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滨寒冷的冬夜，梁启超有诗记道：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
独无兄弟将谁对，长负君亲只自怜。
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
伤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黯然神伤的梁启超不会就此罢休，悄然兴起的立宪运动，给了他一次不仅是理论上，而且是有可能进行实际操作的，尝试宪政的机会。
清廷五大臣联袂出洋考察宪政，在欧、美、日转了一圈，历时9个月。五大臣到日本后，由于对宪政一无所知，便找梁启超暗地里出谋划策。梁启超大喜，代草考察宪政、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之类奏章20万言。梁启超在给徐佛苏的信中曾谈及此事：
近所代人作之文，凡二十万言内外，因抄誊不便，今仅抄得两篇，呈
上一阅。阅后望即掷返。此事不知能小有影响否，望如云霓也。诸文中除
此两文外，尚有请定国是一：折亦为最要者，现副本未抄成，迟日当以请
教。……此文请万勿示一人。
1906年8月，五大臣考察返回国内后，载泽上书慈禧提出实行君主立宪的三大好处，一日：“立宪之国君主，神圣不可侵犯”；二日：“一旦改行宪政，列国之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三日：“施行宪政，则世界所称公平之正理，文明之极轨，彼虽欲造言，而无词可借，欲倡乱，而人不肯从，无事缉捕搜拿，自然冰消瓦解”，以达到“内乱可弥”。
慈禧太后七次召见出洋大臣，反复密议后预备立宪，慈禧一刻也没有忘记大权独揽的重要性，因而强调立宪宗旨为“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
宪政运动也由此展开。
梁启超立即着手组织政党，拟名为“宪政会”，以期在宪政运动中捷足先登，至少不在人后。这个想法得到康有为的首肯后，梁启超联合杨度、熊希龄共同谋划，并拟在北京创办一份报刊，作为“宪政会”的喉舌。对于“宪政会”的主旨，康梁可谓用心良苦，立足于统一并集合立宪派的力量，既与革命党对垒，也可敦促清廷从预备立宪迅即过渡到实施立宪，从而使本派势力成为立宪党人的核心，与革命党争夺国内地盘。梁启超在论及“宪政会”的作用时表示：
今日局面，革命党鸱张蔓延，殆遍全国，我今日必须竭尽全力与之
争，大举以谋进取；不然，将无吾党立足之地。故拟在上海开设本部后，
即派员到各省州县演说开会，占得一县，即有一县之势力；占得一府，即
有一府之势力；不然者，我先荆天棘地矣。
酝酿“宪政会”同时，康梁还变换了“保皇会”的招牌。1906年12月9日，康有为在纽约《中国维新报》上发表公告，宣布“保皇会”更名为“国民宪政会”，1907年又改称“帝国宪政会”。
“宪政会”的牌子终究没有能够正式面世，原因是在立宪尚未正式开张时，党内派系权力斗争便已经开始。
1906年12月，张謇组织了“预备立宪公会”，抢先把国内的立宪派集合到了自己的旗下。1907年春夏之交，杨度又与梁启超为争夺领导权而失和，梁启超愤而指责杨度“欲以其所支配之一部分人为主体，而吾辈皆为客体而已。吾辈固非不能下人者，苟有一真能救国之党魁，则投集其旗下为一小卒，固所不辞，但某君果为适当之人物否，能以彼之故而得党势之扩张否，则不可不熟审耳”。
康梁和杨度只能分道扬镳。
为对付杨度的“着着先行”，康梁决定争取抢得先着，“速设一机关”，由梁启超、蒋智由、陈景仁、徐佛苏按照“宪政会”的筹划，另成组织，并设机关刊物。总而言之，立宪事大，立宪过程及以后事态倘无康梁参与，岂非一切落空了吗？
1907年10月17日上午，政闻社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宣告成立。
政闻社的机关刊物为《政论》，创刊号上发表了梁启超执笔的《政闻社宣言书》，在这篇长达数千言的宣言书中，梁启超开宗明义地指出“今日之中国，殆哉岌岌乎”，因而他提出当务之急应该是“改造政府”，使之由专制变为立宪。梁启超还认为“立宪政治非他，即国民政治之谓也”。
梁启超依然用大气恢宏的笔墨谈及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未闻无国民的运动。而国民的政府能成立者”。其最深层的原因，是推动这个社会的最广大的力量毕竟在于民众，“枢机全不在君主而在国民”。正是基于上述种种，必须义不容辞地和国民一起组织运动，形成冲击，成为力量，“知舍改造政府外，别无救国之图，又知政府万不能自改造矣，又知改造之业，非可以望于君主矣”，立宪党人才“认此责任而共勉焉，此政闻社之所以发生也”。
梁启超的这些论点，其精要处都没有超过《新民说》，但“政府万不能自改造”，同时“改造之业”不能寄望于君主之言，却一时成为名言，并屡屡言中，这是后话。文化人中遇有持某一观点同执己见、冥顽不化的，便有人开玩笑道：“政府能自动改造吗？”
政闻社由梁启超笔下宣布的政纲为：
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厘订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读了政闻社宣言之后的人，包括革命党中的，无不惊讶了：政闻社谋求的立宪与清政府作出的立宪显然有着质的区别，这既是作为改良主义政治家的梁启超的理念表现，也是促使政闻社从群众社团迈向宪政党的重要一步。
这也正是梁启超此时的雄心所在了。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梁启超已经没有退路了。就在政闻社成立当天，梁启超从黄滨乡下赶到东京锦辉馆，并发表演讲。他正在滔滔不绝时，同盟会的张继、陶成霉率数百人冲进会场，大骂梁启超为“马鹿！”
梁启超大惊，他曾在别的场合见过陶成章，是个刚烈之人。不料今日冲进会历，进而还要冲到讲台上，口中高喊“痛打梁卓如！”斯文如梁启超怎么受得了？也想规劝几句，诸如“你们有话也可到台上来讲”或“君子动口不动手”之类，舌还没有出口，台下已开始撕扭在一起，“革命与改良固真水火不相容吗？”梁启超逛发此念，心想这是可以在《政论》上做一篇文章的，突然几只草鞋朝他袭来，躲不及，或者说梁启超根本不会躲闪，竟被击中脸颊，着实吃了一个“草鞋巴掌”。
政闻社不得不向日本警方求援，日警赶到，陶成章等数十人才退出会场。
东京警视厅又派于员调查，考虑是否用法律手段解决此次纠纷，梁启超当即派告之日本警方：“会场之稍稍纷扰，纯系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请贵厅勿介意事。”如此才算平息。
有政闻社中同道问梁启超：“公何以如此宽宥？”
梁启超：“有比宪政事更大者乎？”
梁启超的退让基于多种方面的因素，首先它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家丑何必外扬？其次他不想与革命党人结冤更深，梁启超实在不习惯或不屑于看见种种的粗暴，但他也知道革命党中不乏忠心赤胆、爱国爱民之士，何忍拔拳相向？更何忍让日本警方拘传同在天涯的流亡者？
革命党人却并未理解此意，自马相伯到东京出任政闻社总务员之后，陶成章等又“遍发传单”，甚至放言“杀立宪党”，这都让政闻社中人坐卧不安。
清政府的态度又如何呢？按理，梁启超是在鼓吹推动立宪，并不是呼吁革命、推翻清廷，他为了取得合法资格，还曾向社会公开宣示：“政闻社所执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动，为正当之要求。其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其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此今世立宪国国民所常履之迹，匪有异也。”
梁启超的这几句话说来不易，写来心痛。
梁启超与清廷结怨太深了，只要慈禧还在，岂能容得康梁？动辄以“朝廷通缉要犯”相胁，对政闻社非欲除之而后快。
这就是梁启超的天真。
他总以为他的词章、学说、文采总有～天能打动上方。
而梁启超对清政府“绝无干犯尊严之心”的表白，“绝无扰紊治安之举”的表白，又明确无误地被革命党人当作靶子狠批猛斗，“焦头烂额矣”！
正在这时候，章太炎在《民报》上以《记政闻社员大会破坏状》为题，详记梁启超是日被殴被辱之状：
阳历10月17日，政闻社员大会于锦辉馆，谋立宪也。社由蒋智由为魁，而拥护梁启超。……革命党员张继、金刚、陶成章等亦往视之。……启超说国会议院等事，且曰：“今朝廷下诏刻期立宪，诸君子亦欢喜踊跃。”语未卒，张继以日本语厉声斥之日：马鹿！起立，又呼日：“打！”400余入奔向前，启超跳，自曲楼旋转而坠，或以草覆掷之，中颊。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伺机格之，金刚自后槛其肩，格者僵，继得上，众拊掌欢呼，声殷天地。政闻社员去赤带徽章以自明，稍稍引去。
好在这种种不愉快，因为马相伯的到来币得以冲淡了。
马相伯，时年70岁，著名学者马建忠的兄弟。早年毕业于法国大学，精通宅理、法政诸学，并熟悉拉丁、罗马、美、德诸国文字，天主教徒，在国内文化教界深得众望。百日维新期间，他与梁启超交往密切，一起策划成立编译学堂，后著又创办震旦大学。马相伯到东京就任总务员后，政闻社便有好转的迹象，马相伯自德行加上他富有宗教情怀的演说，为各界所欢迎。立宪派的声势走向壮大。
1908年初，政闻社本部由东京迁往上海，并立即派员赴各地活动，签名请愿运开国会，并致电宪政编查馆云：“开设国会一事，天下观瞻所系，即中国存亡所关非宣布最近年限，无以消弭祸乱，维系人心。”
政闻社的举动大有康梁卷土重来之势，这使得被梁启超在《清议报》骂作“牝鸡司晨”的慈禧大为不安。为防意外，北京的气氛又紧张起来了，增派兵丁，明查暗访，防止康梁潜回，并明令学生不得干预政治，禁止在京师开会请愿。
总部迁回上海后的政闻社，虽然吸引了不少立宪党人及青年学子，但处境仍然艰难。为改变这种状况，梁启超想用釜底抽薪计，运动两广总督岑春煊，挑拨他与奕勖的矛盾，告奕勖倒袁世凯，以趁机扩大生存空间。
徐佛苏曾有文记录：
此社(即政闻社--笔者附识)于丙午年秋成立，后即派员归国，分赴各省，各界签名预备向清廷请愿，速颁宪法，开国会，声势颇振。清大吏窃恐人民要求立宪后，准拨两难，急欲事前中伤之。又值康先生有为自海外秘电某当道，请劾奕勖植党揽权，又外间有康、梁秘联粤督岑春煊谋倒张之洞、袁世凯之谣，于是袁党力促张之洞奏请清后举发康、梁乱政秘谋，张氏深恐留日学生鼓吹立宪，为康、梁所利用，乃毅然奏请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而清廷谕令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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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7月25日，清廷下令将政闻社成员、法部主事陈景仁革职，交地方官严加管束。陈景仁是梁启超的至友，清廷中可以通声气者。为配合政闻社在社会上的活动，陈景仁曾电奏清廷，“请定三年内开国会，革于式枚谢天下”。于式枚为清廷考察宪政大臣、吏部侍郎，上书痛斥立宪派，反对召开国会，因而为立宪党人所恨。
革陈景仁职不过是小试牛刀，借题发挥而已。不日清廷便下旨查禁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害治安”，并严令各地官员“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项社伙，即行严拿查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政闻社成立不到一年便消失，立宪，或推动立宪，又谈何容易！
中国的改革之路总是难上加难，雪上加霜。
梁启超从政闻社的查禁中得到了什么启示呢？立宪派对宪政运动的满腔热忱，至少部分是得到了清廷预备立宪姿态的鼓励的，然而梁启超不得不承认企望封建顽固派的幡然醒悟是一厢情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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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观之，至少革命党在这一点上的判断是正确的，梁启超不能不服。
对于政闻社的天折，梁启超深知除了慈禧太后仇视康梁，清室权贵对预备立宪本来就缺乏诚意外，另外还有一个人依然坚持戊戌政变时的敌对立场并大权在握，此人即是袁世凯。
在康梁的备忘录上，慈禧位居第一，袁世凯次之。
政闻社的结束却并不是宪政运动的尾声，梁启超恰恰看到一切只是刚刚开始，诚然，死战革命党一役他是败下阵来了，然而因为梁启超系统的宪政思想得以发挥，并为后来的宪政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梁启超便也成了宪政专家，更有称其为宪政灵魂的，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梁启超虽然一直为“康梁”相偕相联而脱不得干系，但梁启超总是不同于康有为，即便清廷中的某些要员，也视梁启超为学问家还多几分敬意，对康有为便是敬而远之了。
朝廷中昏昏然的大官实在太多了。一辈子就是三跪九叩首，起承转合那几句文章，懂得什么宪政呢？五大臣请梁启超代写考察报告之后，又有清朝法部尚书戴鸿慈为法部与大理院权限纠纷事，亲自致书梁启超讨教宪政学理，希望“开其鄙塞”。梁启超自然何乐而不为呢？借清朝大吏之口宣传了自己的立宪主张且不说，以自己的宪政学识，
“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梁启超不仅自信于自己的文章，也自信于政治家的最高夙愿--执政理想了。
梁启超决心走宪政一路之后，一方面关注着国内局势的变化，以待时机；一方面潜心著述，韬光养晦，遥控国内宪政运动。梁启超为自己确立的置身宪政前列的目标鼓舞着，并告诉徐佛苏：“此身唯有奉献之于政治界耳！”
梁启超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
1908年11月，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相隔一天先后辞世，溥仪继承皇位，改元宣统，载沣为摄政王统揽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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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之死，康有为悲从中来，使其依靠“旷代圣主”再度维新的美梦化为泡影。但梁启超却是喜大于悲，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政治有可能出现的新局面，宪政宏图或许能得以实现的天赐良机。概而言之，光绪之死无损于宪政大业，因为“枢机不在君主而在国民也”；而慈禧之死却绝对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因为这个专权残暴的老女人象征着一个顽固的堡垒。
梁启超把握舆论的导向，在20世纪初叶，可以说无人可与之匹敌；但在对政治大局的判断上往往失之文人气，不过这一次却是例外。光绪之后，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军权在握而又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势必会与摄政王载沣发生冲突，而摄政王尚有能力将袁世凯除掉。
1908年12月，梁启超给蒋智由的信上说，因为大丧所以载沣“虑失国体”而不曾动手，“大约在百日服满后必有异动”。不出梁启超所料，信发出不到一个月，载沣便以袁世凯足疾为由将其开缺回河南老家了。
梁启超得悉袁世凯终被开缺后，不胜喜悦，顿时觉得满目光明，立即给肃王善耆写信，希望他转达摄政王，公布袁世凯的种种罪状，并广招贤才，以不负“天下之望”。
1909年初，粱启超拟就《上摄政王书》，请求列宪，陈述宪政之利国利民。
宪政大潮，在慈禧死去。、袁世凯开缺后，又一次汹涌而起了。
1909年12月，各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成立“国会请愿同志会”，梁启超立即派徐佛苏加入并常驻上海。不久徐佛苏北上京师，主持“国会请愿同志会”的机关刊物《国民公报》，粱启超在该报开办的数月内，“每三四日平均寄文一篇，畅论国民应急谋政治革命之理由”。实质上，梁启超又以自己的思想统领了《国民公报》的言论，精心指导又一波宪政风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