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份我的生日到来之前，学校里发生的一切，我在这儿全都略过不提了。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除了斯蒂福思比先前更让人钦佩羡慕外，我什么都不记得了。他最迟在这一学期的末尾，就要离开学校。在我看来，他比以前更加潇洒不羁，因而也就比以前更让人喜欢了。可是除此之外，我已什么都不记得。当时留在我脑子里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个，它似乎把所有较小的回忆全都给吞没，独自留存下来了。
就连从我回校到我生日隔了有整整两个月这一点，也难以叫我相信。我只能认为事实是这样，因为我知道事实一定是这样，要不我就会认为它们之间没有间隔，我的生日是紧跟着我返校的日期了。
那一天的事，我记得真是太清楚了。我现在还能嗅到迷漫在四周的雾气，还能看到雾气中那朦胧的白霜，还能觉出那蒙霜的湿漉漉的头发披落在脸颊上。我看着教室中昏暗的景象，一支支毕剥作响的蜡烛，照亮着多雾的早晨。同学们一个个往手上呵气，往地上跺脚；他们呼出的热气，在湿冷的空气中像烟似的缭绕。
那是在早饭以后，我们已被从运动场召进教室，夏普先生进来叫道：
“大卫·科波菲尔，到小客厅去。”
我心里想，一定是佩格蒂给我捎来一篮东西了，所以听到这叫喊声我高兴极了。当我匆匆忙忙从座位上走出时，周围的一些同学都要求我分东西时别忘了他们。
“别急，大卫，”夏普先生说，“有的是时间，我的孩子，别急。”
他说话时那种充满感情的口气，要是我想一想，一定会感到吃惊，可是当时我没有去想。我急忙来到小客厅，只见克拉克尔先生正坐在那儿吃早饭，面前放着手杖和报纸；克拉克尔太太手中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但是没有篮子。
“大卫·科波菲尔，”克拉克尔太太把我领到一张沙发跟前，在我旁边坐下后对我说，“我特意把你叫来，是要跟你谈谈。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我的孩子。”
我当然朝克拉克尔先生看了，可他只是摇着头，没有朝我看；他本来还想要叹气的，却让一大片涂了奶油的面包给噎住了。
“你还太年轻，不懂得什么是世事变化无常，”克拉克尔太太说，“什么叫人有旦夕祸福。可是这种事，我们都得经历的，大卫。我们当中，有的人年轻时就经历了，有的人到老了才经历到，还有的人一辈子老是经历这种事。”
我一直盯住她看着。
“你在假期结束离家回校时，”克拉克尔太太停了一会儿说，“你家里的人都好吗？”接着又停了一会儿，“你妈妈好吗？”
听了这话，不知为什么我全身都颤抖起来，只是依旧盯住她看着，不想回答。
“因为，”她说，“说起来很难过，我得告诉你，今天早上我听说你妈妈病得很厉害。”
一片迷雾突然在我和克拉克尔太太之间升起，她的身影似乎在雾中摇晃了一会儿。接着我觉得烫人的热泪流淌到我的脸上，她的身影也静止了下来。
“她病得很危险。”她补充说。
现在我全明白了。
“她死了。”
用不着这样告诉我了。我伤心地痛哭起来，觉出我已成了这个大千世界上的一个孤儿了。
克拉克尔太太待我非常仁慈。她留我在那儿待了一整天，有时还让我独自一人待着。我一直哭着，哭累了就睡着了，睡醒了又哭。当我再也哭不出来时，我就开始思索起来。当时我感到，我胸口的压力已沉重到极点，我的悲伤是一种使人木然、无法解脱的痛苦。
可是我的思绪非常散乱，并没有专注在重压我心头的巨大不幸上，而是在它的附近徘徊。我想到我们家门窗紧闭、一片静悄悄。我想到那个小婴儿，听克拉克尔太太说，他已经病了一些时候，非常瘦弱，他们认为，他也活不了啦。我想到我家附近教堂墓地中我父亲的坟墓，想到我母亲也要躺到我很熟悉的那棵树的下面。在留下我独自一人时，我站到一张椅子上，照了镜子，看看我的眼睛有多红，我的脸有多悲痛。过了几个小时后，我心里想，我的眼泪现在是不是真的流不出来了，要是果真那样，那我快到家时——因为我要回去参加葬礼——我得想到什么丧亲之痛，才能使我感到最伤心呢。我还清楚地意识到，在其他学生的心目中，我有了一种尊严的气派，由于我的不幸，我成了一个显要人物了。
要是说有哪个孩子曾真正感受过丧亲之痛，那就是我了。但是我却记得，那天下午，别的同学都在教室里上课，只有我独自一人在运动场上散步，我为自己变得这般显要感到很得意。他们去上课时，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从窗子里朝我看，我感到与众不同，便摆出更加悲伤的样子，走得也更慢了。下课以后，他们都出来跟我交谈，我觉得自己挺好，对谁也没有摆架子，对待他们完全跟从前一样。
我要在第二天晚上动身回家，不过坐的不是邮车，而是笨重的叫作“农夫号”的夜行马车，这种车主要是给乡下人作短途旅行搭乘的。那天晚上，我们没有讲故事，特雷德尔硬要把他的枕头借给我用。我不知道他认为这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我自己原本就有一个枕头。不过这可怜的人能出借的只有这件东西，除此之外，就是那张画满骷髅的信纸了。我们分别的时候，他把那张信纸给了我，作为对我悲哀的一种慰藉，帮助我的心灵得到安宁。
第二天下午，我离开了萨伦学校。当时我根本没有想到，我这一离开，就永远不回来了。车走得很慢，整整走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早上九、十点钟，我们才到达亚茅斯。我朝窗外张望，想寻找巴基斯，可是他不在。我只看到一个胖胖的矮老头，他外表欢快，走起路来直喘气，身上穿一套黑衣服，短裤的膝盖处镶有小束褪色的缎带，脚上穿的是黑袜子，头戴一顶宽边礼帽。他喘着气走到车窗跟前，问道：
“是科波菲尔少爷吧？”
“是的，先生。”
“请你跟我来，少爷，”他说着打开了车门，“由我送你回家，好吗？”
我把手放到他的手里，一面心里嘀咕，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我们来到一条狭窄街道上的一家店铺跟前，店门上写着“欧默：零售布匹、服装、零星服饰用品，兼营服装加工、丧葬用品等”。这间铺子很小，屋子里很闷，店堂里满是做好的和没有做好的衣服，还有一个橱窗，里面摆满男式礼帽和女帽。我们走进店堂后面的一间小客厅。我看到有三个年轻女人正在干活，她们面前的桌子上摊着一些黑色布料，地上满是剪下来的布屑。屋子里有一只烧得很旺的火炉，还有一股暖烘烘的黑纱发出的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气息。当时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气息，不过现在我知道了。
那三个年轻女人，看上去非常勤快，干活显得很轻松。她们只是抬起头来朝我看了一眼，接着便又低头干活了。一针，一针，一针，飞快地缝着。同时，从窗外院子那边的一个工场里，传来一种有规律的锤子钉东西的声音；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没有任何变化。“呃，”带我来的老头对三个年轻女人中的一个说，“明妮，你们的活儿做得怎么样啦？”
“试样时我们一准做好，”她没有抬起头，高兴地回答说，“你放心吧，爸爸。”
欧默先生摘下宽边帽，坐下来直喘气。他太胖了，不得不喘上一会儿气，才能开口说：
“很好。”
“爸爸！”明妮开玩笑似的说，“你真成了一头海豚了！”
“啊，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亲爱的，”他回答说，一面琢磨着发胖的原因，“我是太胖了。”
“你过得太自在了，你知道，”明妮说，“你什么事都不当一回事。”
“不这样有什么好处呀，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
“是啊，这倒也是，”女儿回答说，“谢天谢地，我们这儿全都开开心心的！是不是，爸？”
“但愿是这样，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我这会儿已经喘过气来了，我想我得给这位青年学生量尺寸了。请到店堂里去好吗，科波菲尔少爷？”
听了欧默先生的话，我走在他前面，进了店堂。他先给我看了一卷布料，还告诉我说，这是特等料子，除了为父母穿孝使用外，做别的丧服就太高级了。说完，他就量我的各种尺寸，一边量，一边记在一个本子上。记尺寸时，他还要我看看他店里的存货，有些款式，他说是“刚流行的”，有些款式，他说是“刚过时的”。
“因了这种缘故，我们经常损失不少钱哩！”欧默先生说，“不过款式也跟人一样，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流行，为什么会流行，怎么流行；也没有人知道它们什么时候过时，为什么会过时，怎么过时。依我来看，一切都像人生，要是你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的话。”
当时我太悲伤了，顾不上跟他讨论这个问题；不过即使在别的情况下，我大概也没有能力讨论这样的问题。欧默先生有些困难地喘着气，又把我带回到小客厅。
接着，他朝门后面一道很陡的小台阶下面喊道：“把那份茶和面包、奶油端来！”我坐在那儿，朝四周打量着，心里想着心事，耳朵听着屋子里的缝衣声和院子那边传来的锤打声。过了一会儿，茶和面包、奶油用一只盘子盛着端来了，原来这是专门为我准备的。
“我早就跟你认识了，”欧默先生朝我看了一会儿后说，在这段时间里，我没有怎么去注意那份早餐，因为那些黑色的东西败坏了我的胃口，“我认识你已经很久了，我年轻的朋友。”
“是吗，先生？”
“你一生下来，我就认识你了，”欧默先生说，“也可以说在那以前。在认识你以前，我就认识你父亲了。他身长五英尺九英寸，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声音从院子那边传来。
“他埋的那块地长二十英尺，宽五英尺，虽说他只用了其中的一小部分。”欧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这要么是你父亲的遗嘱，要么是你父亲的安排，我记不清了。”
“你知道我的小弟弟怎么样了，先生？”我问道。
欧默先生摇了摇头。
“砰——嗒嗒，砰——嗒嗒，砰——嗒嗒。”
“他在他母亲的怀里了，”他说。
“啊，可怜的小宝宝！他也死了吗？”
“你无能为力的事，就别操心啦！”欧默先生说，“是的，那娃娃也死了。”
听到这一消息，我的伤痕重新裂开了。我撂下那份几乎一点未尝的早餐，走到那小房间的一角，把头伏在那儿的一张桌子上。明妮急忙收拾掉桌上的东西，生怕我的眼泪会把上面的丧衣服给弄脏了。明妮是个模样俊秀、性情温和的姑娘，她用温柔的手轻轻地把我的头发从眼睛上捋开。但是，她因为快要完成自己的活儿，而且能及时完成，所以非常高兴，心情跟我完全不同！
过不多久，锤子的敲打声停止了，一个英俊的小伙子穿过院子，走进了房间。他手里拿着一把锤子，嘴上衔着好些小钉子。他得先把钉子掏出来，然后才能说话。
“啊，乔兰！”欧默先生说，“你的活儿干得怎样啦？”
“好了，”乔兰说，“干完了，先生。”
明妮的脸上微微泛起了红晕。另两个姑娘相对微微一笑。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我上俱乐部时，你点上蜡烛开夜工了？”欧默先生说着闭上一只眼睛。
“是的，”乔兰说，“因为你说过，这活干完了，我们就可以去玩一趟，我们一块儿去，明妮和我——还有你。”
“啊，我还以为你们要把我给完全甩了呢！”欧默先生说着大笑，直到笑得咳嗽起来。
“——承你这么好心，说了那样的话，”小伙子接着说，“所以我就拼命去干了，你知道。你是不是去看看，给我提提意见？”
“我去看看，”欧默先生说着站起身来。“我亲爱的，”他又停下来转向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去看看你的——”
“不，爸爸！”明妮阻拦说。
“我本来想，这样做应该是合适的，我亲爱的，”欧默先生说，“不过，也许你是对的。”
我现在说不上来，当时我怎么知道他们去看的是我那亲爱的、亲爱的母亲的棺材。我从未听说过做棺材的事，也从未见到过我所知道的棺材，可是听到那连续不断的锤打声，我就想到那是什么声音了；而当那个年轻人进来时，我确信，我知道他在做什么了。
现在，活儿都干完了，那两个我没听到叫什么名字的姑娘，刷干净自己衣服上的线头、布屑，便到店堂里把店堂收拾整齐，等待着顾客的到来。明妮留在后面折叠好她们做好的东西，然后把它们装在两只篮子里。她跪着做这些事情时，嘴里哼着一支轻快、动听的小曲儿。乔兰毫无疑问是她的情人，在她正忙着时，他进来偷偷地吻了她一下（他对我一点也不在意），对她说，她父亲套马车去了，他得赶快去做好准备。说完就又出去了。随后她便把顶针和剪刀放进自己的口袋，把一枚穿着黑线的缝针利索地别在裙服的前襟上，照着门后面的一面小镜子，整整齐齐地穿上外面的衣服。从镜子里，我看到了她满面春风的样子。
所有这一切，都是我坐在屋角的桌子旁看到的，当时我用一只手支着头，正想着各种各样的心事。马车很快就来到店门前，先往车子上放上那两只篮子，然后又把我扶到车上，跟着他们三人也上了车。我记得这辆车一半像载人的轻便马车，一半像运钢琴的运货马车，漆成灰暗的颜色，由一匹长尾巴的黑马拉着。我们都坐在车上，地方还很宽绰。
跟他们一块儿坐在车上，想到他们干的是什么活儿，看到他们那副兴高采烈的样子，我认为我这一生从未有过这般奇异的感觉（也许我现在变得聪明一些了）。我当时并没有生他们的气，我更多的是怕他们，仿佛我已落到了一群在天性方面跟我毫无共同之处的人中间。他们都非常高兴。那老头儿坐在前面赶车，两个年轻人则坐在他身后。每逢他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他们朝前俯着身子，一个俯在他那胖脸的这一边，一个俯在他那胖脸的那一边，对他非常恭敬。他们也想跟我谈话，可是我避开了他们，愁眉苦脸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对他们的打情骂俏、又说又笑（虽然不到喧闹的程度）感到吃惊，我心里几乎觉得奇怪，他们这样铁石心肠，为什么竟没有受到惩罚。
就这样，当他们停下来喂马、吃喝和逗乐时，凡是他们动过的东西，我就决不去动，一直坚持禁食斋戒。因此，当马车刚刚驶到家门口时，我便尽快地从后面溜下车来，免得在那些充满严肃气氛的窗子（它们原来晶莹明亮，现在却像闭眼瞎子似的看着我）跟前，跟他们混在一起。哦，看到我母亲房间的窗子，还有隔壁我那间卧室（在当年美好的时日里）的窗子，哪里还有必要在回家时想些伤心的事来促使自己流泪啊！
我还没走进屋门，便扑倒在佩格蒂的怀里了。她把我领进家门。她刚一见到我时，伤心得哭起来了，不过很快就控制住了。她低声说话，轻轻走路，好像生怕会打扰死者似的。我发觉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上过床了。她晚上依旧坐在那儿守着。她说，只要她这个可怜的、亲爱的宝贝还没下葬，她就决不离开她。
谋得斯通先生坐在小客厅里，我进去时，他没有理睬我。他一直坐在壁炉跟前默不作声地掉眼泪，在扶手椅上想着心事。谋得斯通小姐正在写字台旁忙着，台子上摊着信件和单据。她朝我伸过来冷冰冰的手指甲，用刺耳的嗓音低声问我，我的丧服是否已量过尺寸。
我说，“量过了。”
“还有你的衬衣什么的，”谋得斯通小姐说，“都带回来没有？”
“带回来啦，小姐。我把我的衣服全带回来啦。”
这就是她的坚定所能给我的全部安慰。我毫不怀疑，她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表现她所谓的她的自制，她的坚定，她的意志力，她的常识，以及她那令人讨厌的品性中全部恶毒的东西，心里是十分高兴的。她对于自己的办事才能，特别得意。她现在把一切都化之为笔墨，以此来显露自己的才能，对别的任何事都无动于衷。在那天余下的时间，以及后来的几天里，她从早到晚都坐在那张写字台旁，用一支硬笔泰然自若地写着，用同样沉着冷静的态度跟每个人低声说话，脸上的肌肉从未松开，说话的口气从未温和，身上的衣服也从未蓬乱过。
她的弟弟有时拿着一本书，但是据我看来，他根本没有在看。他打开书本，朝书上看着，像似在看书，可是整整一个小时，从来不曾翻过一页，然后又放下书，在房间里来回走动。我一直合着双手坐在那儿看着他，一小时一小时地数着他的步子。他很少跟他姐姐说话，跟我则一句也没说。在整座死寂的房子里，除了时钟之外，他好像是唯一不安静的东西了。
在葬礼前的这几天里，我很少看到佩格蒂，只是在我上下楼时，我老在我母亲和她的婴孩停放的那个房间近旁看到她。除此之外，每天晚上当我要睡时，她就来到我的房间，坐在我的床头陪着我。在葬礼前一两天——我想是在这之前一两天，不过在那段沉痛的时日里，我脑子里一片混乱，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进程——她把我带进那间房间。现在我只记得，在床上一块白罩布的下面，我觉得好像就是这屋子里庄严肃静的化身，床周围是一片很美的洁白和清新。当佩格蒂正想把罩布轻轻掀开时，我叫了起来，“哦，不要！哦，不要！”并抓住了她的手。
即便葬礼是昨天举行的，我也不可能清楚地记得了。当我跨进那间最好的客厅的门时，就感受到客厅里的那种气氛，壁炉里闪着熊熊的炉火，瓶子里的酒在闪闪发光，各色各样的杯子和盘子，糕点的微香，谋得斯通小姐衣服的气息，还有我们全都穿着的黑衣服。齐利普医生也在房间里，他走过来跟我说话。
“大卫少爷，你好吗？”他和蔼地说。
我不能对他说我很好。我把手伸给他，他握住了我的手。
“哎呀！”齐利普先生亲切地微笑着说，眼睛中像有什么东西在闪闪发光，“我们周围的小朋友都长大了。他们大得我们都不认识了。是不是，小姐？”
这是对谋得斯通小姐说的，但她并没有搭理。
“这儿比从前更好了，是吧，小姐？”齐利普先生说。
谋得斯通小姐只是皱一皱眉头和稍微点了点头，作为回答。齐利普先生碰了这两个钉子后，便握着我的手走到一个角落里，不再做声了。
我所以记得这一点，是因为我记住了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因为我关心我自己，或者我回家以来一直关心自己。现在，铃声响了。欧默先生和另一个人走了进来，要我们作好准备。正像佩格蒂时常告诉我的那样，多年以前给我父亲送葬的那些人，也是在这同一间屋子里作好准备的。
参加送葬的有谋得斯通先生，我们的邻居格雷珀先生，齐利普先生，还有我。我们走到门口时，抬棺材的已经抬着棺材在花园里了。他们走在我们的前面，沿着小径，经过那些榆树，出了栅栏门，来到教堂墓地；这儿，每逢夏天的早晨，我经常听到鸟儿在歌唱。
我们站在墓穴的四周。这一天，我觉得跟任何别的一天都不一样。那天的天色，跟往日也不相同——显得格外惨淡。这时，四周一片肃然的寂静，这寂静是我们和即将入土安息的人从家里带来的。当我们都光着头站立在那儿时，我听到了牧师的声音，在露天之下，它好像从远处传来，但是清晰明白，他说，“主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接着我便听到了呜咽的声音。在离我站的地方一段距离的旁观者中，我看到呜咽的原来是那位善良而忠诚的女仆。在世间所有的人中，她是我最爱的人。我这颗孩提的心完全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对她说“做得好！”的。
在那一小群人中，有不少我熟悉的脸。其中有的是我在教室里四处张望时见过的；有的是在我母亲充满青春活力初来这个村子时就认识她的。可是我并不关心这些脸——除了我的悲痛，我什么也不关心——不过我看见了他们，也完全认识他们；就连远在人群背后，正在张望的明妮，我也看到了。她的目光还时不时落在站在她近旁的情人身上。
葬礼结束了。开始往墓穴里填土，我们转身回家了。在我们的面前，耸立着我们的房子，仍旧那么漂亮，毫无改变，它使我在心中联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跟眼下唤起的悲痛相比，我过去的那些悲痛都算不得什么了。他们带着我朝前走着，齐利普先生跟我说着话；到家时，他还给我喝了一点水；当我向他告辞，要上楼回自己的卧室时，他带着女人似的温柔跟我分了手。
所有这一切，正如我所说的，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至于后来发生的事，全都离我而去，漂向大洋彼岸了，一切忘却的事将要到那儿才能再现；可是这一天的事，却像一块高大的礁石，屹然耸立在大洋之中。
我知道佩格蒂一定会到我房间里来的。当时那种安息日般的宁静（那一天很像星期天！我把它给忘了），这对我们俩都很适宜。她跟我并排坐在我的小床上，握着我的手，有时还把我的手贴到她的嘴唇上，有时她又用自己的手轻轻抚摩着我的手，就像在哄我的那个小弟弟一样。就这样，她用自己的方式，给我讲了发生的一切。
“有很长一段时间，”佩格蒂说，“她一直觉得不很好。她心里总是恍惚不定，闷闷不乐。孩子生下后，我起初以为她会好起来，谁知反而更虚弱了，一天天地差下去。没生小孩前，她老爱一个人坐着，接着还会哭起来；生了小孩以后，她就老爱给小孩唱歌——她唱得那么轻，我听了以后，心里曾经想，这声音就像飘向空中，就那么飘走了。
“近一段时间来，我觉得，她变得更加胆小，更加惊恐不安了。对她说一句重一点的话，就像打了她一拳似的。不过她对我还是老样子，对她的又笨又傻的佩格蒂，她是决不会变样的，我的宝贝女孩是不会变的。”
说到这儿，佩格蒂停住了。她轻轻地拍着我的手，拍了一会儿。
“我最后一次看见她像原先的样子，是你放假回来那天晚上，我亲爱的。你离家回校那一天，她对我说，‘我再也见不到我那可爱的宝贝了。我觉得是这样。我知道，事情真的会这样。’
“在那以后，她还竭力支持了一段时间。有好几次，他们说她不动脑子、漫不经心时，她还装出承认是这样的样子。其实，当时她根本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了。她从来不曾把对我说的话告诉过她的丈夫——她怕对别的任何人说——直到有一天晚上，那是在出事前一个多点星期，她对她的丈夫说，‘我亲爱的，我想我就要死了。’
“‘我现在去了一桩心事了，佩格蒂，’那天晚上我侍候她睡的时候，她对我说，‘他愈来愈相信我说的话了，这可怜的人，他在这几天里，会一天比一天更相信的，然后一切都会过去。我太累了。如果这像是睡眠，那在我睡的时候，你就坐在我旁边，别离开我。愿上帝保佑我的两个孩子吧！愿上帝多多保佑我那没有父亲的孩子！’
“打那以后我一直没有离开她，”佩格蒂说，“她也时常跟楼下那两个人说话——因为她爱他们；对她周围的人，她是没有一个不爱的——不过当他们从她床前离开时，她总是转向我，仿佛只有佩格蒂在的地方才有安宁似的，要不她怎么也没法入睡。
“在那最后的一夜，那天晚上，她吻了我，对我说，‘要是我的小婴儿也活不了的话，佩格蒂，请你告诉他们，要他们把他放在我的怀里，把我们埋在一起。’（他们这样办了，因为那可怜的小宝贝只比她多活了一天。）‘让我那最亲爱的小宝贝跟我一起去我们安息的地方吧！’她说，‘你还要告诉他，说她母亲躺在这儿时，为他祝福过，不是一次，而是上千次。’”
说到这儿佩格蒂又默不作声了，她又用手轻轻地拍着我的手。
“一直到深夜的时候，”佩格蒂说，“她向我要水喝。喝了以后，她对我微微一笑，哎呀！——漂亮极了！
“后来天亮了，太阳正在升起。这时她对我说，科波菲尔先生待她总是那么和蔼可亲，温存体贴，对他总是那么宽容；每当她对自己信心不足时，他就对她说，一颗仁爱的心，比智慧更宝贵，更有力量，由于她有这样一颗心，他感到很幸福。‘佩格蒂，我亲爱的，’接着她说，‘让我跟你挨得更近一些，’因为当时她已经非常虚弱了，‘把你那好心的胳臂放到我的脖子下面吧，’她说，‘把我转向你一边，因为你的脸离我太远了，我要跟它靠近一点。’我照她的吩咐做了。哦，大卫呀！那一时刻已经到了，我第一次跟你分别时说的话，应验了——她高兴地把她可怜的头放在她的又傻又笨、脾气又坏的老佩格蒂的胳臂上——就这样，她像个睡着的孩子似的，死去了！”
佩格蒂的叙述就这样完结了。打从我知道我母亲死时的情况那一刻起，她一生的最后那段生活，便从我的心中消失了。从那时起，我能记得的，只是那个给我留下最初印象的年轻母亲，那个老爱把自己发光的卷发在手指上一圈圈缠绕，以及常在黄昏时分跟我在客厅中跳舞的母亲。佩格蒂这会儿对我说的这番话，不仅没能把我带回到她一生的后期，而且使她的早期的印象在我心中扎了根。这说来或许有点奇怪，但事实确实如此。她这一死，就又飞回到她那宁静安详、无忧无虑的青春时代，其余的一切全都消逝了。
躺在坟墓中的母亲，是我婴儿时期的母亲；在她怀里的那个小婴孩，就是我自己，像我当年曾在她怀里睡过那样，永远长睡在她的胸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