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无可否认，西医们的动机并不只在为一己争地盘而剪除异己，他们确实有推进中国现代化尤其是医疗卫生事业现代化的意图在里面。但问题是，时间已经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医还能妨碍西医的发展吗？无可否认，当时中国的西医不多，据说整个国家才不过六千余，而且基本集中在大城市，当时的卫生部长薛笃弼也承认，全国只有十分之二三的县有西医。但一则西医才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主要在20世纪初才有较像样的发展，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有如此规模，已属可观。二来医界的发展主要是受市场和国家发达程度的制约，中国当时就是那么个发展水平，偌大的国家进出口额抵不上个小小的比利时，连瓶碘酒都要进口，自然依赖工业和设备发展的西医就难以上档次。况且，当时的医疗事业，主要是靠市场调节的。对于医疗市场而言，决定市场份额的一是疗效，二是价格。价格上中医要比西医便宜得多，而疗效西医又难以有绝对的优势，所以，两者只能分割市场，而不是一家独占，即使在较开化的通商大埠也是如此，至于那些没有西医的地区，并不是因为那里中医占据了市场，而是那里根本没有西医生存的条件，即多数人贫困到了根本看不起西医的地步，除非教会免费施医散药。应该说，对于所有不发达国家而言，人们的观念和当地传统的医生对于外来西医的进入是存在过一定的影响。在中国，当传教士医生刚刚将西医西药散向人间的时候，这样或那样来自观念和传统医生的阻碍无疑是会产生些影响，但到了连中医们也口口声声说科学的时候，这种阻碍即使有，也相当微弱了。其实，在医药方面，人们传统观念的障碍有多大，我是有怀疑的，许多传教士医生在回忆中的确提到过许多中国人观念阻碍他们行医的事情，但他们的回忆也提到，这些阻碍的大多数都靠着他们当时并不高明的医术克服了。毕竟中国人是个特别务实求验的民族，只要能有效验，他们是乐于放弃成见的，尤其是人命关天的时候。我曾经在非常落后的农村生活过，那里的医疗卫生条件以及人们的观念并不比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强多少，但是，只要医生（属于西医系统）能治好他们的病，他们所有的既成观念都会服从医生的指示的。
当时在中医们闹着请愿时，各界也发来一些声援电报，为他们壮声势，其中有一个比较特别，说是由于中医的缘故，中国才拥有世界最多的人口（《大公报》民国十八年三月十六日）。不消说，这种将中华民族旺盛的生殖能力归功于岐伯与黄帝发明的高论，无论如何都是讲不通的，但中国众多的人口与落后的医疗卫生状况，却成了中医请愿保存自己的最有力的借口。百分之八十的地区没有西医，四亿多人口与六千余西医的巨大反差，无论如何都是政府的卫生行政机关所要正视的现实。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绝大多数毕竟要靠中医来料理他们的疾病。中央卫生会议上西医们火药味十足的议案，虽然让中医感到了生存的危机，但本质上与“五四”时期的书生议论并无不同，都解决不了中国的现实问题。请愿的中医们恰是抓住了这一点，向国民政府的各方面大员疏通呼吁，结果将卫生部弄了个里外不是人，薛笃弼坐在了火炉上，连老板冯玉祥也来电骂他，所以结果只能是，大家闹一场，西医们白费了脑筋、口水和笔墨，回到自家诊所和医院徒呼负负，中医们欢庆胜利，一起吃大菜。
诚然，中医们此次的胜利的确是令参与者兴奋的。请愿的组织发起者之一的陈存仁先生，几十年后还屡次在自己的各种回忆中提及此事，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实际上，中医们的胜利是要打一个大折扣的，中医虽然经过抗争，赢得了继续生存的权利，但毕竟公开地承认了对手的道理，而且不得不用对手的道理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然而，就中医理论本身而言，那一整套阴阳五行、经络脉象之说，跟西方科学毕竟存在着难以打通的隔膜，属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反而与西学提倡者批判的迷信诸如道教、方术等倒是难分彼此，相互间有着血浓于水的联系。客观地说，从张仲景到李时珍，实际上并没有跟方术划清界限，各地的中医，即使是那些卓有成效的名医，也或多或少有点医巫不分的感觉。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医和西医是分属两种文化体系的医疗和操作手段，要想互相说明和解释至少是非常困难的，而以西医的价值为标准来评判和衡量中医，跟带了有色眼镜甚至哈哈镜看东西其实也差不了多少。包括我们所说的医巫不分，其实只是我们现在的感觉，即已经接受了西方科学价值观而后的观察做出的结论。在西医或者西方的语境里，中医的针灸、按摩甚至刮痧都很难真正得到理解。即使科学发达如今日，中医基本要素如经络，任何科学手段依然无法证明其实体性的存在。但任何人，只要经历了针灸治疗的，都能真切地感觉到确实有经络和穴位这么回事。在这场中医存废的论争中，西医说中医没有科学上的根据，而中医却要强调科学的实证性来证明自己，中医在道理上的屈服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了。毕竟，在那个时代，科学是具有无穷魔力的名字，任何人都不能不向科学低下自己的头。谁说“五四”科学与民主的启蒙没有成功，至少“科学”一词变成了法力无边的魔杖。也许，那个时代的大多数老百姓并不如此想，甚至连“科学”二字都听不懂，但是，毕竟一个社会有声音大和声音小甚至无声群体的分别，在某种情形下，只要声音大的群体认可这种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就会变成社会的公理。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还很幼稚（整个上海才有一台X光透视机），数量远不及中医的西医们敢于提议废止中医，而声势浩大的中医却只能哀兵求告，还要加上疏通和贿赂才能抵挡的缘故。事情就是这样奇妙，当这个社会或者说国度的大多数人还并不知科学为何物的时候（包括某些高喊科学的人），对“科学”的名词崇拜却能畅行于世。
事件过后，褚民谊没有像传说的那样向国民党的三全大会提议废止中医，而是改而呼吁提倡科学，选拔人才。卫生部长薛笃弼则声明中医不可废，但要科学化。实际上，以西方医学理念建立的卫生部门（虽然当时还很幼稚），本身与中医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卫生部门要想建立现代的卫生体系，势必要改造中医，用当时《大公报》社评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医家“对于世界医学界实负有一种特别使命，曰解决中西医问题”（很可能是张季鸾的手笔）。再说，当时的中医自身却也存在着难以掩饰的家丑，像我们前面提过的，庸医太多。虽然庸医的存在西医也难免，但中医界混世的人绝对值毕竟过于庞大，仅仅读过《汤头歌》就出来蒙事的大有人在。这是由于中医的传承过于个性化，传习的过程过于经验化、体验化，个体之间差距太大，缺乏一个基本的尺度来衡量，而且中医总体上没有消毒卫生的概念，对中国人生存环境的卫生健康以及防疫实在不利。只是从那以后，中西医问题的解决，基本上是单向度的。国民政府的卫生部要求中医从业要经过考试（西医也需考），但考试的内容则以西方医学为主，而且西医考试通过称医师，中医则称医士（当然，比起英国统治下的香港的中医只能称“Herbalist”，意思为“种植或贩卖草药者”还是要强一点）。对中医中药的研究整理，也大体上按照以西方医学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中医中药的路径进行。实际上，在事件发生的时候，中医中药的地位已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某些西方和日本学者已经注意到了中医中药的作用，开始加以研究（主要是中药）。中医们在请愿时，也就此作为例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不过，西方的中药（也称汉药）研究，基本上是药理探究，属于西方科学研究的范围，目的充其量无非是将中医中药作为要素摄取进西医体系。可是这种理路，却实际上贯穿了改造中医中药的全过程。到今天，中医中药确实走上了一条“科学化”的道路，中药成剂可以批量生产了，但也越发像西药了。一批又一批医学精英本着科学的理念，用科学的仪器来探索经络的实存，当然是越探究越不明白。进了中医院，诊断上的望闻问切不见了，俨然化验、照相、透视、CT这一套，开出的药，也是中西合璧，成剂多汤剂少。毫无疑问，中西医高度结合了，但中医实际上已经成了拾遗补阙的角色。一代一代的医学发展下去，有名的西医层出不穷（主要是好刀——外科与眼科等），可有名的中医却在老一代相继谢世后不见了。一位中年中医告诉我，现在哪有中医，我们都是西医。当然，我这个外行不能也不敢否认这种路径的合理性，但是，我想问的是，有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再往远看一点，自我们的“国故”被以同样的科学精神与方法整理以来，诸子百家的学说最终还不是变成了某某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管理思想……再分解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高明或者前卫一点的，则是从西学角度生出问题意识，再以西学的框架和理论加以论证，中国所有的东西包括我们的中医典籍只是一些可供论证的材料。所以，同样的问题是，就算这种形式的整理国故是不可避免的，还能不能有第二种方式，可不可以不用西学的概念和框架，来整理我们古代的学问？我们的孔子、老子、孙子的学说，能不能不像中药的当归、熟地一样，只落得在人家仪器面前做材料的命运？
中医还是旧医，这其实并不是一个过去了的老问题。
（本文的部分资料由郑玉臣先生提供，在此谨表感谢。）
科学不是强权——也说中医
自打前几年在《读书》杂志上发过一篇谈1929年民国政府废除中医事件的文章，一直对中医未置一词。不幸的是，在此期间，有关中医的话题越炒越热，不仅媒体炒，精英炒，大众也跟着起哄。在这种铺天盖地的喧闹中，有人吵架居然会引用我当年的话，累及我挨骂，看来，不出来说几句是不行了。
当下关于中医的热闹，跟某些人振臂一呼，要求废除中医有关。其实，这种振臂一呼，在国内多半不会有应者云集的效应，但招来唾沫和眼光是肯定了，估计这些中医反对派中的某些原来不出名的人，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效果也挺吓人的，至少南洋一带的海外华人很是紧张，前几天去马来西亚开会，就有当地华人惴惴地打听，中国政府会不会因此而废除中医？
当然，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此间废除中医的呼声，充其量只是一种网上的热闹甚至娱乐，有权有力者，没有人会真的把它当真，中医业者，也不会把它当真，前几年几部畅销的阐述中医著述的作者，都没有出来讲话，就说明了这一点。其实，对中医的真正威胁，不是当下这些中医反对派的登高一呼，而是日甚一日的中医科学化改造。这个改造，已经有了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晚清以来，真正征服中国的，其实不是西方的坚船利炮，而是坚船利炮背后的科学技术。进入民国，中国人已经经过了心口俱不服，口服心不服，到了口服心服的阶段，很自觉地对夹带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递了降书降表。1929年那场废除中医前的中西医论战，西医自然高举科学旗帜，将中医视为会导致亡国灭种的迷信，但中医支持者并没有祭起扁鹊、华佗的法宝，抬出《黄帝内经》、《伤寒论》和《王叔和脉经》的道理来反驳西医，而只能拿科学说事，拿西方人验证中药之“有效成分”为自己辩护。那次中医医生的“抗争”虽然赢了，但中医却从此笼罩在西方医学科学的阴影下，在被动和自觉改造的轨道上前行。直到今天，依然在这个轨道上走，直走到绝大部分科班出身的中医，不明经络，不会把脉，看不懂《黄帝内经》，名曰中医，实际上已经变成了西医的附庸。
跟某些狂热的中医支持者不一样，我不认为中医是科学的。它的依据，就是阴阳五行，就是气脉经络，甚至天人合一，它跟中国文化中某些神秘的方术，的确没有严格的界限，中医的诊断、针砭、用药，也不是建立在生理解剖和药理学的基础之上的。中药的治病，其实也不尽是所谓药理成分起作用，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不是中药，而是西药了（中医用药和针砭，都有天时地候的讲究）。尽管如此，这一切依然不构成否定中医的理由，因为，中医，的确有验效。在日常生活中，我相信相当多的人都有这样的见闻，周围自己认识的人，甚至就是自己家的人，在被西医判了死刑，或者治不好的情况下，被中医甚至某个偏方治好，或者病状改善了的。在今天西医如此强势，中医已经式微的情况下，这种现象还出现得如此频繁，应该很说明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跟晚清西医刚刚进入的时候正好相反，那时候是中医治不了的人抬到西医那里治，而西医往往能给治好。
就像阴阳五行解释不了生理和药理一样，西医的科学道理，也解释不了中医，比如经络，科学到今天也无法验证它的实体性存在，但人的感知告诉我们，它的确存在，只要按经络分布的穴位针灸和按摩，这些感知会反复出现。也就是说，在感知上，借用一句科学的术语，它可以用重复试验，来验证之。
科学不是万能的，永远有解释不了说明不了的东西。人们身外的大宇宙和人体的小宇宙，有太多的秘密，是人类科学所无法探知的，而大小宇宙之间关系的秘密，也许更多。如果人们相信终有一天，人类可以借助科学，穷尽所有的宇宙秘密，我想，在这些人眼里，科学，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变成了宗教或者迷信。
当年，梁启超先生得了肾病，西医手术，结果割去一个好肾，不久去世，死前告诉亲属，不要声张。后来胡适先生也得肾病，不得已到中医求治，治好了，胡适先生依然要求家人不要声张。我理解两位先生的苦衷，那时候，是引进西医，引进科学的年代，无论如何，大方向要坚持。然而，到了今天，科学已经成为统率各种学科的皇帝，即使人文社会科学，人们在论证什么争吵什么的时候，总是坚持自己是科学的，对方则是不科学的。西医不仅把中医压得萎缩在一角，而且至少在科班的领域，已经阉割改造了中医。情势比起梁启超和胡适当年，已经是沧海桑田，地覆天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的某些勇士，还要宜将剩勇追穷寇，将已经成为文化孑遗的中医斩尽杀绝，未免太不厚道了吧？
在20世纪的香港，中医被称为“herbalist”（贩卖草药者），在中国内地，中医的地位，其实也跟herbalist差不多，相当可怜。科学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某些人手里，一直有棍子的妙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只要宣称自己是科学，别的人就要倒霉了。在世界普遍认同文化多元化的今天，我看还是歇歇吧。
梁启超和胡适的“医疗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