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三民主义对于帝国主义的看法是：不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组织被打破后，全世界就能得到永久和平。民族间的矛盾和竞争还有食欲和性欲两个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因此，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一种“不完全的理论”。主张社会主义的多是强国的国民，中国是弱国，不要抛弃现在和未来都需要的民族主义精神，“去将就一个强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不完全的理论’”。总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有很大的不同。
戴季陶对孙中山三民主义所做的解释，亦即戴季陶主义一出现，立刻引起共产党人的警觉，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毛泽东、萧楚女等纷纷著文给以批判。
李大钊没有采取论战形式，直接批判戴季陶主义，而是通过纪念孙中山，阐述孙中山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地位，对比孙中山和列宁的一些文章表达了他的“中山主义”观。
在李大钊看来，孙中山首先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正统”继承人。他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肯定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历史既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又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孙中山生于这个时期，时代与环境，“在在都使他自觉其所负民族的历史的使命的伟大；英法帝国主义的跋扈，太平天国的痛史，在在都足以激动他革命的情绪，而确立其决心”。
李大钊写道：
孙中山先生所指导的国民革命运动，在中国民族解放全部历史中，实据有中心的位置，实为最重要的部分。他承接了太平天国民族革命的系统，而把那个时代农业经济反映出来的帝王思想，以及随着帝国主义进来的宗教迷信，一一淘洗净尽。他整理了许多明季清初流下来的以反清复明为基础、后来因为受了帝国主义压迫而渐次扩大着有仇洋彩色的下层结社，使他们渐渐的脱弃农业的宗法的社会的会党的性质而入于国民革命的正轨。他揭破满清以预备立宪、欺骗民众的奸计，使那些实在起于民族解放运动而趋入于立宪运动的民众，不能不渐渐的回头，重新集合于革命旗帜之下。他经过了长时期矫正盲目的排外仇洋运动，以后更指导着国民革命的力量，集中于很鲜明的反帝国主义的战斗。他接受了代表中国工农阶级利益的共产党员，改组了中国国民党，使国民党注重工农的组织而成为普遍的群众的党，使中国国民运动很密切的与世界革命运动相联结。
李大钊把孙中山作为太平天国革命的继承者既有着他历史考察的依据，也有他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从而亦是按照列宁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理论认识孙中山及中山主义意义的考虑。
他在同一时期译述了马克思写于1853年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论文《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在那里找到了在列宁提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之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的论述。
他写道：“我们读了马克思这篇论文以后，应该很明确的认识出来中国国民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的理论和事实……中国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重要市场。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扩大，就是英国帝国资本主义销售商品的市场的缩狭；这个缩狭，可以促起普遍危机的迫近，加速世界革命的爆发。”他会很容易地感受到马克思从经济方面观察问题的方法和结论正和后来列宁有关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理论的观察方法和结论相同，于是也就毫不犹豫地确认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相关这一命题在太平天国时代就已被确立下来。他甚至还找到了存于法国的一份有关继承太平天国思想而在国内外各地建立的天地会参加国际工人组织“第一国际”的记载，据以说明：“太平革命是含有阶级性的民族革命”，中国革命自始就有与世界无产阶级“相提携的需要与倾向”。
他进一步论证说：孙中山建立的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宣言规定外国人同情中国革命者亦可以加入该会；孙中山接纳日本革命者参加中国革命；他并与日本友人一起对菲律宾革命给予支持；这都说明孙中山早已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与全世界的革命“均有互相联合的必要”。
然而，是“十月革命的成功，使中山先生认中国国民革命为世界革命的一部的信念愈益坚确，使中山先生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接起来的努力愈益猛烈”。也就是说，孙中山直到晚年才使中国民族革命的潮流，真正接近了世界革命潮流，“而完全汇合一起”，中国的民族革命这时“才入了世界革命的正轨”。这件事的表征便是孙中山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
李大钊指出：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话将由中山主义所指导的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成功证实。孙中山是列宁所说的亚洲人向着自由与光明奋斗的领导者和亚洲民主主义运动的代表者。以他与列宁相比较，他们有着一样伟大的人格，有着一样的革命者的精神。
不仅如此，他们的理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不同，那是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不同。“假使中山生在俄国，他一定是个列宁；假使列宁生在中国，他也一定是个中山！”实际上，“他们的主义同是革命的主义”：“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与策略。中山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理论与策略。在理论上中山主义与列宁主义是可以联合成一贯，策略上也是能联贯一致的。”他们的联合起来进行世界革命的目的相同，他们以党治国的主张相同，“他们两人的思想和人格的伟大全无异点”。进一步说，“全世界的革命成功，才是中山主义的胜利……中山主义胜利的时候，也就是列宁主义胜利了！”
显而易见，这里是把孙中山紧紧地同马克思、列宁联在了一起。这样，戴季陶在那里说：一个主义，和一个信仰主义的团体，“必定具有独占性和排他性”；“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李大钊却在这里说：“列宁主义者可说就是中山主义者；中山主义者也就是列宁主义者！”“不管是列宁主义的信徒，中山主义的信徒，应该紧紧的联合起来！”——李大钊仍旧是要联俄联共的孙中山和孙中山主义，仍旧是要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仍旧是要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实现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国民革命。
事实上，在这段时间里，李大钊和国民党内的左派同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及1925年晚些时候形成的“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已经开展了坚决斗争。
据《晨报》载，同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的一次讨论抵制国民党同志俱乐部办法的会议中，“以于树德、李大钊发言最多”；在4月的一次有国民党中央执委11位在京委员参加的会议上，李大钊等坚决反对国民党右派在北京举行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议，“痛陈不能在北京开会的理由”。
但是，国民党内分裂的趋势已不可避免。11月2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谢持、邹鲁、林森、张继等在北京西山召开分裂组织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取消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之党籍案”、“开除中央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李大钊等案”等。
随后，他们又在1926年3月底在上海召开了另一个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新的中央机构，宣言“反共、反苏、反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和决议”。
这个国民党“二大”之所以说是“另一个”，是因为在此之前3个月，广州的国民党组织已经召开了继承“一大”路线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出席会议的李大钊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两个中央委员会的对立，仅仅是国民党分裂的开始。李大钊没有，或者不愿意预料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已是为期不远的事。
农民运动观
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重要问题。共产国际1923年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特别强调了这一点，指出：“在中国进行民族革命和建立反帝战线之际，必须同时进行反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只有把中国人民的基本群众，即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吸引到运动中来，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因此，全部政策的中心问题乃是农民问题”。
这个指示一开始似乎没有引起中共党人的充分重视，因为在中共三大上仅仅通过了一个不足300字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原则性地指出大会“认为有结合小农佃户及雇工以反抗牵制中国的帝国主义者，打倒军阀及贪官污吏，反抗地痞劣绅，以保护农民之利益而促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必要”，而没有任何理论上的分析和政策上的规定。这种情况可能同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对农民革命觉悟及革命力量重视不够有关。
到1925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时，情况发生了变化。
这次大会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农民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看待。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指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列宁主义的最大功绩之一便是在农人中找到一个无产阶级的同盟”；中国人口的80%是农民，“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至于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鼓动并组织各地农民逐渐从事经济的和政治的争斗。没有这种努力，我们希望中国革命成功及在民族运动中取得领导地位，都是不可能的”。
“议决案”中总结和分析了已在南方国民党政府区域内开展起来的农民运动，提出了启发农民的阶级觉悟、指导农民自卫军等要求。
同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执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了没收土地分给农民是动员农民参加革命，从而巩固国民革命政府的保障和以农民协会的方式组织农民的思想。
以上情况表明，到1925年，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已开始在中共领导者中受到重视。这为领导北方党的工作的李大钊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
李大钊是中共党内最早重视农民在国家政治与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的领导人。早在7年前党尚未建立之时，他就曾写下过号召知识分子到农村去的文章。但由于后来从事建党、发动工人运动，以及开展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等工作，他没有继续留意农民问题。
事实上，李大钊还从未对农村中的经济状况、阶级关系，以及农民与国民革命的关系、农民革命潜力的挖掘、农民参加革命的形式诸问题进行过深入细致的探讨。1925年底到1926年中，他写下了《土地与农民》、《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两篇文章，在这些方面做了若干探索。
《土地与农民》是一篇集历史考察、现实分析、政策建议于一体的文章。李大钊列举了自周秦到民国不同时期的土地制度的变化以证实他的论断：“在中国历史上，自古迄今，不断的发生平均地权的运动”，但农民的土地问题迄今未得到解决。这个任务有待于“现代广大的工农阶级依革命的力量以为之完成”。
基于对民国农商部统计资料的分析，他指出农村现时状况是：由于外货侵入，军阀横行，作为中国农业经营主要方式担负者的大量小农生活日感痛苦，户口日渐减少，耕田日渐荒芜，呈一种破产趋势。其具体表现是中农破产者增加，出现豪强兼并倾向，丧失土地而流向城市或为兵匪的农民增多。
李大钊采用了自己理解的农村阶级分析方法，将农民分为富农（多数地主在此阶级内）、中农、小自耕农和佃农4个阶级，对属于不同阶级农户所占有的土地面积、人口劳力、农具、收入、租税额等进行了分析。他指出：“农民中最多数最困苦的阶级”是自耕农与佃农，而“耕地农有”则是广大贫苦农民最为迫切的要求。
从农村的政治情况来看，“旧有的农民团体，多为乡村资产阶级的贵族政治，全为一乡绅董所操纵”。这类团体仅仅是“为乡村资产阶级所依为保障其阶级的利益的工具，不惟于贫农的疾苦漠不关心，甚且专以剥削贫农为事”。在这种情况下，最要紧的工作是“唤起贫农阶级组织农民协会”。另一方面，由于军阀土匪扰乱，一些地方已有农民自卫军的建立。
李大钊希望革命的同志“结合起来”，到农村去帮助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他认为农民文化水平的提高是十分必要的。革命者应当对农民进行普通常识和国民革命知识的教育宣传，同时还应联合乡村中仅有的知识分子——蒙学教师，开办农民补习班。
他对农民革命潜力的估计远比陈独秀等人来得乐观，并更有预见性。在他看来，“中国的浩大的农民群众，如果能够组织起来，参加国民革命，中国国民革命的成功就不远了。”
《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一文集中探讨了农村中由农民利用传统的方式，自发组织起来的武装自卫团体。这种团体当时已在山东、河南、河北、陕西等省广泛出现。其名称除“红枪会”外，还有“白枪会”、“黄枪会”、“绿枪会”、“黑枪会”，以及“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硬肚会”等多种。李大钊认为，这些组织的出现，是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的压迫造成的。它“证明中国的农民已经在那里觉醒起来，知道只有靠他们自己结合的力量才能从帝国主义和军阀所造成的兵匪扰乱之政局解放出来”。
李大钊承认，由于红枪会的普遍出现，引起军阀、土豪的注意，受他们的利用，便产生了农民组织的分化，有了“匪化的红枪会”。但是整体来看，它基本上是一种农民自卫团体。其中有些团体还有着较好的纪律约束，代表农民利益，防备兵匪，反抗苛捐杂税。而且，农民本身既有可以战胜军阀的阶级力量，又有一种朴素的，伴随乡土观念而生的阶级觉悟。前者的表现是当他们作为农民武装与军阀队伍作战时，可以战胜军队；当他们被军阀收买，成为军阀武装，到别省去打那里的农民武装时，则会被那该地的农民武装打败；后者的表现是当了兵的农民不帮助外省军队打仗，更有的脱离军阀的军队，返回家乡投奔红枪会。可见，“武装农民自卫运动的发展”，不仅可以打败军阀的军队，“并且可以崩溃军阀的势力，根本的破坏军阀的营垒”。不过，他也指出：村落主义、乡土主义是生活在落后的农业经济中人们的狭隘思想。正是这种狭隘思想给军阀土豪利用农民武装提供了方便。因此，革命者应当教育农民认识自己的阶级地位，发生阶级觉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