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宋朝已经处于内忧外患交集，国贫民穷的境地，冗官、冗兵与冗费像三座大山压在政府的头上。政府机构层叠设置，官吏越加越多，整个政府毫无效率可言。而作为政府军主力的中央军，由于北方契丹人和党项人的压力，虽然逐年扩充，但百万之众面对总计不过十数万人的敌人，却屡战屡败。每年的行政费用、军费开支和被迫交纳给辽与西夏的岁币，使得国库空虚，民穷财尽，农民的负担比之唐朝重了七八倍不止。不改革，国家已经没有出路了。然而，改革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王安石之前，不仅改革的设想屡见，而且范仲淹等人也曾着手实行，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宋朝优待读书人，鼓吹文治精神的开国之策，演变出一个不断自我膨胀的文官体系。读书人进入仕途的门槛低，而且凡屡试不第的废物，都可以参加“特奏名”考试，在那里，曾经发生过只写了“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就录取进士的千古奇闻。只要踏入仕途，面前似乎只有加薪和升迁的美景，对于大多数官员而言，只要不妄想出谋划策建立奇功伟业，自然会凭着资历熬上去（苏轼有诗言道：“但愿生儿愚且直，无灾无害到公卿”），升迁慢就等于是惩罚，这种只奖不罚的“干部政策”，使得赵匡胤的“养士”变成了“养官”，虽然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宋朝内部的稳定，但越付越高的成本，却也让赵家的子孙捉襟见肘地犯难，眼见得庞大的官僚队伍不仅吃空了国库，而且使整个国家在两个北方游牧民族的压迫下反倒陷入过度的低效率的状态。更可怕的是，这个庞大的文官体系几乎是自发地抵制任何改革的企图，范仲淹等人发起的“庆历新政”，与其说败在什么大地主阶级的手里，不如说是毁在朝野官僚众口铄金的群嘴和台下乱踢的乱脚上。
王安石虽说人称“拗相公”，但他的改革实际上却乖巧得很，无论动作怎么大，却尽量避免触动文官体系的利益，面对财政的困难，他的思路是开源而非节流。在他看来，只要找到足够的钱，那么就可以养活这些文官以及庞大的军队，朝廷的危机也就自然消除了。所以他的机构改革，只是着眼理顺权力关系，并不在意精简人员。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变法失败了。显然，对于已经过惯了太平日子的官老爷来说，哪怕一点轻微的改变，也会引起他们的不安，不安就要反对。变法过程中大幅度的官制调整，衙门合并，很容易使那些安于现状的人们感到不安，生怕在这频繁的变动中失去了位置，在王安石变法的群起而攻击中，自然也有这些人的声音。守旧势力的反对自然是变法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导致变法失败的真正原因，却是在总体设计上的技术障碍。
我们知道，对于传统的中国而言，官僚体系虽然发达，但技术手段却相当有限，信息不仅难以通畅，而且还有被完全遮蔽的可能，制度从来都难以穷尽每一个细节，必须靠人为的努力来弥补制度的不足，而传统社会这种状况就更加突出。对于官吏相衔的行政网络来说，所有的行政环节和手续，都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谋取制度外好处的机会（极少数清官除外），那些没有多少官方法定收入的吏员尤其如此。环节越多，手续越繁，他们上下其手的机会也就越多。从某种意义上讲，传统的官僚体系自身就存在着寻求制度外利益的机制，在王朝的框架内，无论多么清明的政治设计，都不可能完全消除这种机制。王安石变法的各项措施，设计不能说不精妙，如果真能实行其目标，确实能改善朝廷的状况，尤其是财政和国防。但是，“保甲”、“免役”和“青苗”诸法，本身就要求官府的大力度参与，尤其是“保甲”和“青苗”法，一个要求官府将农村原有的村社结构重新改观，一个则需要官府定期放贷收贷，均将官府的触角直接伸到了每个农户。在当时的情景下，由于农民对于政治的习惯性冷漠，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实际上不可能真正了解变法的意义，甚至对于其内容也往往是一盆糨糊（变法的设计者就不主张农民了解这一切），所以基本上只能任由官府摆布，所谓变法在农村，给了官吏摆布农民、上下其手借机聚敛的一个最合适的借口和堂而皇之的理由。很多地方实行“青苗”法，真正春天需要贷款播种的农民得不到“青苗钱”，而那些不需要贷款的殷实农户，反而被强迫接受，秋天则以高于法定利率的数额逼勒还贷，一个原本惠农意义的“新政”，结果却成了地道的扰民主之举。同样，在“保甲”法和“免役”法的推行过程中，类似的扰民行为也司空见惯。当时司马光等人对变法的批评，其实主要集中在扰民和聚敛上，实际上并非一点道理没有。将司马光视为大地主阶级的代表一棍子打死，其实有失公允，至少在那个时代，他应该算是一个富有士大夫责任感的人。只是，他只看到了新政之弊，过于看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
王安石变法虽然暂时改善了朝廷的财政状况，但却难以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迅速增加的财政收入，不仅有竭泽而渔之嫌，而且扰乱了农村的社会秩序，极大地加剧了朝野、官民的紧张，所以不可能顺利推行下去。但是，变法失败后，一部分道德感很差的官员意识到了新法对他们的莫大好处，结果后来的朝廷上，不断地演出了一场又一场的新旧政的拉锯闹剧，直到北宋灭亡。历史学家公认，后来的新政已经完全变了质，成为搜刮民财的灾难。这个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一场技术上存在问题的改革，是很可能被别有用心者变成自我渔利的机会的。
在西晋王朝建立之初，晋武帝司马炎一度曾经想过有所作为，想要精简机构，淘汰冗官，算是西晋的功臣荀勖却一盆冷水浇过去，言道：省官不如省事。无论荀勖其人在历史上多么不堪，但他的这句话却是有道理的。当面对一个素质低下效率不高的官僚体系，却又离不开它的时候，要想改革只能循着“省事”的路径，什么时候国家的“官情”变了，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变招。如此，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凡是国家和百姓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政治往往会以“无为”的面目出现，因为只有尽可能地不生事，简化行政程序，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休养生息。明代中叶张居正赋税改革，实行“一条鞭法”，从税额上来看，百姓负担是加重了，但改革却很顺利，为什么？原因很简单，手续简便，项目单一，减少了官吏上下其手的机会，所以百姓负担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所以推行顺利。的确，省事比省官更有效。
宰相的座位
所谓宰相的座位，不是说宰相家里或者官邸里的，而是宰相在上朝时的座位。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古代题材的影视剧中，看见不论是什么朝代，上朝时所有的大臣，包括宰相在内规规矩矩地分班肃立，而皇帝则高高在上，踞坐在龙椅上，听大臣们低眉顺目地奏报。这些场景无疑又气派又好看，但却不都是真的。
在宋朝以前，上朝时宰相是有座位的。魏晋之前，三公就是宰相，“三公坐而论道”，上朝没有坐的地方哪儿行呢？皇帝坐得，他们也坐得。东晋第一个皇帝司马睿登基，居然要拉丞相王导与他同坐龙床（那时候还没引进椅子），丞相不仅有座，而且要和皇帝平起平坐，引得外间纷传：“王与马共天下。”这种君弱臣强的局面一直维持到南北朝结束。隋唐兴起，皇帝虽然牛气了许多，但执政的宰相依然不弱，这个时代以尚书、中书和门下三省长官为宰相，这些宰相们在朝堂之上依然有座位，而且可以跟皇帝争三争四地唠叨。
宰相们的地位高，权力大，责任也重。有时候，赶上个天灾人祸，什么大旱啦，涝灾啦，地震啦，宰相也要负责任，丢掉乌纱。就算是皇帝不下令免职，知趣的，自己就悄然隐去。因为自古传说，执政者是要承担调和阴阳之责的，有灾异，古人就认为是阴阳不谐，原因是宰相没有做好工作，所以他们要丢乌纱。
宰相没上朝座位，据说始于宋太祖赵匡胤。有的说法是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正式登基的第二天，从后周继承下来的宰相范质上朝奏事，开始还坐着讲。正讲着，赵匡胤突然打断他说，你先不用讲了，把文稿拿我看看。范质遂起身把文稿捧给他看。赵匡胤说，我老眼昏花，你再拿近一点。范质就又凑近了一点。等皇帝看完了，范质再想坐下，却发现椅子已经没了。原来趁范质站起来的时候，皇帝悄悄让宦官把椅子搬走了。范老儿也没有办法，只好站着。从此以后，宰相上殿就再也没了座位。这种说法多少有点玄，把赵匡胤说得像个市井无赖，或者乡下的顽童，居然在朝廷上千这种骗人起立偷偷撤椅子的勾当。如果要是真的话，那么范老先生说不定会来个大屁股墩，非闹得朝上大乱不可。赵匡胤虽然是武夫军汉出身，对读书人却还尊重，头脑也相当清楚，想来不至于当众这样胡闹。
比较起来，另一种说法似乎更有说服力，说是范质自以为是前朝旧臣，不是赵匡胤的亲信，所以宰相当得不踏实，因而自我贬损，主动要求上朝不设座，不上茶。赵匡胤也就顺水推舟，以后遂成定例。然而，范质的马屁并没有保住他的地位，不久宰相就被那个号称“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取代了。
从此以后，宰相乃至整个朝臣们的地位就每况愈下，明清连宰相也不设了，皇帝老儿自家一个人既做皇帝又当宰相，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自家忙不过来，就找人帮忙，于是有了内阁，清代将内阁虚置，另设军机处。内阁和军机处虽然干的都是过去宰相的事，但地位却有天壤之别。从官制上讲，这些机构都是临时性质，人员都是从别的衙门中抽调过来的。所有人的本职都是原来的官，他们入阁或者入军机处，本质上不过是给皇帝做幕僚，出出主意，打打下手，没有丝毫的专断处置之权。从工作程序上讲，有宰相的时候，各地公文先经过宰相，然后再报皇帝，宰相处理公务的时候余地较大；而内阁军机处时代，所有公文先经皇帝，然后下发内阁与军机处处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上面。所以，阁老与军机大臣非但与从前的三公不能比，就是与宋朝没了座位的宰相也比不了。赵普当宰相的时候，有时赵匡胤想要添置点东西，赵普不点头，就是什么也添不成。气得赵匡胤哇哇直叫，说我没做皇帝的时候，想买什么就买什么，现在做了皇帝，反倒不如从前了。
从明朝开始，这种宰相的风光就再也不能出现在内阁和军机处的大臣们身上了，倒是某些宦官可以有近似的威风。明代原本帮皇帝打点笔墨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皇帝的昏庸和懒惰，居然取得了代皇帝批奏折的“朱批权”，成了“立皇帝”。朝臣们包括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上朝议事只能“跪奏”，在朝堂之上，想站着说话必须有皇帝的恩准才行。皇权的地位，在臣子们的“五体投地”中达到了最高点。
“九品中正”与唯成分论
提起“九品中正”，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总是要口诛笔伐，说它导致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弄得贫寒的读书人没有官做，太不公平。当然，作为一种选官制度，“九品中正”面对这种指责确也无从逃避，在它存在的几百年里，它的的确确不是在选拔人才，而是在核定门第。很有点像我们后来的“文革”时期，叫嚷“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唯成分论。
“九品中正”又称“九品官人法”，是曹丕刚刚继承父业，还没有来得及逼汉献帝“禅让”的时候，新“王”上任三把火，采用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而制定的。“中正”是一种特殊的官，每个郡设小中正，州设大中正。做中正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该郡人士，二是现任京官，所以，中正其实是兼职，每三年才行使一次职务，具体事务由其属员“访问”承担。中正的职责就是为本地的士人，也就是读书人评定品级，也好备吏部选拔。
一般来讲，中正要向上面提供本地士人的三种材料：一是“家世”，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你的出身，上三代都是干什么的，再加上你的社会关系，叔伯舅舅，七姑八姨，再加老丈外带舅子；二是“状”，就是对你的行为、道德和才能的综合评语；三是根据“状”，再参考“家世”而评出的“品”，一共有九品，即九个等级。三年评一次。九品的排列，据说是受了班固评定古代人物的影响，班固曾经将古代人物定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按陈群的原意，“品”的评定，主要依据是“状”，即重在表现。但由于“家世”是死材料，硬指标，而“状”则是可大可小的软条件，在大家势族的影响下，评来评去，尺度倒了过来，“状”反倒成为可有可无的了，重在表现就这样变成了唯成分论。其实就是势族高门不加于涉，按这种评法，或早或晚，终归是要变成唯成分论的。就是今天的各种评比，从评先进到评职称，只要有能量化的指标，最终都按量化来评，别个就成了摆设。九品中正制实行到最后，尚书省的吏部干脆按各家族谱牒给官，只要上了名家的家谱，就不愁没有高官做，自然，吏部诸曹也必须精通谱牒。因为“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贫寒之士也有不得已造假的，反正那时候既没有户口登记，也没有相片，姓王姓谢的又不是那么两家，只要是同姓，长点心眼就可以伪造谱牒混进高干子弟队伍。不过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谱牒之学大盛，造假之风甚盛，辨伪的功夫也大，官方打假比私家还积极，精通谱牒学的古代“王海”也出了几个，所以造假没成什么气候，做官还得凭家世。
具体的九品评定虽然落实在纸上是九品，但社会上只将之分为上品和下品，凡四品以下，一概被视为下品，不会有人理睬了。按当时的习惯，一品是要给皇族的，别的人，任你有多高贵的门第，也休想跻身其列。但是，皇族做官掌权一直是让皇帝不愉快的事，所以，一品就自然变成了好看而无用的高帽子。真正值钱的是二品，二品才是名副其实的上品，人称“灼然二品”，或者简称“灼然”，大家趋之若鹜。到了后来，稍有点来头的，就要争二品，连三品都不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