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在禁烟的林则徐
林则徐（1785～1850年），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埃村老人、埃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福建侯官（今福建福州沙白镇）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进士。林则徐“少警敏，有异才”，四岁起接受私塾的启蒙教育，十二岁时通过县试，并取得了府试第一名。第二年，林则徐参加科试，中秀才，之后进入当时福建的最高学府——鳌峰书院读书。年轻时的林则徐十分注意经世致用之学，“盖究心经世学，虽居清秘，于六曹事例因革、用人行政之得失，综核无遗”（《林文忠公事略》）。
不为君王忌两宫，权臣敢挠将臣功。
黄龙未饮心徒赤，白马难遮血已红。
尺土临安高枕计，大军河朔撼山空。
灵旗故土归来后，祠庙犹严草木风。
这是林则徐二十四岁时拜谒抗金名将、民族英雄岳飞祠时所写的《汤阴谒岳忠武祠》。林则徐以诗言志，在对岳飞抗金事业的功败垂成表达无限痛惜的心情的同时，也充分表明了自己要像岳飞那样报效国家的崇高志向。
林则徐初入仕途便显示了非凡的才智和实干精神。在杭嘉湖道任上时，“修海塘，兴水利”；道光二年（1822年），在江苏按察使任上时，“治狱严明”；道光十一年（1831年）七月任江宁布政使，“一岁之中，周历三省，所至贪墨吏望风解绶。疆臣重其才，皆折节倾心下之”；道光十一年（1831年）十月被提升为河东河道总督，治理黄河；第二年调为江苏巡抚，赈饥济民，“奏免逋赋，筹抚恤”。可见，林则徐“所莅治绩皆卓绝”（《清史稿·林则徐列传》）。
然而，林则徐一生中最光辉的业绩则是禁烟抗英。禁烟运动是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伟大壮举，也使林则徐成为中国历史上抗击外国侵略的先驱。
19世纪40年代，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在封建制度的束缚下，在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中，不思进取，致使有着几千年文明史的悠久之邦仍处于封建制度下，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此时的清王朝已走过了它的强盛时代而步入末路，吏治腐败，贿赂公行，贪污成风。嘉靖初期查抄大学士和坤的家产，获财产折银两亿两千多万两，相当于清政府近五年的收入总和。所以，时有“和坤跌倒，嘉庆吃饱”之说。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大量自耕农不断丧失土地沦为佃农。农民则受到苛捐杂税的沉重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这种情况下，阶级矛盾日趋激化，起义连续不断。嘉庆元年（1796年）至嘉庆九年（1804年）爆发了白莲教起义，遍及湖北、四川、河南、陕西、甘肃等省，参加者达数百万人。嘉庆十八年（1813年）爆发了天理教起义，遍及河北、山东各省，并曾一度袭人皇宫之内，是“汉、唐、宋、明未有之事”，起义“扰及宫禁，传之道路，骇人听闻”。起义沉重地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在清政府摇摇欲坠之际，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侵略爪牙指向了中国。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进行了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及随后的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伴随这一发展，是在世界各地寻找殖民地。16世纪初，以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为首，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美国、沙俄等一系列资本主义列强都把殖民矛头指向中国，先是以“互市”贸易为借口，为弥补贸易上的逆差，竟无耻地将鸦片输入到中国。从嘉庆五年（1800年）到道光元年（1821年），各列强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为四千至五千箱，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到道光十九年（1839年）则年平均输入高达三万五千箱以上。清政府因购买鸦片而付出的白银，从道光七年（1827年）开始，每年都在一千万元以上，道光十七年（1837年）竞达两千多万元。更为严重的是，吸食鸦片使人体力日衰，意志萎靡，甚至丧失生命。西方列强在中国利用鸦片制造一批批的“东亚病夫”。
时人包世臣说：“（鸦片）其始惟盛于闽、粤，近则无处不有，即以苏州一城计之，吃鸦片者不下数十万人。”可见，鸦片的危害已经十分严重。
面对内忧外患，地主阶级中不乏有识之士。龚自珍对时政提出了警告：“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龚自珍《乙丙之际着议第七》）极力倡议改革。
清廷内部在鸦片问题上分成弛禁与严禁两派，争吵不休。以鸿胪寺卿黄爵滋为首主张严禁鸦片。面对烟毒泛滥，白银外流，清政府财政日窘的状况，黄爵滋指出：“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病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为此，“必先重治吸食”。而以直隶总督琦善为首的弛禁派却强烈反对禁烟，认为“凡吸食者，治以斩决”，“此真断断乎其不可行者也”。
林则徐坚决支持黄爵滋的主张，认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鸦片贻害于内地，如病人经络之间，久为外邪缠扰，常药既不足以胜病，则攻破之峻剂，亦有时不能不用也”（《林则徐集·奏稿》），指出“衙门中吸食最多”，且“皆力能包庇贩卖之人”。同时，自鸦片猖獗以来，“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包庇可知！即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林则徐集·奏稿》）。为敦请道光帝早日做出最后决策，林则徐毅然密秦道光帝以陈述利害：“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盗，不亟为计”（《林则徐集·奏稿》）。并告诫道光皇帝：“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清史稿·林则徐列传》）。道光皇帝被林则徐的话深深打动，于道光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1838年11月9日）命林则徐觐见商议对策，先后“召对十九次”。林则徐的禁烟建议得到道光帝的支持。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授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加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衔，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所有广东水师兼归节制。
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1839年3月10日），林则徐抵达广州。为摆脱当时官场中的腐败现象，林则徐手书一则告示，将其悬于辕门之上，以儆世人：“本部堂奉命来粤，现驻扎省垣。公馆一切食用，均予自行买备，不收地方供应。所买物件，概照民间时价，发给现钱，不准勒索赊欠。
公馆前后不准设立差房，偶遣家人出门，乘坐小轿，亦予随时雇用，不必派人侍候。如有借故影射扰民者，许被扰之人控告，即予严办，各宜凛遵毋违。特示。”寥寥数语，道出了林则徐一身凛然正气，表明了林则徐的远见卓识。当时鸦片受贿公行，上自朝廷，下至吏胥、兵弁，以致“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讯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林则徐这种洁身自好的做法与当时的腐败之风形成强烈的对比。为表明禁烟决心，林则徐晓谕官民：“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林则徐集·公牍》）林则徐的远见卓识还表现在他预见到禁烟可能导致战争，从而加强了海防的各项措施。林则徐认识到，“欲绝鸦片，必须整顿海口”。为“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到广州后，林则徐“知水师提督关天培忠勇可用，令整兵严备”。同时，着手建立一支可与英国等西方列强匹敌的海军，并建设一整套海防防御措施。林则徐要求“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达到“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在此种认识下，林则徐一方面派人翻译外文书报，并亲自主持编译《四洲志》，加深对西方情况的了解；一方面购买西方的军舰大炮。
同时，注重发掘自身潜力，组织制造或仿造外国先进的武器设备，从而努力接近或达到西方列强的军事技术装备水平。
林则徐针对广东海防线长的状况，采取有重点的、有针对性的海防措施。地处珠江口的虎门是进出广州的咽喉要地。为此，林则徐从虎门至广州共布置了三道防线：第一道，在沙角和大角东西对峙的两山之间；第二道，在横档和南山之间；第三道，在大虎山和小虎山之间。沿防线设筑炮台，并在第二道防线设拦江木排、铁链两道。三道防线如铜墙铁壁，即使当时的英国侵略者也不得不承认“防御设施坚固”（《林则徐集·奏稿》）。
防御措施中最为重要的是军队的素质问题。林则徐与关天培不仅重视清军水师的训练，提高正规军的战斗力，而且积极招募民间壮勇，“籍壮军威，而助兵力”。招募告示一经贴出，“苦力成千成万群涌而来”（《鸦片战争资料》）。林则徐通过严格的挑选，量才录用，使其成为一支重要的御敌力量。
林则徐到任后，在加强海防建设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的禁烟措施：
（一）驱逐列强的贩毒头子。林则徐到广州后，通过调查核实，下令驱逐英国贩烟惯犯，“洋商查顿先避回国”
（《清史稿·林则徐列传》）。之后，颠地、玛地臣、因义士等也被驱逐。
（二）惩治民族败类，严令吸食鸦片者戒烟。早在林则徐任江苏巡抚时，就对鸦片的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并采取了一些积极措施。对吸食鸦片者“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林则徐集·奏稿》）。并采集戒烟良方在民间推广，禁令种植、贩售鸦片。在至广州上任途中，林则徐就掌握了一些贩毒“汉奸”的具体情况，到任后即令拘拿。同时，令查缉的兵丁逐户搜查。查顿无限悲哀地说：“（广州已经）看不见一枝烟枪、一个鸦片零售商了……没有人打听鸦片，查禁一天比一天普遍”（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从反面反映出禁烟的成就。
（三）收缴鸦片，对藏匿或拒不出缴鸦片的外国商馆采取围困的办法，以期杜绝后患。“断其食物，撤买办、工人以困之”（《清史稿·林则徐列传》）。限令列强贩毒分子三日内交出全部鸦片，并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在林则徐的强烈措施下，英美等国烟贩被迫交出了一万九千一百八十七箱又二千一百一十九袋，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鸦片。林则徐命将这些鸦片堆积在虎门外海滩上。
道光十九年（1839年）四月二十二日，闻名于世的虎门销烟开始了。沸腾的石灰水将一箱箱鸦片销解，然后放水冲人大海。虎门销烟历时二十多天，表现了林则徐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民族尊严和反抗侵略的坚强意志。
林则徐的禁烟措施得到广东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持，致使“一人之瘾，众人断之”。而英美等西方列强却对林则徐禁烟运动深恨于心，在虎门销烟后，蓄意发动侵华战争。
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是蓄意侵华的主要策划者。林则徐到粤禁烟的消息传到广州，犹如晴天霹雳，使英美等国贩毒分子目瞪口呆，惊恐万状。贩毒分子惊惧之余，商议对策。义律是阻挠禁烟的首谋，他指使贩毒分子们采取了一系列阻挠禁烟的伎俩：
（一）曲意应付，命各国烟贩交出微不足道的几箱鸦片，企图敷衍过关。林则徐识破其用心，义正词严地传达口谕，如不按期缴出鸦片，严惩不赦。
（二）威胁与挑衅并举，以此向林则徐施加压力。义律命英船开到香港，置于英舰保护下，同时致信质问邓廷桢：
“现在特以本国国王的名义质询贵总督，是否想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和英国船只作战？”（《中国通信汇编》）并“确信坚决的语调和态度将会抑制广东省当局轻举妄动的气焰”（《中国通信汇编》）。还“藉索食为名，以货船载兵犯九龙山炮台”
（《清史稿·林则徐列传》），被守军击退。
（三）义律包庇贩毒分子，拖延缴烟期限。义律“愿引带颠地出逃，以阻呈缴烟土之议”（《林则徐集·公牍》）。还“簧惑人心，指引逃走”。“此时抗违阻挠之人，转不在颠地，而在义律”。对此，林则徐提出严正警告：“倘佯为不知，甘心贻误，是其孽由自作”（《林则徐集·公牍》）。
在黔驴技穷的情况下，义律宣称：“以不列颠女王陛下政府的名义并代表政府，责令在广州的所有女王陛下的臣民，为了效忠女王政府，将他们各自掌管的鸦片即行缴出……英商财产的证明以及照本通知乐于缴出的一切英国人的鸦片的价值，将由女王陛下政府随后规定原则及办法，予以决定”（《中国通信汇编》）。义律表面缴烟，实则用心险恶，意在把中国禁烟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间的问题。义律写信给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颠倒黑白地诬称“用最近这样方式强迫缴出英国人的财产就是一种侵略”，要求英国政府“应该出之以迅速而沉重的打击，事先连一个字的照会都不用给”（《近代史资料》）。英国国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极力策划并孰请英国政府发动武装侵略。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七日，英国国会下院经过三天的激烈辩论，以二百七十一票对二百六十二票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对华用兵军费案和“英商在中国的损失，须达到满足的赔偿”的决议，并任命义律和懿律为侵华全权代表。同年六月，一支拥有四十多艘战船、约四千人的第一批英军从印度到达中国，英国殖民者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始了。
虎门销烟后，道光十九年十二月一日（1840年1月5日）林则徐被任命为两广总督，邓廷桢调任闽浙总督。为抗击英国的侵略，林则徐与邓廷桢、关天培等筹划抗击英国侵略事宜。林则徐将英军进犯的消息“飞咨闽、浙、江苏、山东、直隶各省，饬属严查海口，协力筹防”。并令沿海官兵森严壁垒，严阵以待。“声势已皆联络，布置并不张皇”，“且随处侦拿接济，严断汉奸，务令尽绝勾通，俾其坐困”。
同时张贴安民告示：“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
英舰封锁珠江口，欲进而破坏江面的防御工事。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1839年9月4日），英国军舰在九龙山海面挑衅，挑起九龙炮战。道光十九年九月二十八日（1839年11月3日）英军又挑起穿鼻洋海战，后又六攻官涌山，均被广东守军击退。英国侵略者见广东海防严密，遂大举北上。
然而，清政府以道光皇帝为首，对英军的进犯不以为然，自认为“天朝声威”可以“慑服蛮夷”，对林则徐奏报敌舰北上仍持“主客之势自判，彼何能为也”的蔑视态度，并下令停止中英贸易，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一日（1939年12月6日）遵旨停止中英贸易。在英军攻陷定海后，清政府仍满不在乎，尚认为“此等丑类，不过小试其技，阻挠禁令，仍欲藉势售私，他何能也！”“迨至计穷势蹙，自必返棹人洋，无所希冀”（《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直到英军兵临白河口后，才感到事态严重，诏告直隶总督琦善：“遏有洋船驶至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如果投书，即收受驰奏”（《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真正的战事还未开始，清政府的态度即已转变，从妄自尊大改为妥协退让。对此，林则徐上疏道光帝，“密陈兵事不可中止”（《清史稿·林则徐列传》）。他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且他国效尤，更不可不虑。”
建议鼓励将士，同仇敌忾，收复失地。可是，此时的道光帝在弛禁派的围说下，开始对林则徐禁烟持疑虑态度，在接到林则徐奏报后，认为林则徐所言“无理，可恶”，“一片胡言”（《林则徐集·奏稿》）。
道光帝对鸦片的态度，本来就是游移于严禁与弛禁之间的，只是由于鸦片的输入威胁到清政府的财政来源和统治根基，才在禁烟问题上加重了一点砝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禁烟的。所以，道光帝原本并未对禁烟寄予太大的希望。
一旦英国借口禁烟发动侵略战争，直接威胁到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时，道光帝的禁烟态度便急转直下，由勉强的禁烟而为妥协投降了。在琦善等主和派的怂恿下，令“下则徐等严议”（《清史稿·林则徐列传》），并将英国侵略带来的失败归于林则徐的禁烟措施，“鸦片流毒内地，特遣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查办，原期肃清内地，断绝来源，随地随时，妥为办理。乃自查办以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沿海各省纷纷征调，靡饷劳师，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清史·林则徐列传》）。为讨好英国，道光帝不惜以重治林则徐作为换取英军退兵的条件。道光二十年九月八日（1840年10月3日），道光帝以“误国病民，办理不善”罪名，将林则徐、邓廷桢革职，留粤查问。林则徐被罢免后，由琦善接任两广总督。道光帝下旨琦善晓谕义律：
“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署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义律等，着即返棹南返，听候办理可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时申斥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净……不但终无实济，返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曷胜愤懑！”（《林则徐集·奏稿》）对于林则徐奏报抗英的请求更是严切指责：“恐以粤东办理不善，归咎于该督，故作此举……所谓欲盖弥彰，可称偾兵也”（《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最终以林则徐“办理终无实济，转致别生事端，误国病民，莫此为甚”。
琦善在英国人面前卑躬屈膝，致使“宦局旋更”，“夷务改换局面”，并于道光二十一年一月二十日与义律私订《穿鼻草约》，其中规定中国割让香港、赔偿英国六百万元、开放黄埔贸易等。
林则徐在革职留粤查问后的二百余天中仍念念不忘与英战事。他说服广东巡抚怡良，上书揭露琦善投降卖国的种种事实。最终，琦善于道光二十一年二月被革职锁拿进京。然而，抗英战事江河日下。英军攻陷虎门，广州告急。道光二十一年三月，道光帝匆匆指派靖逆将军奕山赴粤主持战事。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诏命林则徐以四品卿衔赴浙听候谕旨。林则徐于四月二十一日抵达浙江镇海后，便察看山海形势，积极铸炮，筹办抗英事务。
虽然林则徐仍欲有所作为，但道光帝对处置林则徐已经是急不可耐了。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日，道光帝以广东战败为由，将林则徐以“办理殊未妥协”和“废弛营务”的罪名，革去林则徐的四品卿衔，与邓廷桢“均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命，即由各该处起解”（《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民族英雄，就是这样因功被黜、革职罢官并发配边疆而蒙受不白之冤的。
弛禁派在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禁烟伊始，就百般阻挠。
清政府指定的垄断对外贸易的官商十三行洋商，以伍绍荣为首，与义律、颠地等外国烟贩沆瀣一气，串通起来设置重重障碍。伍绍荣甚至为贩毒分子出谋划策，抗拒缴烟。
沿海诸省在弛禁派把持下，对林则徐英军北上的通报置若罔闻，或饰词应付。在定海失陷后，弛禁派却将失利嫁祸于林则徐。林则徐虽然十分愤慨，但由于弛禁派逐渐占据上风，林则徐也只有“惟待罪而已”（《林则徐致怡良书阑》）。
在英军的进攻面前由弛禁派变为主和派、以琦善为首的一伙人对林则徐更是极尽诬陷。琦善在道光帝面前强调英军“船坚炮利”，中国断难取胜，“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恤一开，兵结莫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甚至据义律信中所言“广东烧烟之衅，起自则徐及邓廷桢二人”，将英军侵略归罪于林则徐。
林则徐没有被英军的炮舰打败，却因皇帝的软弱及主和派的谗言而被黜。然而，他的功绩是不因他蒙受不白之冤而湮没的。林则徐被革职赴京听候查处，爱国土绅、商人和百姓纷纷为之送行，“连日铺户居民来攀辕者填于衢巷”，并赠送林则徐颂牌达五十余个，上有“烟销瘴海”、“威慑重洋”、“勋留东粤，泽遍天下”、“民沾其惠，夷畏其威”、“公忠体国”、“清正宜民”等褒美之词，表明百姓对林则徐禁烟运动的支持及对他无端被黜的同情和惋惜。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初六日（1842年8月11日），林则徐在流放途中，在西安与家人和其他送行人员依依惜别。
出门一笑莫心哀，浩荡襟怀到处开。
时事难从无过立，达官非自有生来。
风涛回首空三岛，尘壤从头数九垓。
休信儿童轻薄语，嗤他赵老送灯台。
力微任重久神疲，再竭衰庸定不支。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谪居正是君恩厚，养拙刚于戍卒宜。
戏与山妻谈故事，试吟断送老头皮。
林则徐坚信自己所做的禁烟抗英是正确的，并为此不计个人的生死祸福。然而，对于投降派的丧权辱国，林则徐又无可奈何。“青史凭谁定是非”？他将禁烟抗英的是非功罪付之于历史的判决。历史永远是公正的。1858年，在林则徐去世八年后，马克思发表了《鸦片贸易史》，其中不但揭露了英国政府蓄意进行鸦片走私乃至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而且充分肯定了清政府抗击英国鸦片侵略的迫切性与正义性。
马克思指出：“这些（禁烟）措施的顶点是钦差大臣林则徐到达广州和按照他的命令没收、焚毁走私的鸦片。”1957年，毛泽东在回顾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历程时，更是给予林则徐以极高的评价，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
腐朽的清政府在战败后，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在南京江面的英舰“汉华丽”号上与英国签订了卖国的《南京条约》，而此时的林则徐正在流放伊犁的途中。
《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为：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赔偿英国鸦片烟价、商欠及军费共二千一百万元；割让香港，“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
林则徐得知《南京条约》签订的消息，痛心疾首：“南中事竟尔如许，人心咸知愤懑，而佥谓莫可如何，恬嬉久矣，可胜浩叹……实在器良技熟，胆壮心齐，原不难制犬羊之命。今之事势全然翻倒，诚不解天意如何，切愤殷忧，安能一日释耶？”
倘使“粤事始终倚之（林则徐），加之操纵，溃裂当不致此”。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历史也有很多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