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万寿寺工程的建设
A. 有人叹息：现在办事太难了，太不讲效率了，这只说对了部分事实。本事件的开端恰恰是一个反证。
鱼需要水，花需要土，演戏就需要一个合适的舞台。正由于此，一九八二年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一日，以周巍峙同志为团长的“中国音乐舞蹈代表团”访问朝鲜归来后，给中央写了一份“访问朝鲜的情况报告”，那报告上就提出了修盖一个现代化剧场的工作建议。中央批准了这份报告。
九八 三年一月十八日，中央宣传部、文化部、总政治部联名向万里、杨尚昆同志请示：
……目前北京还没有一个适应大歌舞演出规模的剧场(人民大会堂舞台不深，没有机械化设备，如演出大歌舞仍需在台前临时搭起大型合唱台，拆去前几排观众座位，既费钱，演出条件又有限制，还可能与开会冲突，时间不好保证)。总政歌舞团正在修建一个较大的排演场(位于西三环路)，舞台框架、四个大排练室、首长休息室等已经建成，但舞台没有机械化设备，观众席只有五百个座位。如能在现有基础上适当扩建，建成有一千七百个座位、具有升降等机械设备的比较先进的剧场，只需扩建面积六千平方米，约需经费六百万元，即可建成。……
总政治部有个雷厉风行的主任，他虽然只有一只胳臂，比有着健全双手的人办事还麻利得多。因为从时间看，他的批示是在第二天，但实际上，这份请示报告根本就没有在他的案头上作一、两个小时的逗留：
“演出大型歌舞《中国革命之歌》，是根据小平、耀邦同志指示，书记处讨论决定的，我们要认真贯彻执行。
“扩建排演场的经费，主要应由军队出，如确有困难，可请国家给予适当补助。施工力量，建议请总后和北京市商定。”
万里同志画了圈，杨尚昆同志签署了“同意秋里同志意见”的意见。一项重大工程施工的决议，在两、三天里就形成了。
有人叹息：现在办事太难了，讲关系，讲走后门，就是不讲速度，不讲效率，这只说对了部分事实，击中了一些官僚主义“衙门”的要害。今天的中央和政府的领导同志，却是讲究速度和效率的典范。而这个决议的形成，正是中央讲究工作效率的证明。
但它是否也想证明一下我们下面的办事效率呢？请看那报吿上最后的几句话，“争取今年四月底完成设计”；“力争今年十月底竣工交付使用”。这其间只有半年的时间一满打满算一百八十七个工作日，要完成的却是一个多么复杂和艰巨的工程呀！单拿舞台来说，六块升降台，两块推拉车台，一座转台，有多少技术和机械施工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三、四十年代，苏联红军大剧院、莫斯科大剧院，升降台之间的空隙允许在十毫米以内，高低差允许在五毫米之内。现在是八十年代了，我们总不能还坚持这样一个低标准吧！现在推拉升降千万次之后，要把间隔控制在五毫米之内，高低差控制在两毫米之内，该怎样用高超的技术保证去达到它？整个舞台机械要用电脑数控7cm系列来控制，全部几百具灯光的数千次变化也要编入电子计算机的程序之中，这难道是一件易事？
然而，开弓没有回头箭，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已经下达，各方面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工程技术人员已从四面八方汇集于万寿寺。……
项工程就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开始打响了第一枪；一座建筑就是一曲凝固的音乐，这一乐曲开始谱写第一个音符那么，就让事实作出回答吧！我们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决不是懒散颓唐的！我们国家的办事机构也不是无所事事的！我们前进的速度决不象封建时代那样只迈方步；我们干事业的效率会如电影上的快镜头一瞬间一个变化。
B.瓜子壳里做道场，锅里水开了再钓鱼，看似违反科学规律的事，万寿寺工作竟照样干了。
这的确是一项棘手的工程，棘手到了有关部门不愿意接受这一项任务。
有关单位营房部门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过细致的考察，于二月十四日向中央军委打了报告，他们认为，要完成这项工程，费时至少要二十个月，所报经费也大大的不够，他们觉得总后难以承接这项任务，建议由总政治部牵头。
事后证明，有关单位所述诸点，有不少是幸而言中的，由此看来，要想在半年内完成二十个月所需的任务，是强人所难，是件超越了客观可能性的玄乎事儿。
中央的意见不可变更！
杨尚昆同志在这一报告上批示道：“据此件，工程需两年完成，达不到中央要求，请总政组织有关单位进行研究，尽快按中央指示完成。”
余秋里主任迅即作出了回答：“按杨副主席指示办，与各方面商量解决，今年十一月底完工，一定要按中央指示完成。”
余秋里同志毫无难色地把重担子接过来了，他先立下了“军令状”！他自然知道这副担子的重量，但他是一个专好拣重担子挑的人。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在西直门总政招待所的会议室里，由他主持召开了万寿寺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会议。与会者有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文化部副部长周巍峙、总后勤部顾问范子瑜、总后勤部副部长胥光义、基建工程兵副主任张孔修、北京市建委副主任苏兆林、总政治部管理局局长梁秉治等领导人物，还邀请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中国建筑学会理亊长、北京布建筑设计院教授参加了会议。这实际上是一个对于工程的“可行性”分析会。
十分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的专家都持反对的态度，“可行性”分析的结果是不可行的！
位建筑学专家说：
房子已经盖好了，基础就不能再深挖。你们的舞台要升三米、降三米，不但房顶要升高，还要有八米深的地基，现在你们的地基是多深？（有人回答：三点四米。）是啊，还要下挖四点六米，用老百姓的话说，这叫挖墙角，在建筑上是绝对禁止的！
一位设计专家说：
按常规，一个设计人员每月画四张图，算是出手快的了。你们的工程我粗估了一下，全部需要一千多张图。这就需要十位工程设计师画两年的，二十位画一年。你们准备请多少工程师？但无论多少，要在半年中完成设计都是困难的，更不要说完成施工、交付大歌舞的使用。
……
黄玉昆副主任听着听着，有些坐不住了，他移开茶杯，拿起笔来，写了这样一张纸条：“周部长，我看这个机械化舞台，还是不搞为好！”他把纸条沿着桌面，用两个手指头推到周巍峙同志的面前。
他的这一想法是有道理的，不搞机械化舞台，就不必再在室内挖墙角，只需要诸如扩充一下舞台、化妆室、首长休息厅和观众厅就行了。这样，工程量可以减少一半，甚至一大半。
周巍峙又把那张条子推过来了，只是在旁边加了那么一句话：“黄主任，大歌舞如果没有机械化舞台，就不能演了！”
这两位领导的意见：针尖对麦芒！
整个与会者也分成两大派：麦芒对针尖！
这样的设计论证会，一共开了五次，前三次是以没有结果为结果的。
余秋里可不象小说《围墙》中的设计院的领导，非等会议桌上争论出个结果来再动手。不！他一方面十分尊重地聆听着“高参”们的高论；而另一方面，他早已三下五除二，把工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建立起来了。这是他的“军事指挥部”，他作为一个军队指挥员，面对着势在必打的这一仗，他懂得：一切“军事民主”只为着保证行动的胜利，而不是否定这一次行动。
五月初，在总政招待所会议室里，聚集了一百多人，领导、专家、各方代表，济济一堂，这该是第五次设计论证会了，科学与科学的“对垒”，专家与专家的“对抗”，在这间会议室里激烈地进行。
请问，你们怎么解决深挖地基问题？
我们设计了三套方案，一是打灌注桩，二是打排桩，三是用工字形钢打钢桩。第一套方案的缺点是土压大，周期长，一百四十根桩，得两、三个月；第二套方案的缺点是房子太矮，吊锤高度受限制，震动也较大；因此，我们认为第三套方案最为理想，可以用小锤打，以减少房屋的震动。
请问，你们最近的桩离开房基多少距离？
七十厘米。
啊呀，太近了。那样是很危险的，国内外资料上还没有看到过这种做法。
“这样的做法我们已经有了先例，只是还没有写进资料，不过，我相信不久就会写进资料里去的。”被话的叫陈仲良，他是施工办公室副主任、基建工程兵工程处副述长，“我们修地铁，离雍和宫的宫墙只有一米，而地铁则要深挖十米。结果呢，我们把地铁修成了，宫墙安然无恙。现在我们邀请施工的五公司，就是原基建工程兵的部队，他们有这方面的经验。”
那么，设计和施工的时间矛盾你们准备怎么解决？
“我们想过了，设计和施工同时进行，这样，设计和施工都有半年时间。困难自然比先有成熟的图纸再施工大得多，但我们努力加以解决。······”
回答者是这项工程的总工程师许宏庄，这个一九五九年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是魏风、谭棠、张银兴他们三顾茅庐请来的。他为国内国外设计过多座剧院和舞台，在今天国内来看，是屈指可数的剧场设计权威之一。他头头是道地讲述了工程设计的设想，听得专家们点头称是。
“舞台机械的问题就更复杂了，不知你们有些什么打算？”专家们询问的态度变和缓了，剑拔弩张的对峙变成了研究式的讨论。
作答辩的是舞台设备组组长李自强。他是济南军区歌舞团副团长，他大半辈子的精力都甩在了舞台工作上，具有相当丰富的工作经验，又爱啃《高等数学》、《机械力学》，是位没有文凭的土专家。
“从目前国外来讲，形成三大系统，苏联、日本，一些老式舞台用钢丝绳传动，它造价低，缺点是所占空间大，技术落后，精度差。联邦德国、美国，一些舞台用液压传动，这是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先进技术，优点是力量大，动作平稳，可实行无级调速，但维修麻烦，搞不好要漏油，还有一种是丝杠传递系统······我们现在是瓜子壳里做道场，只得因地制宜了。我准备三种形式都采用，取其所长。六块升降台，四块液压，四块丝杠，有两块既用液压又用丝杠，推拉台六块，全用钢丝绳传动。······”
好象是一场周到缜密的毕业答辩，间者与答者全部都调动起自己的知识见解和深思熟虑的思考，在那里争论、辩解、探讨，从意想不到的问题，直到每一个细节。最后，专家们信服了：
“行，他们的设想是严密的，合乎科学的，我们认为可以行得通。”
而答辩者，那些闹了个满头大汗，甚至讲起话来磕磕巴巴的答辩者，也信服了：
“幸亏了你们，我们有好些没想到的地方被你们想到了，这样我们就能少走弯路。”
科学在与科学的对垒中达到了和谐的统一，看似“不讲究科学规律”的工程有了严密的科学论据作了根基。设计与施工的条件都成熟了。
余秋里同志旋即拍板：就按照这个会议通过的方案干，我提两条，一是要省，不要浪费，这是人民的钱，每一分钱都要用得得当；二是要万无一失，工程要保质保量，不能发生事故。……
其实不然，要想高速度飞转的“地方”有的是。
这是哪上面的一句台词？电影《血总是热的》中主人公的痛苦的经验之谈吧！的确，在今天中国这架机器上，有锈蚀的齿轮；在中国这条生产流永线上，有“中梗阻”的区段，它叫人忧虑，叫人心焚。但毕竟，改革的浪潮已开始在这块古老大地上浦动，在纷繁杂乱的喧闹中，人们已能听到“春之声”王蒙的一篇小说，就选用了这一个名字。
舞台设备组副组长张秉仁，原是文化部舞台技术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这个把毕生精力贡献给舞台事业的老同志，身患髙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从来就是一个把“假条往兜里一装”了事的人物。为了发展我国的舞台技术事业，到处去物色网罗人才。冶金部有色金属设计研究总院设备室主任朱学文就是由他聘请来的。当初，朱学文的部属梁信科就曾经设计过中央戏剧学院的机械化舞台，一腔热情、竭尽全力，碰了个焦头烂额，最后不了了之。老梁是患肝癌去世的。出师未捷身先死，真使生者泪沾襟。朱学文为此耿耿于怀了好些年。现在听说邀请他们来搞机械化舞台的设计，主动应战，当仁不让，他带着梁信科未竟的遗愿，决心干出个样儿来让人们瞧一瞧。他带了一、二十位工程师，吃住在西直门招待所，昼夜奋战。在炎炎酷夏，宿舍的温度达到了三十五、六度，一个个都扒得只剩一条裤衩，手臂一碰上绘图纸，一条湿印子，颇有点聂耳在创作《义勇军进行曲》的那个艰苦劲儿。“你们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反正大家都在摸索嘛！我们尽量满足你们的要求，在图纸上改好改，生米做成熟饭，改就难了！”这是属于愿意高速旋转的一个零件。
还有他呢李佳特，清华大学七十年代初毕业的中年工程师，他应该说是偶然卷入到这个工程中来的。
光有设计还只是纸上谈兵，象赵国的赵括，许多复杂的尖端问题需要在现场解决，例如电脑的数控技术问题。推拉台的起动从慢移到加速到慢停，这涉及到了微积分的曲线；升降台一边一台电机，要解决电机的同步问题……谁能接这一摊子“高、精、尖”难题，使它迎刃而解？万寿寺工程找了许多单位，谁也不敢承接，没有金刚钻，哪敢揽这瓷器活？必须精通天文气象，才敢在三天之中“造”出十万支狼牙箭，才能在进攻之日借来东风。而这诸葛亮，还必须是现代化的。一个偶然的机会，听得有人说，在密云那里，有个机械工业部的研究所，专门研究机床的，不妨可以去试试。李自强和张秉仁正求贤若渴，马上接收了这个信息。两人驱车赶往一百公里之外的密云。这是一个充满改革精神的单位，春风扑面来。这里没有“研究研究”，虽然是名符其实的研究所。经管接待室的王甫雷听完两人的情况说明，立即向所长曾宪林作了汇报。曾宪林是我国第一批留苏学生中的一个，业务能力和魄力集于一身，“四人帮”粉碎之后启用了他，研究所一年变一个样。引进日本的一项专利，他派出李隹特去谈判洽商。三言两语，提出了数据、设想，日本人就佩服了，“想不到中国技术人员有那么大本事，李先生比我们公司的人强！”象李佳特这样的人占这个研究所的百分之六十，#39；藏龙卧虎之地！李自强取出中央领导同志批示的影印件，曾所长立即拍板，“这是个重要的政治任务，我们有困难，但一定克服，保证搞好，请我们的副总调度彭晋全和你们谈谈吧！”
讨论了三个整天，《关于舞台机械控制技术问题会谈纪要》制订出来了，《舞台机械液压系统技术协议书》签订了，工程的建设者们没有忘记“左”的思潮带来的危害，虽是“三边”工程，一切都按严格的科学规律办事，先小人后君子，每一个细节都经过激烈的争论（双方同成了红脸关公），然后凝成冷冰冰的条文，条文就是实施的法律。
李佳特就是在这样的情势下派到万寿寺工程来的，他放弃了一次去日本考察的机会，日夜钉在工程上，忘记了休假，忘记了自己还有个温暖的家和需要照料的上小学五年级的孩子。他把几台电机当成了他的“孩子”，要让它们绝对“听话”。他终于成功了。他让同时举起一块升降台的两台电机在旋转了千万次之后，正负误差不超过十五度。自然，世界上绝对的东西是极少的，“绝对”往往是一个形容词，如果这样理解，李佳特用智慧的双手把几十名演员站立的升降台托起来又放到原位，象一个能举千钧重而绰绰有余的大力士，却又保持了绝对的水平。
在现今的中国，还是想改革的人多，想奋进的人多，想不安于现状的人多，想追求速度和效率的人多。自然也有因循守旧的惯性，“踢皮球”的推诿，公文大旅行的麻烦，但大势所趋，比乔厂长更有魄力的一代新人纷纷破茧而出了。北京重型机器厂的王景峰就是这样的一位副厂长。
这个厂正在大刀阔斧地整频、调整、改革，当万寿寺工程前去联系舞台机械加工时，那短而又短的时间要求并没有成为他们推托的理由，相反却成了这锐意改革的一块“试金石”。
王副厂长说：“你们要求的时间的确太紧了，我们也只能打破常规。”
他把金工车间的副主任罗命寿和铸铁车间副主任汪洋直接找了来。一位三十八、九，另一位三十四、五岁，都还是血气方刚年纪。两人都没二话，“行，我们接了！”生产厂长和车间主任实行“对接”，中间的两个月“常规时间”工艺科编制流程，供应科备料，技术科审核图纸都被省略了。
罗命寿不要命了，汪洋那名字上的六个小点都化成了汗水。个半月，金工车间交出上万个加工零件，汪洋也拼上一个半月不回家，带着十几个最好的焊工，全部保质保量完成了焊铸任务。厂长说话兑现，发给金工车间一万元奖金，铸铁车间八、九千。发奖金也不吃大锅饭，汪洋他领导的加工组，每人分了一百六十元。
“你们还真敢干，真敢拿！”有人说。
“汗水换的，怎么不敢拿？”汪洋理直气壮。
这里有个按“常规”解释不通的现象。做买卖的双方如果一方讨了便宜，另一方准是吃了亏。这次的买卖却是皆大欢喜。汪洋他们得了一笔可观的奖金，工厂赚了十几万利润。而万寿寺工程呢？比戏剧学院当年还重两倍的舞台机械，所付款项还少了十三万元，更主要的是，他们还买回来起码半年的过去称它为无价之宝，后来又大幅度贬值，现在许多人又开始争分夺秒的时间。
D. 物理学上有计算静摩擦力的公式，社会学上有吗？作第一次推动的是谁？上帝？还是我们自己？
切都是动真格的，靠协议书和委托任务书办事。
委托北京有色金属冶金设计研究总院及冶金部第十五冶金公司，承担该工程的机械化舞台、假台口、灯光吊桥吊笼、防火幕、防火门、出烟口等设备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
委托北京低压电器厂、北京整流器厂，承担电器控制部分的设计、制作、安装、调试。 委托……
从低压电器广，万寿寺工程请来了一个姜明礼，为了得到他，有关人员也曾“三顾茅庐”。但应当说，姜明礼不是诸葛亮，而是个“五羊皮”大夫。
他原是北京电器控制设备厂的副总工程师，脾气古怪而不愿同人苟合，十年浩劫被打成了“反革命”，差点儿死去。落实政策后，他到低压电器厂来当一名技术员。他的历史便蒙上了厚厚的积尘，无论光荣的还是耻辱的。
因为他参加过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舞台工作，一些老人想到了他，便派出胡敬宇同志去请他，第一次没有请动。
第二次李自强和张秉仁出马，与厂领导商谈。
“你们了解这个人吗？”
“我们了解一点。”
“听生产科长说，这个人好吹乎，是个骗子。我们厂清华大学毕业生有的是，他连文凭也没有，你们为什么单要他？”
“知人善任，我们相信他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他在我们厂没搞过正规产品，尽是干打游击的活。”
“是这样吗？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参加。”
“你们这是严肃的政治任务，所以我们不得不慎重，如果你们硬要借，也可以。他只能代表他自己，不能代表我们厂！”厂领导确系好心。
“可以，出了问题，我们承担。”
姜明礼来到万寿寺工程以后，关于对他的矛盾和争议，也带了过来。也许，如果他谦虚一些、顺从一些，处境能好一些，他偏不。凡是他以为不对的地方，就要和其他的工程师争论，非要争出个我是你非来。
你们怎么找来个“说相声的”，他会搞工程技术吗？
你们叫他先把图纸拿出来，看看他有没有真家伙？
看来他没有，他说：等我干成了，再给你们拿图纸。
笑话，那样图纸拿出来还有什么用？
舞台设计组组长李自强被人说得心神不安，委决不下，找他私下里谈话了。
“老姜啊，群众的压力挺大呢！”
“是啊，我也听说了，你们要信得过我，就用；信不过，我还回低压电器厂干活去。”
“怎么信不过？但科学技术不是表个态，拍拍胸脯就了事的。我给你点时间，到时候，你认为适当的时候，搞一个技术方案向大伙汇报一下。”
“那好，你定个时间。”
“半个月咋样？”
“行！”
半月之后，他说妥了。但李自强多了个心眼，他怕拿到大会上去砸了锅。于是，在一个晚上，由他和张秉仁、王德昌参加，让姜明礼挂上他设计的图纸，讲一讲他的设想。
那图纸的确不敢恭维，不大符合《机械制图》上的规范要求，但这不妨碍他的设计思想符合规范。他设计了十五面配电柜，总分三个系统：数控系统、液压系统和车台系统。怎样把液压之压力、油温和液面高度、油阀打开的时间，都转化成电器信号，然后实现控制。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述起来。
三位考核者的问题也象一支支狼牙箭，直向他射来，闹得他汗流浃背，湿透了衬衣，只得靠那台摇头电扇开足马力，一个劲地吹风。
车台系统怎么实现控制？
如何实现正确定位？
定位精度多少？允许误差是多少？
使用电子元件具有什么要求？
从晚上六时直到十一时，五个小时的讲解、质询、补充，或者说也是对姜明礼使用的考核，证明了他决不是失街亭的马谡。
妥了。李自强正式向工程师办公室提出：“现在姜工设计成熟了，可以开他的方案论证会了。”
这个老倔犟，甚至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提出：同他吵架的工程师不能参加会，不然，他退席。……
半年之后，不只是理论上来考证他，而是实际操作来论证他了。几个重大步骤的测试，都基本符合了他预先的设想。就是这个“五羊皮”大夫和他的亲密助手傅华民，独立地完成了车台和液压台的电控设计。
其实，老实人、倔杠人也有会办事的时候，他把本厂的曹副厂长请来了，说是向领导汇报一下半年来外出协作的情况。当然言外之意，也是一种自我显示。
曹副广长参观之后大吃一惊：“想不到姜明礼还有那么两下子！”
厂领导不认识本厂还有块“和氏璧”，这是有情可原的，一旦认识之后，他们是懂得雕琢的。这样的领导，的确还是好领导。
姜明礼连调了两级。
“搞万寿寺工程，我打了个翻身仗，过去人家瞧不起我，这次瞧得起了。”姜明礼颇为感慨。
将他比成“和氏璧”，应当说不妥，那是稀罕之物，象姜明礼这样的人才，带着知识分子固执个性的、不会奉迎拍马的，或者说没有文凭只靠个人刻苦钻研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到处都是！到处都是！别说打击压抑他们，就是带着一丝儿小小的偏见，不加以使用他们，也许很轻易地将他们按进泥土里，没有一点作为就将同草木同腐。
用不着去乞求伯乐，千里马到处都有。看那些单位的领导愿不愿解开那条系在栓马桩上的缰绳！
万寿寺工程需耍十台伺服电机，每台的功率大到二十二个瓩，这必须由日本进口。北京机床研究所正好与日本通过技术的引进，建立了一个“发那卡服务中心”，该中心的毕成恩帮助联系妥了，因为是老关系，对方也讲信誉，所以办起事来痛快得很。非常复杂的事项，几封电报全解决了。
去电：请报告电机价格！
回电：总计两千两百万日元。
去电：我们是老关系了，请求优惠。
回电：可以，减少总价格的百分之十。
去电：我方急需用货，能否在十月一日前运到？
回电：保证在九月三十日之前在北京交货。
何等的干脆利索！
而谁知道，中国人向中国人自己办事，却整整耽搁了两个月的时间。
这也许是个寓言，但又是一个真切的事实：在没有近水的情况下，远水要来救近火，房主人说：不让！
在我们外贸部，有两家进出口公司，一家为A，另一家为B，据说内部分工是一家管零件的进出口，另一家管成套设备的进出口。这其间是没有明显的楚河汉界的，因此常常人为地激发出若干的矛盾；也可能还有其他矛盾例如嫡系和非嫡系的矛盾，这就姑妄言之了。
万寿寺工程先联系了B公司，态度积极，待人热情。可外汇批到进出口局之后，他们批给了A公司概念在这里发生了混乱，万寿寺工程认为十台电机是成套设备，进出口局算成了零件。还有两大要素使万寿寺工程不能苟同：A公司与日方公司没有交往过，百分之十的优惠将要消失，这等于说我们要多付外汇，但也许A公司可以得百分之一的好处，另一条是A公司的官商架子足，让人看不惯。
李自强为此事跑了三趟。
李自强拿出中央首长的批件，说明事情紧迫，钱又要省：“对方已答应九月三十日交货，价格也公道，我们要的就是这两条，如果A公司能达到，我们自然也同意托付给他们办。”
批件他们不看，一位处长说：“别给我来这一套，我这里批件有的是，邓大人的，胡大人的都有。你们要得这么急，为什么不提前几个月来？”
李自强跑了第四趟，又挨了一位副局长的剋。时间也从四月拖到了六月。
他也火了，也准备撕破脸皮，孤注一掷，他打了一个报告，给万寿寺工程领导小组组长黄玉昆。黄副主任立即批转给国家计委的彭敏副主任，彭副主任又批转给外贸部郑拓彬副部长。
“请郑拓彬同志一阅，能否给万寿寺工程手以支持！”
郑副部长也火了，立即叫来了那位局长。
“简直是乱弹琴，是谁，是什么人让你们这样作了分工规定？总政的同志跑了三趟，还压着不给解决，这种作风不能再存在下去了！”
他对李自强说：“很对不起，我们赶快办！”
不到三天，文件批下来了，事情顺利解决。但一些人觉得不好下台，把领导发在他们身上的火气如数转嫁给了李自强。李自强觉得事情办成了，个人受点委屈没啥，他认了！
“唉，你得好就收吧！这种事，在我们外贸部司空见惯了！”一位外贸部的同志私下里对李自强这样说。
日方是守信用的，十台电机于九月二十九日全部如期空运到了北京。
中国人自己卡了中国人！
这也许是个锈住了的齿轮，自然代表不了整架机器！
但要让这样的齿轮高速旋转，也并不是一件易事。
舞台上有典型人物，建造舞台的人也都是典型，
乔厂长式的人物都在这里荟萃了。
据说，余秋里主任请梁秉治局长汇报工程的进展情况，余主任问道：
“工程进展怎么样呀？”
这位工程办公室主任汇报了施工情况，也讲了存在的许许多多问题。
“你得住到那里去，你得顶着！”余秋里说。
“按期拿下来，你是英雄，拿不下来，你就成狗熊了。”余秋里主任风趣地开着玩笑，实际上是在加火，唯恐“这顿饭”煮不熟。
这位曾当过一个军区装甲兵副司令的管理局局长，大约是指挥坦克冲锋陷阵惯了，所以指挥施工也象打仗一样。但施工不象打仗，挠头的事儿太多了，老有各种情况拽他的后腿。
他懂得余秋里主任召见他所说的话的分量，他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在工地，他建立了“前线指挥所”，自己在总政歌舞团借了一张床和一床被子，住下了。还让人准备十几张床，让各组组长也都住在现场。
一次汇报之后，害得他吃了半个月的方便面。
工程设计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梁秉治的话确不如指挥部队的军事行动好使。他要施工的五公司加班，通宵干，可他半夜里起来检查，还是领加班费、夜餐费的人多，现场干活的人少。他只得叫工程组的办事人员半夜零点去登记加班人数，不加班的人没有加班费。
但即便如此，他也还得经常生气、发火，用语言的鞭子去抽着骡马驾辕。
“你们说一说，怎么安吊灯、日光灯，后台翻改要拖到十号？”陈仲良副处长问。
电工组长：“现在电工要考试，下月初，北京市统一出题。半天干活，就为了那个操作本，没本子不让干活。”
梁秉治我说，你们这段时间非常糟糕，你们卢书记在这里我也这样讲，这些天你们没动工，就是没动工。亏得大歌舞推了日期，不然抓瞎了。你们尽讲空话，你把我的工期压了，我罚你。我们都那么大年纪了，尽耍着我们。告诉你们，这个月底不完不行。”
“后台化妆楼怎么变法？装多少日光灯？得画个图，备料多少？”
“不仅是装灯，你们线路那么乱，压了土建。你们西边大房间里，住十一个人，我去看了一次，三个人闲聊，六个人睡大觉，你们这样干，月底拿不下来！”工程办公室的一位同志说。
梁局长又火了：“别说突击，正常干也没干好，大歌舞让了一次又一次，我们丢这个人干什么？我观察你们水电处实在不满意。都是给钱干革命，不给钱也得干革命嘛！你们说十号，那就十号，咱们都立下字据，再不行，我告到五公司、总公司，告到北京市去！”
……
他就是在工地上叫着、催着，熬红了眼睛，喊哑了嗓子，要不是他这样亲自“督战”，也许工期得一再延宕。
说实在的，这个主攻单位五公司，还是一个相当好的单位，在总体上表现出来的干劲和热情是空前的，半年之内要完成这样一个复杂的工程，任何一个另外的公司都不敢打保票。而且，图纸和施工同时进行，电管、水管尽打架，“不干不变，一干就变”，给五公司平添了许多返工的麻烦。而且这支基建工程兵部队，一九八三年七月一日才脱军装，就在这样紧张的施工中集体转入地方，干部战士的思想难免会有些涣散，现在发挥到这样一种程度，委实是不错了。
书记卢世堂仍然保持着当团长的那种果决劲头，对于上级的指示，他不折不扣，坚决照办。晚上干活木工不够，他就到被窝里把白天干活的木工揪住耳朵拉出来，“别看脱了军装，还得要发扬传统，一声令下，令行禁止，都得保持部队的素质。”正因为如此，工程大体上按计划完成了。上面我们记录的梁局长发火的那次会议，是大歌舞接收时提出了几十条需要修补的意见，工程要进一步的过细处理中产生的。
北京市建委主任苏兆林在南大厅天井里向施工单位发表讲话说：“象你们这样干活，北京市哪个建筑公司都不行！”
这是贴切的赞扬，与梁局长恼火的批评相辅相成统一在一个施工单位身上，原是不奇怪的。
如今似乎有这样一种惯例了，一个工程，一个会议，或一套机构，先设一个领导小组，再在领导小组之下设个办公室。前者是一个摆设的机构，后者才是个办事机构。万寿寺工程虽然因袭了这样一种形式，但在内容上，实实在在是不可或缺的两套班子。领导小组组长黄玉昆，除了会议，也很难数清他多少次来到工地上了。视察，听取工程汇报，当场解决问题。象余秋里和梁秉治一样，他虽是个总政治部副主任，却完全象个军事指挥员那样果敢利索，勇于负责。许多问题要不是他当场拍板，是很难想象有那么快的进度的。
在这个领导小组里，另一个关键人物，是副组长，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
他五十来岁，显得比其他领导更年轻更精神抖擞，据说，那个《青年鲁班》电影上的李三辈，就是拿他和李瑞环作模特儿的。余秋里同志自然了解张百发的才能和魄力，所以说道：“施工问题，我看由百发同志抓吧！”一句很有力度的话，就把一副重担子搁在他的肩膀上了。事实证明他的确成了这项工程的核心和灵魂。
施工日程，起初定为一九八三年六月一日，第二次定为六月十日，第三次定为六月十六日。这种推迟是人为的，施工单位认为年底不可能完成任务，那双接受任务的手，微微有些抖颤。
张百发对施工单位的负责人说：“六月十六号开工，不能再推了，取个六六大顺，是吉利日子。毛主席诞辰九十周年的日子能推吗？那是铁定的，现在你们推一天，就自己被动一天。七月份是雨季，六月不施工，七月更难办，后果你们自己设想吧！中央书记处拿我是问，我也要拿你们是问！”他用最坚定的态度抵住了动摇，于六月十六日开工了。但，工期推迟了半个月。
第二次，是十月六日完成框架结构之后，施工单位又出现了动摇。这是因为，按照正常施工的时间比例或者说是凭经验而言，如果框架结构只要三个月，则最后完成装修起码还要五个月。这就是说起码要拖到一九八四年的三、四月份。整个外装修就变成了冬季进行，这对施工单位也是十分不利的事儿。张百发又只得实施他领导者的“独裁”，或者叫“铁腕”了。
“不管怎么说，今年年底非完工不可！图纸有了，材料又不缺，你们还要什么？缺什么我张百发提供，我倾北京市力量支援，怎么样？你们完全知道这工程的意义，虽然它没有列入国家重点，但是列入了专项，比重点还重要。我们北京就只有两项工程是书记处批的，一是台湾会馆，二就是万寿寺工程。我北京市所有仓库为你们开绿灯，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他用他的坚定，他的魄力，使工地重新掀起了昼夜奋战的热潮。
还有那位国家物资总局的军工局杨友发副局长，是领导小组的成员。他几乎和张百发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人物，他到工地来了，“你们缺什么？我们在北京地区有八个仓库，可以调剂，给你们第一流的保障，怎么样？要什么给什么！”据说，水泥供应是要搭配的，百分之七十由北京供应，还有百分之三十由外地供应，并且，所有指标都得扣百分之十，说是十吨，只给九吨。由他拍板：所有水泥都由北京供应，照指标给，一律不扣。他还说：“看看你们订的货落实没有？快派人去催，如果不行，我让物资局出信，帮你们去催！”
哪个单位只要有一个“乔厂长”，事情就好办了许多。万寿寺工程，有许多个“乔厂长”，工程的进度怎么能不快呢？
由于中央首长对大歌舞的审查从十二月下旬推迟到第二年的一月三十日，给工程赢得了一个月时间。其实，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张百发、顾钥菊来工地视察，就下了结论：“可以称万寿寺工程的主体工程完工了。”一月二十三日，要求水通、灯亮、喇叭响，无论是观众休息厅、化妆台、观众厅，都达到能够使用的程度。
在这中间，保卫部门的同志进入了，他们的工作性质就是来挑毛病的，因为三十日有中央首长来看节目，房顶是否坚固得不往下掉？水管是否会引起水灾？电线是否会成为导火线？都成了他们严格考据的目标。一切都觉得杂乱无章，他们感到不满意了，他们注意的是那一根指头。
而张百发、梁秉治他们却不这样看，半年，只有半年，就完成了本来需要二十多个月的工作，多少辛劳？多少汗水？多少夜以继日的战斗？这一切自然也说明了建设者作了多少的功绩！这是主流，这是九个指头，他们注意的是那九根指头。
九根指头和一根指头发生了矛盾。
在一次由黄玉昆同志主持的领导小组会议上，保卫部的同志说：“根据我们的检査绪果，这个剧场现在还不具备审查的条件，首长的安全没有保障。你们要使用可以，出了事我们不能负责！”
梁局长火了：“你们反复无常，一会儿热，一会儿冷，一会说还可以，一会儿又说不能使用。你们具体说说，还有哪些问题？”
保卫部同志提出了十条意见，有些在事前已解决了。防火程度不够，确是实情，也已备足了灭火器和消防器材。……
但他们觉得不能保险：“我们建议你们最好不要在这里演出！”
张百发沉不住气了：“要说绝对安全，绝对合乎要求，哪项工程都不敢打包票。我年轻时就搞建筑，当过突击队长，几十年了，我也不敢说哪项工程绝对可靠。我搞过人民大会堂，也不敢保证，可它现在还在使用，中央首长看过无数次节目，开过无数次会，没出问题，还是不错的嘛。这是突击性工程，难免有不周到之处。依我说，应当给梁局长请功，给设计组立功！”
梁局长有些愤愤然：“我不要立功，我等着受处分。我是主任，我负责。出了问题我蹲监狱去！”
张百发接过了话茬儿：“梁局长，你不行，你年岁大了，我年轻，我去蹲监狱去，到时候大家别忘了给我送饭就行了。”桌上放着点心和糖果，他诙谐地用两手一拢：“有这么一些东西就不错了。”
计委副主任彭敏感到会议上的火药味过于浓烈了，他开始了一段降温发言：“有过这样的例子，谁都说没何题，结果使用后出问题了，所以我们大家还是头脑冷静一点好。但首先一点是要肯定大方向。这个工程调集全国有名望的工程师、设计师，在短时间里突击出来了，这个成绩是大的，我看这一点首先要肯定。”
黄玉昆同志巧妙地掌握着平衡艺术，因为两边都是他的部下，但他的倾向性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他抬起头来，用眼光扫了一下会场，然后落在那些个工程师聚集的角落里。
“你们说说看，你们是具体负责工程的，把握到底怎么样啊？”
吕墨如：“根据我掌握的情况看，水的方面不会出问题。”
王德昌：“根据这几天的试用，在电的上面不会出问题。”
许宏庄：“根据我们的设计施工，房梁、舞台台顶，都有足够的安全系数，不会出问题。”
黄玉昆同志作总结性发言了。
“老梁，安全问题既然保卫部门提出了，你们得当个重要问题来认识，认真检查一遍，不要靠侥幸，要做到余主任讲的：万无一失。你们保卫部门，就是负责安全嘛，你们不负责不行哟！”
月三十日，大歌舞化妆彩排，习仲勋、杨尚昆、杨得志、余秋里同志都来观看了演出。什么问题都不曾发生结果是皆大欢喜。这自然是保卫部门和施工部门共同努力的结果。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果然是行之有效，但并不是全部勇夫都看重金钱。
这是一种信任！一种荣誉！毕竟，在大多数人的眼光里，荣誉比金钱更贵重。万寿寺工程，是书记处批准建造的一项工程，无论直接参加建设的单位，还是协作单位，都以能参加大剧院的建设为光荣。他们不仅在提供产品的质量上自觉地严格要求，对于派往万寿寺工程的人员，也在技术上、政治上作着严格的筛选。
北京市第二开关厂，过去检验完产品，检验人员总好用粉笔打上各种记号，这次检验者遭到了领导的检验不许在开关上留下任何痕迹，凡留下痕迹的都必须返工。“这是中央批准的工程，我们不能有一点含糊。”
屋顶上要安装两只绿色冷却塔，这个任务交给了宜兴县机械厂。这个广派出了八位安装工人、技术人员，其中有四位还是女的。当时，正值工地集中力量搞会战，外协单位来人也特别多，连住的地方也很成问题，行政秘书组的同志很过意不去。“没关系，搭个地铺挤挤吧！我们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享受的。”
每天，一吃罢早饭就爬到房顶上去，白天晚上连轴转，由于工建忙，万寿寺工程办公室几乎没提供什么便利条件，遇到困难都由他们自己克服。二十天工期，十二天就保质保量完成了。
大剧院的门窗需要大量的茶色玻璃，在其他城市都买不到，只有广州市一家玻璃商店有货，他们还是从比利时进口的。一位梁副经理接待了万寿寺工程的采购人员，在交货时他还主动递交了一句热情的话，“这种玻璃不好切割，如果北京的商店划玻璃有困难，你们再告诉我们，我们派人去帮你们划。”这也许是为了多赚一份钱吧？采购人员当时一听了之，并没有引起重视。
的确，实践证明了这种玻璃很难对付，要把这种厚玻璃切割成三米多长两米多宽的长方形块，并非一件易事。在北京市找了几家玻璃店，都不肯接受这个任务，有的提出：“要我们做可以，耗损率恐怕得在五分之一以上。”没有办法了，才想起那句快要被遗忘的话。万寿寺工程办公室只得给广州拍发了电报。
梁副经理带着两位店员赶赴北京来了。时间正是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末至十二月初，北京的天气特别冷，工地没有地方住，只得住到莲花池附近的小旅店里去。玻璃放在莲花池仓库，得露天作业。这几个广东人受够了考验了，一双手冻得肿了起来。万寿寺工程办公室除了借几件大衣给他们披上，再没有其他的办法可想了。梁副经理十分豁达：“我们是来为剧院作贡献的，要吃得好住得好，我们用不着来北京。”他们还主动向办公室建议说：“我们走后，将来玻璃肯定得坏，换一块两块，用不着我们来，我考虑，能不能帮你们培养几个人？”
几位战士派来当学徒了。梁副经理手把手教，而且还教给战士如何计算，怎样划可以最大限度利用，使边头边角减少到最低限度。要是搞承包，至少需要三、四千块钱，而他们只要了三、四百块钱的加班补贴。没有午休，也没有星期天，而其中有两个人是第一次来北京，理应提出到城里城外游玩几天，可他们匆匆忙忙完成任务，就立即返回广州去了。他们自己没有留下什么，却给几位战士留下了技术，也为万寿寺工程留下了他们崇高的风格。
……
参加万寿寺工程的有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冶金部十五冶金机修厂、机械工业部机床研究所、天津电影机械修配厂、广播电视部设备工厂、哈尔滨无线电三厂、冶金部液压机械厂、顺义奉伯电器厂、北京市重型机械厂、冶金部有色金属设计研究总院、城建总公司、五公司、安装公司等等。参与领导和属于办公室系统的有国务院文化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国家物资总局、建材总局、基建工程兵、清华大学等等，共有几十个单位，一千四百多名领导、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把这样多的单位和人员有机地组织在一起，奏出一曲团结协作的交响乐，这本身就是一件十分宏伟的创作，这创作在这样短暂的时间里得以完成，说明在我们中国，如若真要讲认真、讲效率，是可以办成几件大事的。
九八三年十二月五日下午，杨尚昆、余秋里、邓力群和朱穆之同志，以及甘渭汉等总政领导，视察了工地。杨尚昆同志热情赞扬说：“不错，有建设人民大会堂的速度，需要二十六个月完成的任务，半年就完成了……操作人员现在就应该开始培养了，质量问题是百年大计，马虎不得。”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首长们纷纷给这个剧院取名儿，有的说应该叫“长城剧院”，因为长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形象。有的说可以定名为“中国大剧院”，因为目前还是中国之最。还有的说谦虚点吧！把“大”宇拿掉，因居它还不够大，将来我们是会有比万寿寺剧院还要现代化的剧院的。
从取名中我们可以发规，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对“中国剧院”是满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