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肇庆桂王政权建立后，郑成功派人入朝，被封为延平王大将军，从此改用永历年号。他以金门、厦门为根据地，散私财征募勇士，日夜练兵，策划北伐。后来队伍发展到十几万人，形成一支纵横沿海的劲旅。而北伐的失败和清朝的清野政策使他深刻认识到，要发展，要灭清，就得有块稳固而宽阔的根据地，金、厦二岛面积太小了，必须另辟天地。恰在这时，在台湾为荷兰人供职的华人何斌来到厦门。何斌是郑芝龙的旧部，三年前就已经开始在台湾暗中为郑成功筹备军饷。他对郑成功说：“公为何不取台湾？台湾是郑家的故土。若取台湾，根本不必为军饷发愁。”并献出了几幅台湾地图。
明朝末年，葡萄牙人到达台湾海峡时，惊呼台湾为“美丽岛”，从此西方人才开始知道世上有台湾。郑芝龙从日本逃出后，聚众开发台湾岛，后受明朝招降为海防游击，不再管理留台居民。郑芝龙到台不久，遭遇台风之灾的荷兰船漂至台岸，乞求当地居民租给一牛之地。居民允许后，他们带一张牛皮上岸，割成细线联结起来，立桩圈地，占得方圆几十丈的地盘，建起一座热城（今平安镇）。接着又在城外建教堂，立学校，开市收税。居民群起驱逐，无奈敌不过洋枪洋炮，只得任其不断扩大地盘。荷兰人在台湾南部，不久西班牙人在台北登岸，也效法荷兰人在台湾北部建立了殖民统治。后来荷兰人用武力赶走西班牙人，统治了整个台湾。台湾人民曾多次奋起反抗荷兰的殖民统治，均遭血腥屠杀。郑成功对台实行了禁海措施，凡沿海和东西洋船只不许靠近台湾。台湾被孤立起来，内资外货不能流通，荷兰商业损失很大。永历十一年（1657年），荷兰驻台主官揆一被迫派使求见郑成功，请求以军饷火药换取解禁。荷兰使者的翻译就是何斌。在何斌的建议下，郑成功答应了荷兰人的请求。何斌回台，明为荷兰供职，暗为郑成功筹办军饷，运往金门，并测绘了台湾地图和鹿耳门各港航道。后来荷兰人有所察觉，何斌急忙逃奔厦门，向郑成功提出了收复台湾的建议。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三月，郑成功命儿子郑经和部分将士留守金门、厦门，亲率战舰三百余艘，将士两万多人，拔锚起航，开往台湾。二十三日中午起航，一昼夜穿过台湾海峡，次日中午到达澎湖列岛。在澎湖遇到恶劣天气，停留了数日，郑成功怕粮食用尽，未等天气好转，毅然下令开船。三十日晚开船，行走一夜，次日四月初一黎明时来到鹿耳门港，等待涨潮。海潮一涨，战舰鱼贯而入，兵临下。当时城中荷兰人不过一千余人，附近都是郑芝龙在台湾时的大陆侨民。深受荷兰人压迫的居民听说郑成功前来收复台湾，箪食壶浆，迎者塞路。郑成功用炮火攻城，但城防坚固。未能攻破，于是决定围而不攻，切断粮食水源，组织队伍就地进行生产。荷兰援军来援，未能靠岸就被郑成功打得狼狈逃走，不敢再来。揆一等荷兰殖民者被围困八个月，最后被迫投降。康熙元年（1662年）二月，揆一在投降书上签字，交出台湾。至此，受荷兰殖民统治三十余年的台湾重新回到了中国怀抱。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以赤嵌城为台湾府，设置天兴、万年二县对全台进行行政管理，同时“开屯垦，兴农业，设官职，起学校，颁礼制，通互市，劝商工，富强之业，粲然大备”。郑成功正要以台湾、金、厦为根据地一展宏图，不料就在收复台湾的同年五月患病身亡，年仅39岁。其子郑经继承父位，继续开发建设台湾，并曾出兵福建，克复泉州、漳州等地。郑经死后，台湾发生权力之争，力量削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朝出兵统一了台湾，将台分为诸罗、台湾、风山三县，设台湾府治，隶属福建布政使。于是，台湾正式回归中国。
40、文字狱
文字狱是指因文字而兴起的狱案。清代文字狱，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最多，见于文献记载者就有七八十起。康熙时期发生了两起较大的文字狱案，一起是康熙初年的“《明史》案”，另一起是康熙后期的“《南山集》案”。
《明史》案起于庄廷（lóng）。庄廷是浙江湖州人，家中豪富，想写一部《明史》留名于世，到处搜罗资料。同乡朱国祯曾著《明史》，有《列朝诸臣传》等手稿没有刻印。朱国祯死后，家道中落，家人听说庄廷想写《明史》，就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先人未刻手稿卖给了庄廷。庄廷在朱国祯的手稿上署上了自己的姓名，又补写了崇祯一朝的事迹，就刻版发行了。书中有许多指斥清朝的语言。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是个阴险小人，看到此书后眼睛一亮，认为这是一块再入官场的绝妙敲门砖。于是吴之荣拿着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狱。庄廷已死，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ｙｕè）受牵连被诛。原礼部侍郎李令哲曾为该书作序，本人伏法还株连了四个儿子。主审官见其小儿子刚16岁，让他在口供中减少一岁，并告诉他只要减少一岁，按当朝惯例就可免死充军了。李令哲的小儿子悲伤地说：“父兄俱死，我不忍独生。”终于未改口供，随父兄一起赴刑。李令哲的序中提到了朱氏，指的是朱国桢。但吴之荣与南浔富人朱佑明结怨，硬说序中朱氏指的是朱佑明，于是朱佑明父子六人被吴嫁祸而死。连湖州太守谭希闵才上任半个月，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被绞死了。凡校书、刻书、卖书以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明史》案冤死七十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南山集》案起于戴名世。戴名世是安徽桐城人，聪颖好学，收集明朝史迹，编写了一部《南山集》。《南山集》中采用了同乡方孝标的不少材料。方孝标做过平西王吴三桂的官，吴三桂叛乱后，他投降清朝比较早，得以免罪。后来写了《钝斋文集》和《滇黔记闻》，记录了南明的一些异事奇闻。戴名世感到很新鲜，便把其中的南明事迹采入《南山集》，并以南明桂王死后第二年作为清朝定鼎之年。《南山集》由许多人作序，捐资刊印，刻版寄藏于方苞家中。后来戴名世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做编修。康熙五十年（1711年），左都御史告发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私刻文集，信口游谈，具有浓厚的反清意识。主审官判戴名世凌迟处死，族皆弃市，年幼孤儿发配边疆。凡作序捐资者一律绞死。方孝标已死，当开棺判尸，量刑同于戴名世。其他有牵连的32名官员给予降职罢官处分。整个案件牵连人数多达几百，仅判死刑者就有三百余人。后来康熙开恩，赦免了不少人的死罪，但仍有很多人因此丧命。
清朝初年，满汉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民族矛盾。汉族士大夫受清室压迫，借文字发泄愤慨的情况是有的；明末遗臣故老著书立说，时而流露出山河故国之思，这种情况也是有的。清朝统治者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为加强思想统治，防微杜渐，一旦发现就严厉打击，后来变得神经质，又加之官场矛盾，于是就发生了一连串的文字狱，其中多无根据，只不过是捕风捉影滥害无辜而已。
雍正时期最大的文字狱案是吕留良案。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清朝初年曾应试为诸生，几次参加乡试都没考中，气愤之下抛弃仕途，讲学乡里，其子吕葆中考中进士在翰林院任职，吕留良却自称明朝遗民，不肯屈志归清。他长期隐居山林，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削发为僧，死于康熙二十二年。吕留良的著作中记载了许多清朝事迹，下笔行文毫不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吕留良死后，书稿藏于家中。湖南靖州人曾静到州城应试，看到了吕留良的部分诗文，其中力倡华夷之别，他很感兴趣，就派弟子张熙到吕留良家搜求吕氏遗书。吕葆中热情接待了张熙，把先父遗书全部给了他，并向他介绍了吕留良之徒严鸿逵以及严鸿逵之徒沈在宽等人。曾静、张熙、严鸿逵、沈在宽等往来密切，志趣相投，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谋图反清复明。曾静等认为反清复明时机成熟。他们听说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年羹尧的部将，两次要求入京朝见雍正皆遭拒绝，对雍正又恨又怕，正暗自担心；又听说岳钟琪是岳飞的后裔，而满清则是金人后裔，岳氏与清朝恰为世仇。于是便策划了一番，决定借助于岳钟琪的兵力反清复明，派张熙前往游说。张熙向岳钟琪投递一封书信，上面列举了雍正的九大罪状。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光复明室。岳钟琪读毕书信，大吃一惊。为了擒得主谋，他佯装赞同张熙意见，与张熙订盟起誓，同生死共患难，让张熙请出其师友辅佐起事。张熙信以为真，供出曾静，岳钟琪又佯装迎请曾静，将二人送往京师，接受雍正亲审。曾静、张熙一见皇帝，才明白被岳钟琪出卖，立即伏地认罪，供出了事情的全部真相。雍正传命浙江总督，查抄吕留良、严鸿逵、沈在宽等人家藏书籍，连同所有人犯一起解送京师审讯。雍正发阅吕留良书稿，研究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认为应该就此案大造舆论，从理论上批驳华夷有别说，在意识形态领域大树特树清朝正统观念。他将已死的吕留良、吕葆中和严鸿逵戮尸，凌迟了沈在宽，吕、严亲族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斩首，妇女幼童发往东北边疆为奴。将此案中曾静、张熙的口供和谕旨编为《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各地，又让曾静、张熙二入亲到浙江地区去宣讲，当众忏悔认罪，消弭反清意识。雍正宣布不杀曾静、张熙，也不许自己的子孙杀他们，原因是他们认罪态度好。但雍正一死，乾隆立即杀了曾静、张熙。
乾隆时期也有许多文字狱，比较有名的是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的学生，鄂尔泰和张廷玉都是雍正的得力军机大臣，同受雍正遗诏辅佐乾隆。乾隆即位后，二人发生矛盾，依附二人的官员也分成两派，互相攻击。后来鄂尔泰死去，张廷玉也退休了，但两派仍然倾轧不已。鄂尔泰是满人，党徒多为满族官员；张廷玉是汉人，党徒多为汉族官员。满汉官员之间互相猜疑，从而发生了胡中藻诗狱。胡中藻是鄂尔泰门生，官为内阁学士，作了一本《坚磨生诗集》，极力颂扬鄂尔泰，攻击张廷玉。鄂尔泰之侄鄂昌任广西巡抚，与胡中藻作诗对答，往复唱和。乾隆很厌恶朋党门户之争，就想借文字狱惩一儆百。他从胡中藻诗中摘出许多句子，进行曲解。此外，又摘出胡中藻主考时所出试题，内有“乾三爻（ｙáｏ）不像龙说”，说：“乾隆乃朕的年号，龙与隆同音，这显然是有意诋毁朕。”又指责鄂昌说：“出身于满洲，历任巡抚，见此等犯上诗文非但不知愤恨，反而丧心病狂，与其唱和，真是罪不容诛。”结果胡中藻被抄家，判为凌迟处死，后改为弃市。鄂昌赐死，连鄂尔泰的灵牌也撤出了贤良祠。
其他文字狱也多是由文字牵强形成的。扬州举人徐述夔的诗中有“明朝期振翮（ｈé），一举去清都”等句，被牵强为灭清兴明。礼部尚书沈德潜作诗咏黑牡丹，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句，被曲解为辱骂满清，夺了朱氏江山。二人皆被戮尸。“清风”、“明月”是历代文人的热门话题，作诗行文稍有不慎，就被牵强成罪，横受诛戮。文字狱的兴起给一些挟怨小人提供了报仇之机，挖空心思在对方诗文中寻字摘句，进行诬陷，狱案一成就是家破人亡，株连亲友。
清朝前期、中期屡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总计有数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搞得人人自危，手足无措。在这种文化恐怖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清朝的文字狱，是封建专制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专制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但它却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万马齐喑（ｙīｎ）的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
41、 中俄雅克萨之战
沙皇俄国原本是欧洲国家，同中国并不接壤。从16世纪80年代起，沙俄军队越过乌拉尔山，向东侵入辽阔的西伯利亚，在不到60年的时间里，占领整个西伯利亚。
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沙俄雅库次克长官戈洛文派波雅科夫率兵132人沿勒拿河下行南侵。冬天时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领土。从此，沙俄开始了对中国东北边境长达四十多年的侵扰掠夺。比如在1649年3月，沙俄侵略军头目哈巴罗夫带兵从雅克萨城沿江东下，来到一座达斡尔族人的城寨。他们向当地居民宣布：必须向沙皇交纳“毛皮贡赋”。遭到拒绝后，沙俄军队进攻城寨，达斡尔族人有661人被杀害，有361人被俘虏，仅有15人幸免于难。米登多尔夫在《西伯利亚旅行记》里曾说：沙俄军队头目唆使士兵在黑龙江流域“烧烤孩子”吃人肉。这种灭绝人性的暴行，激起当地各族人民的愤怒，他们称沙俄侵略者为“罗刹”，意思是“妖魔”。
清朝入主中原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改革与励精图治，政局稳定，国力增长。尤其是康熙在位时，平定了三藩之乱，收复台湾，东南边境与西南边境稳定，百姓安居乐业。于是康熙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北方边境。从全国来说，东北是我国边境的重要门户，东北和西北是清朝仅剩的两个边境薄弱点。从感情上讲，东北是清朝发源地，康熙绝不会允许沙俄在这里胡作非为。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九月，清朝勒令盘踞在雅克萨等地的沙俄侵略军撤离大清领土。侵略军不予理睬，反而率兵窜至瑗珲劫掠，清将萨布素将其击败，并将黑龙江下游侵略军建立的据点均予焚毁，使雅克萨成为孤城。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月二十三日，为了彻底消除沙俄侵略，康熙命都统彭春赴瑗珲，负责收复雅克萨。1685年春，康熙皇帝命令都统彭春、副都统郎淡率红衣炮队和数百名藤牌军急驰瑷珲，与黑龙江将军萨布素会师。四月，清军约3000人在彭春统率下，携战舰、火炮和刀矛、盾牌等兵器，从瑗珲出发，分水陆两路向雅克萨开进。
六月二十三日，彭春所率部队到达雅克萨城下。彭春将一封用满、俄和波兰文字写成的招降书，交给战俘，送进雅克萨城。招降书痛陈侵略者的累累罪行。警告他们如果仍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破雅克萨城，除掉他们。但沙俄侵略军依然无视彭春的警告。
六月二十五日，清军列营夹攻，将红衣大炮移于阵前，在城下积薪。准备就绪后，彭春一声令下，但见炮声隆隆，震天动地，顿时火光冲天，俄侵略军在强大攻势的压力下，龟缩在城内，丧失了还击的能力，处于被动挨打的窘境。与此同时，清军战舰密布城外的江面上，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经过雅克萨城雅克萨之战油画激战，沙俄侵略军伤亡惨重。沙俄侵略军头目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好遣使赴清军大营乞降。彭春对敌人采取宽大政策，将愿意回家的敌兵六百余人放回尼布楚，受伤者妥善安排治疗调养。托尔布津发誓不再到雅克萨侵扰。清军收复了被沙俄侵略者霸占二十余年的雅克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