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据母亲生前回忆，那天清晨他们推开窗子，看到很多当兵的抱着枪，睡在马路两旁的便道上，墙上贴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布告。弄堂里的男女老少纷纷出来慰劳，外公也提了一壶开水，挤在人群当中，可战士们都坚决不喝。外公大受感动，对家人说：“抗战期间我回老家探望舅父，他靠养鸭为生，可鸭子都被兵匪抢光了。好容易盼到抗战胜利，美国兵却在上海调戏妇女。纪律严明的解放军与这些军队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他们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好了，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所描述的完全一样。中国有希望了。”
外婆生平最敬仰李大钊先生，她也为恩师的未竟事业得以实现欣喜不已！
1950年，外公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次年，大学院系调整，复旦教育系调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于是外公、外婆两人都到华东师大教书。1955年，外公任华东师大教育系主任，同时担任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中国心理学会上海分会理事。此时的他，以拳拳报国之心，准备在事业上大干一场。可是到了1958年，他为之尽瘁近40年的心理学，竟被定为资产阶级反动学科，他本人也遭到批判。尽管如此，外公依然满怀希望，经常向家人抒发他对心理学各种问题的见解，认定这是一门深具实用价值的学科，定能为祖国建设服务。
外公最大的心愿，是在有生之年修中国心理学史。他过去发表的《中国心理学的发展史略》一文，就是这个计划的雏形。他在这篇文章中指出：“中国古时虽无‘心理学’名目，但属于这一科的研究，则散见于群籍，美不胜收。不仅有理论的或叙述的心理研究，且有客观的及实验的研究。不仅讨论学理，且极注重应用。他们称这种研究为‘性理’为‘心学’”。
为了发掘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的宝库，外公孜孜不倦地花了十几年工夫，整理中国古书中有关资料多达20万字，还撰写了若干篇论文，然而却发表无门。
1963年1月，外公70岁，这也是他与外婆结婚40周年纪念。此时的他，因中风而半身不遂已三年，身体每况愈下。他自知来日无多，紧握外婆的手说：“我们二人共同生活在二十世纪不平凡的岁月里，是幸福的。所恨者，我未能编出《中国心理学史》一书，不能整理旧作，不能陪你欢度晚年……”1964年7月9日，外公带着遗憾离开人世，享年71岁。
“文革”后期，我到上海探望外婆。看到年迈体衰的她独居陋室，甚是凄凉。屋里除了一床、一桌、一个破旧的单人沙发外，就是满架子的线装书。
外婆程俊英“文革”前任上海华东师大中文系教授、副系主任。她国学功底深厚，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文革”中惨遭迫害，被迫退休。她告诉我，“文革”初期打砸抢横行，华东师大校长常溪萍和多位教授死于非命，她自己也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红卫兵到处抄家，她的住所时刻面临被抄的危险。在极度恐惧中，她含泪一把火烧掉了外公的全部手稿；还给上海造纸厂打电话，让他们把外公的藏书拉走。外公生前酷爱藏书，家中有专门的藏书阁，题名“望海居”。他读书涉猎面甚广，不仅局限于心理学，古今中外、九流杂家，连诗、词、曲、小说都看。他的遗藏大部分是精装英文书，生前几乎每本都认真读过，并在空白处写下许多眉批。由于要处理的书量太大，造纸厂派卡车来拉。可人家看了那些书不愿意要，说他们回收旧书的目的是用来打浆做草纸的，那些洋装书上的硬壳封面不能打浆，得先拆掉才能卖。万般无奈，外婆只好自己一本本撕去书上的封皮，心里在淌血……最后，那些堆积如山的“书瓤”称斤卖，竟有四吨之多！外婆说到这儿懊悔不已，为外公花毕生心血之收藏毁于一旦痛心疾首！她长叹一声：“当年郑公（郑振铎）为避免珍贵文献流到海外，倾其所有；可我却这样大肆毁书，造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