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北方，由于气候、土质、水位和埋葬方法等因素，墓葬的棺椁及部分有纤维质的随葬品，都保存不好甚至没有保存下来。
但是，江陵楚墓却完整地保存了下来。青铜器、陶器、竹简、帛书、帛画等。楚墓出土的文物品类齐全，很多青铜器上的铭文甚至清晰可见，有的陶器连封泥、印章也有留存。一些重要的文物如漆木、竹器、丝麻织品等，目前仅见于楚墓。
（一）精美的青铜器物
在江陵楚墓当中，青铜礼器多出自中等以上的贵族墓，主要有鼎、敦、尊、盏、壶、缶、盥缶、盘、勺等。
这些青铜物品大多制作精美，充分体现了当时冶炼技术的精湛。
1.龙纹铜镂空杯 龙纹铜镂空杯是在1991年8月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口径12.2厘米、底径10.3厘米、通高14.7厘米、重0.77公斤。
整件器物呈上大下小的圆筒状，口微侈，斜直壁，外底有三兽蹄足内侧有凸榫，圆形镂空平底置于器内凸榫上。杯外壁上下分别饰以错银装饰的带形二方连续勾连夔龙纹。
中部由六组对称的镂孔夔龙纹图案组成，每组对称排列，龙头相对，身体卷曲，姿态生动，其上铸有细密的三角卷云纹和鳞片纹。
铜镂孔杯此前至少有六次发现。最早在1957年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楚墓发现，随后在江陵“望山1号”楚墓、江陵“雨台山264号”楚墓、随县曾侯乙墓、荆门“包山2号”楚墓，均有出土。
此外，在湖南“长沙398号”楚墓也出土了此类器物。器壁均为镂空动物图案。关于这类镂孔杯的用途，目前学术界尚无统一的看法。
2.镂空凤纹铜镜 镂空凤纹铜镜直径11厘米，整镜构图精巧，形象生动。
镜面与镜背是用两种合金成分不同的青铜分铸，再合为一镜。背面为三弦钮，圆形钮座，斜边，窄平缘。镜背自然分为四区，每区各饰一组对称镂空凤纹图案，每组两凤躯体作形卷曲，曲线自然、柔和。
此镜以圆形小镜钮为中心，按十字将文饰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由一对头相对、身体弯曲、尾部向外翻卷的凤鸟组成。每两只凤鸟之间的中部和尾部又以卷云纹相连，使整个画面浑然一体、构图匀称。因为是镂雕，故立体感特别强烈，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镂空凤纹铜镜高冠回首，体态活泼，两凤之间颈、翅相连，成双成对翩然飞舞。凤身饰有精美的羽毛纹饰。
镂空镜的出现时代大约在春秋晚期，流行战国早、中期，战国后期就绝迹了。此类铜镜在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地均有发现，但出土数量较少。
江陵九店东周墓出土的这两件青铜器造型别致、工艺精巧，体现了东周时期青铜工艺的高超成就。
3.带钩 带钩是束腰革带上的钩扣。在楚国贵族看来，带钩不仅仅是服装的饰物，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带钩选用的材质、制作的精细程度以及大小都成为判断带钩价值的标准。楚人的带钩通常是用青铜铸成，名贵的则用黄金或白金打造或玉石雕刻而成。
江陵望山1号墓中出土了一件带钩，弧长46.2厘米，宽6.5厘米，如此大的带钩，在现已出土的先秦诸国的带钩中可算是绝无仅有的。
这些青铜器造型别致、工艺精巧，体现了东周时期青铜工艺的高超成就。
4.青铜编钟 在江陵“天星观2号”楚墓的发掘收获颇多。尤其令人惊喜的是，当考古工作者揭开铺在东室上的盖板时，一架大型青铜编钟组合展现在眼前。
大多数纽钟集中堆放在东室的南部，镈钟则按大小有序地直接放置于椁室底板之上，另有几件小型纽钟悬挂于钟架横梁上。这批编钟的调音痕迹属首次发现，为研究先秦编钟的制作工艺提供了新的资料。
生前过着钟鸣鼎食生活的墓主人可能是一位酷爱音乐的高雅之人。“天星观2号”墓的用鼎制度、用俎制度和编钟的编悬方式，都充分说明该墓的墓主属于卿上大夫级。
墓中出土的青铜器占出土遗物总量的百分之三十左右，器类涵盖了楚系青铜器的大部分器类，不仅反映了该墓葬的等级和葬俗，更体现了楚国精湛的铸造工艺和灿烂的文化特色。
（二）独特的雕塑物品
商周时代，尤其是东周时期，随着楚文化的崛起，雕塑艺术异彩缤纷，不仅出现了大量装饰性艺术精品，而且出现了镇墓兽、虎座立凤、木俑等大批专门性雕塑物品。
在对江陵楚墓的考古挖掘时，工作人员发现了许多保存完好的雕塑物品。
1.虎座立凤 虎座立凤又称虎座飞鸟、虎座鹿角鸟，是楚文化具有标志性的物品。
虎座立凤圆雕施彩，多为木质，也有少量的陶胎，以伏虎为底座，昂首展翅的凤鸟立于虎背，凤背插一对麋鹿角，雄奇神妙，堪称楚文化的杰作。关于它的意义，有山神、引魂升天神之说，也有说是凤神飞天的。
2.木俑 荆楚人物雕塑主要有木俑、人形器座及小型佩饰等。以雕塑的人俑代替活人殉葬在东周时代比较普遍。中原诸国多为陶俑，而楚国的木俑自有其特色。荆楚木俑多出自贵族楚墓，有侍俑、乐俑、炊厨俑和武士俑。多整木雕塑，有的为榫卯结构。
立俑一般高度在五十厘米上下，跪坐俑高度在三十厘米左右，俑的形象多为平顶、瓜子脸，有的加丝质假发或用真人头发。圆雕彩绘，有的着衣佩饰，还有的身上书有文字。
江陵武昌“义地6号”楚墓出土的一对木雕彩绘侍俑，木俑正面各绘有两串长长的佩饰，对称地分列左右。木俑高56.6厘米，头与身为整木雕塑，足部以榫卯结构另外安装。一件双手是交叠胸前，另一件双手是安装上去的，作棒物状，长颈细腰，体态秀雅。
着衣俑以江陵“马山1号”楚墓的彩色着衣木俑最佳。共出土四件，高矮、大小、体态、容貌、服饰等基本相同。
其中，编号为2号的女性木俑，身高59.6厘米，身上的绢衣保存最好，整木圆雕，无手脚，面、颈绘肉红色，乌发后梳，双唇朱绘，眼睛传神，身着曲裾绵绣绢袍，细腰束带，袍裙曳地，色彩鲜艳。
还有一件持剑武士木俑，在长沙近郊出土，身着小袖短衣，衣长及膝，裹腿，威武雄壮。
3.木鹿 楚人崇鹿，战国时代流行鹿角饰和木雕鹿。如以上镇墓兽、虎座立凤，大多插有麋鹿角，许多器物也绘饰鹿纹，而且独立的木雕鹿数量也较多。
鹿雕造型，多作踞伏卧状，头上插有对衬的真鹿角，鹿头有正视、侧视与回顾几种形态，多圆雕彩绘。
江陵拍马山楚墓出土的木雕彩绘带鼓卧鹿或卧鹿鼓，身长33厘米，通高28厘米，作侧卧状，四足内拳，头插双鹿角，向左侧视，全身饰梅花斑纹。后背立一小木鼓，鼓径4厘米，厚3厘米。这是一种造型奇特的乐器。
这类鹿雕在江陵雨台山楚墓、江陵溪峨山、长沙“浏城桥1号”楚墓均有出土。
4.根雕 我国最早的根雕作品发现在荆楚。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根雕辟邪一件，依据树根自然成形，圆雕彩绘，整体为一长形弯曲的龙形，全长69.5厘米，高31.5厘米至40.5厘米，圆身、高足、卷尾龙首，目、耳、鼻、嘴、须、齿俱全，面目狰狞。
四足均雕成竹节形，作行走状，足外侧分别浮雕有蛇、蛇咬蛙、四足蛇咬雀及蝉等，造型神奇，代表了我国年代最早的根雕艺术水平。
5.雕刻座屏 在漆木雕塑艺术品中，荆楚彩绘动物座屏别具一格。座屏是一种专供陈列的艺术品，一般由屏座与雕屏两部分组成，雕屏大多透雕或浮雕，江陵“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的雕龙座屏就是如此。但在众多的彩绘木雕座屏中，以江陵“望山1号”楚墓所出土的彩绘动物雕屏最有代表性。
该雕屏长51.8厘米，宽12厘米，高15厘米，雕屏四周为长方形彩绘框架。雕屏底座中部悬空，两端着地，宽实厚重。整个座屏是凤、鸟、鹿、蛙与蛇博斗场面。屏座水域是蛇的天下，有二鸟为蛇所困败。屏内偏下，蛇吞蛙，咬鹿，鹿双双奔腾，两组凤鸟奋起啄蛇。底座与屏内内容相连，融为一体，造型复杂，井然有序，五十多个动物生死博斗，场面极为壮观，充满了神奇浪漫的色彩。浮雕、透雕与圆雕的手法相结合，髹漆彩绘，是雕塑艺术精品。
江陵“沙冢1号”楚墓出土的木雕箭，与座屏类似，两鹿与两蛇博斗，三只凤鸟飞临，其中有一鸟喙蛇。幅面天与地的层次更加分明。上边框还浮雕有两蛇。透雕与浮雕的手法相结合，髹漆彩绘与动物座屏都具有精工之美。
6.鸳鸯豆 鸳鸯豆与曾侯乙墓出土的鸳鸯漆奁一样，虽为用具，但具有整体造型的漆木雕塑效应。
鸳鸯豆出土于江陵“雨台山427号”楚墓，通高25.4厘米，盘径18.2厘米，底径12.3厘米，上部豆盘及盖组合雕成一只鸳鸯鸟形，鸟作卧息状，轮廓分明，盘颈侧视，脚部卷曲，双翅收合，尾部微翘，恬静自然。圆雕彩绘，形态逼真。
（三）多彩的漆器物品
楚人生活在一个漆器的王国中，生离不开漆器，死也离不开漆器。其生时使用的日常生活实用器具和娱乐用品多是漆品，死后丧葬用品也多为漆品。
生活用具如漆杯、漆碗、漆豆、漆盒、漆卮、漆盘、漆勺、漆方壶、漆案、漆俎、漆几、漆杖、漆厢、漆床等；娱乐用具如漆鼓、漆瑟、漆琴、漆竹笛等；工艺品如漆鹿、漆座屏；丧葬用品如漆镇墓兽、漆木俑、漆棺等。
楚国漆器的胎体中占绝大多数的是木胎。楚国漆木胎的制方法主要有斫木成型、卷木成型、镟木成型以及雕刻、拼接等。所谓斫木成型，就是斧砍刀削而成型，漆耳杯多数是采用整木块挖空成型，然后削其外形。
卷木成型，是将木板卷起来之后做成器物的胎体，如漆奁、漆卮等的器壁一般都是这样制成的。一些胎体较厚的圆形器物如圆盒、樽等采用镟木成型的方法，其内空部分采用挖制，而器表采用漩制。在楚国本胎漆器胎体的制作中，最富于艺术特色的是那些采用透雕、圆雕及浮雕工艺加工成型或再进行拼合的器物。如虎座飞鸟、彩绘木雕座屏等。
至今为止，在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的夹苎胎漆器实物出自楚墓之中。湖北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彩绘漆盘，为夹苎胎漆器，器内外均黑地朱绘各种云纹和风鸟等花纹图案。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鞘，是一件十分轻巧的夹苎胎漆器，漆鞘全身裸黑漆，朱绘花纹，在鞘的一端绘有云纹和凤纹。
此外，还有皮胎、竹胎、金属胎、陶胎以及丝麻织品髹漆物等。皮胎皮革具有轻巧、柔软、易于成型、不易开裂等优点，因此是制造甲胃的好原料；但皮革又有怕潮湿、外表不美观的缺点，所以楚国人在制作甲胄时往往要进行髹漆。江陵“藤店1号”墓出土的皮甲、江陵“马山5号”墓出土皮甲漆片、长沙战国墓出土的黑漆彩绘漆盾等都是楚国皮胎漆器的实物。
楚国的竹胎漆器以竹编织物最为精致。楚国的竹编织物在许多楚墓中都有出土，是楚人的日常生活用品之一。如江陵“马山1号”楚墓出土竹器27件，其中髹漆竹器有竹扇、小型竹笥、圆竹筒等。该墓出土的竹扇制作精细，保存完好，出上时色泽如新，扇面成梯形，经篾红色，纬篾黑色，用三经一纬的细篾编织而成。
出土楚国漆器中，彩绘漆器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如雨台山楚墓出士272个漆耳杯中，没有纹饰的素面耳杯只是少数，绝大多数是彩绘耳杯，耳杯上的纹饰颜色有金、黄、红等。
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耳杯上有白色的花纹，出士的彩绘木雕座屏上，彩绘花纹色有红、绿、金、银等多种，其中绿色甚为鲜明。
雨台山楚墓出土的漆器以黑、红漆为地色，一般在器表髹黑漆，器内髹红漆。表明当时楚国的漆工艺中，已经采用了多种颜色的色漆。要获得有色漆，必须与植物油配合使用。
漆器是雕塑和漆绘高度结合的产物。胎体的造型和漆绘的图案、色彩都反映了楚人的审美观念和艺术品味。
就造型艺术而言，楚漆器反映的主要对象不出乎自然与神怪。楚人祟尚自然，对自然界生命的运动、自然界的万物和谐都具有强烈的赞美之情。
因此，楚国艺术家通过雕塑造型的手段逼真传神地摹写自然界的生灵，大到鹿、虎，小到蛇、蛙都是他们表现的对象。这些形象以形写神，栩栩如生。彩绘木雕座屏以透雕和浮雕相结合的手法，再现了55个动物彼此争斗的情景，高度浓缩了一幅大自然中适者生存的情景。
楚人是相信天地万物皆有神存在的泛神论者，因而神灵也成为他们造型艺术形象的主要对象。他们的神的形象是对自然生灵的另一种方式的表现。
装饰性的纹饰多为龙凤纹和云雷纹，龙凤是楚艺术的母体。楚漆器上的凤纹变化多端，具有高度的抽象性。有些凤纹甚至有符号化了的凤头或凤尾纹。在楚漆器的装饰中，云雷纹占有重要地位。楚漆器上的云雷纹舒云漫卷、灵活自如。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有彩绘云雷纹木梳和彩绘云雷纹蛇。
楚漆器上的漆绘内容客观反映了当时楚国的宗教生活与社会生活。如信阳“长台关1号”墓出上的彩绘瑟上的巫师图、燕乐图、狩猎图等。
在江陵“天星观2号”楚墓当中，出土的漆木器多为楚墓中常见的器形，但也出土了数件新器形。其中一件叫“羽人”的漆器非常有特色，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
到目前为止，这件羽人漆器是楚墓中的唯一发现。它通高65.5厘米，人高33.6厘米，翅展34厘米，由蟾蜍状器座、凤鸟和羽人三部分组成，蟾蜍匍卧，羽人上身外裸，体型肥胖，人面鸟喙，鸟爪形足踏于凤鸟之上，凤鸟为展翅飞翔状。全器通体髹黑漆为地，用朱红、黄、蓝等色绘制花纹。此器是一件构思奇特、想象丰富的罕见漆器艺术品。
有人认为人为鸟形，反映的是楚人与凤鸟的亲密关系，该器物是人和凤鸟彼此转型的造像，人们可以转化成凤鸟或通过凤鸟而飞至天界；也有人说，羽人可能是巫师进行祭祀时使用的法器；还有人认为这个羽人是楚人心目中个女娲的形象；另有人说羽人可能是三苗后裔雕刻的驩头神像；更有人说它是一件与佛教有关的妙音鸟的造像，并由此推断早在公元前400年至公元前300年古印度等地有关佛教的造像已传入我国南方的楚国，但现在公认的说法是佛教在东汉时期开始传入我国。
（四）精湛的丝织物品
考古发现的楚国丝织品至今已有几十处之多，主要集中在湖南长沙、河南信阳、湖北江陵等地。
综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楚国丝织品的主要种类有纱、彀、罗、绢、纨、缟、绨、组、缣、绮、绵、绦等，品种十分齐全，几乎包括了先秦丝织品的全部品种。
此处丝织品常有出土，且往往保存完好。江陵“马山1号”楚墓是一座小型的贵族墓，共出土各类衣物35件，其中有刺绣的衣物有21件。这些衣物由8个品种的丝织物制成，另在4件竹笥中装有12个品种的452片丝织物碎片。
其中，有裹尸的衣著15件，丝衾4床。其它包括绣、锦、罗、纱、绢、绦等多种品种，质地精良，保存完好。衣被上用朱红、绛红、茄紫、深赭、浅绿、茶褐、金黄、棕黄等色彩的丝线绣出或织出对称的蟠龙、凤鸟、神兽、舞人等与几何纹相间的各种图案，色彩柔和，显示出楚国纺织业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这座楚墓出土的丝织品品种之多、工艺之精、保存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江陵“马山1号”墓因此被称为“丝绸宝库”。丝织品的大量随葬说明丝织品已成为贵族炫耀财富的象征。
丝织物的结构和织作方法，是衡量纺织技术水平的综合标志。长沙“左家塘44号”楚墓出士的一块浅棕色络纱手帕，其轻薄程度相当于现代的真丝乔其纱。这说明当时楚国在纺织生产已经具有精湛的技巧。
楚国丝织品经纬密度大。江陵“马山1号”墓出士的衣物中，绢的用量最多，计55件。其中枕套的绢面经纬密度最大，超过了长沙马王堆汉墓所出土的绢的经纬度，可与当今降落伞的密度相媲美。
最能反映当时丝织技术水平的织物是锦。锦是一种经线提花织物。在古代要具有高级身份的人才能服用锦衣、锦衾和锦帽。
锦的提花技术是相当复杂的。组造时，按设计的图案用提花技术控制经线的沉浮，织出花纹，花纹越大，技术也越复杂。楚墓大量出土彩锦，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锦最多，不同花纹的就有十余种，充分说明当时已有了先进的提花织机和熟练的织造技术。
楚国丝织品的色彩，以红色、棕色为主，这与楚人崇尚火的风俗相一致。从色谱上进行分析，有黄、红、紫、蓝、绿、褐、黑等色，可见其色谱已经相当完整。仅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的丝织品的色彩，就有深红、朱红、桔红、红棕、深棕、棕、金黄、土黄、灰黄、绿黄、钴蓝、紫红、灰白、深褐、黑等。
楚国丝织品的染色工艺有石染和草染两种。石染以矿物为染料，染色方法主要是涂染，常见的有朱砂、孔雀石，即绿色、胡粉及白色等。草染以植物颜料为染料，主要是揉染和浸染。草染的颜色主要有蓝、红、紫、黄、黑等。
楚国丝织品上的纹饰，从施纹的技巧而言，可分为编织和刺绣两种。提花丝织品的几何纹样主要有大菱形纹、小菱形纹、塔形纹、十字菱形纹等。各种几何形纹饰中，以菱形纹最为变化多端，奇诡如迷宫。几何纹饰线条规整匀称，色彩层次清楚，立体感强，给人以对称、均称、平衡的形式美感。丝织提花纹样中还有少量的人物纹和动物纹。
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大变革，以及人本主义思潮的高涨，对生命与自由的向往在各种艺术形式中反映出来。这种新的气象在丝织品编织纹饰中的动物、人物纹饰上生动地表现出来。
“马山1号”楚墓出土的一件绦带上的田猎纹是一个完全写实的纹样，描写的是贵族进行田猎活动的场面。田猎纹绦用棕色、土黄、钴蓝色相间织出两人御车追逐猎物、奔鹿仓皇逃命、武士执剑与盾搏兽等戏剧性的生活场景。将这类充满激烈的运动、扣人心弦的场景设计成编组纹样，在先秦丝织品中还是第一次发现。
另一件具有代表性的编织纹丝织品是“马山1号”墓出土的动物舞人纹锦，这也是一件反映贵族生活题材的作品。舞人动物纹锦的花纹由七组不同的动物和舞人构成，其中长袖飘拂的歌舞人物、长尾曳地的峨冠凤鸟、以及两组姿态不同的爬行龙，都显得意趣盎然。
（五）丰富的刺绣物品
楚国的刺绣实物，在长沙五里牌、烈士公园、江陵望山和九店都有发现。特别是江陵“马山1号”墓出土了许多保存完好的刺绣品，为研究楚国的刺绣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剌绣题材以动物、植物为主，而动物中又以龙、凤为主，江陵马山出土的刺绣品花纹有十多种。包括蟠龙飞凤纹绣、舞凤舞龙纹绣、花卉蟠龙纹绣、一凤二龙相蟠纹绣、一凤三龙蟠纹绣、凤鸟纹绣、凤鸟践蛇纹绣、舞凤逐龙纹绣、花卉飞凤纹绣、凤龙虎纹绣、三首凤鸟纹绣、花冠舞凤纹绣、衔花凤鸟纹绣、凤鸟花卉纹绣等。
在龙、凤主题之外，有的纹样还有虎。动物纹样伴以花草、枝蔓，或为纹样的有机组成部分，或作为纹样的间隔、填充，表现了自然界的生机与和谐。
凤鸟的形象屡屡出现，但绝不重复，从视角而言，有正面也有侧面。从动作而言，或飞翔奔跑，或追逐嬉戏，或凤昂首鸣叫，或顾盼生情，尽现凤鸟百态；或践蛇而舞，或与龙相皤，或与虎相斗，显示出凤鸟的神异力量。
刺绣的代表作品有《三头凤》《凤斗龙虎》等。“马山1号”墓刺绣的绣线颜色极为丰富，有棕、红棕、深棕、深红、桔红、浅黄、金黄、土黄、黄绿、绿黄、钴蓝等12种。
（六）随葬的木车马匹
在江陵九店楚墓104号墓北3.7米处，有车马坑一座。车马坑与104号墓处于南北向的中轴线上，当为其陪葬坑，坑内葬车两辆，马四匹。坑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方向正南北。车辕、马头向北。坑长5.9米、宽3.9米、深0.8米。
坑底挖有半圆形轮槽四个，放置车轮。车位木制，髹褐色漆，均已朽，只存痕迹。其中二号车痕保存较好，剔剥出土后，结构较为清楚，车位单辕两轮。
马是杀死后，背向置于车辕两侧。墓主人身份当为“元士”，为楚国较低级的官吏。随葬的车马、墓圹的墓道、墓口上还残存的封土以及一椁一棺且椁分三室的葬具都说明墓主人生前家境一定殷实、富裕。
墓主人也一定是爱马、爱车之人，随葬的车马一定是他的心爱之物。它们或许曾陪伴主人游玩于山水之间，或许曾随同主人征战于疆场之上。
104号墓为研究战国中期楚国元士墓提供了实例，而车的复原则填补了战国中期楚国车的实物缺欠，为研究楚国交通史、兵器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标本。
（七）大量的竹简铭文
大量楚简的出现，见证了楚国丰富而深邃的精神世界。
在江陵九店楚墓中，竹简是此次发掘的重要收获，有五座楚墓共出土竹简约七百枚，其内容一般为遣策、祷辞或卜筮记录之类。“九店56号”墓所出竹简近于云梦秦简中的《日书》，主要为选择吉凶日之类的记载。这些竹简大多出于56号、411号、621号墓。残、整简共计334枚。
竹简经破竹修削而成，黑褐色。尤其是在56号墓的壁龛内出土了主要内容为《日书》的楚简较有影响，因为此前云梦出土的秦简中也有《日书》，这批楚简的出土说明选择时日吉凶的书籍早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就已经流行了，秦简《日书》可能源于楚简。
简文中有些是讲一年时日、12个月按照月序排列，这对于楚国的历法研究有一定的帮助。其中还有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情况的内容，是研究和了解楚国社会生活和社会性质的重要资料。
在江陵天星观楚墓，出土了很有价值的铭文以及大量的竹简。简文共计450字，字迹大部分清晰。简文多次记录为“邸阳君番乘力”，而且全部简文内容没有出现一处是为他人占卜的，所以，“邸阳君番乘力”为“天星观1号”墓主是无疑的。
“番乘力”是墓主姓名，“君”为其封号，“邸阳”是其封地。楚国封君制是仿效宗周的一种分封之制。据史书记载，楚国封君几十人，遍及楚国各地。封君的地位仅次于楚王，他们拥有着令人羡慕的财富和权力，在自己的封邑内不仅可以征收赋税，而且可以拥有自己的武装。
在“卜筮记录”的简文中，有一类是专为邸阳君番乘力贞问“侍王”是否顺利的卜辞，可见墓主人与楚王有着密切的关系。
楚国历法以大事记年，秦客公孙鞅使楚，是楚国这一年中外交活动的重大事件。简文中“秦客公孙鞅”的年代应是商鞅在秦受封之前，即公元前361年至公元前340年。由此可以推断墓主邸阳君的下葬年代于公孙鞅的年代相距不远。具体年代在公元前340年前后，即楚宣王或威王时期。
此外，结合墓中出土的竹简和随葬器物推测。墓主人生前可能是一位武官，爵位当为上卿，官职在令尹、上柱国之列。
番氏家族在楚国当为一个显赫的世家大族。早在楚成王时期，其先祖潘崇为太子商臣之傅。成王晚年欲废太子另立，潘崇辅助太子发动政变夺得了王位，是为穆王。潘崇被封为太师，位极人臣。
天星观墓地共有五个大冢，可能都是番氏的家族墓地。目前在已发掘的楚墓中，可以确定为封君墓的只有湖南临沣“九里1号”楚墓、河南信阳“长台关1号”墓和江陵“天星观1号”墓三座。
它们中又以“天星观1号”楚墓墓坑最大、出土文物最为精美。尤其是竹简材料，对于楚国封君制度、封君墓葬制和对番氏家族历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对于古文字学的研究也是一批宝贵的材料。
（八）随葬陶器的特征
多数墓中随葬的陶器，常见的有两类：一类为日常生活用具，如鬲、钵、罐、豆、长颈壶等；另一类为仿铜陶礼器，如鼎、敦、壶、盘、豆等。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楚墓的先后发掘，特别是江陵九店东周墓、长沙楚墓等的发掘报告的发表，为楚墓的分区及分期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资料。秦统治的时期较短，其文化特征异于其它文化，特别是在陶器方面。所以，可以从战国末期秦墓甚至秦代墓中所包含的楚文化因素来分析出部分战国末期楚陶器的特征。
江陵九店所出的五座洞室墓为秦的葬俗，从其随葬品的简陋及所出铜镞，可排除其为人楚秦商或居楚秦民的可能性。从这五座墓可推定，墓中陶器大体应为战国末期白起拔郢之后时器，所见圆底有盖高蹄足鼎、长椭圆形敦、圈足壶，为典型的楚式陶器。
从这些陶器的形态来看，有些并不是该地区楚陶器的最晚形态，这或可说明该地楚器在秦占后仍以自身的发展轨迹向前演进，只是由于秦的强势统治，其发展较为缓慢。
通过对战国末期楚墓陶器的研究，该时期的楚墓随葬陶器在继续表现出其共同特征的同时，区域性特征也十分明显。
（九）精致的青铜兵器
在江陵楚墓当中出土的青铜兵器品种全，制作精致，常见的有剑、戈、矛、戟、镞等，以剑为最多，凡成年男性几乎都用剑随葬，贵族墓中随葬铜剑尤多，如“天星观1号”墓随葬铜剑达32件。
许多重要的吴越兵器相继出于楚墓，是列国争霸的重要反映。其它兵器也数量众多，如在江陵所发掘的成年男子墓中几乎都有剑的出现。佩剑在各阶层之广，是他国无法比拟的，体现了楚人的尚武精神。
江陵的一般楚墓中都出有兵器，第一次出土五百余件，第二次出土一百五十余件。其中尤以青铜剑为最多，占出土兵器总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其中，有二十多座小墓，其它随葬品一无所有，唯独都随葬一件青铜剑。
另外还有数柄藏于荆州博物馆的越王剑享誉四方，如出土于江陵张家山楚墓的“越王盲姑剑”、出土于故楚郢都北郊的“越王鹿郢剑”等。其中勾践之子所用的“越王鹿郢剑”和“越王勾践剑”并称“越剑双绝”。
荆州博物馆古色古香的展厅中，设有一个专门的展厅用来陈列以越王剑为代表的楚文化中的青铜器文物。这些历经岁月的洗礼而依然寒光闪烁的越王宝剑，见证了两千多年前古楚国兵吞四方的强大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