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顾身谋的寇准
寇准（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人。寇准“少英迈，通春秋三传，年十九，举进士”（《宋史·寇准列传》）。
宋太宗选拔人才，多半采取当面考察的方式，而对于年轻的人又往往不任用。为此，有人让寇准虚报年龄以求“录取”，而寇准却回答说：“我刚刚走上仕途，又怎么可以欺骗国君呢？”事出偶然，由于寇准的才学出众，不但被“录取”
了，而且累迁官职至殿中丞，通判郓州。后召试学士院，授右正言、直史馆，为三司度支推官，转监铁判官。由于很得宋太宗的赏识，又擢官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铨。有一次，寇准上朝奏事，因观点不合与太宗争执起来。太宗气得站起来想回宫，寇准上前拉住太宗的衣服，让太宗重新坐下，等事情有了结果才作罢。太宗因此越发器重寇准，并得意地说：“我得到寇准，就犹如唐太宗得到魏征啊！”虽然寇准之“忠”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的，是“愚忠”，但是这一方面为历史的局限，一方面也反映出寇准的不畏权贵、不阿谀奉承、刚直不阿的高贵品质。宋人晁公武赞扬寇准“议论忠直，不顾身谋”。
由于寇准的刚直性格，使他的官职屡有升降。寇准与张逊观点不合，两个人时有争吵。有一次，寇准与温仲舒同行，路遇一疯子挡住他们且口呼万岁。张逊将此“欺君”之事令人上奏皇帝，寇准以温仲舒为证，双方互不相让。后又因别人的官职升迁问题与太宗发生争执，“准犹力争不已，又持中书簿论曲直于帝前，帝益不悦”（《宋史·寇准列传》），寇准因此被贬为邓州知县。然而，太宗在贬寇准离朝后又“顾准厚，既行，念之，常不乐”（《宋史·寇准传列》），并在寇准被贬的第二年召回寇准任参知政事。总之，太宗对寇准还是比较信任的，连选择太子这样重大的问题也“屏左右”以问寇准，可见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北宋到太宗、真宗时已出现颓势，边疆地区发展、壮大起来的几个少数民族政权与北宋政权相对峙、争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中主要有北部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部党项族建立的西夏政权和南部的大理政权等。
在辽政权、西夏政权和大理政权中，最强大的是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契丹族，在公元4世纪前已有历史记载。契丹族是鲜卑族的分支，长期生活在辽水上游的潢水（今内蒙古拉木伦河）流域，过着流牧和渔猎的生活。唐太宗李世民时，契丹归附唐朝，唐在契丹族生活的地区设立松漠都督府进行统治，并将李姓赐予契丹族酋长。从武则天开始，契丹逐渐强盛，但因突厥和回纥两族的压制，终唐一代未有大的发展。唐后期，由于回纥族逐渐衰亡和中原地区的藩镇割据，使契丹族有机可乘，发展成为漠北的强大势力。907年，契丹贵族出身的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可汗，并于916年自立为皇帝，是为辽太祖，国号契丹，后来改为辽，所以历史上也称之为辽。
伴随契丹的不断壮大及对相邻各族的不断用兵，到辽太宗耶律德光时，契丹政权已发展成为“东至于海，西至金山（今阿尔泰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白沟（今河北雄县北的白沟河），幅员万里”（《辽史·地理志》）的强大政权。到公元10世纪末期，随着中央集权的日益加强，封建制的统治在辽已全面确立起来了。
随着契丹族的强大，开始了与北宋统治者的争战。早在五代辽太宗时，契丹就攻占了幽云十六州，并继续南下，在947年一度攻占开封。至宋太宗时，契丹与宋的争战更是连年不休。979年，宋太宗领兵攻打幽州城久攻不下。由于契丹援兵的到来，宋军在高梁河（今北京外城一带）大败，宋太宗也负伤乘驴车仓皇逃回，其败状可想而知。980年，契丹攻打北宋雁门（今山西雁门关西雁门山），被当时北宋名将、人称“杨无敌”的杨业打败。杨业即至今仍广为流传的《杨家将》中杨继业的原型，后在岐沟关战役中因主帅潘美（故事中的潘人美）坐视不援，致使杨业孤军作战，中箭落马被俘，绝食三日而死。其第六子杨延昭即“杨六郎”也是北宋抗辽、抗西夏的名将。《杨家将》中多次讲述寇准将隐姓埋名或假死中的“杨六郎”“挖”出来使其重上前线的故事，生动感人，脍炙人口。在高梁河与岐沟关两次战役失败后，北宋放弃了收复幽云十六州失地的计划，对契丹采取了消极防御的对策。
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年），真宗即位。真宗“久欲相准，患其刚直难独任”，委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身居要职的寇准在抵抗契丹的斗争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圣宗率领二十万辽军进攻北宋，势如破竹，北宋边境向京师告急的文书一天中有时多达五次。对此，寇准则“饮笑自如”，诸大臣却非常惊恐。
王钦若主张皇帝退至金陵（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皇帝迁都人蜀至成都。真宗拿不准主意，问寇准如何是好。寇准说：“皇上一旦退缩，国家将大事去矣。”并抨击王钦若、陈尧叟的畏敌逃跑主义，“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同时，极力主张真宗亲征：“今陛下神武，将臣协和，若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不然，出奇以挠其谋，坚守以老其师，劳佚之势，我得胜算矣。奈何弃庙社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乘势深入，天下可复保邪？”真宗接受了寇准的建议率队亲征，兵至南城。
又有人出来劝阻真宗停下来以待形势之变。寇准则认为，既然皇上亲征，就必须到战场的最前沿，这样才能鼓舞士气，收到亲征的效果。所以，寇准奏请真宗进驻澶州（今河南濮阳县西南）。他态度坚决地对真宗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且王超领劲兵屯中山以扼其亢，李继隆、石保吉分大阵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镇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进？”在以寇准为首的主战派和以王钦若、陈尧叟为首的主退派双方争议而真宗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寇准强令“卫士进辇（皇帝乘坐的车）”。真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遂渡河，御北城门楼，远近望见御盖，踊跃欢呼，声闻数十里”，而契丹军却“相视惊愕，不能成列”，从而达到了重振军心、瓦解敌人士气的目的。看到这种情形，真宗也很高兴，“尽以军事委准。准承制专决，号令明肃，士卒喜悦”。
士气的高低是决定交战双方胜败的关键。寇准的决断，真宗的亲征，大大提高了宋军将士的士气。初至澶州，契丹军队数千骑兵来攻，寇准奏请真宗下诏，命宋军出兵迎敌，结果“斩获太半”。战斗指挥者临阵不乱，胸有成竹，是稳定军心、取得战斗胜利的先决条件。真宗曾使人“视准何为，准方与杨仪钦博，歌谑欢呼。帝喜日：’准如此，吾复何忧”，。辽宋两军相持十多天，辽统帅挞览挑战，被宋军弩箭射死，士气低落，辽“乃密奉书请盟”。“准欲邀使称臣，且献幽州地”，所以寇准坚决不同意结盟。然“帝厌兵，欲羁縻不绝而已”。加之王钦若等弄权，“有谮准幸兵以自取重者”。寇准迫不得已，无奈答应与契丹结盟。“帝遣曹利用如军中议岁币，日：‘百万以下皆可许也。’准召利用至幄，语日：‘虽有敕，汝所许毋过三十万，过三十万，吾斩汝矣。’利用至军，果以三十万成约而还。河北罢兵，准之力也”。
“准在相位，用人不以次，同列颇不悦”。为此，寇准得罪了许多人。因“澶渊之功，虽帝亦以此待准甚厚”。然而，寇准却因此遭到了无端的妒忌与谗陷，特别是先主退后主和的王钦若的妒忌与谗陷。
“一日会朝，准先退，帝目送之，钦若因进日：‘陛下敬寇准，为其有社稷功邪？’帝日：‘然。’钦若日：‘澶渊之役，陛下不以为耻，而谓准有社稷功，何也？’帝愕然日：‘何故？’钦若日：‘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以万乘之贵而为城下之盟，其何耻如之！’帝愀然为之不悦。钦若日：‘陛下闻博乎？博者输钱欲尽，乃罄所有出之，谓之孤注。陛下，寇准之孤注也，斯亦危矣。’”
“由是帝顾准浸衰，明年，罢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可见，真宗耳软心活，遇谗言则是非不辨，功过不分，从而使寇准无端被贬。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寇准又被迁为尚书左仆射、集贤殿大学士。同年，真宗因病瘫痪，刘太后干预朝政。寇准向真宗建议让太子出来主持国政，并对真宗说：
“皇太子人所属望，愿陛下思宗庙之重，传以神器，择方正大臣为羽翼。丁谓、钱惟演，佞人也，不可以辅少主。”因此事传了出去，寇准又被刘太后贬为太子太傅，封莱国公。
不久，内侍都知周怀政又策划废黜皇后干政，奉真宗为太上皇而传位于太子，重新起用寇准为相。这个计划被杨崇勋等知道后告诉了丁谓。丁谓闻听惊恐不安，连夜“乘犊车”去同曹利用商议对策，并在刘太后支持下诛杀了周怀政，贬寇准为太常卿、相州知县。在寇准迁徙到安州（今湖北安陆县一带）后，再贬寇准为道州司马。
寇准被一贬再贬，真宗在病中一直不知道。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真宗才问大臣们：“吾目中久不见寇准，何也？”诸大臣没敢将真情禀告。“帝崩时亦言惟准与李迪可托，其见重如此”。虽“见重如此”，然而真宗一直“患其刚直难独任”，致使寇准在力主真宗亲征并在与契丹签订“澶渊之盟”使边患平息后，在王钦若谗陷下第一次“因功”遭贬。所以，在寇准冤案中，真宗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咎难却。
再者，寇准的刚直性格是导致冤案的另一个原因。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召集众臣问及政事得失，寇准说：“今年大旱，可能是刑法有不公平的地方。”太宗听后很生气，散朝起驾回宫。不久，太宗又召寇准问及刑法不公平的原因，寇准说：“不久前，祖吉、王淮二人枉法受贿，祖吉受贿数额不大却被处死，而王淮因是参政王沔的弟弟且受贿至千万，只处以杖刑并仍旧恢复其官职，这不是刑法不公平又是什么呢？”像寇准这样敢于直言是一反封建社会里一些人为升官而“明哲保身”的常规的，寇准也因此不免得罪很多人。此外，寇准在做宰相后，“用人不以次”，引起很多大臣的不满，“同列颇不悦”。有一次，在提拔官职时，有人用以往提拔官职的惯例来找寇准要求晋升，寇准则对来人说：
“作为宰相在用人时应该提拔贤能的人而罢免平庸少德的人，如果按惯例你只配当一个小吏。”这种“议论忠直”的做法，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实为“不顾身谋”，也是不能为多数人所包容的，更使奸佞之人如王钦若、丁谓之流有机可乘，使寇准屡次遭贬。
《宋史·寇准列传》中称寇准“有直言之风，而少包容之量”，其实不然。丁谓本是在寇准提拔下才官至参政的，所以丁谓对寇准一直很敬重。在一次“会食”时，菜汤弄脏了寇准的胡子，丁谓看到后站起来并给寇准擦干净了。寇准笑着对丁谓说：“参政是国家的大臣，你常替别人擦胡子吗？”一句玩笑，使丁谓“甚愧之，由是倾构日深”，二人的成见和矛盾也逐渐加剧。寇准称丁谓为“佞人”，丁谓则利用手段陷害以使寇准被贬。耐人寻味的是，乾兴元年（1022年），在寇准被贬到雷州（今广东雷州半岛）后不久，丁谓也被贬往崖州（今海南岛）。到崖州必须经过雷州。寇准知道丁谓将路过雷州后，派人送给丁谓蒸羊一只略表地主之谊。丁谓想见寇准，寇准拒而不见。当寇准听说自己的家僮要报复丁谓时，便命家僮们不许外出，等丁谓走远后才允许家僮们外出。可见，寇准并非“少包容之量”，而且容人的气量还是颇大的。所以，当时民谣曾有“雷州户、崖州户，人生会有相逢处”的说法，借此以儆害人害己之辈。
被贬雷州一年后，六十二岁的寇准死于忧郁中。时人祭祀寇准．边哭边行，把折断的竹枝插在地上，并挂上纸钱。
一个月后，插在地上的竹枝都返青成活了。众人很是惊奇，便为寇准立了庙，每年祭祀寇准。
寇准死后第十一年被复官太子太傅，追赠中书令、莱国公，并赐谥号为“忠愍”。皇佑四年（1052年），宋仁宗下诏翰林学士孙拚为寇准撰写神道碑。宋仁宗赵祯用篆字写在碑首的，是赫然人目的“旌忠”两个大字。
寇准不但是一位政治家，还是一位诗人，着有《寇忠愍公诗集》。其中写西岳华山的五言绝句：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用通俗易懂、朗朗上口的几句话就概括了华山既高又险的磅礴之势。
另有《江南春》一词：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
江南春尽离肠断，苹满汀洲人未归。
用哀怨的笔调，反映出寇准在被贬后的抑郁心情。
在历史上的诸多历史冤案中，寇准的归宿还算是比较幸运的。然而，从冤案中不仅要看一个人的个人归宿或最终命运，而且要看一个人或一些人的冤屈情况，从中纵览冤狱给个人带来的痛苦，乃至人为因素对于历史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即使这种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