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封侯的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年），字元素，号自如，广东东莞县人。
明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袁崇焕赶赴乡试来到桂林，瞻仰独秀山的雄姿，于触景生情中吟诗一首：
玉笋瑶簪里，兹山独出群。
南天撑一柱，其上有青云。
表达了自己要做“南天一柱”、报效国家的青云之志。但是，袁崇焕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科举制度的桎梏中蹉跎而过的。他虽然二十三岁时便中举，但之后的会试却屡试不第，“八千怜客路，三十尚儒冠”（袁崇焕《率性堂诗集·下策》），直到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春才得中进士第三甲第四十名。
兴奋中的袁崇焕踌躇满志，赋诗明志。
战罢文场笔阵收，客途不觉遇中秋。
月明银汉三千里，歌碎金风十二楼。
竹叶喜添豪士志，桂花香插少年头。
嫦娥必定知人意，不钥蟾宫任我游。
此时的明王朝已是千疮百孔，江河日下，面临着严重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
明朝宣德以来，吏治已渐趋腐败。“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贪污成了官场积习，连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亦贪纵无忌”。而作为统治权力核心的内阁，更是互相倾轧。
宦官干政，左右皇帝，并插手司法、总领京军等。
明中叶后，土地高度集中。皇帝带头，皇庄林立。同时，官僚缙绅也通过各种手段兼并土地。与此相反，农民负担日益加重，不堪忍受的农民相继在全国各地举行了大规模的起义。
在位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钧荒淫无度，自万历二十年（1592年）起不视朝政，却对搜刮民脂民膏乐此不疲。为满足自己的贪欲，在后金大举攻明的时候，神宗以“辽饷”的名义，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至四十八年（1620年）连续加增田赋，征收计白银五百二十万两，致使百姓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在明王朝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日益衰败的时候，居住在我国黑龙江、松花江流域的古老民族——满族逐步崛起了。
努尔哈赤生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59年），是建州女真苏克素浒河部首领塔克世家中的长子。其祖父觉昌安与其父塔克世均曾任明朝建州左卫指挥使，在女真各部中颇有名望。
当时的女真分为建州、海西、野人三大部，每部之内又分为若干个小的部落。努尔哈赤所属的建州女真包括建州五部～—苏克素浒河部、完颜部、董鄂部、哲陈部、浑河部和长白山三部——鸭绿江部、朱舍里部、讷殷部。各个小部落的各族姓自主建立城堡，各自为政，相互间动辄兵戎相见，骨肉相残。
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明辽东总兵李成梁在平灭了公开叛明的王杲（努尔哈赤的外祖父）后，为绝后患，率兵攻打王杲之子阿台、阿海据守的古勒寨。阿台之妻为觉昌安的孙女，是努尔哈赤的伯父礼敦之女。觉昌安见古勒寨陷入重围，恐孙女遭遇不测，便与其子塔克世前往古勒寨。明军攻人古勒寨后，尽杀城中老少，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也被乱军误杀。
随后不久，为报祖、父被杀之仇，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五月，愤然以“遗甲十三副”起兵，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各部，在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县西老城）登基称汗。万历四十六（1618年）年，努尔哈赤举行告天仪式，列举了对明朝的“七大恨”：“我祖、父无端被明边吏所害为一恨；明军犯我边界，卫助叶赫为二恨；负前盟，拘我使臣、杀我臣民为三恨；以兵越境，助叶赫，使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为四恨；我臣民在自己疆土耕田艺谷，明廷不容收获，遣兵驱逐为五恨；偏袒叶赫，对我肆意欺辱为六恨；逼我使已归服的哈达国复国，抗天意为七恨。”自此，努尔哈赤举起了反明的大旗，大举攻明。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得中进士后的袁崇焕被授邵武知县。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厄塞情形，以边才自许”。
一个偶然的机会使袁崇焕迈进了兵部的大门。天启二年（1622年），袁崇焕进京述职。御史侯恂了解到袁崇焕谙熟兵事，以通晓边塞战事着称，而且对于战事方略颇有见地，便奏请朝廷破格提拔袁崇焕。侯恂认为：“广宁（今辽宁北镇）不守则山海关震撼，山海关不固则京师动摇，保卫山海关就是保卫京师的门户。戡祸定乱必须依靠谋臣猛将。正在京师朝觐的邵武知县袁崇焕才可堪用，应予破格留用。”这样，三十八岁的袁崇焕被授予兵部职方司主事，官至六品。
官职虽低，却使袁崇焕得以专心研究历任主辽大臣的战守方略。他认为，接任杨镐为辽东经略的熊廷弼的“以守为战，坚守渐逼”的积极防御战略是切实可行的，只是由于受到朝中一些人“只守不攻”的责骂而被迫离职，接替熊廷弼的袁应泰盲目出兵，兵败自杀，才致使后金席卷辽河以东，于泰昌元年（1620年）相继攻占了沈阳、辽东首府宁远，并且将都城由萨尔浒迁到辽阳。
辽阳新都的建设已具规模，努尔哈赤思虑辽阳西有明军对峙，北有虎视眈眈的蒙古，东邻暗通明朝的朝鲜，东南有来自海上皮岛（也称东江岛，即今椴岛，位于朝鲜西朝鲜湾内）明将毛文龙的威胁，决定再次迁都。天启五年（1625年）三月，仅用一天一夜时间，后金国都便又迁至沈阳。随后，即着手将辽阳八角殿的建筑构件拆下，移至沈阳后重新组装，并另外建造了八旗衙门。不到一年时间，汗王殿与八旗衙门同时落成（即今沈阳故宫大政殿与十王亭）。
辽、沈失陷后，熊廷弼虽然被再度起用，朝廷却又派素不习兵、依附阉党的王化贞为巡抚。努尔哈赤利用熊、王二人守战不一的矛盾，发兵渡辽河西犯，攻占辽西重镇广宁，占领辽西大片土地，迫使明军退守到山海关附近。为此，京城大哗，人心惶惶。
天启元年（1621年）二月，兵部给事中蔡思允描述辽东战败后的情景：“山海一关，只有残兵五万，皆敝衣垢面，一带城垣，低薄塌圮。溃卒、难民聚集此如斗之城，互煽互惊，立见乌合兽散之势。”为拯救颓势，蔡思允力荐袁崇焕：
“访得原任辽东兵备阎明泰、新任兵部主事袁崇焕，皆饶有才略，宜勒令分任榆关（即今山海关）。”袁崇焕自己也跃跃欲试。他在自己单骑巡视山海关后，请战道：“只要给我充足的军马钱粮，我一人完全可以守住山海关。”于是，袁崇焕被升任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关监军，协助王在晋主辽。同时，朝廷拨给袁崇焕二十万银以招募士卒，扼守山海关。袁崇焕在《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中表示：“誓不以身蒙速进之耻”，“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这样，袁崇焕开始了他第一次镇守边关的五年半军旅生涯。他匆匆上路，马不停蹄，恨不得插翅立刻飞到边关，筹措御敌大计，以报朝廷“速进”之恩，以解辽东百姓倒悬之苦，以建流芳百世之功。尽管他也晓得古往今来，建功者必遭朝臣忌妒，更何况阉党魏忠贤把持朝政，百般掣肘，陷害边将。但此时，三十八岁的袁崇焕正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没有料到，预防魏忠贤阉党奸佞的暗算比御寇更艰难百倍；他更没有想到，此行正是他八年之后蒙受不白之冤、惨遭杀害的开始。
袁崇焕认为，若保关内，必守关外；若保关外，必守宁远（今辽宁兴城）。宁远居于山海关与锦州之间的要冲之地，广宁失守后，宁远就成为山海关的屏障，又是锦州的后方。
同时，宁远东近海中的觉华岛可设水师，屯粮秣，同宁远互为犄角。因此，宁远到锦州的防线不可轻弃于敌。袁崇焕将这种想法发展成为“用辽人守辽土，且守且战，且筑且屯”的以“辽土养辽战”的战略。袁崇焕的想法得到宁远兵败后被起用的兵部尚书孙承宗的支持。孙承宗奏请朝廷，将刚愎自用、固执己见的辽东经略王在晋调离，并自荐前往辽东督师。袁崇焕在孙承宗的支持下全力整饬边备，重建宁远城。
经一年筑成的宁远城成为辽西防线的中坚。袁崇焕曾说：
“我在宁远，长安可高枕而卧也。”同时，袁崇焕以锦州为中心，修建了锦州、大凌河（今辽宁锦县东四十里）、小凌河（今辽宁锦县东南三十里）、松山（今辽宁锦县南）、杏山（今辽宁锦县西南）及右屯（今辽宁锦县东七十里）诸要塞，将明军防线向前推进了两百多里，使宁远变成明军的后方，初步稳定了辽东战局。到天启五年（1625年）夏，经过短短三年时间，在残破的关内外四百里土地上，构成了以锦州、宁远为重点的关外防线，使得后金无机可乘。袁崇焕尽职尽责，公而忘私，即便是天启三年（1623年）父亲亡故也没有回家居丧，依然勤守边事，受到边关将士的敬仰与信赖。
天启五年（1625年）十月，一向支持和帮助袁崇焕，督理山海关及蓟、辽等处军务的孙承宗因不满魏忠贤专权，遭到阉党攻击而解甲归田，魏忠贤的党羽高第出任辽东经略。
高第贪生怕死，坚持消极防御，一到任，就命令从锦州到宁远关外诸城守军立刻撤到关内。袁崇焕坚决反对，认为“诸城已复，怎能轻撤？锦、右动摇则宁、前震惊，关门也失去保障。现在只须择良将守土，必无他虑”。高第不予采纳，于是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说：“我是宁前守将，当与宁远共存亡。如撤宁远守军人关，我绝不入，独卧孤城以当后金！”高第无奈，舍宁远而去。努尔哈赤见明军经略易人，只留宁远孤城，以为有机可乘。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亲率十三万八旗军，号称二十万，将宁远城围个水泄不通。
袁崇焕早已探明后金动向，并做好了战前准备：一是坚壁清野，分兵把守；二是战前动员，赏罚分明；三是察捕奸细，全民参战。袁崇焕歃血为誓，向全军申明：“我誓与城共存亡，望将士与本官共存亡。”在他的激励下，全体一万多名将士义气昂然，同仇敌忾。
努尔哈赤围城后，致书袁崇焕，劝其献城投降，“尔等此城，吾以二十万军来攻，破必矣。城内官若降，吾将贵重之，加豢养焉”。袁崇焕不为所动，回复道：“汗何故遽加兵耶？锦、宁二城汝国既得而弃之，以所弃之地，吾治而居，宁各守其地而死，讵肯降即。且汗称来兵二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我亦不以来兵为少也。”随后，袁崇焕令守城将士以红夷大炮轰击后金大营。努尔哈赤亲自督战，命备战车、云梯攻城。后金兵蜂拥而上，却是非死即伤。经过两天激战，宁远城依旧屹立，后金兵却伤亡五百余人，连努尔哈赤也受了伤，不得不退回沈阳。宁远大捷使努尔哈赤不得不哀叹：“我自二十五岁起兵，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料今日一小小宁远城的袁蛮子竞让我吃了大亏，真真可恨可恼。”此后，努尔哈赤悒悒不欢，同年七月患痈疽身亡。宁远大捷是明朝对后金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打击了后金的锐气，保卫了山海关的安全。
当初，朝廷接到警报时，廷臣商讨不出救援之策，高第也拥兵十一万于山海关坐视不予支援，朝廷与山海关诸将皆以为宁远必失。等到大捷消息传来，举朝大喜，降旨嘉奖有功将士。不久，高第被革职，辽东停经略不设，提升袁崇焕为右佥都御史，将关内外防务尽属袁崇焕。
宁远大捷后，广东的家乡来人看望袁崇焕。临别时，袁崇焕作了《边中送别》诗一首，以表明自己的心志：
五载离家别路悠，送君寒浸宝刀头。
欲知肺腑同生死，何用安危问去留？
杖策必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
故园亲侣如相问，愧我边尘尚未收。
全诗的字里行间，充溢着袁崇焕的报国之心。
不久，朝廷又恢复了辽东巡抚之职，令袁崇焕任之，却又派魏党宦官刘应坤、纪用为监军。袁崇焕十分不满，多次上书请免二人，反而更遭魏党嫉恨，又命王之臣专督关内，袁崇焕负责关外。袁崇焕这才真正感到阉党掣肘、廷臣猜忌的厉害。为此，袁崇焕上书皇上，恳请体察他的忠心与苦衷。他说：“陛下以关内外分责二臣，臣以为守辽方略不外以坚壁清野为主，伺机反击为辅。臣不担心敌寇，唯虑内。
自古建功者必遭众忌。因此，守土镇边之臣怨不深而功不显，罪不大则业不成，请圣上与大臣能从现在起就明察此理。”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年）八月十二日清晨，后金国为死去的努尔哈赤举行出殡仪式。同年九月初一，努尔哈赤的四子、三十五岁的皇太极登上汗位，并诏定次年为天聪元年。此时的后金国并不稳固。在内部，由于连年战争，致使辽东地区人口锐减，土地大量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同时，努尔哈赤当政时采取的压制汉人的政策，引起了汉民的强烈不满，导致汉人纷纷逃亡，暴动事件也时有发生。在外部，后金国处于明朝、蒙古、朝鲜的包围之中，后金尚无力四面为敌。为此，皇太极在内部对汉人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抚政策，在外部对蒙古和朝鲜采取“抚驭”政策，而对明朝则采取边议和边进攻的策略，以积蓄力量。
天启七年（1627年）正月，后金入侵朝鲜。袁崇焕趁其无力西犯之机，重点修筑了锦州、中左、大凌河之城，借以形成包括宁远在内，以外四城为重点的四百里防线。同年五月，皇太极率军进犯辽东，先陷大凌河，又急攻锦州。袁崇焕在宁远坚壁固守，派精兵偷袭敌军，双方恶战多日。皇太极无计可施，被迫退回沈阳。皇太极出兵不利，于恨恨中骂道：“这个袁蛮子果然厉害，怪不得先考也吃了他的亏。此人不除，怎能争得大明江山！”但是，皇太极没有料到，宁锦大捷却使袁崇焕落得了一个辞职的结局。魏忠贤因他不依附自己之故，指使党羽弹劾袁崇焕“假吊修款，设策太奇”，且“不救锦州，暮气难鼓”。天启七年（1627年）七月，袁崇焕被迫告病乞休，从而结束了他五年半第一次戍守辽东的生涯。
功名劳十载，心迹渐已违。
忍说还山是，难言出塞非。
归乡路上，袁崇焕百感交集。当年请缨出塞，何等壮心？六载奔波，一生危险，敌战于外，谗构于内，到头来落得这般下场，实在寒彻壮士之心。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熹宗崩，其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
崇祯帝执政的第一件事就是诛杀魏忠贤，清除阉党。崇祯元年（1628年）四月，朝廷降旨授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管登州、莱州、天津军务。四十四岁的袁崇焕，从第一次主辽经历和熊廷弼、孙承宗两位前任都受制于朝内廷臣猜忌而致使制辽功亏一篑的教训中深切地感到，要想制辽，必须取得皇上的绝对信任。为此，他两次求见崇祯，启奏说：“辽东兵事，不易处置，陛下委臣重任，臣安敢推辞！但求五年之内，户部按时发粮饷，工部运器械，吏部善用人，兵部及时调兵遣将，朝廷与边关相互协统，方能克敌制胜。”并进一步言道：“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但调众口不足。一出国门，便远去万里。忌能妒功，大有人在。此等之人不是以权制约于臣，就是以意见乱臣谋。”崇祯感到袁崇焕说的是肺腑之言，劝慰道：“爱卿无虑，朕自主持，浮言不听。”同时，传旨收缴辽东诸将尚方剑，专授袁崇焕，令他便宜行事。
袁崇焕见皇上如此信任，越发感动，索性将其战略、心中疑虑和盘托出：“恢复辽东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人养辽人，守为正着，战为奇着，和为旁着之说。
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驾驭边臣与朝臣方法相异。军中可惊可疑之事颇多。愿皇上以成败考察愚臣，不必拘泥一言一行之小蔽。事任益重，招怨必多。有利于封疆守土之大计，皆不利于守土之臣。况且东虏亦可以离间之计陷害守土边臣，故封疆边臣实在难为。陛下爱臣知臣，臣何必过分疑惧，但其中危险，不敢不告。”十分可悲的是，袁崇焕对自己作为“守土边臣”而“东虏亦可以离间之计陷害”的预言不幸而言中。也正是满口允诺的崇祯帝在两年后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亲自下令处死袁崇焕。
袁崇焕离辽年余，辽东形势已时过境迁。锦州等城不战而弃，宁远、锦州相继兵哗，士气低落，军纪松弛。更有甚者，驻守在西朝鲜湾内的东江岛上的守将毛文龙，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暗中与后金勾结，蓄意降清。袁崇焕只好采取守、战、和并用，缓图渐进的战略。
袁崇焕此次督师辽东，经过努力，统一了辽东及登、莱二州及天津的军制与政令，合为四镇，共有军士十五万余人，战马八万余匹。整治后的辽东防线固若金汤，使后金无隙可乘。在整肃军制中，袁崇焕处理毛文龙一事，显示了他过人的胆量与智谋。
袁崇焕到任后，鉴于毛文龙的种种劣行，提出改编东江军制，加派文臣监军，被毛文龙拒绝。袁崇焕遂借邀毛文龙观兵习射之机，擒杀了毛文龙。
崇祯二年（1629年）正月，后金皇太极致书袁崇焕，要求恢复中断的议和谈判，这也是双方暂时的共同愿望。皇太极新近兵败宁远，军民沮丧；诸贝勒争权，宝座不稳；连年战争，物品缺乏。袁崇焕也想利用这段时间，加强各方面的战略部署。但是，由于崇祯初即位，急欲励精图治，群臣也翘首辽东，急盼胜利捷报，而不知整顿辽东尚需时日。皇太极遣使致书明朝宁远巡抚袁崇焕。书中强调：后金与明朝的争端始于“七大恨”，但责任在于明朝廷。如果两国欲修好，明廷应赠给后金国黄金十万两、白银一百万两、缎一百万匹、布一千万匹作为补偿。之后，两国通使往来。后金每年向明廷献东珠十颗、貂皮一千张、人参一千斤，明朝则应以黄金一万两、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作为回赠。否则，即视明廷为欲战不欲和。这种苛刻的无理要求遭到明朝的拒绝。
事隔不久，皇太极再次致书袁崇焕。皇太极在书信中降低了议和的条件：首先，后金向明廷称臣，但不能与明臣并列；其次，后金将上次致信中的索赔条件减半，并以东珠十颗、黑貂皮两张、玄狐皮十张、貂皮两千张、人参一千斤作为回报。两国通好后，明廷每年供给后金黄金一万两、白银十万两、缎十万匹、布三十万匹。后金每年向明廷进献东珠十颗、人参一千斤、貂皮五百张。对此，袁崇焕回复皇太极：“议和非一言可定也。”由于明廷态度强硬，议和最终成为泡影。
议和不成的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29年）十月再次攻明。由于袁崇焕的辽东防线无机可乘，皇太极便避开山海关，绕道蒙古，从长城喜峰口偷袭人关。
由于明朝山海关以西地区防卫十分薄弱，加之对后金军的突袭没有准备，致使后金军长驱直入。在后金军兵围遵化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前往救援，被后金贝勒阿济格斩于马下。遵化巡抚王元雅自缢而死，遵化城陷落。过关斩将的后金军势如破竹，直逼明都北京。
袁崇焕闻讯，督军追赶。皇太极率兵至蓟州（今属天津）时，袁崇焕已抢先抵达。皇太极知道“袁蛮子”的厉害，未与袁崇焕正面交锋，绕道西进，于通州（今属北京）安营扎寨。
袁崇焕尾随追击，并欲直接人京护驾。当时，北京城内已有“袁崇焕引金兵入京”的谣言，因而朝廷下令不准袁崇焕回师京城。但是，袁崇焕救驾心切，竟直返京城。后金军一路无阻，也直抵北京城下。
袁崇焕的部将们担心，军队没有朝廷的命令而直趋京城会遭到猜忌。袁崇焕说：“皇上有急，哪里还顾得那么多，如能解难，虽死无憾。”崇祯听说袁崇焕救驾已至，深感欣慰，御旨犒赏，并命各路勤王之军统归袁崇焕调度。
皇太极讨不到便宜，叹息道：“袁蛮子在一日，我们愁一日，先要设法除掉此人。”不久，崇祯就收到了守城军士呈上的两封书信，上有“满洲国主致袁督帅麾下”字样。生性多疑的崇祯不禁大吃一惊，连忙细看，内容无非是双方议和，但又写得模模糊糊，暖昧不明。崇祯心中顿起疑团，为了慎重起见，命亲信太监出城查访。其中的两名太监被后金兵捕获，“偷听”到袁崇焕已同意议和、明晨后金军退兵五里下寨云云。两名太监“逃回”禀明崇祯。第二天，崇祯闻报后金兵退后五里下寨，便认定袁崇焕通敌无疑，遂以“议饷”为名，召回袁崇焕，且不由袁崇焕申辩，即令逮捕下狱。
袁崇焕被捕入狱，魏忠贤遗党落井下石，“为逆党报仇，见崇焕下吏，遂以擅主和议、专戮大帅二事为两人罪”（另一人指钱龙锡）（《明史·袁崇焕列传》）。阉党余党温体仁在上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奸辅（钱龙锡）、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欧陂渔话·温体仁家书》卷四）。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袁崇焕被磔杀。可怜他“身中清白人谁信，世上功名鬼不知”（袁崇焕《题壁》）。临刑前，袁崇焕口占一绝：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表达了这位足令八旗军胆寒的抗清名将最后的遗憾。
明朝主辽封疆大吏被杀，袁崇焕是第五个。天启初年、崇祯初年，两位辽东巡抚李维翰、王化贞相继被杀；天启五年、崇祯二年，两位辽东经略熊廷弼、杨镐先后伏法。对于他们的身死，百姓多少尚怀有一种极为矛盾的悲愤之情。丧师失地，理应问斩。但是，他们毕竟是为国效力不当而伏法身死，人们在悲愤之中不免夹带着同情。然而，人们面对处死袁崇焕这个“通敌卖国”大臣的看法却不一样。京师朝野、士绅百姓全无丝毫的怜悯，皆日袁崇焕可恶、可恨、可杀，即使将其千刀万剐、亲食其肉也不解心头之恨。所以，临刑当日，京城西市的法场早早就挤满了欲睹一快的士绅百姓，人们里三层、外三层，把法场围了个水泄不通。
令围观的人们更为气愤的是，被押人刑场的袁崇焕丝毫没有认罪伏法的愧意。相反，袁崇焕却是昂首挺胸，凝目远望，牙关紧闭，旁若无人，紧锁的眉宇间透着几分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当监刑官发出行刑的命令时，只见袁崇焕突然挣脱押解的士兵，用尽全身力气，仰天长啸。其声之大，其势之壮，一时盖住了围观者的喧哗，仿佛向主宰万物的神灵倾诉自己无比的悲愤，好似冥冥天宇也包容不下他心中无限的冤情。
可是，袁崇焕的这番举动更激起了人们的义愤。围观者群情激昂，齐声高喊：“剐死他，剐死他。”随着人们的喊声，刽子手手起刀落，从袁崇焕身上割下了第一块肉。只见袁崇焕怒目圆睁，面不改色。在连续被割下几块肉之后，袁崇焕身上已是血流如注。在愤怒的人潮面前，刽子手不敢像以往那样过早地结束犯人的性命，只得一刀一刀地先割袁崇焕的非要害处，以解百姓心头之恨。就这样一直割了半日才行刑完毕。行刑的刽子手割至最后，不得不佩服袁崇焕的肝胆，袁崇焕在整个凌迟过程中未发出一声“但乞速死”的乞求之声。使刽子手吃惊的是，袁崇焕已死，但围观的人群仍不肯散去，并争先恐后地欲买袁崇焕的肉食之。因要买肉者实在太多，只得一人用银一钱，购得手指头大小的一块肉。
一会儿功夫，凌迟下来的袁崇焕的肉就全部卖光了。买到肉的人一边生食人肉，一边大骂“卖国贼”，仿佛吃了“袁逆”的肉以后，大明从此就国泰民安了。
袁崇焕这一冤案，直到清代撰修《明史》时，其中披露了皇太极反间计一事之后，才得以真相大白。
几百年来，袁崇焕“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鼓舞和激励着无数爱国的仁人志士。人们在北京龙潭附近和广东会馆修建了袁督师祠，以表达对他的景仰和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