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先后推行过5个军事战略，美国推行“杜鲁门主义”，确定了以前苏联为主要对手，争夺世界霸权的国家战略，并以此确定了军事战略——“遏制战略”（1945～1952年），主要战略目标是控制西欧、日本，巩固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地位，遏制前苏联扩张，准备打第二次世界大战样式的常规战争。上世纪50年代，特别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失利，在常规战争中“战无不胜”的神话被打破后，依仗其核优势，将军事战略改为“大规模报复战略”（1953～1960年），主要战略目标是准备打赢一场“闪电式”的核大战。60年代，前苏联拥有袭击美国本土的战略核武器，美国慑于前苏联的核报复，又将军事战略改为“灵活反应战略”，准备打各种战争，既准备打全面核战争，又准备打常规战争和特种战争，实行所谓的“两个半战争”的方针，即准备同时在欧洲与前苏联，在亚洲与中国打大战，在其他地区打局部战争和特种战争。70年代，美国侵越战争失败，加之核优势的丧失，美苏达到核均势，美慑于核毁灭，又将军事战略改为“现实威慑战略”（1969～1980年），强调以打常规战争为主，同时准备打有限核战争，不放松打核大战的准备；变“两个半战争”的战略方针为“一个半战争的战略方针”，即准备在欧洲和前苏联打大战的同时，在其他地区打局部战争，强调速决取胜，力主打“短期战争”。20世纪70年代末期，美国开始推行新的核战略——“抵消战略”，把优先打城市目标改为优先打军事目标。1981年里根上台后，针对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为扭转争霸世界对美国不利的局面，又将军事战略改为“新的灵活反应战略”（1981--1988年）。其主要内容是：重建对前苏联军事优势和对美有利的全球战略态势；针锋相对地对抗前苏联扩张，实行多层次威慑，力避与前苏联打核战争和常规大战；在威慑失灵时，准备打赢各种战争，侧重打中低强度的战争；对前苏联的作战设想上，推行在多条战线上灵活反应的方针；改变打短期战争的方针，准备打持久战；推行“星球大战”计划，积极研究航天技术和太空武器。从美国战后军事战略的转变看，其政府决策始终保持了一种渐进性的决策模式，所有这些战略的核心是威慑对手，以取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但其威慑强度和威慑手段是伴随着对手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避免了战略手段过分单一，也避免了冷战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核大战，如果在前苏联掌握了战略核武器后，美国政府仍然坚持核大战的方针和部署，就有可能导致全球核战争，美国的战略利益也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这是与美国的战略初衷相违背的。
在美国推行渐进式决策的过程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变是在80年代。特别是里根总统上台以后，认识到单纯依靠核军备竞赛是很难拖垮前苏联的，无休止的核军备竞赛几乎把美国的经济拉到了崩溃的边缘。从1950～1970年的20年间，美国的黄金储备由243亿美元减少为163亿美元，昔日美国的金融地位一去不复返，在国际上的贸易地位也日趋下降。里根总统上台后，积极推行“星球大战”计划，这一计划不仅进一步支持了美国的“威慑战略”，而且为美国的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据统计，美国每在航天技术上花费1美元，就能收回14美元的经济效益。专家还估算，在美国实施整个“星球大战”空间计划过程中每花费10亿美元，就可使美国的生产力提高0.1%，其中束能武器的研制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项技术的开展可产生20项新工作岗位，每年吸纳资金1900亿美元，并大量增加工程技术人员。还可使美国在10年内经济增长率维持在4%～6%内。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基金会主任帕帕特·亨克说，采用“星球大战”技术将使生产率提高百分之几万，仅仅激光技术应用到工业上，生产率即可提高150倍。美国通信市场研究商行的一项研究报告认为，“星球大战”计划可使美国的商品产值达到5万～20万亿美元，而其实际的成本只有1万亿美元，其中探测技术的副产品就可达到1900亿美元。
从美国军事战略演变中可以看出，美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始终是立足自身实际的，特别是里根政府的军事战略，把美国从单纯军事竞争的泥潭中拉了出来，开始从恢复经济的角度考虑问题。并且及时做出了在经济上拖垮前苏联的战略决策。1986年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在《国防报告》中提出了“竞争战略”的概念，并将其作为“国防部的主题”和美国国防政策的“四大支柱”之一。这一战略的实质无非是充分发挥美国的长处，利用前苏联的弱点，以更大的力量同前苏联进行综合国力的竞争，力争在军事、经济、科技上压倒前苏联。其具体的作法是，在各项武器装备上不搞一对一的竞争，诱使前苏联把资金转移到对西方影响力较小的防御力量上，使其在国防上的投资失去应有的效力，从而使前苏联不得不进一步加大在国防力量方面的投资，从而经济陷入困境，为其解体创造了条件。
从美国的军事战略演变和前苏联解体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一个政府要实现一个大的战略目标，其决策的未知因素会很多，盲目的投入和不切实际的决策不仅会人为的增加政府决策成本，随着时间的变化，起初的决策也会暴露出诸多的问题。因此，这就需要政府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式的决策模式，有节奏、有次序、有针对性的提出阶段性的决策方案，并随着事物的发展不断加以调整，以防止对政府决策资源的过度占有和浪费。但是，这种决策也存在着缺点，一是随着对阶段性决策的调整，其既定的长远目标会发生偏移。二是这种决策思想可能会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缺乏应有的魄力，甚至会走向保守的一面。
二、信息型决策成本控制模式
人类进入信息社会，政府决策是否正确，能否有效的用好决策资源，节约决策成本，关键是政府对决策信息的掌握程度。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各国政府都特别重视对网络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努力打造政府与社会进行沟通和交流的平台，扩大政府对信息的占有。
信息成本控制模式除了必要的网络信息手段之处，还有两个重要的手段和内容。一是听证制度和信息公开；二是智囊决策体制的建立。
（一）听证制度与信息公开
听证制度是政府面对面的听取公众、专家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和看法，从而获取更加详实和可靠的决策信息，保证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有些政府甚至提出了“不听证不决策”的口号，足以说明听证制度在政府控制随意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听证渊源于英美普通法的自然正义观念中听取两方面意见之法理，最初仅用于司法权的行使，作为司法审判活动的必经程序，谓之“司法听证”。后来随着司法听证的广泛应用和不断发展而移植到决策领域，形成“决策听证制度”。决策听证是指在政府决策过程中，听取有关专家学者的意见，特别是听取与该决策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的意见，它把科学引入决策过程中，运用民主和科学的方法，把决策变成集思广益的、有科学根据的、有制度保证的过程。
因为听证制度的这些优点，这一制度在世界各国政府决策中得到最广泛的应用，也成为各国控制决策成本最简单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信息公开是指政府将行政信息、特别是涉及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及时向公众公开，以征求民众对政府重大决策的看法。从一定意义上说，政府信息公开是听证制度的一种演变，信息公开也是听证制度的基础，没有真正的信息公开，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听证制度。
信息公开化，对健全民主主义和确立充满活力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在民主主义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让每个成员以及参与者都能平等地享用充分而准确的信息十分重要。只有这样，人们才能进行恰当的决策和选择，合理价格才能形成，民主主义和市场经济才能增强活力，并进一步优化其机能。妥善实行信息公开化的社会与没有实行信息公开化的社会相比，在行政和企业等各个层面，都更易形成和确保自我约束力。通过信息公开而使体制具有透明性，有助于使这种体制更具公平性和高效性。
（二）智囊决策体制的建立
无论政府想用什么样的办法去获取信息，其精力都是有限的，其对信息的占有可能是片面的和不平衡的。同时，在对信息进行分析方面，政府官员由于缺乏专业的技术知识，同样的信息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些结论甚至是错误的，如果沿着这些错误的结论去决策，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听证制度涉及的范围也是非常有限的，只不过是对政府决策手段的一种补充。从当前各国政府决策的实际过程看，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专家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把专家引入到决策过程中来，同时建立专兼职相结合的智囊机构是各国政府比较一致的做法。同时，政府鼓励建立更多的有助于政府进行决策的民间团体和组织，以帮助政府获取更多的信息，能够及时有效地分析这些信息，得出更加科学和客观的结论，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持。一些智囊机构甚至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或者说是担当起政府决策的“角色”，而政府只是对他们的劳动进行最终的“鉴定”。如美国的兰德公司，美国政府的许多决策都是由该公司论证完成的，甚至包括一些高度机密的军事决策，都能够看到美国兰德公司的“影子”。
三、技术型决策成本控制模式
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是提高政府决策效率，降低政府决策成本的重要基础。科学技术帮助政府提高决策效率，降低决策成本。政府在决策中充分考虑科学技术的力量，利用技术上的进步实现政府的决策目的。
对第一种情况，美国政府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就是一个例子。1993年12月21日，美国副总统戈尔表示，美国政府有关“信息高速公路”
的政策已初步成型，不久将以法律草案形式提交国会讨论。何谓“信息高速公路”？“信息高速公路”的正式名称是“全国性信息基础设施”，英文缩写是NII。与美国交通网络能够直接达到工厂、学校、医院、娱乐设施和几乎所有家庭的情形相似，“信息高速公路”的设计者希望建造的信息网络也能达到同等的普及程度，使美国人能够极其方便地得到信息。“信息高速公路”是计算机技术和通信技术发展并融合的产物，它将形成信息时代信息流通的主干线。这一计划的实施将给美国人的工作、学习、购物和生活方式带来“革命性变化”。通过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加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政府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利益集团之间、利益集团与公众之间以及社会各行业之间的联系，这种有效的信息互通对于政府及时了解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据公众或利益集团的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的决策思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利用这种信息和网络技术，大大提高了美国政府的决策效率，降低了决策成本。
对第二种情况，我们可以从美国前陆军部长史汀生在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原子弹的使用决策方面的文章中得到例证。1938年德国取得核裂变的初步成果，美国政府针对这一情况制定了一个目标单一的政策：要不遗余力的尽早成功的研制原子武器。在当时美国政府决策集团中，也存在着一种不确定的认识，而且，随着德国的投降以及原子弹前景的不明朗，政府内部开始对这一“没用的东西”表示了质疑，一些人对其战后的使用提出质疑，尤其提出“我们必须正视在首次使用这种武器时所出现的问题”。
1945年4月25日，罗斯福总统逝世，在当天与继任者杜鲁门交谈中，史汀生根据现状，提出了关于前景的一系列的看法。并且拟订了下一步的计划。在当天的备忘录中，他指出：美国在四个月内，完全可能造出原子弹，并取得在该项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但同时他认识到：
由于有关技术的开发和扩散，以及原料的广泛分布，领先地位不会是长久的，并很可能出现原子弹为侵略国家利用的情况，现代文明也将受到威胁以致被毁灭。当然，如果适当的使用它，和平与文明会得到拯救。因此，建立“一个经过严格挑选的、具有特别资格的委员会。它将在无法保密时向政府的行政和立法部门提出行动建议……当然，首先向总统提出”是必要的。
于是，一个主要由核心官方人员与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成立，并受到一个由一流核物理学家组成的科学小组协助。到1945年6月1日，委员会提出了对日本尽快使用原子弹，打击一个双层目标，并不提出警告的建议。其他如先提出警告或打击非居民区的建议被否决。
这是因为原子弹的性能还不确定，而且没有可以浪费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赶快用仅有的几颗原子弹来获得充分的效果”。虽然，科学家中意见不统一，但是“我们所能提供的任何技术性示威都不可能结束这场战争；除了直接在军事上使用外，我们看不到任何能接受的其他方案”，这是因为“1945年夏，美国首要的政治、社会和军事目标是促使日本迅速而彻底投降。只有完全摧毁日本的军事目标，才能打开通向持久和平的道路”。
到1945年7月间，“还没有任何迹象说明日本对与其无条件投降不如进行战斗的决心有了任何松动”。经过估计，美国人认为如果占领日本，将有100万人以上的伤亡，而且日本在最后死战中的潜在有效破坏力不可低估。在拟议的对日作战计划中，史汀生指出占领日本的行动将是“一场为期很长，代价昂贵和任务艰巨的斗争”。根据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认为日本人有极强的爱国精神，使得最后战斗比在德国更为艰苦。因此，取得其无条件投降在于给予日本的警告的威力，至此，原子弹的使用提上了现实层面。到7月28日，日本拒绝波兹坦最后通牒，以及新墨西哥实验成功。这些使得美国最终于8月6日和9日，向广岛与长崎投掷了原子弹。不久日本投降。在此，史汀生引用了主要参与者，MIT院长康普顿的话：“导致投降的不是一颗或者两颗原子弹，而是一颗原子弹可能对一个社会产生的实际破坏，再加上担心会有更多原子弹的恐怖，这才是最有效的手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