即将在我国得天独厚之岛上的一城镇立足（该地的社会可说是农业和宗教的和睦混合体），与学者专门职业之一发生直接关系。米考伯太太及我们的孩子，都将伴我同行。今后我等的尸骨或将长眠于一巍峨古建筑附属之墓地中；此城镇即以此建筑驰名，我若说，其声名传播之广，从中国到秘鲁，也不为过吧？
我等一家寄居在这一现代巴比伦期间，经历了种种沧桑，但我自信并无不光彩之处。在这告别之时，米考伯太太和我心里都不能不想到，今后也许要跟一位和我们家庭生活的祭坛有密切联系的好友，多年或永远分离。在此离别的前夕，你如能偕同我们的共同朋友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光临敝舍，互道此际应有的祝愿，你便是施惠于我了。
你永远的朋友
威尔金斯·米考伯
得悉米考伯先生已摆脱屈辱和痛苦的噩运，终于真的有了转机，我心里非常高兴。听到特雷德尔说，信中提到的邀请就在当天晚上，我立即表示，有幸受邀，一定参加；于是我们就一起前往米考伯先生以莫蒂默先生的名义租住的寓所；该寓所位于格雷法学会路起点附近。
这个寓所里的设备非常简陋，我们发现那对双胞胎已有八九岁，躺在起坐间的一张折叠床上；米考伯先生也在，正在用放在洗脸架上的一只大罐，调制他拿手的、他叫作“酿造物”的可口饮料。这一次，我很高兴，又能跟米考伯大少爷重叙旧谊。我发现他已经十二三岁了，看上去很有出息，他手脚没有片刻闲着的时候，这是他这个年龄的少年常见的现象。我还重新结识了他的妹妹，米考伯大小姐。据米考伯先生告诉我们说，在她的身上，“她的母亲又返老还童，像埃及神话中的长生鸟一样。”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你跟特雷德尔先生都可看出，我们就要移居了；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一些不方便的地方，还望你们原谅。”
我作了得体的回答，同时朝四周打量了一下，发现他们家的行李物件都已包扎好，行李的数量当然算不上多。我向米考伯太太祝贺生活有了转机。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太太说，“我完全相信，你对我们家的所有事情，都是很关心的。我娘家的人可能认为我们这是被充军流放，随他们去说吧。我是个妻子，也是个母亲，我决不会背离米考伯先生的。”
特雷德尔在米考伯太太目光的祈求下，感情激动地表示完全同意她的说法。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特雷德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这，这至少表明我对责任的看法。当年我说过‘我，艾玛，愿意嫁给你，威尔金斯’，这句话是不能反悔的，打那以后我就负起了这个责任。昨天晚上，我在昏暗的烛光下，重又念了婚礼仪式上的话，得出的结论是，不管什么时候，我都决不能背离米考伯先生。而且，”米考伯太太说，“即使我对婚礼仪式上的话看法可能错了，我也永远不背离米考伯先生！”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耐烦地说，“我决不认为你会做出那种事来的。”
“我知道，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太太接着说，“现在我要到人地两生的地方去碰运气了；我也知道，虽然米考伯先生用最有礼貌的言词，给我娘家的那些人写了信，告知我们的这一情况，可是他们对米考伯先生的信，丝毫不加理睬。也许我真的是迷信，”米考伯太太说，“不过我觉得，米考伯先生不管写多少信，好像命中注定，他的信永远都得不到回答的。我从我娘家人保持缄默的态度里，可以猜出，他们是反对我们作出的这种决定的。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我决不会让自己不尽职责，即使我爸爸和妈妈还活着，我也不会让他们引我走上歧途。”
我表示意见说，这是正确的方向。
“蛰居在一个有大教堂的城市里，”米考伯太太说，“也许是一种牺牲。不过，科波菲尔先生，要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那对像米考伯先生这样有才华的人来说，更是一种牺牲了。”
“哦！你们要去有大教堂的城市？”我问道。
这时，一直在从洗脸架上的罐子里给我们倒酒的米考伯先生回答说：“去坎特伯雷。事实上，亲爱的科波菲尔，我已经安排好了；根据这一安排，我跟我们的朋友希普已经订了合约，我要尽力协助他，为他服务，做——做——他的机要文书。”
我直瞪着米考伯先生，他看我吃惊，大为得意。
“我理当告诉你，”他一本正经地说，“主要是因为米考伯太太有办事的经验，能提出好主张，所以才有这样的结果。米考伯太太以前曾提出，用登广告的形式向社会挑战，这次我的朋友希普出来应战了。于是我们就得以相互认识。说到我的朋友希普，”米考伯先生说，“他是一位非常聪明机灵的人；提到他时，我总要尽一切可能对他表示敬意。我的朋友希普，暂时还没有把我的正式薪水定得太高，不过他已经把我从经济困难的压力下解脱出来，根据我的劳动价值来定了，在这方面他出了很多力。我把我的信心和希望全都系在我的劳动价值上了。而我正好具有的这种机灵和才智，”米考伯先生带着他素来的绅士派头，夸张地自谦说，“就要用来为我的朋友希普效劳了。我已经有了一些法律知识——做过民事诉讼案中的被告——我还要马上把一位英国最卓越、最出色的法学家的《释义》仔细钻研一番。我指的法学家是布莱克斯通法官先生，我相信这就不需要补充说明了。”
这一番话，实际上那天晚上说的大部分话，都被米考伯太太和米考伯大少爷打了岔；因为米考伯太太发现米考伯大少爷时而坐在自己的靴子上，时而像是脑袋要裂开似的用双手抱着，时而在桌子底下用脚踢特雷德尔，时而两脚不断上下换位置，或者伸得老远，不成样子。有时还发现他侧着身子躺着，头发摊在酒杯之间，再不就手舞足蹈，动个不停，弄得在场的人很不舒服。当他的这些举止被母亲发现说他时，他就大发脾气。在这段时间，我一直坐在那儿，对米考伯先生透露出来的消息，感到非常诧异和困惑不解，不知道他用意何在。直到米考伯太太重又接上这个话题，我才把注意力转到她身上。
“我特别要米考伯先生当心的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说，“千万不要因眼下屈居法律的旁枝低蔓，就忽视自己最后能攀登到树顶的能力。我相信，米考伯先生凭着他那丰富的才智，加上流利的口才，正适合这一行，只要他专心去做，一定能出类拔萃。比如说，特雷德尔先生，”米考伯太太显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做上法官，或者甚至是大法官。一个人做了像米考伯先生现在接受的这种职务，不至于就没有升上高位的可能了吧？”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着，带着探询的神色，朝特雷德尔看着，“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我们还多着哩！”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回答说，“不！你这一辈子的错误，就是看得不够远。即使你不想为自己，也得要对得起你的家人。你也应该往你的才智能达到的最远处天边尽头看。”
米考伯先生一面咳嗽，一面喝着自己调的潘趣酒，神气极其得意——不过仍瞟着特雷德尔，好像要听听他是什么意见似的。
“呃，这件事，实在的情况是，米考伯太太，”特雷德尔婉转地对她说出真相，“我说的完全是如实的情况，这你知道——”
“正是，正是，”米考伯太太说，“我亲爱的特雷德尔先生，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尽可能如实和确切。”
“——实际的情况是，”特雷德尔说，“在法律界这一行，即使米考伯先生是个正式的律师——”
“正是这样，”米考伯太太说。（“威尔金斯，你老是这么瞟着眼睛，就要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跟那也不相干。”特雷德尔继续说，“只有出庭的大律师才有资格升到那种高位。米考伯先生没有在法学院读满五年，那他就不可能当出庭的大律师。”
“那么五年满了以后，米考伯就有资格当法官或大法官了。亲爱的特雷德尔先生，”米考伯太太带着她那最亲切的务实态度说，“我这样理解对吗？”
“那他就有资格了。”特雷德尔回答说，“有资格”三个字，他特别加重语气。
“谢谢你，”米考伯太太说，“这就很够了。如果真是这样，米考伯先生去做现在的这类工作，他的权益并不会因这受到损失，那我也就放心了。当然，我这说的是女流之辈的话，”米考伯太太说，“不过我从前在娘家时，常听我爸说起司法才能，我认为米考伯先生就有这种才能。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现在进了这一行后，他的这种才能一定会得到发挥，能使他取得出人头地的地位。”
我完全相信，米考伯先生凭着他那司法奇才的眼光，已经看到自己高居大法官的席位上了。他沾沾自喜地用手摸摸自己的秃头，带着一种卖弄的豁达姿态，说：
“我亲爱的，天命我们是不能预测的。要是我注定有戴法官假发的命，那我至少在外表上已经作好准备，”这是指他的秃顶说的，“来享受这份荣耀了。”米考伯先生说，“我并不为没有假发懊丧。我的头发脱落，也许还有特殊的意义哩。这很难说。我的打算是，亲爱的科波菲尔，我要教育培养我的儿子为教会服务；我不否认，我能靠他出名，也就很满意了。”
“为教会服务？”我问道，这当儿我还在想着乌利亚·希普的事。
“是的，”米考伯先生说，“他的头声很出色；他可以从参加教会唱诗班入手。我们在坎特伯雷居住，跟当地有了联系，毫无疑问，一旦大教堂的唱诗班有了空缺，一定有办法能让他补进的。”
我又朝米考伯大少爷看了一眼，我发现他脸上有一种表情，好像他的声音就在眉毛后面发出似的。当他唱《啄木鸟啄木歌》给我们听时（唱歌或者去睡觉，两者任他挑选），他的声音果然就从那儿发出。我们大大地夸奖了他一番后，又泛泛地谈了一些别的话题。我的景况发生变化的事，本来我拼命想不对米考伯夫妇说的，可后来还是忍不住对他们说了。听到说我姨婆陷入困境，他们竟那么高兴，那么舒心和适意，我简直没法形容。
我们的潘趣酒差不多喝到最后一巡时，我对特雷德尔提醒说，告别前，我们得祝我们的朋友健康幸福，在新的事业上取得成功。我请米考伯先生为我们斟满酒，接着按规矩为他们干杯。我隔着桌子和米考伯先生握了手，还吻了米考伯太太，来纪念这次重大的聚会。特雷德尔也学我的样，做了其中的第一项；至于第二项，他觉得他这个朋友交情还不够深，所以没敢冒昧仿行。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说着站起身来，把自己的大拇指一面一个，插进背心的口袋里，“我年轻时代的伙伴——如果许可我这样称呼的话——还有，我尊敬的朋友特雷德尔——如果你也许可我这样称呼的话——现在，请允许我代表米考伯太太、我本人，以及我们的子女们，对你们两位的这番好意，致以最热烈、最坚决的感谢。我们就要移居外地，去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米考伯先生说话的口气，好像要到五十万英里外去似的，“在此分离的前夕，我想我应该对我面前的两位朋友，说几句临别赠言。不过，有关这方面所有要说的话，我已经全都说了。现在，我就要投身于一门需要高深学识的职业，在里面做一名毫不足道的小卒；通过这个职业，不管我达到什么社会地位，我都将尽力不使它受到玷辱，米考伯太太也一定会使它更增光彩。在暂时的金钱债务压力下（举借时原想立即偿还，但因受种种情势影响，未能如愿），我无奈只好被迫戴上我生来就厌恶的装饰——我指的是眼镜——还不得不换上一个我不能称之为合法的姓氏。关于这一点，我要说的是，凄惨景象中的乌云已经散去，白昼之神重又登上山巅。下星期一下午四点钟，公共马车抵达坎特伯雷时，我的脚就要踏上故乡本土——我的姓，又是米考伯了！”
米考伯先生说完这番话后，重新坐下，神情严肃地一连喝下两杯潘趣酒，接着更加庄严地说：
“在这次离别之前，我还有一件事得做，就是要履行一项法律手续。我的朋友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有两次为了帮我的忙，在期票上给我‘具名作保’，要是我可以用这种普通的说法的话。第一张期票到期时，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简单地说吧——被我置于困境之中。第二张期票眼下还没到期。第一张期票的欠款数额，”说到这儿，米考伯先生掏出一个笔记本，仔细看了看，“我相信，为二十三镑四先令九便士半；第二张的款数，据我的记载，为十八镑六先令二便士。这两笔加在一起，要是我算得不错的话，为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现在请我的朋友科波菲尔替我核对一下，看我算得对不对？”
我照办了，发现完全正确。
“要是我离开首都，”米考伯先生说，“离开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时，不把这笔债务清理了，那这件事会重重压在我的心头，使我难以忍受。因此，我为我的朋友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拟好了一份文件，现在我手里拿的就是；通过这个文件，我所期望的目的就可以达到。现在我请求我的朋友托马斯·特雷德尔先生，收下我这张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这样，我就可以恢复我的人格尊严，又可以在我的同胞面前昂首阔步了，这是我很高兴的事！”
说完这段开场白后（这番话使他自己大为感动），米考伯先生就把自己的借据递到特雷德尔手中，同时祝他一生万事如意。我深深相信，不仅米考伯先生把这完全当成还了钱一样，就连特雷德尔本人，在他来得及细想之前，也弄不清这两者有什么不同。
凭着他的这番正直的举动，米考伯先生得以在同胞面前昂首阔步了。当他举着蜡烛照我们下楼时，他的胸膛仿佛都比原先宽出一半来了。我们分手时，双方都很激动。我把特雷德尔送到他寓所门口，然后独自一人回家时，我心里思绪纷繁，矛盾百出；在这混乱的思绪中，我想到，米考伯先生这人虽然靠不住，他却从来没有向我借过钱，这大概是因为他还记得，我做过他的小房客，他对我还多少心存怜悯吧。他要是对我开口，我断乎没有拒绝他的道义勇气。我完全相信，这一点他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因而这是值得对他赞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