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复生
杨春风
[作者简介] 杨春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山花》《鸭绿江》《海燕》《雨花》《延河》等文学期刊；已出版《闯关东纪事》《田庄台事情——辽河水道文明纪实》《辽宁地理文化》《情系大地肖作福》《辽宁地域文化通览·盘锦卷》《盘锦市文物志》等多部著作；曾获第七届、第八届辽宁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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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安带走我爸的那一天，刚好我二哥满月。当时我妈和我奶正盘腿坐炕上包饺子。八月的阳光有声有色地洒在浅黄色的炕席上，阳光投下树的暗影正摇在我二哥嫩芽般的脸蛋儿上。二哥由此被塞入一只黑色的封套，在睡梦里，且毕生没能钻出。
那是1959年。
我妈说我二哥似乎天生就胆小。胆小，却淘气。5岁时在窗下的煤仓里玩，看到一个老鼠洞，他就用木棍去捅，果真捅出一只耗子，顺竿爬进了他的袖筒。二哥如狼似地嚎。我奶闻声而出，很快明白了原委，万分不幸的是，我奶也胆小，只有在袖子外面捏紧了那耗子，而后，跟我二哥一道声嘶力竭地呼叫。好在当年我奶家住县政府对面，临街，刹那间聚集起来的人群里，就跳出一条仗义的汉子，将这娘俩给救了。
此后我二哥的胆子越来越小。
我说妈妈那时你在哪儿呢？我妈说打临时工，在编织社，编那种装菜用的大花筐，带盖的，一个三毛五分钱，一天能编十个，只可惜干不长，柳条编没了，活儿就停了。我说然后呢？我妈说就去弹棉厂，弹皮棉，机器那老长——张开两臂——干了两三年。我说我爸没出事时妈你工作吗？我妈沉沉地打了个盹，说不。
后来我二哥上学了。上学第二天，就赶上学校批斗我大哥。我大哥只比二哥大两岁。只是我大哥胆大，始终没能被套子封住，对啥都不服不愤，现在年过半百了。我大哥总跟街坊邻居的孩子们打架，使人家常常哭着回家。自从有了学校这个组织，那些孩子的腰杆就硬了，说我大哥某日某时说了某言论，彻底遗传了我爸的反动基因，乃潜伏的小反革命分子。操场成了我大哥的批斗场。
于是我二哥不肯去上学。我妈将他一路打进校门。班主任是个女的，年龄不清，她在课堂上提问我二哥。我二哥站起来，低头，不吭声。女老师亲自过来搡他，我二哥就将腿盘紧桌腿，不动，也不吭声。女老师哭了。
第四天，我二哥乖乖背书包出门，晚上却不见回来。我妈漫山遍野地找，后半夜在二十里地之外的我姥姥家将他逮到。我二哥毕生只念过四天书，为此挨的打则无数。
然后我爸就出狱了，举家下放农场。我妈说这回想念书都不成了，供不起，你爸一天一块二毛钱，你大哥下地顶半个大人干活，你二哥就在家里带孩子。
那是1967年。
算算，我姐1968年出生，我是1970年正月，我弟是1971年冬月，我妹是1974年二月，紧挨着的，够我二哥受的。我妈能抽空生我们，却没空带，她得下地割猪草、翻土豆、刨柞子。我见过我家那个摇篮，挺大的。我二哥常常把我弟和我并排放进去，喂足了我们奶粉，就带我姐在炕上玩，有空时还会把饭做好，只是有空的机会很少。现在回想，那段时光该是二哥一生中最为安全的岁月。
二哥长到18岁，就不能不去场部上班了。冬天，农活没了，便被派到河套割草。乌裕尔河的河套。许多年后我也去过，去试插水稻。乌裕尔河的河水乌青，盛产泥鳅，活蹦乱跳的，直接用乌青的河水炖上，放足猩红的干辣椒，香气能打透苇尖。那时二哥已没了，我不能断定他是否也曾吃过。
割了草，就挨家挨户地分，当烧柴。便有机灵的同事，将草私售给邻村的人，藏了钱，还卖乖，让我二哥去追那偷着拉草的大马车，一追一宿。追上了，自然免不了遭人讥笑谩骂。过年回家，二哥就显了病态，不言不语，久久发怔。有仙风道骨的人，便说二哥被河套的黄皮子给迷住了。
现在我想，二哥是被人当泥鳅给活活炖了。
2
二哥出生时是脐带盘身，也就是脐带从肚脐探到脖颈，盘一圈，再下来。我爷爷当时煞有介事，说这孩子将来要么是个将军，要么是个臭要酸饭的。二哥活到29岁，事实证明，我爷爷的两个要么都不对。
我10岁那年，二哥21岁，我家搬到了远离场区三里地的邻村，位于前屯和后屯的中间。那是一溜儿的八间起脊草房，原是下乡知青的据点，知青返城，我家就从场部那儿买下了东三间。那时二哥已经很怕见人，每见了人都比人见了鬼还要害怕。我爸使尽浑身解术，向场部讨了个工伤，二哥从此病休在家，每月能领到45元生活费，这保证了二哥在与将军失之交臂之后，始终没能沦落到臭要酸饭的地步。
我爸开始请大神给二哥治病。大神在后屯，周大夫的媳妇，当年40岁挂零，少见的烫发，瘦，妖娆着。还有二神，男的，周大夫媳妇的老搭档。大神和二神的关系，就类似说相声的捧哏和逗哏，大神只管迷迷瞪瞪地进入神界，二神就是神界与凡界的传声筒。
跳神都在月黑风高之夜进行。把二哥端坐于炕上，头蒙一大块红布。正对着二哥的地上，放一只板凳，周大夫媳妇临坐下之前，都会娇羞地对众人笑笑。二神则迫不及待，在旁边就擂起了小鼓，鼓上装有大钱串，两指宽的小竹板一敲，就大珠小珠落玉盘，好听，却也急促得像骤雨，瞬间就能使人的心提拉起来。随之周大夫媳妇渐入佳境，脑袋和两脚开始有节奏地哆嗦，并随着鼓点的起落，一阵紧似一阵。
大神的唱腔至今还萦绕于耳际，只是无法用文字精准地将其捕捉。非常独特的一种腔调，每一句开头都拖着长音，之后就近似于抑扬顿挫的说唱结合，说不上悦耳，但是听过一次就终身难忘。想想，有点类似电影《活着》中葛优的驴皮影唱腔，那种独特劲类似。
好多人围观，从前屯后屯紧踩着夜色赶来。女人们缩在二哥身后和身侧的炕上，男人们围着大神和二神或坐或站在地上，孩子们不让进门，只能趴在窗玻璃上。当时我家还没有通电，只有蜡烛和煤油灯，摇曳的灯影下看那群孩子的脸，被窗玻璃挤压得奇形怪状，活脱脱一只只小鬼儿。
周大夫媳妇首先要被黄老仙窜通七窍，窜得她浑身跟筛糠似的。黄老仙也叫黄淘气，就是成了精的黄鼠狼，乃一堂人马的报马，类似通讯员。它是口吃的，而且很厉害，它结结巴巴地探问你什么事，或者诊断你什么病，然后就打马回山去，请相应的教主出来，或者狐仙，或者姻魂，即鬼。后者来时鼓点就更加急促，仿佛前呼后拥的架势，这导致周大夫媳妇双目紧闭，面色苍白，她就这样以狐仙或者姻魂的身份，历数我们杨家前世的种种罪孽，用以证明我二哥今生的报应是多么理所应当。
我爸的脸色就既紧张又尴尬，一边侧耳倾听神仙或者鬼魂的抱怨，一边尽量冷静地跟二神商讨对策。于是二神就跟大神替我爸求情，顺带讨价还价。于是就破关，由二神代收二尺红布，或者一只公鸡，或者二斤白糖，及至半斤猪头肉，允诺破关之后就可以放我二哥一马。然后二神的鼓点近似结束语一样地狠敲三下，周大夫媳妇一声长啸，收神完毕。
只是神仙们及鬼也都跟凡人一样的不守诺言，导致这大神跳个没完。几次之后我就倦了，往往是那头周大夫媳妇刚开始哆嗦，我就窝在灶房的柴草堆里睡着了。醒时也曾和弟妹端坐于凳上，尝试着去哆嗦脑袋和腿脚，遂发现像周大夫媳妇哆嗦得那样匀那样快，实在是好难。
深究爸爸为何信赖跳神，于我而言是件劳神的事情。一个曾经因一首歪诗而被打为现行反革命的人，无论如何是应该有着理智的头脑的，可是爸爸，他居然会相信鬼神。如此的事实存在，曾一度令我困惑茫然。现在想来，或许是八年的牢狱生涯改变了爸爸的思维。瓜菜代之时，爸爸每天早晨睁开眼睛，手指触到的都是一两具僵冷的囚犯尸身。这样的身心体验或许早就磨秃了爸爸的锋芒，外在的以及内里的。
任何一个活着以及活过的人，都是值得怜悯的，也就因此而统统值得宽恕。
3
二哥死于1987年，夏天，死在外人以及家人以及所有人都对他有意或无意的深度淡忘之时。据说北安精神病院把病危通知的电报打到了场部，场部当时正忙，便压了两天才转到我大哥手里。我爸和大哥连夜赶去，发现人已死了三天。
我爸给二哥买了新衣服新鞋袜，也不知道是否合身，就仓促推进了炼尸炉。没有收骨灰。我爸想收来的，尤其是我大哥，可别人都说没成过家的人是不能立碑置坟的，会后患无穷，便罢了。我妈后来说没人要的骨灰成千万，火葬场里堆得跟山似的。总好像有点自我宽慰。
没能拣回二哥的任何遗物。二哥的所有衣服、鞋子以及电子手表、剃须刀等，都被病人们瓜分一空。我想那群病人一定疯得不是很重，否则不会如此有眼光。二哥的衣服都是时尚的，竖条纹的喇叭裤，带拉链的夹克衫，走在当年的任何一个县城都是代表着潮流的。那是二哥往往要积攒几个月才能换来的几件行头，他曾经格外珍惜，自己洗自己熨，从来都是裤线是裤线、领子是领子。
一群狼，属实就是一群狼。二哥很害怕，怕得心都打颤了！
只是直到若干年后，我才有了相同的体验。若干年后我曾一度对外界深感恐惧，包括一条条推推搡搡的大街，包括一个个勾打连环的汉字。好多狼，在争在抢在撕在咬，流泪，流血。我不是狼，充其量只能算是一条狗。二哥和我一样，也只是一条狗，一条更为胆小的狗。于是二哥选择了逃亡，我选择了自闭。
二哥是方圆百里被公认的帅小伙，洁净而又飒爽，没有谁能看得出他仅上过四天学。情绪稳定的时候，他会坐在炕上的阳光里，唱《美酒加咖啡》，唱《天涯歌女》。小妹仰着脸听，每听到“郎啊，咱们俩是一条心啊”，小妹都会问二哥：为啥跟狼一条心呀？
无雨的晴朗日子，二哥会领我们到家门前的杂树林里去。杂树林里有常见的杨树、榆树，还有秀颀的水曲柳，以及会长出一种颇似蜻蜓翅膀的籽实的什么树，阴阴的绿意爽快而又轻松着。二哥会在绿叶下吹笛子，吹《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吹《十八里相送》。他长长的睫毛忽闪忽闪的，胆怯，又似乎异常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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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我曾一度怀疑，二哥当时是否已经真的精神错乱，还是仅仅只是深度的胆怯、敏感以及过分自尊——潜在的自卑。
纵观二哥的一生，发现他的病状实在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阶段他只是胆怯、害怕，很怕很怕，因而他任人摆布，或者跳神或者吃药，都成。后阶段他就是冷了，因失望而渐寒渐冷，直冷到骨髓，把每一条血脉都冻僵。这一转折有个标记，就是有一次在周大夫媳妇正哆嗦得起劲时，二哥一把撩开头顶上的红布，冲下地去踹翻了她的板凳。二哥不再听话，逼迫爸爸继而选择了北安的精神病院。
二哥总共进过多少回精神病院，我属实记不清，或许爸妈也不再记得清。每次三个月，之后隔一段时间犯病，就再去，其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起初爸妈和大哥还去探望，后来次数就渐渐减少，最后一次竟没人再去。似乎所有人都对二哥失望了。
其实，或许二哥早已经对我们绝望了。人人都当他是一个病人，却没有谁探究过他的病因，他的怕和冷没有人知道，更没有人在乎，而他惨淡的后天资质，又属实无法调动自救的潜能。所谓的精神病，无非就是人格的错乱，几乎人人都有一点，只不过我们还懂得自控与协调，而没能达到质变的程度而已。
记得第一次住院回来，二哥胖了许多，这让他总是冷峻的脸上有了和暖的颜色。他甚至可以应我表哥之邀，到依安县城里去，骑自行车逛南大桥、乌裕尔河的桥，也去逛街，并购置衣物。只是好景不长，李丫跟着我姐，不合时宜地来到了我家。
李丫住在前屯的前屯，穷人家的一个女孩，或者女人？没待我弄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爸已经张罗着给他们筹办婚事。当年我二哥25岁，那是他对感情的初次舔尝。可叹他遇人不淑，终于再进医院。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李丫无非是个以浅显的实利来施舍感情的人，并期望以此改善自己的处境。相对而言，我家所在的国营农场较周边的农业社要强一些，每月可以按时领到口粮和工资，还有退休金可以养老。只是李丫在最后关头改了主意，跟一个当兵的走了。
我感到二哥心里的那朵花，刚刚呼应着和风渐次绽开，天地就瞬间凉透了，他的花瓣一条条缩卷、缩卷，而后干枯，扑扑飘落，尘埃满眼。
选择与被选择，主动与被动，世间每一个活人都无从躲避。如若每一次主动地选择都能确保不伤人，每一回接受的被选择都能保证不伤己，则风光旖旎天下太平。
那个李丫会做一种吃食，把土豆削成薄片，混沾上面粉，熬汤。那汤黏稠而苍白，像那个年代，也像李丫之于我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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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二哥就变得有点歇斯底里，致使家中每一个人都被迫学会了怕他，除了爸爸。只是这并不能代表什么，相反，他对爸爸更多一份寒冷的敌意，寒得彻骨。家，不再是一个安全的所在。我和弟妹每天放学，都不敢直接进屋，而要溜到后窗窥探动静才能决定去向，有时会一直躲在后窗边，守着月儿升起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