竭心尽力的伍子胥
伍子胥（？～公元前484年），名员，字子胥，楚国贵族出身。
伍子胥生活的年代处于春秋末期。这一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奴隶制度逐步瓦解、封建制度逐步取代奴隶制度的时期，也是各种矛盾急剧发展且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极度动乱的时期。西周末期东周初期，王权逐渐衰落，分封的诸侯国势力日益增强，继郑之后，又先后崛起了齐、晋、秦、楚、吴、越等诸侯国，各国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励精图治。同时，积极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从事争霸活动，并出现了五个先后称霸的诸侯国，即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史称“五伯”或“五霸”。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时为楚平王的太子太傅。楚国地处江汉流域，地域宽广，物产丰饶。公元前613年，楚庄王整饬内政，选贤任能，向外扩张，成为春秋“五霸”之一。但是，在楚庄王以后，楚国的共王、康王、灵王乃至平王，均为荒淫残暴之君，大肆修建宫室，征收名目繁多的徭役，导致阶级矛盾十分尖锐。楚平王宠信佞臣费无忌，让他作了太子建的少傅。
楚平王命费无忌为太子建娶秦国女子为妻。费无忌在相看时，见秦女貌美，便讨好平王，对平王说：“秦女绝美，王可自取，而更为太子娶妇”（《史记·伍子胥列传》）。平王于是将秦女纳为夫人，并另外给太子建娶了齐女为妻。此事过后，费无忌怕将来太子建继位后于己不利，便唆使平王派太子建去守城父（今河南宝丰）以“备边兵”。把太子建调走后，费无忌不断谗陷太子建，诬称太子建“外交诸侯，将人为乱”（《吴越春秋》卷三）。平王听了，召太子太傅伍奢核问，伍奢力言太子建没有此事，并劝告楚平王不要听信谗毁而疏远太子。费无忌不依不饶，对平王说：“大王如果不采取措施，等太子建事成了，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昏聩的楚平王遂下令囚禁伍奢，并派人去杀太子建。然而，平王所派之人却先告知了太子建，太子建逃往宋国。费无忌为除后患，对楚平王说：“伍奢有两个儿子，都很贤能，如不一起杀掉，将来必成后患。”楚平王因此对伍奢说：“你如果把你的两个儿子叫来就能活命，否则就处死你。”伍奢答道：
“我大儿子伍尚为人仁慈，叫他一定能来；二儿子伍子胥为人刚烈且能忍辱负重，能成大事，他知道如果来了会与我一样同时被擒，所以一定不会来。”楚平王没有听从伍奢的话，并以要处死伍奢相要挟，派人到许（今河南许昌市东）诈召伍尚、伍员（子胥）到国都加官晋爵。伍尚欲去，伍子胥却说：“楚王叫我们去，并非使父亲活命，而是怕我们逃脱而留后患，所以才用父亲作人质来胁迫我们。如果我们去了，不但解救不了父亲，父子仨人将都得被杀，那样的话，连报仇的人都没了，所以不如逃奔他国再图雪耻。”伍尚没有听从伍子胥的话，结果与伍奢一起被害。伍子胥听说太子建在宋国就逃向宋国。当伍奢听到伍子胥已逃亡时说：“楚国的君臣将要被兵事所困扰了。”
伍子胥到宋国，正遇宋国内乱，便同太子建又逃到了郑国。因为太子建参与与晋合谋攻打郑国的事泄露而被杀，伍子胥便带着太子建之子公子胜再次逃向吴国。
伍子胥逃向吴国途中路过昭关（吴楚交界的地方，今安徽含山北），前有江河阻拦，后面追兵将至，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一渔翁驾小船赶到把伍子胥渡过了江。为答谢救命之恩，伍子胥解下身上的佩剑打算送给渔翁，并说：“这把剑值一百金。”渔翁却说：“楚国追缉你的法令上说抓到你赏粟五万石，爵位拜上卿执圭，岂止是值一百金的剑能换来的！”没有接受伍子胥的剑赠。过江后的伍子胥生了病，且身无分文，只好沿路乞食，疲惫不堪地最终到了吴国。
伍子胥到吴国后，由于不了解吴王，于是装疯卖傻，披头散发，跣足涂面，吹箫乞食于吴市（今江苏苏州），以此得以见到吴王僚。伍子胥在述说了自己父兄被杀经过后，极言进兵伐楚之利，力劝吴王攻楚。姬光谏阻吴王说：“彼伍员父兄为戮于楚，而劝王伐楚者，欲以自报其仇耳，伐楚未可破也。”（《史记·伍子胥列传》）
姬光反对伐楚的背后隐藏着杀机。原来，吴王寿梦共有四个儿子，分别为诸樊、余祭、余昧、季札。在此四人中，以季札最为贤能，并因而深得吴王寿梦喜爱。吴王寿梦想立季札为太子，季札坚辞不受。无奈之中，吴王寿梦只好立长子诸樊为太子。寿梦临终时留下遗嘱：“王位要兄弟相传，让季札当王。”季札的三个兄长——诸樊、余祭、余昧先后为王，并都先于季札死去。在余味死后，吴人欲立季札为王，季札仍然不受，于是吴人立余味之子姬僚为王，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然而，姬光是先王寿梦的长子诸樊的长子，按他的想法，既然叔父季札不当吴王，那么王位则应传给自己。出于这种原因，姬光对王位一直耿耿于怀，并伺机夺取王位。
伍子胥在得知姬光的意图后，把自己的好友、勇士专诸推荐给姬光，作为刺杀吴王僚的刺客。吴王僚特别爱吃“鱼炙”，为此专诸特意到太湖访名师学习烹鱼技艺，三个月学成，之后便居于姬光家中，听候姬光差遣。
公元前515年，楚平王死，曾被楚平王夺取的本应是太子建之妻的秦女所生之子轸继立，是为昭王。吴王僚趁此机会攻打楚国，却被楚国断绝了后路，也使国内兵力空虚。姬光认为时机成熟了，请吴王僚到自己府中赴宴。吴王僚虽然不知此中奥秘，但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吴王僚自己身穿重甲，派出的卫队从王宫一直排列到姬光府外，即便是姬光府中宴会厅的周围也安排了守卫。姬光待酒至酣时，假借脚痛，进入早已埋下伏兵的地下室，吩咐专诸把“鱼肠剑”放人“鱼炙”腹中，于献鱼之际刺杀吴王僚。专诸依计行事，端“鱼炙”进献后，从“鱼炙”腹中取出短剑，朝吴王僚猛刺。短剑穿透铠甲，刺人吴王僚胸中，吴王僚瞬间气绝身亡。待吴王僚的护卫反应过来后，蜂拥而上，杀死了专诸。
姬光则调遣人马，消灭了吴王僚的卫队。随后，姬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阖闾篡位后，拜伍子胥为行人，着手进行政治和军事诸方面的改革，建造城郭，设立守备，充实仓廪，整治库兵。
同时，任用着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孙武，发展吴国的军事实力。随后，吴王开始了对外扩张的争霸活动，连年伐楚。楚国自从楚昭王以后，“无岁不有吴师”。伍子胥的用意在于用疲劳战术，待楚军“既疲而后，以三军继之，必大克之”（《左传》昭公三十年）。吴军先是于公元前511年占领了楚国的夷（即城父，今河南宝丰）、潜（今安徽霍山东北）、六（今安徽六安北），进而围弦（今河南潢川西南）。而楚军果如伍子胥所料，疲于奔命。
公元前506年冬，吴王阖闾亲自率军攻楚。吴军乘船沿淮河西进，过州来（今安徽凤台）后，将船留在淮}内（今河南潢川西北），军队从陆路沿淮河南进，迅速通过楚国北部的大隧（九里关，今河南信阳东南）、直辕（武胜关，今河南信阳南）、冥厄（平靖关，今河南信阳西南）的三关要隘，直指汉水。
楚军以令尹子常和大夫史皇为统帅，于夏讷（今湖北汉口）以西，沿汉水与吴军对峙。同年十一月，吴楚两军列阵于柏举（今湖北汉川以北）。阖闾之弟夫概率五千士兵首先进攻子常，楚军一触即溃，随之大乱。吴王阖闾挥师向前，大败楚军。楚令尹子常逃奔郑国，大夫史皇及其部下全部战死。随后，吴军一鼓作气，最终占领了楚都郢（今湖北江陵）。楚平王此时已死，楚昭王也逃走了。伍子胥为替父兄报仇，挖掘了楚平王的坟墓并鞭尸三百下。面对楚平王的尸首，伍子胥“左足践腹，右手挟其目，诮之日：‘谁使汝用谗谀之口，杀我父兄？岂不冤哉！’”（《吴越春秋》卷四）对于这种“伤天害礼”的行为，伍子胥解释说：“我急着报仇，就仿佛路途遥远而太阳已经下山了一样，我怕等不及了，所以才违背事理这样做，因而也就管不了那么多了。”由于秦出兵助楚，加之阖闾弟弟夫概趁阖闾在外之机而自立为王，阖闾不得不撤兵，在打败夫概后接着攻楚，楚被迫迁都于都（今湖北宜城东南）。此时的吴国，吴王阖闾在伍子胥、孙武的协助下，形成了西破强楚，北胁齐、晋，南服越国的强大的诸侯国家。
公元前496年，吴国邻国越国的国王允常死，其子勾践继承王位。吴国乘机攻越，双方军队战于槁李（今浙江嘉兴南）。勾践利用阖闾的骄傲轻敌进行突袭，大败吴军，越国大将灵姑浮用戈击中吴王，受了重伤的阖闾不久便死在回军的路上。阖闾临终前对其子夫差说：“你不要忘了是越王勾践杀了你的父亲。”夫差即位后，时刻想着替父报仇。他在王宫的大殿旁专门安排了几名卫士，每当他出入殿庭，命令这些卫士扯开嗓子大声问他：“夫差，你忘了越王的杀父之仇吗？”夫差总是回答：“不敢忘，我夫差不报此仇誓不为人。”不仅如此，饭后、睡前也要这样一问一答，以此坚定自己的复仇决心。
夫差即位后，任命伍子胥为相国，伯嚭为太宰。同时，命令二人在五湖（今太湖）操练水军，他自己操练兵车。两年之后，即公元前494年，兵强马壮的夫差派伍子胥为大将，伯嚭为副将，倾国内精兵，由五湖出发，走水道直攻越国。
越王勾践自檇李一战大胜而归后便沾沾自喜，不把夫差放在眼里，闻报夫差来攻，不听大夫范蠡、文种劝谏，调集国内三万兵马，仓促出兵，企图再败夫差于五湖之中。
吴越军队遇于椒山（今江苏太湖中椒山）。吴军主将伍子胥命军队佯装败退，越王勾践不知是计，挥师掩杀，正中吴军下怀。夫差站在大船的指挥台上，亲自击鼓助威，吴军将士勇气倍增。越军原本轻敌，此时只有招架挨打，无力还手反击。越王勾践在范蠡等人的保护下，弃船登岸，慌不择路，一直逃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东南）才收住脚步。椒山一败，勾践的数万精兵只剩下五千余人了。
吴军直追到会稽山下。夫差下令安营扎寨，将勾践围困在山上。
兵败后的勾践懊悔不迭，无计可施。
范蠡奏道：“大王，时至今日，只有屈辱求和这一条路可走。”
“此时去求和，夫差会答应吗？”勾践忧心忡忡地问道。
“大王不必担忧，臣有一计。”文种上前奏道：“吴国太宰伯嚭既贪财又好色，且嫉功妒能。不仅与伍子胥有隙，在吴王夫差面前也特别受宠。大王可先送财宝美女给伯嚭使其欢心，然后请他劝吴王退兵，保证马到成功。”
勾践虽然半信半疑，却也别无良策，只好派文种带上财宝美女去见伯嚭。
第二天，文种见到伯豁后，先奉上白璧二十双、黄金一千两和八名美女，然后才点明来意。伯嚭见财眼开，竟很快地答应了越国的乞和要求，说：“一定劝说吴王退兵。”
一天后，伯嚭带着文种去见夫差，把越王勾践派文种来乞和的事儿对吴王夫差讲了一遍。夫差听后勃然大怒，根本不同意越国乞和。夫差的这一态度是伯嚭早已料到的。他不慌不忙地上前劝道：“越国虽得罪过大王，但现在勾践夫妇愿做大王的奴仆，倾尽国内的宝器来献给大王，他只要求做大王的一个属国，享有祭奠祖宗的权利。这样一来，越国实际上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如果大王不同意他们求和，那勾践肯定会焚庙宇，杀妻女，沉财宝于江河，付房舍于一炬，然后率领那五千亡命之徒以死与大王相拼。这样，虽说大王胜利了，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伯嚭的一席话竟然打动了夫差。夫差问道：“勾践真的愿做我的臣仆，跟随我到吴国去吗？”
文种叩头答道：“能做大王的臣子，已是大王开恩了，生死性命已握在大王手中，我王怎能不侍奉大王于左右呢？”
伯嚭既然收受贿赂，自然要替勾践帮忙，这时在一旁插言道：“勾践既来吴国，就等于我们已得到了越国，大王还求什么呢？”就这样，吴王夫差在伯嚭的怂恿下，终于同意了越国的乞和。
与此同时，有人把越王勾践派文种前来乞和的事儿报告了伍子胥。伍子胥听说吴王夫差已答应了越国的乞和要求，不禁怒火中烧，急忙乘车径奔夫差的中军大营。夫差平时就有些畏惧伍子胥，见伍子胥满脸怒气地闯了进来，不免一惊，旋即赔笑到：“您来得正好，我正欲派人去接您来议事呢！”
伍子胥指着文种，怒气冲冲地问道：“大王同意了越国的求和吗？”未等夫差答话，伍子胥接着喊道：“不能，绝对不能！吴越为世仇，本来就势不两立，假如这次不平灭了越国，将来吴国势必被越人所灭。再说，先王的仇也不能就此了结了啊！”之后，他列举了夏代一度亡国而后来少康中兴的故事，劝告吴王说：“而今勾践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夏代复国前的少康，现在不乘机灭掉越国，等以后勾践扩大了力量，一定会东山再起，那时，大王将追悔莫及。”
夫差理屈，一时无言。还是伯嚭能言善辩，回道：“这次大王把越国打败了，勾践又甘心做大王的奴仆，怎能说先王的仇未报呢？”接着，他又挖苦伍子胥，说：“您也曾为父兄报仇攻打过楚国，不也是攻到楚都，为自己出了气，尔后与楚人讲和而退兵回来的吗？”
吴王夫差听后，认为找到了对付伍子胥的理由，忙插嘴说：“是啊，是啊！我看您还是到后帐歇息去吧。”伍子胥见吴王下了逐客令，只好唉声叹气地离开了夫差的大帐。
帐外等候听动静的大臣，见伍子胥的脸色不对，立刻围上来询问情况。伍子胥把吴王已同意越国乞和的事儿说了一遍，然后痛心疾首地叹息道：“大王只图近利，不虑远患。
大家等着瞧吧，越人用十年时间繁衍人口，收聚流散，再用十年时间教训百姓，恢复生产，顶多二十年，我们吴国的都城就要变成一片废墟了。”
越王勾践夫妇及大夫范蠡随吴军到了吴国。勾践先派范蠡把携带来的十名美女、数箱珍宝送到了太宰伯嚭府上，感谢他的庇护之恩。
勾践到吴国后，吴王夫差让勾践看守马匹。白天，勾践到吴王的马厩中切草、喂马，打扫粪便，洗刷车驾；夜晚，勾践就住在马厩旁边的石屋中。有时候，勾践还要为乘车外出的夫差充当马夫，给夫差牵马驾车。走在路上，吴国百姓都指笑：“瞧，那个牵马的就是原先的越王勾践。”每到这种时候，勾践总是强忍着辛酸和羞耻，低着头不言语，随便人们取笑。他把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每日勤勤恳恳地为夫差干活，就这样整整度过了三年。在这三年中，文种不时派人给伯嚭送礼，因而伯豁在夫差面前时常给勾践讲情，说些好话。久而久之，夫差也就把勾践视做一般奴仆了。
一天，吴王夫差率领文武百官登上宫中的高台浏览四周的景致，无意中望见勾践和范蠡正手脚不停地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儿。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大夫范蠡虽然也累了，但他仍是毕恭毕敬地忙着照顾勾践。见此情景，夫差感慨地叹道：
“勾践不过是个亡国之君，范蠡也不过是一介寒士。但在他们身处困厄之时，君臣之礼还是如此分明，我倒真有些可怜他们呢。”
一旁的伯嚭听了，赶紧插话说：“是啊，勾践侍奉大王三年如一日，我看他已经悔过自新了。愿大王以宽大为怀，施仁义圣贤之心，赦免勾践的罪过吧！”
伍子胥闻听，上前谏道：“大王，古时夏桀囚禁商汤，殷纣囚禁文王，都是因为一时兴起放他们归国，才落了个国亡身灭的下场，大王可不能重蹈覆辙啊！”夫差虽觉伍子胥的话不甚中听，但也不无道理，便再也不提放勾践回国的事儿了。
又过几天，夫差患病，两个多月不见好转。勾践听说此事，便对伯嚭说：“听说大王病久，我虽是亡国罪人，也想去问候一下吴王。”伯嚭传话给吴王，夫差答应了勾践的请求。
勾践到了夫差的内房，正赶上夫差要解大便，勾践急忙上前去搀扶他。待夫差解完大便，只见勾践走近便盆，用食指在盆中搅了几下，然后放在嘴里咂了咂，装模作样地细辨了一会儿，接着跪下就给夫差叩头道喜：“恭喜大王，大王的病不用几天就可康复。”夫差高兴地问道：“你怎么知道？”
勾践答道：“刚才我仔细看了大王的粪便，瞧了颜色，又嗅了气味，然后用舌头尝了尝滋味，由此断定大王腹中的毒气已排泄干净，只需几天就可恢复元气了。”夫差听后大为感动，说：“真难为你了，就是我的宠臣也不会这样做啊。等我病好了，择个吉日，一定送你回去。”
未过几日，夫差的病果然好了。他不顾伍子胥的劝阻，设宴为勾践饯行，并亲自送行。越王勾践一行离开吴都，头也不回，昼夜兼程，不几天就回到了越国。
公元前484年，夫差听说齐景公已死，齐国国君新立，大臣争宠，因而欲发兵北上攻齐。伍子胥谏道：“勾践吃东西不注重味道的好坏，在国内安慰死者，探问病患，注意收买人心。所以，勾践不死，终将成为吴国的后患。现在吴国有越国在身旁，就如人有腹心之疾一样，而国王不先讨伐越国反攻齐国，实在是养虎为患啊！”吴王又没有听从伍子胥的劝谏，亲率大军北上，在艾陵（今山东泰安东南）打败齐军，得胜还朝，并自此更加疏远伍子胥了。
回国后的越王勾践则充分利用吴王夫差宠信伯嚭、轻视越国的时机休养生息，下决心复仇灭吴。勾践任用范蠡、文种，对内充实府库，垦殖土地，发展经济；对外采取结齐、亲楚、附晋、孤立吴国的政策。勾践“悬胆于户，出入尝之”，经过“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的长期准备，使越国逐渐由弱转强。此外，越王勾践表面上仍依附吴王，还带着越国军队助吴作战，并不断将贵重的礼物送给伯嚭。伯嚭既贪贿赂又喜奉承，不时替越王勾践在吴王夫差面前说好话。虽然伯嚭如此，却反倒更加受到夫差的信任了。
伍子胥一再劝谏吴王夫差灭越。面对勾践送给吴王的财物而夫差又非常高兴的情况，伍子胥十分忧惧。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这种做法表示越国将要背叛吴国了。”同时，进一步分析吴国攻齐、灭越的利害关系，“越国是吴国的心腹之患，吴国虽打败了齐国，可是两国的风土习俗不同，虽然得到了齐国的土地，却无法进行统治，况且《盘庚》的诰训说：‘有叛逆不顺的，要彻底地加以毁灭，不留后患。，这是商朝兴起的原因。”吴王夫差不但不听从伍子胥的劝告，还欲远离伍子胥，派他出使齐国。伍子胥对自己的儿子说：
“我几次劝谏吴王，大王都没有采纳，吴国就要灭亡了，你留在吴国没有什么好处了。”于是，伍子胥把自己的儿子嘱托给齐国的大夫鲍牧。
太宰伯嚭与伍子胥对越国存与灭的观点不同。为除掉争宠的对手，伯嚭借伍子胥将儿子托付于齐国之机谗陷伍子胥，对吴王夫差说：“伍子胥刚强暴戾，且喜猜疑嫉害，所以将来会给吴国带来灾难。大王前次攻齐时，伍子胥认为不可以而几次阻挠，而大王发兵却得胜还朝。伍子胥对于他的话没被大王采纳而怨恨大王，现在大王又欲攻打齐国，伍子胥刚愎自用，强行阻拦，不难看出伍子胥的目的，恨不得吴国军队大败而归来证明和夸耀他自己是正确的。在大王决定对齐国用兵后，伍子胥便装起病来，不上朝也不跟大王同行，所以对伍子胥大王陛下不能不有所防备。我派人暗中跟踪监视伍子胥，看到他出使齐国的时候，把自己的儿子托付给齐国的鲍牧。身为臣下的伍子胥，在国内不得志，便到外边寻求依靠。自认是被先王信任的谋臣，现在稍不顺心，便心猿意马起来，怨恨大王，所以我建议大王对他早做处理。”
吴王夫差说：“对于伍子胥，不用你说我已经怀疑他了。”伯嚭的话如同火上浇油，使吴王夫差坚定了诛杀伍子胥的最后决心。
吴王派使者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属镂剑”，命伍子胥自裁。伍子胥见此情景，不由得仰天长叹：“天哪！谗臣伯嚭弄权作乱，国王反来杀我。我使先王成为霸主，在夫差没有立为太子时，各公子间明争暗斗，我用自己的生命在先王面前为你争取，真是千辛万苦。你夫差做了国王，我并没有存心让你厚待我，可你现在竟听信谗臣的话来杀我。”满腹冤屈的伍子胥临死前对下人说：“你们一定要在我的墓上种植梓树，待长成后用做棺木。将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东门上，好看看越国是怎样来灭掉吴国的。”说完便自杀身死。
吴王夫差听到伍子胥的话后大为恼怒，派人把伍子胥的尸体装在马皮袋子里投入江中。
吴国的百姓同情伍子胥，并为伍子胥在江边建立祠堂，还把埋葬伍子胥的地方称为胥山，以此怀念伍子胥。
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以保全周王室为幌子，意在“挟天子令诸侯”，会盟诸侯于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争夺盟主的地位。越王勾践趁夫差会盟、国内空虚的时候，借机出兵进攻吴国。越兵俘虏了吴国太子友，继而攻破吴国国都姑苏（今江苏苏州）。正在会盟的吴王夫差匆匆回军，但已然措手不及。同时，吴军长期在外早就疲惫，不堪一击了。吴王夫差兵败后被迫派遣使者用重礼与越讲和，然而也只能苟且一时。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吴王夫差迁徙到甬东（今浙江舟山），给他百户人家以供驱使。夫差身为国君，陡降至这步田地，难于接受，使人转告越王勾践：
“我年纪大了，已经无法来侍奉你了。我很后悔当初不听从伍子胥的劝告，才使得自己落到今天这样凄惨的地步。”说罢自杀而死，称霸一时的吴国就这样覆灭了。
太宰伯嚭也被越国抓获。越王勾践认为，伯豁不忠于吴王，并且接受贿赂与越国私下亲近，这种人是不值得信任的，便下令杀了伯嚭。害人的人以害己而告终。
伍子胥是个极能忍辱负重之人。当楚平王以其父为人质胁迫他时，他明知其父必死，却既不听从楚平王之诏，更没有去营救其父，而是逃离了楚国以图东山再起，替父报仇。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胆量，须冒“求生而不往（救父），后不能雪耻，终为天下笑”之险。然而，伍子胥却这样做了，也为其父报了仇。但是，伍子胥纵吴灭楚、平楚鞭尸，也反映出他恩怨极深、睚眦必报的狭隘思想。所以，司马迁评价伍子胥：“可悲啊！当伍子胥在江上困窘，在路上乞食的时候，心里何曾有一会儿忘掉楚平王杀害父兄的仇恨呀。”
伍子胥性情“刚戾”，加之“我令若父（夫差之父阖闾）霸”的功绩，也加剧了伍子胥居功自傲的危险情绪。夫差几次欲伐齐，伍子胥力谏都没有被采纳，而吴王攻齐皆获胜而归时，吴王夫差始“益疏子胥之谋”。当夫差再伐齐时，伍子胥更是“强谏”，这种越不听越谏的做法，在夫差屡战屡胜的得意之际，反倒会引起夫差的猜疑，也授给了谗臣太宰伯嚭陷害伍子胥的口实。
虽然如此，伍子胥对吴王夫差却始终是一片忠心。他对吴王放纵越王勾践的养虎为患的做法十分担忧，这种忧虑是基于对越王勾践的良苦用心和伯嚭的贪财好利性格的正确认识之上的。他曾引用《盘庚》中的诰训劝谏吴王夫差灭越，“王不先越而乃务齐，不亦谬乎！”这种远见卓识与夫差临死时的哀叹——“吾悔不用子胥之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