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问,你是过国历年呢,还是过春节呢?我说:“我是避名求实,依从多数。过春节就是阴历年。若说过阴历年,在公事上就说不下去。说春节就是名正言顺,冠冕堂皇。在阴历年前,卖食品,卖神像与新年用物的,填街塞巷。若为推行阳历起见,本可将那些东西,付之一炬,对卖的买的,严加取缔,以为玩忽国法者戒。然而一些好心的当局,为调济金融,繁荣市面起见,就可不闻不问。正如现在各市,大卖裸体书。假若卖的买的,明目张胆说‘买卖春宫’,立时就要受警察干涉。假如说是提倡健美,或研究人体美,警察因爱护艺术的关系,也就不加吹求了。反正中国事,是‘告示烂,官事散’,难以认真,不易彻底。只要你先定出一个堂堂正正的名目,谁对你也是模模糊糊,不加深求。”
贺年的礼俗,各国全有,究竟始于什么时候,还没有确实的证据。依我推想,决非始于浑噩远世。因为上古的人,还没有分年计月的知识。只知遇食喜乐趋前,见灾悲哭逃避。并不知有相贺的礼节。他们在草堆土穴里住宿,最怕的除了容易防备的猛兽之外,只有隐藏在草里的毒虫。所以他们见面,彼此相问“无它乎”(没有毒蛇么)或问“无恙乎”(没有毒虫么)。那全是发于人类的同情心并非出于假客气。
世界一天比一天进化。虽然天灾一天一天减少,可是人祸一日比一日加多。天良日缩,人欲日长。诈伪日兴,为恶日甚。令人防不胜防,避不胜避。时时刻刻,月月年年,只在苦恼忧惧中度光阴。人类所以才希望,一年比一年减少一点痛苦。每逢度到新年,总盼着比旧年好。因此,新年的时候,人才彼此贺年。贺年的意义,就是预祝今年不要再像去年那样倒霉。不过人心一天比一天险恶虚泛,现今中外的贺年,简直成了例行的公事。真诚心少,应酬心多。若与上古的人,互问“无它乎”的情形相较,可就有实虚诚伪之别了。
世界一日比一日进化,人口一天比一天增多,物质一日比一日文明,奢华一天比一天猛进,物价一日比一日高长,生活一年比一年艰难。再加以机器日精,用的人力愈少,失业者自然逐年逐月逐天地激增。人生愈难维持,人格愈无法顾全。只有日趋于为恶之一途。法律虽然日渐精密,也不能防止已崩溃的天良。所以,我只见一年比一年可怕,毫无可贺的理由。可贺,是贺旧年居然混过去了。可怕,是新年还不知是什么滋味。
我国虽然处在这举世恐慌的时代,以我国土地广大,物产之丰多,人民之勤良,一切要人与一切“学者”,若能趁时猛醒,稍减贪污,不为身后留骂名,稍存廉耻,不为外国作宣传,我国虽不能逃免世界的大劫,也可不致与各文明国同陷于不可挽救的绝境。否则我国将如老太婆照镜子一年不如一年。若再打算回复往日的容颜,只有徒劳梦想了。
君子不得志,道德治化的盛事,不能推行。小人不得志,祸国殃民的手段,不能实现。
我中国目下的救亡之术,不在高超的学理与远大的计划,而在一些要人,不背天理,不昧良心,不唱高调,不说空话。
国家以社会为基础。社会以道德为基础。道德以人伦为基础。人伦以人格为基础。人格以良心为基础。
良心虽是人人全有的东西,然而人若不肯扪心自问,就不能发见了,正如山中纵然有矿产,假若不肯掘挖,决不能现出来。
自从民国成立二十三年以来,只有一些骗子们,大行其道。官民互骗,长幼互骗,男女互骗,上下互骗。非骗不能升官发财,非骗不能扬名固位,几乎非骗不配称为民国的国民。一国之内,成了上下彼此互相行骗的局势。这种的国,若能幸存,不但不合理,且不合人情。
世上若没有信谎话的人,就没有说谎话的人。正如世上若没有嫖客,世上就没有妓女。我中国若欲灭亡则已,否则,人人须先不听谎话。
近几年来,邪说流行,以致多数人格破产,使我中国进了亡国灭种的途径。补救的法子,据一些有知识的人说“只有提倡道德”。又据一些人说“道德不是短促的时候所能养成的,实在是缓不济急”。据我的鄙见,道德并不是像什么高深的学理。良心就是道德的根源。提倡道德的秘诀,就是靠赖一些高居民上的要人先不要忤逆良心的事。
良心是人人全有的。良心是人人心中的明镜。私欲就是蒙蔽这块明镜的灰尘。人若肯扪心自问,就是肯拂拭这种灰尘。人若能时时扪心自问,良心自然日见光明,私欲自然无法可入。
强盗恶徒,虽然无法无天,他们有时也知敬爱好人。他们所以不能化为好人,就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被私欲蒙蔽得太厚了。
《大学》上曾子所引证汤王的盘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就是天天日日要拂拭这块明镜(良心),使它不被灰尘(私欲)所遮蔽。既肯天天日日勤加拂拭,不肯间断,自然一天比一天光明。一日比一日光明,就是一天比一天新。俗语说整旧如新,可见不整,就不能新。
圣贤与凡人不同的地方,就是因为不肯使私欲掩住他们的良心,时时勤加拂拭。恶人所以昏天黑地,是非颠倒,就是因为他们太疏忽懒惰,自暴自弃,不肯对良心稍加拂拭,私欲就日积日多,反客为主了。
我中国所以国土日缩,民生日困,全是我国人——尤其是中国的要人——自己闹的。怨不上帝国主义。孟子说:“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荀子说:“物腐生虫,鱼枯生蠹。”苏轼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俗语说:无有家贼,引不出外鬼。我中国人——尤其是一些要人——若再将祸国之责向外推卸,就是没有男子骨头。
自从有帝国主义这个名词,我中国的文官武将,无论如何倒行逆施,可以推为无过。自从有“环境不良”这个题目,青年男女,无论如何狂荡暴弃,也能够有理可说。
欲骂帝国主义,先要痛骂利己主义。中国人的利己主义不除,帝国主义不招就来。
有人说:“你不搂钱,别人也是搂。有钱的王八大三辈。有钱的人,到处受欢迎。不搂是自愿受罪,不搂是大傻瓜,何苦不搂。”我说:“中国就坏在这班彻底的明白人身上了。”
近三四年来,我中国人,对于勉为其难四个字,发明一句新话:跳火坑。据我看,多数跳火抗的志士,全已腰金衣紫,名显利达。我以为不如将跳火坑三字,改为跳金窖。如此,则名正言顺。且可免去许多的讥评。
非有强固的政府,决不能有坚强的国防。非全国统一于一个政府之下,小民决没有安宁的日子。政府好,国民要诚心诚意地拥护他。政府不好,国民当实心实意地督责他。
官吏拥护政府,不在形式上的复电响应,是要在实质上的精诚合作。若仅仅照例行公事,敷衍面子,莫如省下电费,散给贫民。
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必须如同太阳系中之八行星。不论自转公转,全要不离断与太阳的关系。否则,不但将太阳系毁了,自己也不能独存。
复兴农村,急切的办法,就是剿除零星的土匪,减免繁苛的捐税,将驻在各乡镇的军队,调往边远的防区,永不使他们接近人民。其次,就是严禁烟赌与一切含有诱惑性的娱乐。
“复兴农村,需要各种人材”一句话,是放狗屁。复兴农村,须乡农自己动手,万不可用一般“连米麦还认不清”的学者,与受洋化教育的人物。若用这些人,去复兴或改良农村,简直是要农民的苦命,是恐怕中国不赶快灭亡。
复兴农村,须先使农民可以有法活着,有法可以喘气。
复兴农村,先不可干涉农民的不关国政的习俗。要宽以时日,不可急于求效,要和平劝导,不可雷厉风行。须知官发一分威,吏发千分横,民受万分气。至于提倡天足,要专对新缠足的小女孩注意,不可对已缠成的老婆用心。否则,不是拯救妇女,简直是给官吏造成敲诈的机会。
害中国的,不是无知识的农工商,仍是一些有知识的官吏与读书人。政府与报馆,若欲挽救中国的危亡,须先由教化指导上中两阶级的人入手。这两类人若不好,农工商,万不能好。
人的善恶邪正,不在读书与不读书。要知善人因读书而更善,恶人因读书而更恶。王莽,秦桧,严嵩等人,若非因读书,决坏不到那般程度。
君子读书,如牛去角,小人读书,如虎生翅。
同是一本书,好人读完,学了许多好处,坏人读完,学了许多坏处。正如同是一棵花,蜜蜂能从中取蜜,黄蜂能从中取毒。
“教育救国”是一句时兴的话。然而据我看,现在的多数学校,所造就的,多是能毁灭中国的人物。仅就“皮毛的洋化”与“享乐的本领”而论,足可以灭种有余。
特立独行,是英雄的本色,随波逐流,是匹夫的行为。
学问,不能“躬行实践”不是真学问。文章,不关“国计民生”不是真文章。
若国府主席,犯了罪,就可住优待室,人力车夫犯了罪,就须住铁囚笼。那就不是“平等”。至于“要人”推牌九,运白面,还有卫兵守护,警察站岗位,小民斗纸牌吸鸦片,就得坐狱蹲监,处刑罚金,那更是毁法乱纪,惟我国所独有的怪现象。
将兴之国,严惩官吏,将亡之国,重办小民。换一句话说,“欲兴国,治官。欲亡国,治民”。
一国最失民心,最大的原因就是“法律失了平等”。
小民的偷盗行为,是由官吏的贪污手段,学了来的。
家财破败,可以复兴,人格破产,终生难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