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房子要有图纸，修桥筑路要有图纸，建公园造宾馆要有图纸，这属于常识范围内的事儿。以此去观察领会，规划也就成了常识。所不同的是盖房子、修桥筑路、建公园造宾馆的图纸属于具体设计之列，而规划要决定的则是房子在哪儿盖、盖成什么样式功能，桥要建成平交还是立交，路要从哪儿开始到哪儿结束，公园宾馆要建几个，怎样布局和相互补充区分，以及城市的长期和近期目标等等。规划也是设计，大设计、总体设计而已。
城市规划是同城市一起诞生人世的。据史书记载，东周时城市规划已达到相当程度和水平，九经九纬便是从那时开始形成，并经由历代统治者和规划师逐步完善起来的古代规划理论。前朝（廷）、后市（场）、左宗（庙）、右社（祀）、中皇城，那体现的是至高无上、至尊至贵的皇权思想。京都如此，州府亦如此，无非是变一变名称名目：左司（布政使司）、右署（提刑按察使署）、中王府。但济南的古代规划师们并不只是一伙因循守旧的腐儒，他们因山就势、因形就势，确有打破既有理论和定势的惊人胆识和创造。“四门不对”可谓骇世惊俗；以大明湖为中心，以千佛山、马鞍山为对应点，以鹊山、华山为另一对应点形成的两个大三角结构，更可谓鹰视雄阔，出手非凡。只可惜的是，他们全然没有留下名字和哪怕是只言片语的记载。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倘若一座大楼、一架桥梁是一支乐曲，一条街道、一个小区就是一支协奏曲，一座城市，尤其是一座包罗万象的大型城市，就是一部大型交响乐；而总体规划和制订实行总体规划的人们，无疑就是这部大型交响乐的总谱和总指挥。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总规划师有着极高的地位和权威，可以不受任何个人或政治势力的左右。可在中国、在现在，我们的城市规划师们是在怎样地工作和生活着的啊！
胡道远的头于书典的尾
规划局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张国梁，张国梁第一个谈到的是牟易之。
牟易之是有来头的人，沂蒙山里打过游击，北京城里当过司长，据说与朱德、邓小平一起骑过毛驴，与国民党一些元老也过往甚密。一九五〇年因为警卫员开枪打死了人，被降职到济南担任城建局长时，肖华特意送给他一辆美国吉普。他是坐着那辆美国吉普，在济南开始他的开创性事业的。
那时战争创伤刚刚医平，济南正像一张白纸，在等待着人们描图作画。而牟易之恰恰有着足够的才华和激情。
他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制订《都市规划纲要》。一个没有总体规划的城市，就像一只没有罗盘和航向的轮船，才华和激情是很难找到去处的。他请出的是一位留美归来的规划专家，曾任国共合作三人小组成员的国民党立法委员胡道远。他让胡道远坐着他的美国吉普，在市里市外转了不下几个月，终于转出了一份《纲要》。没等《纲要》由文字变成图纸，他便率领一队队人马，在城区东部开出十几条道路，建起了几座大学，同时开始了王舍人庄工业区和西南工业区的筹划，打响了西郊北太平河疏浚排涝会战。
《都市规划纲要》勾划了济南的远景和布局，而牟易之行雷走地般的动作，使那远景和布局旋即便在大地上留下了钢打铁铸般的印记，以至后来的规划师和城市管理者们发现了《纲要》的某些致命弱点——两大工业区恰巧处在济南冬春两季的主导风向上——试图纠正时，已经只有望洋兴叹的份儿。
济南的今天和明天，几百万人世世代代的生活和生存境地，就这样被一位共产党的干将和一位国民党的专家，须臾间界划和决定了。
如果说还有第三位参与者，那就是张国梁。这更是一个奇特人物。日本鬼子占据济南时考上的名古屋高等工业学校。从学校毕业，在鬼子统治下干过几天技佐（工程师），鬼子投降后作为留用人员，成了国民党公务局的技士（主任工程师）和科长。四七年济南解放他又做为留用人员，担任了共产党的规划科长。他是胡道远的助手，也是牟易之的左右臂。五八年，后任城建局长王善志请来建设部和苏联的专家，对《都市规划纲要》进行调整补充，并且制成挂图在大明湖公园公开展览，张国梁是主要参与者和组织者之一。这位三朝元老、一辈子不过问政治的老工程师，偏偏又栽在政治上。苏联专家与中国姑娘亲亲热热他看着不舒坦，说：“大姑娘小媳妇都叫苏联专家弄去了，咱到现在还搂着一个脚趾头（小脚）的老婆睡觉。”报上说苏联产的钻石牌自行车如何如何优良，他听着扎耳，说：“我骑着猫牌（日本产品）就比钻石牌结实。”济南钢厂规划时有意避开铁路，一位省委领导人说了句：“沈阳有个铁东铁西，咱就不兴来个铁南铁北？”一句话，厂区和宿舍区硬硬被分割至铁路两边。他忿忿然，说：“千规划万规划，不如领导一句话。”几件事加到一起，他便成了地地道道的“右派分子”，没等规划展览结束就被“改行”扫起了厕所。
此后十几年风风雨雨，“大规划”成了罪恶的渊薮和无人敢于问津的禁果，直到一九七八年，接力棒才交到一个名叫于书典的年轻工程师手里。
于书典应该算是牟易之、胡道远、张国梁的小跟班、小弟子。五〇年他还是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时，就为《都市规划纲要》跑前跑后。五八年《纲要》调整补充，他成了主要干将之一。文革期间“大规划”成了靶子，他却把能够找到的国内外有关规划的著述，咀嚼得只差没有吞进肚里去。可是把编制济南这样一座省会城市总体规划的责任压到这样一个刚刚评上工程师职称的人身上，实在让于书典和他的同行们震惊了好一阵时间。
更难为的是，恰在其时，在北京当了好一阵子建设部公共事业局局长、又返回济南定居的牟易之，和光荣退休多年的胡道远先后辞世，于书典有心想找个“监制”、“顾问”之类的人物壮壮威风压压阵角也莫可奈何了。
关键是调集各路人马。于书典想起的第一个人就是张国梁。其时张国梁的“右派”已经改正，可让那样一位老专家、老领导出山，听候他一个既无功名也无职权的晚辈调遣，于书典实在不敢奢望。
他且恭且敬找到张国梁面前：“张老总，您是前辈，请您扶持我们一把，给我们指点指点、当个高参行不行？”
张国梁正在画图，他收起纸笔摘下眼镜，这才缓缓地抬起头来：“书典，我问你一句：你是真心想让我出山还是只跟我客气客气？”
于书典说：“我好几天觉都没睡好，怎么还能是客气！”
张国梁说：“那不得了！让我出山我就干点实实在在的，高参不高参我不感兴趣。你要不反对，防洪那一部分我担起来就行。”
张国梁有此一举，其他原先有些想法的人也没了话好说。靠函授和自学成材的年轻工程师于书典，率领一伙老工程师和名牌大学毕业生，几年苦斗，终于顺利完成了济南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任务。
在庆祝国务院正式批复的宴会上，于书典、张国梁遥向远方，庄重地为牟易之、胡道远举起了一杯酒。
技术员、局长与市委书记
纬二路展宽工程是新时期济南市旧城改造的第一个大战役。偌大市区，几万辆汽车、十几万辆自行车、上百万人口，横贯市区南北的纬二路竟然只有十三米宽，路两边的梧桐树竟然能够枝叶相接遮挡住夏日最强烈的太阳。几经曲折，群众疾呼，省里督促，正副三位市长挂帅上阵，展宽工程才算上了路。
但展宽线路一开始就有争议。规划定的五十米宽度，有人责难说：要那么宽的马路跑航空母舰吗？更重要的是，拓宽五十米要拆迁大批单位居民，而当时上级三令五申不准“大拆大建”。市委书记李俞、市长李元荣下了很大的决心，冒着违纪受处分的风险才总算把五十米确定下来。线路北端与天桥相接，中间隔着几家大单位的宿舍和德国人留下的一座小洋楼——德华洋行，市里考虑到拆迁方面的困难，否决了规划人员提出的斜直线方案，确定搞一个丁字路口。这惹恼了规划技术员宁治平。一条城市中心贯穿线，中间竟然要出现一个丁字折口，这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是不足取的。可当他在一次会议上据理力争时，一位领导同志却说：要路那么直干什么？市委已经定了。再提反对意见就是组织问题了。宁治平是个绵性人，平时言不多语不急，那一天却睡翻了夜。城市建设，尤其作为城市骨架的主要交通干道的建设，是关乎千秋万代和千百万人的事，如果过分顾及眼前的某些困难和利益，势必铸成千古大错，给后人留下难以补救的败笔。而更何况，按照他所提出的斜直线方案，不仅路线可以缩短几十米，德华洋行小楼也完全可以保住。面对已经做出的决定和可能遭受的打击，宁治平决心拿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一个规划人员应有的原则性，不惜奋力一争。
他连夜给省委书记写了一封信，坦诚地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并且郑郑重重地附上了两条线路的对比图。他的信引起了省市领导人的重视，在经过重新考察论证之后，市委终于接受了宁治平提出的方案。如今纬二路北段高楼连幢、车流如水，有谁还记得当年那个普普通通的规划师的忧心如焚的夜晚呢？
如果说纬二路还只是开了一个头，随着城市建设高潮的到来，规划师们面临的难题是越来越多、越大了。一家化工厂从国外引进一套生产无水氟化氢的装置，到规划局办理在原厂址定点落户手续。无水氟化氢污染严重，对人和环境危害很大，但属国内短线产品，经济效益相当可观，市有关领导已表态支持。但规划局坚决不予办理，并借助市人大的力量迫使其迁出了市区。一家食品厂擅自在郊区农田里建加工车间被制止后，托亲拜友找规划局长周以时疏通关系，并且搬出市里一位分管工业的领导施加影响和压力，但周以时就是不肯松口。双方相持半年有余，不知怎么情况让市长翟永浡知道了。翟永浡亲自找到有关单位和领导人做工作说：“规划局坚持的是城市的长远利益、整体利益，他们没有自己的私利，希望大家都能理解和支持。”在翟永浡和有关领导同志的支持下，问题很快得到了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