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钧刘少奇
一九六六年，在那张“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贴出后，刘少奇同志便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派”。
这位蒙受不白之冤的领导人恐怕连自己都不会想到，他从这一刻起事实上命运之星已经陨落，从他的政治生命的结束到实际生命的结束，他还将走过一段多么可怕而又悲惨的路程。更叫人荒唐得不敢相信的是有些与他相貌近似的人，也变成了被指责的对象。
他，张汉钧，就是有着酷似刘少奇同志相貌的人。这一天他来到了地安门的大石桥边，被一群“红卫兵”发现了。
“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中国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随着第一个“红卫兵”的呼喊，他立即陷落在一群年轻人的包围之中，口号声和拳头如炸山崩发的乱石，劈头盖脸向他砸来。
一个戴着“三司”袖章的“造反派”，上前一把扭住了他的胳膊，叫他抬不起头来，其他“红卫兵”连喊带啐，押着他游街示众……
“别误会，我……我不是！”他辩解着，但他的声音，在嘈杂的叫嚷里显得十分微弱。
“你敢说不是？我们要把你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回答他的辩解的是落在他身上更多的拳头。……
他踉踉跄跄回到家里，头发蓬乱、衣衫不整。
老伴心疼地说，“你快把白头发染染吧，这日子还长着呢！”
“白头发是自然长的，人的长相也变不了，难道这也有罪？不染！”
然而，他不可能老憋在家里不出去。他接受了这次教训，以后每次外出，只好戴上个大口罩、扣上顶草帽破帽遮颜过闹市。
他这时四十四岁，在中国歌舞团当乐手。因为党委被踢开了，庙拆人散，他只好失业了。失业而又不敢轻易到街上去“亮相”，他只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这种生活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
歌舞团重建队伍，恢复演出，他当了演出干事，这是个经常外出和各单位联系工作的差事，他再也不用为自己的相貌发愁了。
但他能为自己的相貌感到自豪，那也纯出于偶然。
一九七九年，他有一次到八一电影制片厂去联系工作，被导演严寄发现，严导演把他拉到一边，问了他一些情况，拍着他的肩说：“老张，等少奇同志平反以后，请你来拍电影吧！”
雨打地皮湿，风吹地皮干，他以为是一句玩笑话，并不放在心上。谁知不久，八一厂真的找上门来了。
一九八〇年，八一厂开始拍《风雨下钟山》，副导演里坡首先提出来，“我只推荐一个人，中国歌舞团的张汉钧可以演刘少奇。”导演袁先立即赞同：“嗯，我第一次见他，就觉得说话、表情全象。”
他因祸得福，和少奇同志的命运一样。但少奇同志已被折磨死去了，他还活着。他这个活着的人十分同情死者，早有心为他做点什么。这次他如愿了。
虽然在《风雨下钟山》里，少奇同志只有七、八个镜头，他却为此花费了七、八十个日日夜夜，翻资料、看照片，苦心琢磨，一个表情，一句台词，都要推敲考虑七、八十遍。
“打过长江去，我们准备了一百几十个师。”周恩来同志在发言。
“只要有一部分占了滩头阵地，就好办了。”这是少奇同志，也是他在说话。
“上海可不能打烂呀！”这是朱老总在发言。
“上海是我们的精华所在。”少奇同志在精辟地指出，而说这句话的张汉钧，心里也一动。他运用了大量的感情、大量的潜台词，保证了这句话的分量。这种感情不是虚假，而是真诚的。
上海解放前，他正在这个“大世界”的一家制革厂里当店员。解放上海不几天，他专门跑到虹桥一位同事家去问道：“解放军打了没有？”
“一点儿也没打，拆房子、乱放火，都是国民党军队干的。解放军借了我一把锨，用完就还了。”
他的感情来自他的经历，“幸亏少奇同志指示，朱老总决定得好，要真把上海打烂，我就没今天了。”
来到《中国革命之歌》剧组时，他已经六十二岁，是演员年龄中最大的一个，但他作起动作来，比年纪轻的同志都认真。“我不努力不行，我演戏是半路出家。”
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前广场上的这场戏中，观众可以感觉到少奇同志是在同毛泽东同志交谈着，却全然听不到声音。但张汉钧心里有声音，他为自己寻找到了一些“潜台词”，他的那几个简单的动作，就建立在这些“潜台词”之上。
一上场，毛主席在头里鼓掌，刘少奇在后面鼓掌张汉钧用“潜台词”在感慨：这真是普天同庆啊！
看到群众跑驴，少奇同志向主席点头称赞张汉钧的“潜台词”在说：这是民间艺术，是由两个人表演的呀！自然而然地，他伸出了两个手指头。
他在扮演中总结出少奇同志的几个特点：背手的动作比较多，有深思熟虑的政治家的风度；有时手叉着放在胸前，非常谦和，平易近人；在“七大”会议上讲话，左手叉腰，右手前挥，有一种叱咤风云的号召力。……
他有五个儿女，还有了孙子孙女，他当上老祖父了。但他感到越活越年轻，“我唯一的希望，是在有生之年演好刘主席，如果能在这方面作出点成绩，这是我最大的光荣和幸福。”
他还把满堂儿孙招到他身边，向他们预先发布了自己的遗言，虽然他身体的“机件”还没有出现过致命的障碍。“我死了以后，不要举行任何仪式，连骨灰也不要。只要你们能够记住，你们的父亲、祖父曾经扮演过刘主席，我就含笑九泉了。”
其实用不着交代，不只是他的儿女，连人民群众也会记得他的。
王伍福和赵登峰两个朱德
“大将军八面威风”，你看朱老总擂鼓时的架势，粗犷爽朗、激情奔放，颇觅大将风度。他戎马一生，这时已近花甲之年了，而扮演朱德的演员王伍福，才不过是一个三十多岁的青年。但他擂鼓时的一瞬间形象，和朱德是多么形似又多么神似呀！
康克清同志看了彩排后，长时间地鼓掌，满意地频频点头。
台上一现，台下三年，这位一九六五年入伍的北京军区战友话剧团的演员，为了演好朱老总，的确花费了整整三年时间。
王伍福十三岁就在天津儿童剧团当小演员，入伍后，在实践中变成了杂家，担任过剧务，扮演过正反面、老中青的各种角色。在电视剧《人逢佳节》中他扮演连长，在电视剧《罗湖桥头》中扮演港商身分的特务，在话剧《哨位》里扮演转变青年老二。一九八〇年战友话剧团排演《平津决战》，他开始扮演朱老总这个角色。他太年轻了，既没有战争生活的经验，也不曾有过接触领袖的机会。他只在学校的课本上，读过《朱德的扁担》、《我的母亲》，油然而产生了对老总的敬爱。他渴望从军，渴望打仗，或许，幼小的心灵里偶尔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能象朱总司令那样当一个元帅多好！但是每一个少年都会滋生的一些念头，对于他今天要演好朱老总，实在是过于蒙昽也过于遥远了。
他除了到军事博物馆看“五大元帅事迹展览”，到革命历史博物馆去翻阅资料，再就是死哨一本书史沫特莱写的《伟大的道路》。他也忘却自己究竟阅读过多少遍了，那里面精彩的段落他背诵得滚瓜烂熟“身高大概是五英尺八英寸。既不丑陋，也不漂亮；更不会使人获得任何英勇、暴躁的感觉。圆头，剪得短短的黑发间杂着白发，前额很宽，而且略微隆起，颧骨也颇突出。······看起来完全是一副普通面貌。要不是因为他身穿制服的话，很容易把他当作中国哪个村子里的农民老大爷，而忽略过去。”
他在无数次阅读中给朱老总的形象概括了四句话：“农民的憨厚，慈母的心肠，儒将的风度，大丈夫的气魄。”他在寻找这位老总的个性。
他是天津人，演话剧而勉强学得了普通话，可是要讲朱老总的乡音四川话，他就老牛掉在水井里，无能为力了。吉人自有天相，正当他急于从师的时候，有人告诉他，歌舞团的司机小廖是四川人，说得一口标准的四川话。他连忙去找小廖，“咱俩交个朋友吧！我跟你学四川话。”“你学四川话干啥子事嘛？”“领导让我演朱老总。”“要得！”小廖十分高兴。
他把自己要说的台词带着感情讲给小廖听，让小廖用四川话“翻译”一遍，录音机录下来，他一遍遍地学，学了以后，再放给小廖听，求他指正。他用现代化的工具，用古老刻板的办法，终于把四川话学会了。
在我国，这也是得天独厚的条件，扮演人民敬爱的领袖，不但为人民所热爱，连家庭都是全力支持的。王伍福的爱人王胜利，是歌舞团的独唱演员，人称小“马玉涛”。为了工作三十三岁才怀孕，这时候她最需要的是老人或爱人的照顾。爱人呢，正在紧张地演出；老人呢，她更不能指望。王伍福的父亲长年瘫痪在病床上，本来是要他两口子照顾的。母亲听说他演朱老总，就毫不犹豫地办了退休手续，呆在家里照顾父亲。
正当他在中南海演出时，老父亲病危了，但他没有接到通知。演出结束，他接到电报，才知道父亲病故。他请假回到了天津，在父亲的骨灰盒前叩了三个响头，默默地说：“爸爸，儿子因为演朱老总，没顾得回家来侍候你闭眼，想你老是会原谅儿子的。”妈妈在旁边呜咽着说：“是你爹在病重的时候说的，‘让伍福演好戏，别因为我的病，扰得他心不宁。’”
多么伟大的父亲和母亲！
父亲去世了，而在他自己的家里，增添了一个小生命一个小女儿。这小生命从孕育到降生，他同样没有操心。
习仲勋和杨得志都称赞他演得象，除了他的确在艺术上下了功夫，他还有一些先天的有利条件：脸面很象朱老总，又年轻健康。因此，在大歌舞好儿个演员竞争这一个角色时，他胜利了，他是一个幸运者。
人说，自古来的历史都是成功者的历史，是，又不全是，为什么司马迁要写《项羽列传》呢？项羽就是个光荣的失败者。
如果把王伍福比成刘邦，赵登峰就是项羽。
他五十二岁了，一九四八年参军，曾是沈阳军区文工团的合唱队员，后来转业到抚顺话剧团当演员。八一厂的同志去东北观看抚顺话剧团演出，发现他象朱老总，就把他调来了。先后演过两部片子，后来觉得他的形象有些距离，《四渡赤水》就换上了四川的刘怀正，这是对他的第一次打击。
他来到大歌舞以后，导演说他瘦，朱总的形象还应当再胖一点。他于是就多吃、猛睡，想方设法多长上几斤肉，可总不如愿，他有些发急了。
听说，亚非学生疗养院有一种进口的药，叫做硅橡胶液的，打在脸上能整形。他找到崔维聪，请他去找到了这个医院的杨主任，求一付“灵丹妙药”。
杨主任端详了一下他的形象，又看了朱总的照片，说：“象你这样，打少了不管用，打多了又要出问题。”
“出什么问题？”
“可能要引起面部糜烂，这我可不敢负责。”
“没关系，主任，我已和八一厂说好了，还写了保证书，出任何问题，都由我个人负责。”
杨主任感动了，也没有拒绝的办法了。可是，在打以前，他不得不再三声明：“你要知道，超过国际标准，这就是医疗道德问题，我还得负责任。”
“我不告诉任何人，如果你们领导知道了，我去解释。”
国际标准的最高量是三十到四十CC，他的脸部上竟打了五十七CC。
他的脸面烂了好几块，有些地方胶液和皮肤粘在了一起。但毕竟还是有作用的：颊骨低了，嘴唇象了，鼻子和嘴之间的“百慕大”三角洲也象了。然而，王伍福比他更象，因而淘汰了他。这是他遭到的第二次打击，更沉重的打击！
他前一个爱人去世了，后来又结了婚。当大歌舞把他退回去之后，据说爱人听到此讯，连信也不愿给他写了。他灰极了，甚至想到过死！
这是谁也爱莫能助的，因为除了思想和演技，还有一个先天的“形象”问题。
我们只愿赵登峰同志能更宽慰一些，因为越愁越瘦，距离朱老总的形象就更远了。
任远远任弼时
这也许是我国舞台戏剧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事例，一个趣闻，儿子演爸爸，母亲却在台下流着热泪，说：象！象！
任远远是任弼时的老九最后压轴儿的一个儿子。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生于延安，今年四十四岁，比“七大”中他扮演的父亲，还大三岁。
儿子象父亲，这是遗传，许多老同志见了任远远，都说：“真象你爸爸。”但儿子能不能演爸爸呢？这个问题可没有现成的答案。当他接到大歌舞要他扮演任弼时的通知以后，心里颇有些犯难，就回到家里，和母亲、姐姐一起开了一个严肃认真的家庭会议。主要的议题只有一个：儿子演爸爸，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分析的结果是：在以前的几部电影中，出现过任弼时的形象，但都不理想。要让人民群众更正确地了解和熟悉任弼时，当儿子的不仅可以演父亲，这还是一种责任。母亲和姐姐都同意了。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到大歌舞所在地来报到。
可是，接着，有一个新的问题苦恼着他，他是中国科技大学的毕业生，学自动化专业的，一开始分配到北京广播器材厂工作，后来又到部队的研究单位，最后调到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他从来没有上过舞台。一个没有一点演技的人，能当好演员吗？谁知他把自己的担心向舞蹈编导黄伯寿、佟左尧和盘托出以后，两位导演反而高兴得眉开眼笑：“好好！不会演戏就更好了。欢庆‘七大’胜利，生活化一些更好。”
导演的要求并不高，说连化妆都不要，也不用说话，只要在舞台上来回走动几下就行。
他就是这样被推上了舞台。
说得容易，做起来却难。乍一上舞台，强烈的灯光一打就有些发懵，往台下一瞧也有点打怵。要同群众一起扭秧歌，他连秧歌怎么扭都不会。他虽然生在延安，但那时还小，只顾着贪玩了。排练完回到家里，他只得把爱人和孩子叫来，做给她们看，请这些“业余教头”评点、纠正。爱人这一关倒好通过，小女儿却特别认真，特别挑剔。有一次排练，他让爱人和女儿都去看，回来的路上，小女儿就迫不及待地提意见：“爸爸，那场上不是有个小女孩吗？毛爷爷还抱她呢，你应该对她亲热一点儿。还有，别老戳在那里，你太死板了。”女儿的话无疑是对的，他连连点头：“行行，下次爸爸就改正。”
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正好是任弼时逝世三十三周年，正巧在这一天，大歌舞排练汇报这一段庆祝“七大”的歌舞。陈琮英不顾年迈体弱，带领女儿、儿媳和孙女来到了排演场。她是当年在长沙参加革命的织袜女工。林彪自我爆炸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开的一次批林大会上，周恩来谈起所谓“伍豪事件”，他当时赞扬一位长沙织袜女工，说她被捕之后表现得十分坚强。这个女工就是陈琮英。
她的坚强还表现出她是一位革命的母亲，所生的九个孩子中，有四男一女失散在战争年代里了。一九五〇年她曾去湘赣老根据地寻找过自己的儿女。她访遍了五百里井冈，却是一无所得。被敌人杀害了？还是流落在其他地方？还是被乡亲们认养之后不肯归还？她无法知道，现在在她身边的，只有任远远和他的三个姐姐。
汇报结束，老人激动地说：“很好，很好！”
第二天，黄伯寿、佟左尧以及宣传组的同志登门看望陈琮英，转达大歌舞领导小组对这位革命老人的敬意和感谢，同时进一步征求她对于任远远扮演任弼时的意见。老人高兴地说：“我觉得远远扮得很象，你们表现当年延安开‘七大’时的气氛和情景也象，我很满意，很满意！”
这位“客串”的任远远也许在这一生中只扮演这一次，也许从此就走上了演员的生涯，我们很难预料。但是，人们这样评价他：他不仅外表象他父亲，他平时的思想言行和工作作风，都同他父亲相象。
有这一点已经很够了，人们期待于高干子女的最本质的一点，就是不仅要形似他们的父辈，还要神似他们的父辈！
爱，意味着也有牺牲
在大歌舞里，有那么一家子，他们作出的牺牲和旁人相比，和整个这支队伍相比，也许是微弱的，甚至可以忽略不计的，但人们还是颇有兴趣地提到他们，带着一种尊敬的口吻。他们是大连歌舞团副团长张毅、编导朱巾英，以及他们的儿子张扬，外号小虎子。
张毅就是舞蹈界熟知的“花鼓王”，他一九五四年独创的《花鼓舞》，用三尺长的穗头敲出各种舞姿和鼓点，在苏联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舞蹈比赛中，荣获了金质奖章。他被选为大歌舞的编导，和丁玲的女儿蒋祖慧合作，共同编导《序》与《尾声》。他爱人朱巾英也被借调到大歌舞的办公室，在排演组分管调度。
父母同时“起驾”，这个十二岁半的小虎子不好一人留在大连，也只得同来北京。先借住一位朋友的家中，到一六八中学读初二。后来这位朋友家要修房子，又只得通过张毅母亲的老姐妹许奶奶，介绍到一位李奶奶家中去住。
在大连，夫妻俩对小虎子的功课抓得很紧，有时还请老师到家中来补课，所以小虎子的功课还不错。来到北京以后，两口子的繁忙程度猛增了三倍，他们自然再也顾不上照看小虎子。小虎子不，这匹小马驹没有了笼头的羁绊，就任意撒欢了。
一次，两次，当朱巾英接到成绩单时，发现每次都有五门功课不及格，她发愁了。
夜半，两口子都为儿子睡不着觉。
朱巾英说：“你说怎么办？送回大连去，无亲无故的更不放心；放在北京，李奶奶生活上倒照看得不错，就是管不了他的学习。这样下去，不但出息不了他，说不定还要走歪道呢！”
“有什么办法呢？我搞的那个《序》，三番五次通不过，还在攻关；你呢，比我更忙乎，谁有时间管他？”
“不管他，是要害他的，要是再跟些小流氓学坏了，还害了咱们俩，这怎么得了哟！”朱巾英急得啜泣起来了。
“别急嘛！你听我说，顾不了两头，咱就顾一头，先把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完成好。从大处说，这是文艺工程的千秋大业；打小处讲，咱俩被调来，是领导的信任，别让人家说半个不字。”
“那虎子呢？”
“任他吧，留一级，留两级，咱认了，大不了再回大连上初一。”
似乎，他们把心放下了，可以一心一意再扑到工作上去，其实不然，麻烦事还要找到他们的头上，叫他们非得把心掰成两半儿。
一个星期天早上，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他们惊起来了。开门一看，七十多岁的许奶奶正站在门口，急乎乎气冲冲的，脸儿蜡黄。
“许奶奶，快进来坐下。这么大年纪了，还亲自跑来，出了什么事了？”朱巾英的心里一沉。
“问你们家小虎子，他干的好事！”许奶奶不坐，还站在门口呼呼喘气。
“儿子，你办了什么对不起妈的事，快说呀！”未知事情原委时的担忧，比知道之后还心惊胆怕，朱巾英急了。
“妈，我和一个叫王雷的小朋友打架了！”张扬嗫嚅着说。
原来，在昨天，小虎子放学时碰到了小王雷，他个头比虎子小，还想来个小欺大。他知道小虎子的父母不在这里，是个外地来的，就骂小虎子没有父母。小虎子当然不吃这一套，上前去就动手。谁知王雷那手还插在口袋里，小虎子把他的手往外一拽，不但使这个孩子摔了一交，裤子口袋也撕破了。“我告诉我妈去。”这孩子哭着跑回了家。
当晚，王雷的父亲、母亲和比小虎子还高半个头的哥哥全家出动，到李奶奶家来“兴师问罪”。
“你们家有一个外地来的被管养的孩子吗？听说爸爸妈妈都不在，要是他家里人不会教育他，你把他交出来，我们来教育教育他！”
朱巾英听完事情的原委，气得浑身发抖，她举起手来，想狠狠打张扬两下。可一想，现在不是自己要打孩子，是人家要打。必须带着孩子，上人家家里去道个歉，损坏了人家的裤子，赔一条也成，只要这事儿有个好了结。
这一家人，在许奶奶的率领下，匆忙忙出发了。他们乘公共汽车，在骑河搂下车，这才想到问一问小虎子，这王雷家住在哪里。小虎子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知道上学时常碰到他。这下可好了，从骑河楼直到北池子，一家人象查户口一样，一户户地查过去。
好容易找到了第一个王雷，结果不是，又找到第二个王雷，一看，还不是。终于到了中午十二点时，找到了第三个王雷，不，确切点儿说，是找到了王雷的姨家。
“哎呀呀，这算什么，小孩子在一起，还有不打架的？没事儿，赶明儿我给王雷的爹妈说一说，让他们别记在心上得了。”
“我看还是请您带我们去见见王雷的爹妈，当面说一说。”
做姨的尽管不大高兴，还是答应了。于是，这队伍更加浩浩荡荡。他们又走了半站地，攀上了一座居民楼的第四层，王雷家已经在吃饭了。进屋一看，全傻眼了，原来这第三个王雷是个小女孩。
就这样，一个星期天耽误了，在原来的日程表上，朱巾英是要到医院去看望大连来的年轻的花鼓舞演员王新明的，张毅则想找蒋祖慧商量作品的修改问题，全让这“找王雷”的又气又恼的戏剧性情节给冲了。
在我们应该批评小张扬淘气贪玩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会体谅到：如果他还在大连，如果他还在父母的督促之下，他的学习成绩一定不至于这样差。因此，小张扬这一连串的2分，不能不说是全家人包括张扬在内，为大歌舞作出的牺牲。而这“2”字反过来，从背后看，却是一个“5”字，那是这一家子对大歌舞作出的贡献。
说到牺牲，参加大歌舞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他胡果刚。他是倒在大歌舞排练最繁忙紧张的日子里的，象古丽巴哈的阿基老师。
当他还是十七岁的时候，就不甘心祖国国土的沦丧，向往革命圣地延安。从家里偷了几块大洋，和另一位同学，一起租了一辆牛车，从四川重庆奔赴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牛车在路上整整颠簸了两个月，经受考验而证明颠扑不破的是他的信念！昔日老聃弃官不做，骑青牛出函谷关，写下了一部《道德经》，在历史上传为美谈。胡果刚乘牛车不远千里参加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
九四七年解放东北之后，部队首长让他创办舞蹈专业队，他就在那时编出了从东北进军，一直跳到海南岛的《进军舞》，他是部队舞蹈的创始人之一。
那是一九八三年的十一月底十二月初，按当时确定的日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毛主席诞生九十周年之际就要演出，但许多段落的舞蹈还并不成熟，加上万寿寺舞台还没有完工，队伍拉不到这个现代化剧场去联排。作为编导组组长的胡果刚，这时已经急得如坐针毡了。
史大里出了一个主意，利用现代化录象手段，拍出分段录象，然后剪接起来代替联排。这个办法很快实施了，录象送给了在友谊医院住院的周巍峙同志。他看过录象，又倾听了一些编导的意见，感到确有必要在总体上进行一些调整。“怎么办呢？我在医院里又和大家见不着面，你是否把果刚同志找来，我同他谈谈？”他这样对史大里说。
胡果刚到医院去和周巍畤同志长谈了两次，带回了周巍峙同志的意见。“我们要以革命的态度，而不是改良的态度对待作品的修改。”在这样一种精神指导下，他召集了编导组的全体人员会议对大家说：“时至今日，事关紧迫。对几段较难的段落必须组织大家学习舞美组、音乐组集体攻关的办法，不求名利，群策群力。把个人的智慧溶合在集体智慧之中，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创造性。”
他被卷入最繁忙的涡流中去了，帮编导们出点子想主意，对每个段落都作过细的研究。即便在这样的繁仗之中，他也从来没有和编导们发过火，高门大嗓地训斥过人。“不应该对人象管孩子一样，这样不礼貌，大家商量着办！”他也许是把火全压在肚子里了，这不是对某些人有意见之火，是一种对工作进程的焦灼感，也许正是这火，把他给烧垮了。
十二月八日零时二十九分，噩耗从医院传来，胡果刚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熟悉他的人，认识他的人，处于一片恸哭声中。
那些天，共住一室的副组长贾作光一直都是红肿着眼睛。在沉痛之外，他似乎还有一点歉疚。记得一九八〇年在大连举行的全国舞蹈比赛中，贾作光编导的独舞《海浪》引起了争论。有的人说：“贾作光的作品千篇一律，一看就知道是他的。”还有的人甚至这样为不评选这一作品找理由：“贾老师每月二百多块，又不缺钱花，干吗还要得个奖？”作为评委的胡果刚，有点“老好好”，他当时是这样说的：“作光同志的作品形成了一个流派，是少有的；虽然千篇一律，看怎么看！”最后还是胡果刚那关键的一票，《海浪》才获得了三等奖。但贾作光并不深知其中的内情，他以为胡果刚同他有什么过不去的，心里存着一肚子意见。这次住在一起，彼此谈开了，贾作光才看清了那颗罩在军装里的晶莹的心。而胡果刚，曾为此作过两次公开的自我批评，这次面对比他小一岁的贾作光，又说了第三次，“《海浪》的确是个好作品，都怪我当时态度暧昧，没有据理力争。”
贾作光心存的那一点芥蒂，那一点阴影，被胡果刚那颗晶莹的心照亮了。而正是那一点点阴影，在胡果刚死后幻化成不绝的懊恼。为了补救，他把一九五一年秋在罗马尼亚和胡果刚一起的合影放入票夹之中，紧紧地贴在自己那心脏频跳的部位上，他要存放一辈子，作为永恒的悼念。
还有那十一位编导、演员，他们也想用更多的泪水、更实际的行动，去补偿当初胡果刚同志给予他们的关怀。
那是九月二十一日，中秋节，他为了免去这些居住在招待所里的外地编导、演员那“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眷恋，把他们都请到自己家里去做客。连他家的人口加在一起整整有两桌呢，得办多少酒菜？爱人尹佩芳因此提前两天到市场上去采购鱼肉蛋禽，也整整忙乎了两天。多么美好而又难忘的欢聚呀！胡果刚六十三岁，而年轻的演员王霞只有二十三岁，四十岁的年龄代沟被欢声笑语填平了。胡老把盏劝酒，佩芳殷勤布菜。张毅夫妇同时站起，代表众人致祝酒词；崔玉珠用朝鲜语娓娓朗诵；小陆用广西方言大讲笑话；才思敏捷的黄素嘉巧立名目向主人敬酒答酬；大连的王新鹏，江西的沈莹，南京的张玉照，说开了车轱辘话：“能到胡老家做客，能同五湖四海汇聚拢来的编导们共度佳节，我们将终生难忘！”
现在，更终生难忘了，因为当初的欢快酿制出的是更多的悲痛。他们甚至有些后悔：是不是早就应当拒绝这一次宴会？让胡老不必工作之余还下厨房忙碌？是不是那天劝酒多了一些，忘记了他的心脏不好？……
牢记住他的，决不是这样一些同志，整个大歌舞的同志们都记住了他，记住这个修养极好、和蔼可亲的老人，记住这个废寝忘食、精于事业的艺术家。以至于贺敬之同志一听到周巍峙同志关于胡果刚去世的报吿，悲痛得潸然泪下：我们大歌舞所描写的中国革命漫长的经历中，曾牺牲过多少革命志士？今天大歌舞本身也出了烈士，他就是胡果刚！他的死不仅是军队舞蹈界的重大损失，也是全国舞蹈界的重大损失！我们应当提出这样的口号：以胡果刚同志为榜样！他是鞠躬尽瘁在大歌舞舞台上的，我们大家都要以更好的工作精神和成绩，悼念他！······
在济南千佛山，听到过这样一个传说：一位石匠，决心一辈子要刻完一千尊佛像，以了其毕生的心愿。不知历经了几多岁月，他终于领完第九百九十九尊了。他也到了皓发苍苍、精力殆尽的程度。他已经没有余力再去完成最后一尊雕像了。他倚在石壁上想憩息一下，结果再也没有醒转来，他变成了最后一尊雕像。
胡果刚同志就是这样一位石匠。
爱袓国，一个共同的基点
这是在哪儿？是在延安窑洞口的斜坡上，一个冬天的夜里。他伴送着讲过课了的冼星海返回窑洞去。师徒两人越越兴奋，干脆就在斜坡上坐了下来。是那一次冼星海告诉他的吧？说自己挟一把小提琴出国去留学，下船来到新加坡的码头，就没有钱了，不得不在一所华侨学校教书，攒够了路费再到马赛。到那里也只剩几块钱了，又只得到华侨开的饭馆去端盘子。直到关闭了店门，才一头钻进冷室里，去作和声的习题，然后赶到郊区去睡觉，第二天再赶来。太劳累了，一次端菜时就砸了盘子，因而也砸了饭碗。继后又到咖啡馆里去拉琴，到理发店去擦玻璃和地板，被高级华人骂他为中国人丢脸。后来一位美国老太太看星海象自己死去的儿子，就叫他跟着她，施舍几件儿子的旧衣服给星海穿，让星海当她的“儿子”。老太太回美国去了，星海这“儿子”专业也便失业。于是决心干脆去找巴黎“音乐学院”的老师丢卡。程门立雪，整整一天没有吃饭，感动了看门的老头，才给通报······
那时候星海才三十多岁，而他更年轻，只有二十二岁，两人就这样谈着谈着直到天亮，纷纷扬场的雪花开始还小，越来越大，最后他们披着的大衣上落满了一寸多厚的积雪，成了两个雪人。就是这一年，冼星海创作激情发挥到了高潮，连写了《生产大合唱》、《黄河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和《牺盟大合唱》。对民族对祖国执著的爱和执著的热情感动了他，他决心向老师学习。
谁能想到人生的旅途上会有一些相似的经历呢？他，时乐濛，在鄂西北军区当组织科长时，由于部队经常遭围困，条件极其艰苦，只好分散到班排。在一九四七年春突围时，他和同志们失散了。于是他和一个战士化装成“国民党的逃兵”，一路要饭来到了河南的唐河县，找到了他的一位老同学刘立轩，“先让你嫂子做一套衣服吧！”刘立轩说。时乐濛这才能换下那套“叫花衣”，衣服掷在地上，虱子满地爬，跳蚤到处蹦，只得把衣服扔到垃圾堆里，放一把火烧掉。他本可以就在这县里的旗仪镇当个音乐教师，得一份自己的温饱，不必再去过九死一生的生活。然而他坚信共产党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坚信中国会有社会主义的今天，在四纵队打到旗仪镇后，他又主动加入了这为人民翻身解放的滚滚洪流。……
他呢？他又是怎样跨入革命队伍和文艺队伍的？一九五一年夏，在大连第三中学上举的他，被朝鲜的战火点燃了怒火，被“保家卫国”的召唤点燃了激情，坚决要求报名参军。可他是独生子，学校不批，部队不要。他只得按捺住自己沸腾的心绪，准备考高中，进辽宁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因为他的音乐素养较好。谁知参军的同学集中时，少了一名事后才知道疼儿的妈妈把孩子藏起来了，她害怕自己的儿子去朝鲜战场会送掉性命。班主任老师在班上宣布说：“如果这位同学不来，我们就派共青团员门文元顶上。”他没有一秒钟的迟疑，嚯地站起身来，大声地回答：“是！”
他不敢告诉自己的妈妈，怕母亲悲痛，虽他相信觉悟很高的母亲是会同意儿子这一次远行的。他放学回到家中，帮妈妈拉风箱烧饭，好久不敢开口。最后，他终于把内心的激动和惴惴不安压抑住，用一种极其随便和轻松的语调说道：“妈，我要到沈阳念书去。”
“去呗！”母亲并没有想到儿子会对她隐瞒什么。
“我带个垫子去吧？”
“怎么不带床被子？”
“用不着！”
直到他和其他参军的同学在大连师范学院集中了两天，家里才得到了真实的消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都一齐去看他。父亲还个劲地劝他回家去，因为他是独生子。爸爸说：只要你向部队领导提出，准会批准的。他是共青团员，他是保家卫国去的，决不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辜负祖国和人民的期望，因此死活不回。爸爸只得往他口袋里塞一把钱，一家人哭着走了。
他当时没有哭，他觉得自己在这一刻里显得神圣而庄严，勇敢而无畏，他是髙挺起胸脯把亲人们送走的。但当那声长长的汽笛宣告他们确要离开故乡，隆隆的车轮声在亲人们的眼泪、挥手里越响越快，而专列上的全体同学都几乎唱起了那支熟悉的歌曲，“······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他的眼泪竟象珠串一般地流了下来。他确实体会到“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意味了。
他就这样一下子跨入了部队，成为一支高炮部队的文化教员，后来被选入东北军区防空政治部文工团，成了一名舞蹈演员，那时他才十八岁。
而他呢？当他于一九八二年十月从美国进修、考察和访问一年归来，已经是一位被世界承认的卓有成就的指挥家了。在波斯顿，他被小泽征尔骄傲地介绍给波斯顿交响乐团，“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在阿斯本音乐节，他指挥的交响作品引起了轰动。在菲律宾，他指挥了该国的国家交响乐团。在香港的荃湾大会堂和香港大会堂，他又指挥了香港管弦乐团，新闻界赞叹他的指挥：“简直是一首诗，一幅画！”……
他与阔别三十载的父亲和弟弟、亲友们在香港聚首了。父亲陈蝶衣，原来是港台和东南亚驰名的词作家，这年已七十五岁。当他看到自己留在国内的这个孩子，竟成了一名大指挥家，激动得热泪盈眶，话难成句。在那个中秋节的晚上，皎皎明月照进窗帷，窥看着这一家那欢愉和痛楚交融的团聚。老父亲用那双颤微微的手，为儿子削水果、切月饼。他总想叫儿子多吃一点，好弥补他三十年来的负疚。
继母穿行于厨房与客厅之间，端菜、布菜忙个不停。两位弟弟，一个是电影化妆师，一个是银行职员，殷勤劝酒。老父亲端起酒杯，又缓缓放下，面对窗外的明月，发出了一声长叹：“哎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不过，燮阳，人的离别有时是可以避免的，譬如，当初爸爸不到香港来，当然，那是过去的事了，要是你这次能留在香港”两位弟弟也在旁帮腔。“哥哥，象你这样的才能，要留在香港，还不挣大钱啦？你还是把嫂子也接来吧！”
他沉思，在沉思中固执地摇了摇头。老爹又说话了，话语里充满着柔情也充满伤感：“燮阳，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这辈子爸爸还能见你多少次呢？”
这问题，在美国、在香港，已经被重复若干次了。有些人是从爱才出发，另有些人是从“商人眼”出发，但都没有父亲的话更能摇撼儿子的心。但这问题他也已多次考虑过了，他始终只有个回答：“我还得回去，爸爸，祖国更需要我，我留在内地也更有发展！”
是的，爸爸，当你只身赴港，把姐姐和我抛在乡间的时候，是谁在继续抚爱着我培养着我呢？不就是我的祖国我们的党吗？尽管那助学金是微薄的，正是它才使我安心地读完了中学和大学。
是的，爸爸，你的儿子现在成名了，也许有许多国家会容纳我，但我能抛弃使我成名成家的祖国吗？那些国家崇尚和需要的是有贡献和有作为的名流，但它们会用同等的爱去拥抱那个乡间穿着粗布褂的穷孩子吗？只有祖国没有嫌弃他。现在，他难道应当嫌弃至今还贫穷的祖国吗？
再见吧，爸爸，在你的爱和祖国的爱之间，也许我只能择一而终了。那么，我应当选择后者。我可能永远是个不孝的儿子，却要永远做一个祖国的赤子。“洋装虽然穿在身，可我的心依然是中国的心”。说得多好！既然有一颗中国心，既然那高天阔地的大陆上能容得下这颗心，何必强在国外，使这颗心永远沉浸在乡愁的苦痛之中呢？
他毫不犹豫地返回国内来了，最后留给父亲的是一个背影。
孩子走后，老入在国外的《银色世界》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个“指挥音乐”的孩子》。他在文中记述了第一次收接儿子去信的欢乐：
花枝正自饰春妍，忽有飞书下九天；
辨字只疑非熟稔，审名方悟是团圆。
大开笑口三千刻，中断亲情廿六年，
俪影一帧撑眼认；小斋添得小骈肩》
他也在文中倾诉了这次离别的哀愁：
“送别之时，我目送着孩子的背影，冉冉远去。一缕愁绪，在我的心头萦绕。我只能无限感伤地吟哦着：‘你！面向观众的人，何时再能见到你面对着我！’”
而她呢？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副团长陈翘，只要她说一声出国，立即就可以变成一个大富翁。在她七、八个兄弟姐妹中，在她众多的亲友中，绝大部分生活在国外，这里面，有亿万富翁的银行家，有电影明星，有工厂主，也有职员和打工仔的。他们经常来信动员她出国，即便不在国外定居，去逛一逛，享享福也好，她却从来没有萌生过这种念头。
一九八二年，她带团去深圳演出，她妹妹带姐姐来看她，姐妹分别三十六、七年了，这是第一次见面，亲热得不得了。陈翘让姐姐和自已睡个旅舍的同一张床上，晚上好在一起说说知心话儿。
见面几个小时里，那边妹妹陪着，这边她爱人陈选亮陪着，四个人却没顾得上说几句话。当晚有晚会，一会儿有人来请示：“团长，是不是把第六个节目和第七个调换一下，不然演员换装忙不过来。”一会儿另有人请示：“团长，是不是晚上提前些演出，明天还得去旅游呢！”忙得她不可开交。她既要说闲话，又要处理正事，真有点够呛。可她心里那个乐呀：爱人象杨宗保，她就是穆桂英，大帐里一边和“外国使节”品茗，一边又从容布兵，真有那么点大将风度哩。她也存心让大姐看一看，她一直呆在国内，呆在共产党管理的大陆上，是呆傻了？还是呆聪明了？大姐真有些看呆了。她惊讶：分别时不到十岁的小孤女，竟成了指挥百把人的领导，共产党的制度真能出息人呀！
陈翘乘机邀请说：“大姐，你晚上看看我们的节目吧？聊不完的话，夜里上床再聊。”
姐姐象被蝎子咬了一口，“不去不去，你们国内的节目在香港演出过，也是袓胸露背的，有什么好看？我们那里挑的是美女，年老了就不下场子了，你们那里五、六十岁的人还上场装模作样，难看死了。”
妹妹对她说了一句笑话：“现在陈翘姐姐是班主了，你要看看她的成绩啵。”
“那你是允许我到剧场去打瞌睡罗？”
她不但没有打瞌睡，反被那一台子生动风趣的歌舞迷住了。唔，《三月三》里，有黎家欢腾的痴情，《草笠舞》里，有少女可爱活泼的憨态，《胶园晨曲》中，有劳动的喜悦，《踩波曲》中，有潜水姑娘诗意的美……姐姐把两眼瞪大，连嘴巴也忘了合拢了。最后，她竟自叫了起来：“太好了，你们这台节目太好了，你们应当拿这样的舞蹈出国呀！”
那天夜里，大姐和她几乎整夜未睡，在那滔滔不绝的话里，有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动员陈翘到香港去。
“原来老想让妹妹给你写信，动员你到香港去，你在国内受了十来年苦，我一直为你提心吊胆。哥哥姐姐都有能耐，想把你接出去享享福。经下午、晚上这一看，真想不到你的管理能力这样强！这就更好了。我希望你替我去管理工厂，一定更嫌钱。我身边没有至亲能干的人，让一些人揩油坑骗了不少。有你这样能干有魄力的妹妹在我身边，我一切都放心交给你了。”
“不行，肯定不行！”她回答得很硬，也许刺伤了姐姐的心，“你们再有钱也不是我的钱。”
“哎呀呀，你怎么这样说？我的钱就是你的钱。无母姐为娘，我将来都可以传给你。”
她不想当伸手派，她从小过惯了独立的生活。她有她的人格，这无论如何也办不到！
“不算白送你，你可以当工厂主，自己赚钱嘛！”
“那更不行，姐姐，当工厂主，必定要剥削工人，还要大鱼吃小鱼，大鱼被人吃，别说我已经是共产党员，哪怕是个非党员，也下不了这份狠心。你别看我外表很凶，我心肠软，是糯米糍粑心，见别人受苦，我受不了，肯定要把你全部家产送给穷人的。”
姐姐，让我来告诉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故事。“文化大革命”中，工宣队进团来整我，其中一个人，整得我好凶呀！有一天我又被叫去交待材料，发现就缺了那一位。我说怎么xxx没来呀！”另一个人告诉我，说他母亲病危，进了医院，老婆带孩子来陪护，连饭都没地方吃，申请补助上级又不给，这下弄得他够惨的。你说奇怪不？我对整我的人动了侧隐之心。我想了条理由，请假上邮局给他寄了五十块钱。我是“黑帮”呀，写上真名真姓，别让人家以为是发射糖衣炮弹，就只得署了个“文艺战线一战士”。后来工宣队想表扬这种助人为乐的行动，到邮局一打听，怀疑到我头上来了，就来问我。我说不是不是，绝对不是我！”工宣队说：“别怕，好事嘛！认了也不会批斗你的。”我说：“正因为是好事，我才不敢轻易冒认！”我硬是挡了过去。你看，姐姐，你要是让我管你的产业，你说不定要破产的。
还有，姐姐，你知道我在我们国家的地位嘛？我是中国舞蹈家协会的理事、舞协广东分会的副主席，是广东省民族歌舞团副团长，领导器重我，党器重我，我有我的事业，我为我的事业奔波繁忙，我觉得充实、乐意。我在我的那个世界里是富有的。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它真得叫“阿堵物”，一心向钱看的人，一堵事业的路，二堵高尚的追求，一旦进入“太平间”，一个子儿都带不走。而我，我为黎族人民编过几个受他们欢迎的舞蹈，一旦躺下，我的舞蹈还在，事业还在，黎族人民会记得他们这个女儿的。有了这一切，我已很满足了。
亲人们心里充满着矛盾，依依不舍地回去了。她们不理解陈翅所热恋的那个世界，自然，陈翘也同样不能理解她们的郅个世界，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
是的，当我们随意撷取了这些参加大歌舞人们人生旅途的些碎片，和在生活中闪耀着亮光的光点。自然会发现：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祖国的爱，对文艺事业的爱。党对这支队伍几十年的教育并没有付之流水，它已经溶入到每个人的精神细胞之中，因而，在这样一个大歌舞的宏伟工程的“建筑”中，这些精神就更加熠熠生辉了。
利用大歌舞这样一个舞台，可以指给人们看的是：啊，我们有一支多么值得骄傲的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