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孔夫子从“至圣先师”变成了“孔老二”，客气一点的则叫他“孔二先生”。孔子被“去魅”之后，子见南子的事再一次被旧事重提是在20世纪20年代，当时跟鲁迅关系还很好的林语堂，居然根据《论语》上的寥寥几个字的记载，铺衍成了一个独幕话剧。只不过，里面的南子，已经变成了一个新时代的新女性，要求个性解放，主张男女同学，而且还为此跟孔子大辩其论，最后居然用一群美女唱着“郑卫之淫声”，且歌且舞，将夫子师徒包围起来，令夫子不得不落荒而逃。这样的话剧，即使拿到今天，演给今日的读经派人士，也许都会招来臭鸡蛋的。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有好事者在孔子的家乡曲阜来演，还特意邀请孔门的后裔来看。
事情是这样的，1929年初夏，位于山东曲阜山东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的学生会，决定排演林语堂的这出《子见南子》，一出独幕剧排起来并不难，很快，在暑假的联谊会上，《子见南子》跟二师的学生以及部分的曲阜市民见面了。虽然已经到了1929年，但在山东的内地，男女同台演戏，还是相当新鲜，况且扮孔子者，“衣深衣，冠冕旒”，穿着春秋时平民的衣服，却戴着帝王的帽子，子路还佩着柄长剑，南子也是长袖飘飘，大家的台词，都是现代的新名词，一时间，煞是轰动。不久，又在孔庙前面加演了一场。
二师的学生为什么要演《子见南子》？那个年代，读师范的学生家境差的比较多，因为师范人称“吃饭学校”，管吃管住，还有补助，穷孩子读得起，师范连老师带学生，思想激进的比较多。二师虽地处曲阜，但非孔姓的学生很多。说是借此反封建之类，可能有点拔高，倒更像是恶作剧，恶作剧也含有小小的拿孔夫子开心的意思。尽管“在那个剧本里，有孔夫子登场，以圣人而论，固然不免略有欠稳重和呆头呆脑的地方，然而作为一个人，倒是可爱的好人物”。后来二师的校长宋还吾也强调，演孔子的学生，演得“极庄严”。但是只要让孔子现身舞台，而且跟“女性主义者”南子演对手戏，演的又是孔子那点糗事，对圣人不敬是肯定的了。特别关注这一事件的鲁迅说：“因为公演的地点，恰巧是孔夫子的故乡，在那地方，圣裔们繁殖得非常多，成了使释迦牟尼和苏格拉底都自愧弗如的特权阶级。然而，那也许又正是使那里的非圣裔的青年们，不禁特地要演《子见南子》的原因罢。”
非圣裔的青年们安心要惹圣裔们不高兴，他们果然不高兴了。《子见南子》的歌舞声还未消散，一封署名“孔氏六十族人”的信就递到了教育部，状告二师侮辱他们的祖宗，要求撤换校长。有意思的是，林语堂的剧作把子见南子现代化，让孔子跟女性解放接上火，孔门后裔告的状，倒也没有多少“非圣”、“毁道”的责难，而是在这出戏的“淫”字上做文章，说这出戏演的时候，“学生扮作孔子，丑末角色，女教员装成南子，冶艳出神，”而南子所唱，“虽旧剧中之《大锯缸》、《小寡妇上坟》，亦不是过。”这种诛心之论，其立脚点，却是民国的道德法律。
状子上达之后，在南京政府势力很大的孔祥熙力主严办，但主管的教育部以及山东省教育厅却另有打算。尽管此时的国民党在得到政权之后，骨子里想的已经是稳定秩序，对造反时的离经叛道不太想提了，现在当家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原本就对“五四”运动有所保留，现在对“五四”精神更是大不以为然。换句话说，他们此时想的已是尊孔而非“打倒孔家店”。但是，国民党从来都是各种势力的大杂烩，其中左派和西化派也有相当力量，当年新文化运动的新人物蒋梦麟和马叙伦现在是教育部的部长和副部长，山东教育厅的厅长何思源，恰好是“五四”时期的北大学生，而北大的老校长蔡元培，对教育界依然有着巨大的影响。据奉命查案的教育部参事朱葆勤回忆，他得到了蒋梦麟和马叙伦的明确指示，不能因此开倒车。何思源也表示，此事系旧派对新派的攻击。在他们看来，二师事件事关新与旧，进步与落后，是两种文化的冲突。事实上，这一年医疗界有关中医废止问题的论争，在这一部分人看来，也属于同一性质。两个事件都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参与，在这个事件中，站在捅了马蜂窝的二师学生一边的舆论显然要多一些。事件的结果也很相似，都是新旧妥协，而旧的一方似乎还占了上风。教育部的意见是，二师演戏不等于侮辱孔子，校长虽未遭查办，但却以另有任用为由而调走，接着教育部下令，对孔子要表示尊崇，各校不许再演《子见南子》。
两个事件，都是所谓的新派主动挑起的。但挑起后引发的反弹却如此强劲，双方混战一场，各自都不满意。文化的争论，夹杂着利益的纠葛，都令政府说不清断不明。现在看来，这些事也的确不该由政府来断。
云南讲武堂操场的沙砾
云南讲武堂，是目前我见到的保存最完好的清末军官学校。完整的两层楼校舍、宿舍，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大四合院。大门的铁栏杆，斑驳而老旧，看起来好像是刚刚还有人从这里走出走进。绝大多数房舍都空着，只有一面放了一些照片和貌似的旧物，作为展览对外开放。大部分照片都属于常见的大路货，真正属于讲武堂的旧物很少，一门山炮和一门榴弹炮太先进，而一门土炮和几支火枪又太陈旧，都不属于讲武堂的时代，只有操场上的沙砾，十有八九是当年的货色，白白的一层，都磨成了石英，看来没少经人在上面摸爬滚打。这是个出过很多大人物——改变历史的大人物的院子，这些大人物的脚和身子，肯定亲近过这些沙砾，他们有活得很长的李根源、朱德、朱培德，还有活得不那么长的方声涛、罗佩金、谢汝翼、张开儒、刘存厚、王伯龄，以及由从前的战友变成敌人的唐继尧和顾品珍。当然，还要说一个特别有名的大人物，这个人虽然仅仅是这里的兼职教官，但却令讲武堂每个学生感到自豪的蔡锷。
讲武堂的展览，主要讲的是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这很可以理解，历史的叙事，都喜欢大事，尤其是价值十分正面的大事，一个军校，能跟这样的大事联系在一起，足以让人把别的忘了，好像这个学校只经过这两件事。其实，辛亥革命也好，护国讨袁也好，对于中国也好，云南也好，云南讲武堂也好，只是两个瞬间，更多的，是一些日常活动，对于讲武堂而言，就是没完没了地上课，训练，列队，齐步走，枪放下。
恍惚记得，云南讲武堂很像日本的士官学校，至少从照片上看是如此。这个清末新政时期的军事学校，跟中国当时多数讲武堂一样，都是学习日本的产物。当时受法国影响很大的云南，在军事教育方面，却没有多少法国的影响。因为这个学校的教官，大多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不仅教材、教法都取法于日本，连房舍都模仿日本士官学校，学校的教官与学生，服装都很像日本军人。中国的陆军现代化，到讲武堂开办的时候，看来已经从小站时代的学习德国，转而进入了学习日本阶段。此后，又有一个学习苏俄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在云南的第二代现代军人那里，法国的影响才大了起来，龙云的儿子，出现在了法国圣西尔军校。
不过，云南讲武堂展览里有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军校仪仗兵，军装是日式的，但兵的手里，却拿着一支方天画戟，想必，其他的仪仗兵手里，拿的也是斧钺之类的家伙。这些仪仗兵似乎在仿古，古代的皇帝和高级军事首领，身边的仪仗护卫，的确拿的都是这种好看而不中用的玩意，但也可能是学法国，因为法国人到现在，某些仪仗队依然拿着古代的冷兵器。
仪仗兵手里的方天画戟，并不能改变这里现代军事教育的本色。然而，跟所有清末的改革一样，军事现代化的改革，在将军队引向现代化的同时，也威胁着这个王朝。改革的步伐走得越快，似乎越是反衬出主导这个改革的王朝政府的落后和腐朽。因此，改革产生的新式陆军，尤其是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反而成为王朝政府所要防范的对象。那些原本作为改革对象的巡防营，尽管落后、野蛮，没有训练，但却令各级政府官员放心，成为监视新军，尤其是讲武堂的依靠力量。在清朝灭亡前的几年里，新军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官兵受到监视，平时不发子弹，即使在实弹训练中，也要严格掌控所发的子弹数量。当时的云南，主政的云贵总督李经羲，还算开明，对新军戒备还不太严，而且他对蔡锷特别赏识，新军和讲武堂的武器弹药使用，尽管有诸多的限制，但是至少他们还是能见到子弹。
然而，防范越严，新军的反心越重，与其说新军士兵和军事学校的学生是被革命的思想“带坏”的，倒不如说是被政府大员们一系列的猜忌、防范逼反的，尤其重用巡防营的做法，影响尤坏，彻底消解了新军基于自身现代性的自豪感和优越感。云南讲武堂的学生们，很自觉地在每次实弹演习中，把子弹节省下来，发十五发，只打五发，剩下的都交给一些进步的教官，统一保管，积攒起来，为起义做准备。
武昌起义后，云南很快响应，平时积攒下来的子弹，最终让新军和讲武堂学生攻下了军械局和总督府，云贵总督李经羲被从床底下拖出来的时候，才发现原来起义军的司令，居然是自己一直特别欣赏的协统（旅长）蔡锷，呆了半晌。最后，蔡锷把李经羲放了，让他去了香港。就这样，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努力，最终成为压垮这个王朝骆驼脊梁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应该是最后一粒沙砾。讲武堂操场上被磨得很光的沙砾，实际上也参与了一场战斗并不激烈的革命。
有人说，凡是专制国家，大家都呼吁改革，但是一改革，反而覆灭得更快，清朝就是一个例子。其实，改革变成一个王朝政府的催命符，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改革过程中政府自己变化太小，以至于变成为引入新因素的对立面，苦心引进的新因子也就变成了自己的敌人。如果自己变化步伐快一点，事情也许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国家现代化变革成功的例子也有，比如土耳其的凯末尔革命。人家政府推进的改革，就没有最终吞噬政府自己，那里，学习西方建立的新式军队，反而成为政府变革的推动力量，而且是变革了的政府的依赖。
从讲武堂参观完毕，看见云南讲武堂的操场上，只有几个闲散的老人。一个正在练太极剑的大娘，成为这片沙砾上唯一还有点“武气”的人。讲武堂操场上的沙砾，现在轮到大娘们在踩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