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问责制是现代法治国家用以监督政府的重要制度，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的应有内涵。
真正启动问责制度的标志性事件是在2003年的“非典”时期，当时卫生部部长张文康、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免职。2005年11月吉林石化双苯厂爆炸，污染了松花江，国家环保总局局长解振华引咎辞职。2008年1月辽宁省铁岭市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因“进京拘传记者”被责令引咎辞职。2008年9月山西临汾新塔矿业公司尾矿库溃坝，孟学农引咎辞去省长职务，张建民的副省长职务被免。2008年9月“三鹿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冀纯堂被免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市长职务，国家质检总局局长李长江引咎辞职。
我国问责制已基本形成，它对加强权力运行的监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责制在实施中逐渐显现出了一些不可忽视的缺陷和不足。
全国政协委员李利君认为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问责范围欠全面。现行问责制强调对行政机关领导干部的行政问责，这固然是应当和重要的，但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仅强调行政问责是不够的，因为问责是问公权力运行之责，问责的范围依法应当包括一切掌握公权力机关单位如党政机关、司法机关和公共事业管理单位的领导干部等等。
2.问责制体系欠完备。现行问责制主要限于违反法律和党纪政纪的问责，缺乏对权力运行者政治和道义层面的问责，这可以说是导致一些地方责任事件发生后处置迟缓、影响扩大和问责中“丢卒保帅”等现象发生的一个原因。对权力运行者的这种问责主要是基于宪法和社会主义道德原则（如维护党和政府形象，对人民利益损害的道义救济等），从政治和道义上承担的责任，是对所有领导干部的一种共性问责，不同于单纯对个人违法违纪行为的个性问责，是问责制体系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具有的一种制度。
3.问责制可操作性不强。如被问责人的申辩程序因规定笼统而难以操作，对效率低下等勤政效能问题因缺乏具体规定而无法问责，以致各地各行其是，降低了问责制应有的统一性、公正性和权威性。
同时公开透明的环境的缺失也是重要的原因。在松花江污染事故中，一些部门和地方政府开始的时候对灾情有所隐瞒。这样的隐瞒造成恶劣的国内外影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告诫：各级领导要善对突发事件，遇事不能“捂”，发布要主动。及时发布真实信息，广而告之，民众可以及时避免更大的危害，各级领导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便于监督追究。
问责对象有待拓宽。决策失误、用人失察等还没有进入问责范围。这与西方社会广泛的引咎辞职事项相比，显然范围是偏窄的。问责对象具体到何人，责任如何分配，也带有一定的不可预期性。行政一把手往往是党的副手，这是基本的政治常识，但出了事，由行政一把手负责，党的一把手却不负责，这有失公平。
问责程序。目前的行政问责多基于上级决议和民意舆论，问责主体好像只是相关政府多一些。本来最有问责权的人大和常委会却很少启动问责机制。应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逐步扩大官员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的范围，人大代表也可进行质询，甚至启动罢免程序。
问责的实际效能。每次问责的效果都不应是一次性完结，需要必要的后续效力，以保证问责能够切实起到以儆效尤的作用。如不影响其升迁、异地就职、迅速复出等，都要有制度保证。
逐步责任政府。追究某一官员的责任也不是其初衷和终点，官员问责制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向选民负责、向法律负责的责任政府。建立全面承担包括民主责任、法律责任在内的责任政府，还有一段路要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