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然刎身的李贽
李贽（1527～1602年），号卓吾，又号宏甫，别号温陵居士，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李贽家境“至贫”，七岁时由其父对他进行启蒙教育。李贽十二岁时，由其父命题，作《老农老圃论》，被同学称羡，人谓其父“胡子”，意即李贽将来可博取人间富贵，而李贽却说：“此岂可以世俗胸腹窥测，而豫贺之哉？”可见，李贽聪慧好学并非以贪图富贵利禄为目的。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李贽乡试及第，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授共城（今河南辉县）教谕，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迁南京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补礼部司务，潜心研究明朝理学家王守仁（阳明）的学说。隆庆四年（1570年）后历任南京刑部主事、员外郎、郎中等职，万历五年（1577年），出任云南姚安知府。李贽于万历八年（1580年）春弃官，移居湖北朋友黄安家中，后又徙居麻城龙潭湖芝佛院，从事读书着述垂二十年。李贽潜心研究明朝理学家王守仁（阳明）的学说，是我国明朝着名的思想家。
李贽的家庭生活是不幸的，充满艰辛磨难。李贽与其妻黄宜人生有四男三女。李贽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于共城教谕时，其长子去世，“予年二十九而丧长子，且甚戚”（《卓吾论略》）。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李贽刚被任命为北京国子监博士官职不长时间，其次子丧。同年，由于共城遭遇旱灾，当地官吏横行霸道，不许用河水灌溉农田，致使李贽的二女三女因饥饿又相继夭折。幸亏有朋友相助，才使李贽的家属得以勉强维持生计。李贽记述道：“时有权墨吏吓富人财不遂，假借漕河名邑，尽彻泉源人漕，不许留半滴沟洫间。居士时相见，虽竭情代请不许，计自以数亩请，必可许也。居士日：’嗟哉，天乎！吾要忍坐视全邑万顷，而令予数亩灌溉丰收哉……岁果大荒，居士所置田，仅收数斛稗。长女随艰难日久，食稗如食粟；二女三女遂不能下咽，因病相继夭死……邓君（李贽的朋友邓推官）果拨己俸二星，并驰书与僚长各二两者二至。宜人以半粜粟，半买花纺为布。三年衣食无缺，邓君之力也。”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痛楚非亲历是难以想像的。当李贽闻知二女三女天亡的消息后，“是夕也，吾与宜人，秉烛相对，真如梦寐也”（《卓吾论略》）。这种失去亲人的悲伤与打击对于李贽来说是极为沉重的，然而又出于无奈。在此前的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李贽做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李贽与上司和同僚的关系不睦，故由共城教谕改任南京国子监。天有不测风云，李贽到南京国子监不久，其父白斋公病逝，李贽为父奔丧。“在百泉五载，落落意不闻道。卒迁南雍（南京国子监）以去。数月，闻白斋公殁，守制东归。时倭夷窃肆，海上所在兵燹。居士间关，夜行昼伏，余六月方抵家，又不暇试李子事。墨衰率其弟若侄，昼夜登陴击柝为城守备。城下矢石交，米斗斛十千无粜处。居士家口零三十，几天以自活”（《卓吾论略》）。这一方面说明李贽作共城教谕薪俸少，另一方面反映了李贽的为官清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服丧后的李贽被迫举家人京以谋生计，在谋官无着而不得不开馆授徒以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虽然如此，其家境并未得到改观，以至于“囊垂尽”，在人京十个多月后“乃得缺”。
然后，李贽的家庭悲剧并未就此完结，李贽的孩子相继离他而去，“独余连生四男三女，惟留一女在耳”（李贽《复邓石阳书》）。最让李贽痛彻心脾的是其妻黄宜人的去世。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与李贽相濡以沫四十余载的黄宜人去世。李贽与黄宜人“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两个人相敬如宾，恩爱甚笃，“夫妇之际，恩情尤甚，非但枕席之私，亦以辛勤拮据，有内助之益。若平日有如宾之敬，齐眉之诚，孝友忠信，损己利人，胜似今世称学道者，徒有名而无实，则临别尤难割舍也。何也？情感之中兼有妇行妇功妇言妇德，更令人思念耳，尔岳母黄宜人是矣。独有讲学一事不信人言，稍稍可憾，余者皆今人所未有也。我虽铁石心肠，能不慨然！况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耶！”（李贽《与庄继夫书》）六十八岁的李贽，既受朝廷与假道学者迫害之苦，又受家庭长期分离之痛，更受家人相继早他而去之伤。在李贽的子女中，既有溺死者，又有饿死者，并最终与夫人“临老各天，不及永诀”，这真让李贽欲哭无泪了。凄凉中的李贽以诗《哭黄宜人》来悼念爱妻。
（一）结发为夫妻，恩情两不牵。
今朝闻汝死，不觉情凄然！
（二）不为恩情牵，含凄为妆贤。
反目未曾有，齐眉四十年。
李贽为官期间，曾经历了嘉靖、隆庆至万历三朝。而这一时期正值明朝末期，政治腐败，宦官专权，土地兼并，赋税繁重，农民起义不断。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李贽十分怀念明太祖朱元璋时期的治国之道和繁荣景象。“我太祖高皇帝，盖千万古之一帝也。古惟汤、武，庶几近之……惟我圣祖起自濠城，以及即位，前后几五十年，无一日而不念小民之依，无一时而不思得贤之辅。盖自其托身皇觉寺之日，已愤然于贪官污吏之虐民，欲得而甘心之矣。故时时用兵，时时禁谕诸将，无一字而非恻怛，亦无一字而不出于忠诚，故天下士咸愿归而附之，而乐为之死也”（《续焚书卷一·小引》）。李贽称誉明太祖的目的在于他竭诚拥护处于上升时期又推行开明政策的封建政权；劝谏统治者心存社稷，顾念臣民，无时或忘小民的疾苦；更应思贤若渴，务得贤能以为辅。所以，李贽对当时社会潜伏的危机十分忧虑，叹说：
“呜呼！合是三者而观之，而后知我太祖高皇帝所以取天下之由矣。况自是而后，建文继之纯用恩，而成祖二十有二年则又恩威并着而不谬。仁宗继之纯用仁，而宣宗章皇帝在位十年则又仁义并用而不失。况正统十年之前，昭圣未宾，三杨犹在，尚行二祖三宗之政乎！则我朝仁义立国，爱民好贤，盖相继百有余年也，自古开创之君曷尝有此哉！”（李贽《史阁叙述》）李贽痛时政之浊乱，哀百姓之困苦，慨自身之力微，这种心情是常人所不能想像的。
在怀念圣明之君的同时，李贽对于历史上有过德政的清廉刚直之吏则满怀激情地倍加揄扬。李贽赞扬海瑞：“海令为母寿，市肉二斤矣，盖异之也。”“卒之日，贫无可给棺椁，士大夫醵金以殓”（《续藏书卷二三·海忠介公瑞》）。古往今来，清廉的官吏必然爱民，要爱民则必施仁政。贪官污吏充斥，国运岂能不衰？！
李贽对时尚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虚伪说教，对作为明代后期腐朽的官僚地主阶级辩护工具的“道学家”尤为愤恨。他自称：“不信道，不信仙释，故见道人则恶，见僧则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这些人满嘴仁义道德，实则男盗女娼。李贽痛斥他们为“鄙儒”、“俗儒”、“迂儒”、“腐儒”，指斥他们“言不顾行，行不顾言”，“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也”。
李贽借批判孑L子而将锋芒直指那些打着孔子的旗号，而其实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伪儒们。他们“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谈仁义自若也……展转反覆，以欺世获利……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焚书卷二·又与焦弱侯》）。这些假道学家们所言所行是与真正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德治”、“爱民利国”的精髓大相径庭的。有人论及李贽的思想：“其意大抵在于黜虚文，求实用；舍皮毛，见神骨；去浮理，揣人情。即矫枉之过，不无偏有重轻，而舍其批驳谑笑之语，细心读之，其破的中窍之处，大有补于世道人心。”
充分说明李贽的政治思想在于追求儒家思想的精华，借以维护封建统治。而其言行切中时弊，击中了那些貌似儒家，实则欺世盗名的假道学家们的要害。
李贽不仅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史学家。他撰着的《藏书》六十八卷，《续藏书》二十七卷，是他在史学方面的代表作。虽然两书的史实取材于历代正史、人物传记和文集，但却依照作者自己的观点对其中人物加以分类，细立名目，并撰写了叙论、专论或短评，从中反映了李贽的史学观和政治观。
李贽在《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中表示，要“颠倒千万世之是非”。他认为，世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实际上是顽固地坚持是非一成不变的僵死信条，所以“未尝有是非耳”。“人之是非，初无定质；人之是非也，亦无定论。无定质，则此是彼非，并育而不相害；无定论，则是此非彼，亦并行而相悖矣”。“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是矣”。所以，应当用发展、变化的观点去看待历史，并以此来叙述与评论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而表现出李贽所具有的卓越的史识。李贽在某些领域里还作了大胆的突破。例如，李贽在评论武则天时，一方面对其残杀唐朝宗室、夺取王位、伤害无数公卿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一方面又按史实记载了武则天的政绩：“太后虽滥以禄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称职者，寻亦黜之，或则加刑诛。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藏书·唐武才人》卷六十三）。李贽的这一评论基本符合史实，也是具有独到见解的。
李贽为官期间，以其才能和体恤下情、政绩卓着，受到百姓的拥戴。万历五年（1577年），李贽为云南姚安知府，有别于以前所任各种官职而能以自己的政见施治，仅仅三年时间，就把一个百事俱废、死气沉沉的姚安改变成百废俱兴、充满生机的礼义之郡。李贽“出为姚安知府，为政举大体，一切持简易，任自然，务以德化，不贾世俗能声；自治清苦，僚属、士民、胥隶、夷酋，莫不向化”（吴虞《明李卓吾别传》）。“贽日以道德教化。钥迪绳率，夷俗丕变”（沈铗《李卓吾传》）。当李贽“在官三年，自劾免归”时，“士民攀辕卧道，车不能发”（《云南通志·李贽传》）。李贽为官，同情民间疾苦，务以德治为宗旨，这可从他在云南时写的两副对联中窥见一斑：
从故乡而来，两地疮痍同满目；当兵事之后，万家疾苦总关心。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确如李贽自己所言。李贽虽为官并曾官至四品，然而却实在是“两袖清风”。李贽为官国子监时，其家属仍留在共城，受尽贪官污吏的欺凌。生活的磨难，官场的腐败，子女的相继离世，使李贽心灰意懒，“无宦意矣”（《卓吾论略》）。
李贽晚年事佛，年届六十二岁时来到麻城龙湖芝佛院落发，并在此后自称卓吾和尚。李贽事佛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他在《感慨平生》中叙述自己落发时的情形：“噫！我在此落发，犹必设尽计校，而后刀得临头。邓鼎石见我落发，泣涕甚哀，又述其母之言日：‘尔若说我乍闻之整一日不吃饭，饭来亦不下咽，李老伯决定留发也。且汝若能劝得李老伯蓄发，我便说尔是个真孝子，是个第一好官。’呜呼！
余之落发，岂容易哉！余惟以不肯受人管束之故，然后落发，又岂容易哉！写至此，我自酸鼻，尔等切勿以落发为好事，而轻易受人布施也！”可见，李贽落发是迫不得已的，是社会、人事将他逼到这种地步的。落发为僧，反映了李贽在与当时的假道学家、贪官污吏的抗争中身单力孤，表现了李贽面对围攻、迫害而决不屈服的凛然正气。李贽以一针见血的言辞，切中时弊的论道，使自己处处遭到排挤。“余惟以不受管束之故，受尽磨难，一生坎坷，将大地为墨，难尽写也”。可见李贽遭受迫害之深重。李贽为官，“司礼曹务，即与高尚书、殷尚书、王侍郎、万侍郎尽触也……最苦者，为员外郎不得尚书谢、大理卿董并汪意……余安得免触耶？
又最苦而遇尚书赵。赵于道学有名。孰知道学益有名而我之触益又甚也！最后为郡守，即与巡抚王触，与守道骆触”（李贽《感慨平生》）。从李贽的自述中可以想见，李贽简直岁无宁日，处处碰壁，无处栖身，于万般无奈中才将事佛作为最后的归宿。“今我亦出家，宁有过人者，盖大有不得已焉耳，非以出家为好而后出家也，亦非以必出家乃可修道然后出家也”（李贽《感慨平生》）。
李贽把落发事佛作为逃祸避害的方式。然而，出家后，李贽并没有放弃斗争，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假学者们也并没有放过对李贽的迫害。
李贽在麻城芝佛院的生活持续了二十余年之久，虽“旦暮且死，尚置身册籍之中，笔墨常润，砚时时湿”（李贽《释子须知序》）。这一时期，李贽“一点撺自足天下万世之是非，而一咳唾实关天下万世之名教，不但如嬉笑怒骂尽成文章已也。盖言语真切至到，文辞惊天动地”（汪本钶《续刘李氏书序》）。
李贽的言论被统治阶级及假道学家、假儒学者视为“洪水猛兽”、“邪端异说”，他们千方百计排挤、迫害李贽。
李贽为官时即处处遇“触”。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二十九岁的李贽为共城教谕，与上司、同僚之间的关系是“道不同，不相为谋”，时时发生抵触。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李贽做国子监博士而迁至南京，因父死服丧三年。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李贽补礼部司务。由于李贽为官清廉，几近生活无着，他的妻子儿女只有靠朋友资助才得以生存。然而李贽认为，物质生活的贫困算不了什么，精神上的贫困才是真正的贫困。“吾所谓穷，非世穷也。穷莫穷于不闻道”。李贽深研王守仁（阳明）理学，“五载春官，潜心道妙”。其结果，使李贽进一步看清了那些假儒学者、假道学家们的真面目。
万历十六年（1588年），李贽第一部着作《初潭集》完成。所以称“初潭”，乃因“初落发龙潭”而名。万历十八年（1590年），李贽诗文集《焚书》在湖北麻城问世，更加引起反对派的仇视。
户部尚书耿定向发动门徒，并雇用流氓，以“左道惑众”的罪名，发动对李贽的驱逐和迫害，“顾持论与定向不合，两家门徒标谤角立”。其结果，李贽不得不离开龙潭到武昌，“髡首日游巷陌，人人骇异，谤声四起。郡守与兵宪谓其左道惑众。捕持之急，乃去衡州，过武昌”（《泉州府志·文苑传》）。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年届七十的李贽斗志愈老弥坚。他曾说：“天幸生我大胆，凡昔人之所忻艳以为贤者，余多以为假，多以为迂腐不才而不切于用；其所鄙者，弃者，嗤且骂者，余皆以为可托国托家而托身也”（《焚书·读书乐》卷六）。而此时，又有人欲以“大伤风化”的罪名，想递解李贽回福建。对于如此威吓，李贽丝毫不放在心上，“大抵七十之人，平生所经风浪多矣。平生所贵者无事，而所不避者多事。贵无事，故辞官辞家，避地避世，孤孤独独，穷卧山谷也。不避多事，故宁义而饿，不肯温饱；宁屈而死，不肯幸生”（《续焚书·与城老》卷一）。
饱经风霜的李贽对各种磨难已经达到忘我之境界，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泰然处之。“窃谓吏道欲以法治我则可，欲以此吓我则不可。夫有罪之人，坏法乱法，案法不究，诛之可也。我若告饶，即不成李卓老矣。若吓之去，是以坏法之人而移之使毒害于他方也，则其不仁甚矣！他方之人士与麻城奚择焉？故我可杀不可去，我头可断而我身不可辱，是为的论，非难明者”。
统治阶级及假学者见恐吓不成，便要诉诸武力。“会冯应京为楚佥事。毁龙湖寺，置诸从游者法”（《泉州府志·文苑传》。这样，李贽失去了寄身之地，“不能安其身于麻城，闻檄被驱，狼狈以避”（马诚所《与当道书》）。最后，李贽投奔到知交马诚所处。李贽年愈七十，“风烛残年，孔大圣人所谓‘老者安之’，而硕毁其庐，逐其人，并撤其埋葬此一具老骨头之塔，忍令死无葬所而不顾，此岂古今之势异哉？”
李贽已然考虑到自己最坏的结局，并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盖人生总只有一个死，无两个死也”。但怎样死？是庸庸碌碌，还是有所作为？李贽用自己不屈的行动，一生的抗争，做了明确地回答：“有名而死，孰与无名？智者自然了了”（李贽《与耿克念》）。正因为如此，李贽显得那样超然，那样与众不同。李贽大胆揭露、针砭时弊、锋芒毕现的做法，连他自己的朋友也不能理解，“既已觑破，实不与1日时公案同，如何敢以语人也”（《藏书·序》）。“以故特书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后尔……则见其包罗千古，鉴别众形。古昔哲后硕辅，名儒大将，意念深沉，事功彪炳，以及篡逆不道之伦，伎艺讽谏之类，靡不悉载。中国治乱兴败，贞佞贤奸，一从胸怀点缀以出，品骘区别，据事直书，真可谓断自本心，不随人唇吻者也”（《藏书·序》）。
万历三十年（1602年），七十六岁的李贽遭到礼部给事中张问达的弹劾。无中生有的诬陷，使李贽因此被投之于狱。“不受管束”的李贽无法忍受这种卑鄙的陷害，“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李贽《五死篇》）。
这个一往无前的斗士战斗到了最后一刻，用独特的方式——自杀作为抗争，以此殉自己的学说，并表明自己的坚强不屈。
在李贽看来，“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复生，犹逝之不可复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伤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则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则逝可以无伤矣。
故吾直谓死不必伤，惟有生乃可伤耳。勿伤逝，愿伤生也”（李贽《伤逝》）。
李贽下狱后，其友马经伦为其辩冤：“卓吾先生之素行何如也？宦游二十余年，一介不取，清标苦节，人所难堪。
海内荐绅，谁不慕悦？夫以如是人品，如是操履，而以逾闲荡检之事诬之，亦大不伦矣。”
“至于着述，人各有见，岂能尽同？亦何必尽同？有同有异，正以见吾道之大，补前贤之缺。假使讲学之家，一以尽同为是，以不同为非，则大舜无两端之执，朱陆无同异之辩矣。”
“先生为官弃官，有家弃家，有发弃发，盖其天性孤峻，直行己志，老来任便，有何不可？世之人甘一官若饴，数日不近妇人若死，甚至涂抹须发，外以求怜上官一日之容，内以取媚姬妾半刻之欢。习以成风，贤者不免。其视先生之素行，愧乎不愧乎？”
“今先生七十六岁，形容憔悴，动履艰涩，病免垂绝，豫草遗言；不佞见今营葬潞水之西，此通国人士，所共见也。先生业已无意于人世，又何意于都门？乃过虑先生人都，而以勾引士女为词乎？无论勾引非所以论先生，都中士女果一七十六老丑病夫所能勾引否耶……既以着书为先生罪，又以淫纵为先生罪。既日晚年削发，又日勾引妇女，不亦自相矛盾乎？此真可笑之甚矣！”（《与李野麟都谏转上肖司寇书》）可见，统治阶级和假学者们对李贽简直害怕、痛恨至极，以致诬陷、迫害不择手段，竟言七十六岁高龄且落发的“老丑病夫”去“勾引妇女”，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
李贽死后，马经伦将李贽尸体葬于通州北门外马氏庄迎福寺侧，“冢高一丈，周列白杨百余株”。那傲然挺立的白杨，不正象征着李贽勇斗不羁、坚强不屈的品格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