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生活我过了一个月左右，那个装着木头假腿的人，开始拿着一个拖把，提着一桶水，一瘸一拐地到处走动了。我凭这一点推断，他这是在为克里克尔先生和同学们回校作准备了。我的推测没有错，因为没过多久，拖把就光顾到教室里，把梅尔先生和我赶出来了。有好几天，我们俩哪儿能待就在哪儿，能将就着怎么过就怎么过。这时，我们还经常遇见两三个以前很少露面的年轻女人，她们总嫌我们妨碍了她们。我们成天生活在飞扬的尘土中，弄得我老打喷嚏，好像萨伦学校是个大鼻烟壶似的。
一天，梅尔先生告诉我说，克里克尔先生当天就要回来了。晚上，吃过茶点以后，我又听说他已经回来了。睡觉以前，木腿人奉命带我去见他。
克里克尔先生住家的那部分房子，要比我们的这一部分舒适多了，他屋外还有一个幽静的小花园。看了我们的尘土飞扬的运动场，再看到他的花园，真让人心旷神怡。我们的运动场简直是一小片沙漠，我想除了双峰或单峰的骆驼之外，谁在那儿都不会感到舒适的。我去见克里克尔先生时，一路上直打哆嗦，就连感到那条过道显得很舒适，自己也觉得是件胆大妄为的事。我给带进去时，由于过于局促不安，连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几乎都没看见（她们母女俩也在客厅里），除了克里克尔先生，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克里克尔先生身材肥胖，身上挂着一串表链和纹章，坐在一张扶手椅里，旁边放着一个瓶子和一只玻璃杯。“哦！”克里克尔先生说，“这就是那位得锉掉牙齿的小先生！把他转过身来！”
木腿人把我转了个身，让克里克尔先生能看到我背上的木牌；让他看个够之后，又把我转了回来，要我面对克里克尔先生，自己则站在他的一旁。克里克尔先生满脸通红，眼睛很小，凹得很深，脑门上青筋毕露，小鼻子，大下巴。头顶已秃，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根头发，刚刚变白，看上去像是湿漉漉的，从两鬓相对梳过，在前额上交叉会合。不过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嗓子沙哑，说起话来声音很低。这一来，害得他说话很费劲，或者是他自己觉得说话提不起劲，从而使他那张本已愤怒的脸更加愤怒，本已粗大的青筋更加粗大。现在回想起来，怪不得觉得这是他最大的特点了。
“嗯，”克里克尔先生说，“关于这个小孩，有什么要报告的吗？”
“还不曾发现他有什么错，”装有木头假腿的人回答说，“他还没有机会呢。”
我觉得克里克尔先生感到很失望。不过我看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我这会儿才第一次看到她们，她们俩都很瘦，也很文静）并没有失望。
“过来，先生！”克里克尔先生说着朝我招手。
“过来！”木腿人也照他那样打着手势说。
“我有幸跟你继父认识，”克里克尔先生揪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意志很坚强。他了解我，我也了解他。你了解我吗？嘿？”克里克尔先生一面说，一面恶作剧地狠狠拧我的耳朵。
“还没有，校长。”我回答说，痛得直往后缩。
“还没有？嘿？”克里克尔先生照着说了一遍，“不过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嘿？”
“你很快就会了解的。嘿？”装有木头假腿的人也照着说了一遍。我后来才明白，因为他嗓门大，所以当克里克尔先生对学生训话时，他总是当他的传话人。
我当时吓坏了，就说，我希望会这样。在这段时间里，我的耳朵一直像火烧似的；他拧得太狠了。
“我得告诉你，我是个什么人，”克里克尔先生低声说，终于把我的耳朵放开了，可最后那一拧，直痛得我涌出了泪水，“我是一个鞑靼。”“一个鞑靼。”木腿人说。
“我说要干一件事，我就一定会去干它，”克里克尔先生说，“我说要干成一件事，我就一定要它干成。”
“——要干成一件事，我就一定要它干成。”木腿人重复说。
“我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克里克尔先生说，“是的，我就是这样的人。我要尽我的责任。这就是我要做的。哪怕是我自己的亲骨肉，”说到这里，他朝克里克尔太太看了看，“要是他不听我的，那就不是我的亲骨肉，我就把他撵走。那个浑蛋，”他问木腿人说，“又来过吗？”
“没有。”木腿人回答。
“没有，”克里克尔先生说，“他现在明白一点了，了解我的为人了。叫他离得远一点，我说，叫他离得远一点，”说着，克里克尔先生使劲拍了一下桌子，眼睛看着克里克尔太太，“他总算了解我了，这会儿你大概也有点了解我了吧，我的年轻朋友？你可以走啦。把他带走。”
我很高兴他打发我离开，因为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两人都在擦眼泪，我就像为自己一样，为她们感到难过。不过我心中还有一项请求，这事对我的关系太大了，我不能不提出来，尽管我说不准自己有没有这份勇气。
“要是你许可的话，校长——”
克里克尔先生低声问道，“嘿！什么事？”两眼直盯着我，好像要把我烧化了似的。
“要是您许可的话，校长，”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做了那件错事，心里的确很后悔，校长，您要是允许的话，在同学们回来之前，我是不是可以先取下背上的这块牌子——”
我不知道克里克尔先生是真要那么做呢，还是仅仅为了吓唬我，他听了我的话后，一下子从座位上跳了起来。我吓得连连后退，不等木腿人陪伴，一刻不停地跑回自己的寝室，看看没人追我，我便上了床，因为已到就寝的时候了。我躺在床上，整整哆嗦了两个来小时。
第二天早上，夏普先生回来了，他是一级教师，地位在梅尔先生之上。梅尔先生跟学生一起吃饭，而夏普先生正餐和晚餐都跟克里克尔先生同桌进餐。我觉得，夏普先生身体虚弱，看上去没精打采；他长着一个大鼻子，头总是偏向一边，仿佛有点太重，挺不住似的。他的头发倒是很光滑，而且还有波纹。不过据那个最早回校的学生告诉我说，他那是戴的假发（他还说，那是二手货），夏普先生每周六下午去卷烫一次。
告诉我这事的不是别人，就是托米·特雷德尔。他是第一个回校的学生。他介绍自己时对我说，我可以在大门右角顶闩的上方，找到他的名字。我听后问他，“是特雷德尔吗？”他回答说，“没错。”接着他就问起我本人和家庭的详细情况。
特雷德尔第一个回校，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件幸运的事。他觉得我那块告示牌有趣极了，对每个刚回校的同学，不论大小，他都立即这样介绍说，“瞧这儿！这是个有趣的玩意儿！”这一来，就使我免得因露出牌子或掩藏牌子而受窘。另外，还有一点也是我的幸事，回来的同学大多数都垂头丧气的，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拿我起哄胡闹。其中固然有几个像野蛮的印第安人似的，围着我又蹦又跳，但大多数人只是忍不住装着把我当作一条狗，轻轻地拍拍我，摸摸我，生怕我会咬他们，还说，“躺下吧，老兄！”又管我叫“大虎子”。在那么多陌生人中间，这自然使我难堪，害得我流了一些眼泪。不过总体说来，要比我预料的好多了。
不过，在詹·斯蒂福思到来之前，我还算不上正式入学。这位同学公认是个大学问家，样子也长得很帅，至少比我大六岁。他们把我带到他面前时，我就像站在长官面前一样。他在运动场的一个棚子底下，盘问了我受罚的详细情况，随后蒙他表示意见说，这样做“太不像话了”。为了这句话，从此以后我就一直跟着他了。
“你有多少钱，科波菲尔？”他对我的事说了那句话后，就把我带到一边，问我说。
我告诉他，我有七个先令。
“你最好把钱交给我，我来替你保管，”他说，“至少是，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交给我。要是你不愿意，就不必这么做。”
他的这番好意，我赶忙表示同意，于是就打开佩格蒂给我的钱包，把里面的钱都抖底倒进他的手里。
“你这会儿要不要用钱？”他问道。
“不用，谢谢你。”我回答说。
“要是你想用，你可以用的，你知道，”斯蒂福思说，“跟我说一声就是了。”
“不用，谢谢你，大哥。”我又重说了一次。
“也许你过一会儿想要花一两个先令，买瓶葡萄酒，带到寝室里去吧？”斯蒂福思说，“我发现，你就住在我的寝室里。”
在这之前，我根本没有这么想过，不过我还是说，是的，我是这么想。
“好极了，”斯蒂福思说，“我敢说，你也乐意再花个把先令买杏仁饼吧？”
我说，是的，我也这么想。
“再买个把先令饼干，个把先令水果什么的，是吗？”斯蒂福思说，“我说，小科波菲尔，这一来，你的钱可就花光了！”
我笑了起来，因为他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正有点不是滋味呢。
“好吧！”斯蒂福思说，“我们要尽量把这笔钱用得得当；行了。我会尽量照应你的。我高兴出去就可以出去，我会把吃的东西偷偷地弄进来。”说完这话，他就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还友好地对我说，叫我不要不放心。他会当心的，包管不会出错。
要是我暗地里的担心几乎全都错了，那就没事了，他也就说到做到了——因为我怕把我母亲的两枚半克朗的银币全给浪费掉了——虽说我已把包克朗的那张纸保存起来，它成了我的无价之宝。等我们上楼就寝时，他拿出了那七先令买来的东西，摆在我月光照耀下的床铺上，说：“你来瞧，小科波菲尔，你这是在开一个豪华的宴会了！”
像我这般年纪，又有他在旁边，让我做宴会的主人，这是难以想象的。一想到这，我的手就哆嗦，我求他代替我主持。寝室里其他同学都一致附和我的建议，他就答应了下来，坐在我的枕头上，开始给大家分发食物——我得承认，他分得非常公平——又用一只没有脚的小玻璃杯（这是他自己的）来分发葡萄酒。至于我，就坐在他的左首，其余的人都围着我们，坐在最靠近的床上和地板上。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坐在那儿，低声地谈论着，或者应该说，他们在低声谈论着，我则恭恭敬敬地听着；月光从窗外射进寝室，照着一小片地方，在地板上映出了一个幽淡的窗子。我们大多数人都隐在暗处，只有斯蒂福思要在桌子上找什么东西，把火柴往磷盒里一蘸时，我们头上才闪过一道瞬间即逝的蓝光！由于大部分人在黑暗中，宴会又是秘密进行，说话又都是悄声细语的，一种神秘的感觉，又悄然朝我袭来。我怀着一种既庄严又敬畏的恍惚心情，恭听着他们告诉我的一切；这使我感到非常高兴，他们大伙跟我都这般亲近，可是当特雷德尔假装说看见墙角有一个鬼时，也使我吓了一大跳（尽管我仍装出笑脸）。
我听到了学校和跟学校有关的一切情况。我听他们说，克里克尔先生自称是个鞑靼，并不是无缘无故的。他是教师中最苛刻、最残忍的。他每天都左右开弓，朝四周挥鞭抽打，像个骑兵似的在学生中横冲直撞，抽打起来毫不留情。他除了打人的本领外，别的一概不懂，比学校里成绩最差的学生还要无知（这是斯蒂福思说的）。多年以前，他本是伦敦南镇一个贩卖啤酒花的小酒料商，在生意上破产后，又花光了他太太的钱，这才做起开学店的买卖来。还有一大堆诸如此类的事，我不知道同学们是怎样知道的。
我还听他们说，木腿人叫滕盖，他是个固执、粗野的人，从前帮忙做过啤酒花生意，据同学们推测，他是为克里克尔先生干活时弄断了腿的，还替他干过不少见不得人的事，知道他的底细，所以就随克里克尔先生进了教育界。听他们说，除了克里克尔先生外，他认为整个学校，所有老师和学生，全是他天生的敌人。他生活的唯一乐趣是冷酷恶毒，使坏害人。据说克里克尔先生有一个儿子，在学校里帮过忙，跟滕盖合不来。有一次，因为他父亲惩罚学生过于残酷，他曾劝过他父亲，此外，据说他还曾抗议父亲没有善待他母亲。由于这种种原因，克里克尔先生就把他赶出家门，从此以后，克里克尔太太和克里克尔小姐就一直闷闷不乐。
不过，我所听到的有关克里克尔先生的事中，最让人感到奇怪的是，学校里有一个学生，他从来不敢在他身上碰一碰，这个学生就是詹·斯蒂福思。说到这件事时，斯蒂福思本人也加以证实，还说，他倒很想看到他这么干。有个性情温和的同学（不是我）问他，要是克里克尔先生真的对他动了手，那他怎么办。听了这话，他拿了根火柴往磷盒里蘸了蘸，有意让闪光照出他答话时的样子。他说，他会拿起一直放在壁炉架上那个七先令六便士买的墨水瓶，往他的额头上砸过去，把他打倒。听了这话，我们在黑暗中坐了好一阵子，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还听说，夏普先生和梅尔先生两人的薪水都少得可怜。吃正餐时，要是克里克尔先生的餐桌上有冷热两种肉，夏普先生总是很识相，说自己喜欢吃冷的。这事也由唯一的优待生詹·斯蒂福思所证实。我又听说，夏普先生的假发戴起来尺寸并不合，他用不着那么“臭美”——另有人说，用不着那么“神气活现”——因为他自己的红头发，从后面看得清清楚楚。
我听说，有一个学生是煤商的儿子，抵煤账来读书的，因此大家都管他叫“交换品”或“交易物”——这是从算术书里挑出来，用来说明这种安排的字眼。据说，淡啤酒也是从学生家长那儿敲诈来的，布丁是硬摊派来的。我还听说，全校都公认克里克尔小姐爱上斯蒂福思了。我坐在黑暗中，想到他那动听的声音，他那俊美的脸蛋，他那潇洒的仪态，还有他那鬈曲的头发，我相信，这是很有可能的。听说梅尔先生这人并不坏，只是他身上连个六便士硬币也没有；毫无疑问，他的母亲老梅尔太太，穷的和约伯一样。这时，我想到那顿早餐，还有那句像是“我的小查理！”的叫声，不过我当时像老鼠一样，一点没有做声，这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引以为慰的。
我听了这一切，还有别的事，吃喝完之后，谈话还延续了一些时候。大多数客人一吃喝完就上床睡觉了，只有我们几个人，衣服脱去一半了，还继续坐在那儿低声聊了一阵，有说的，有听的，后来我们也都上床睡觉了。
“晚安，小科波菲尔，”斯蒂福思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你太好了，”我感激地回答说，“我非常感谢你。”
“你没有姐妹吧，有吗？”斯蒂福思打着呵欠说。
“没有。”我回答。
“真可惜，”斯蒂福思说，“你要是有个姐妹什么的，我想，她一定是个漂亮、害羞、娇小、眼睛水汪汪的那种女孩。那我一定得跟她认识。晚安，小科波菲尔。”
“晚安，大哥。”我回答说。
我上了床后，心里仍老惦念着他。我记得，我还曾支起身来，朝他张望；他躺在那儿，月光洒在他的身上，他漂亮的脸蛋朝上，头自在地枕在手臂上。在我眼里，他是个能力高强的人物，这当然就是我老惦念着他的原因。在那月光下，还丝毫看不出他将来的情景。那天晚上，在我梦中整夜徜徉的花园里，也没有他脚步的影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