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堪受辱的周亚夫
周亚夫（？～公元前143年），西汉沛县（今江苏省沛县）人。周亚夫是西汉开国功勋绛侯周勃次子。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周勃死，由周亚夫的哥哥周胜之继承爵位。六年后，周胜之因杀人被判死罪，封国被取消。一年后，即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文帝让大臣们选择周勃儿子中有才能的人，众人“皆推亚夫，乃封为条侯”（《汉书·张陈王周传第十》）。
自秦统一后，中国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间的联系有了进一步加强。西汉建立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进一步发展。当时，中国境内的汉族、匈奴族、西域各族、越族以及西南、东南、东北各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了。在汉与各少数民族中，联系最频繁的当属与生活在西汉北部的匈奴部。
在秦汉之际，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匈奴族已经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奴隶制军事政权。匈奴冒顿单于乘楚汉相争之机，东破东胡（部族名，因居匈奴以东西得名），西攻月氏（部族名，秦汉之际游牧于敦煌、祁连间），北征丁零、坚昆等部（约在今蒙古至西伯利亚一带），南灭楼烦（治所在今山西宁武附近）、白羊（约在今内蒙古南部），占领了河套地区，控制了中国北部、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势力日益强大。
西汉初，由于连年战争，北方经济遭到严重破坏。为恢复经济，巩固政权，西汉无力对匈奴作战，匈奴因此趁机不断侵扰西汉的北部边塞。为此，汉高祖被迫采取“和亲”政策，但仍不能阻止匈奴的南犯。
文帝、景帝时，为抵御匈奴的进犯，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例如，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改革了边防驻军的轮换制度，并用免税、赐爵、赎罪等办法移民“实边”，增强边防力量。同时，大力提倡养马，训练精强的军马以扩大骑兵，准备对匈奴进行反击。
汉文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匈奴军队“大入边”，一支匈奴军侵犯上郡（辖境约为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乌审旗等地），另一支匈奴军侵犯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东北）。
匈奴进犯的消息传到长安，汉文帝为此做了军事部署：
以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率军驻扎在飞狐（今山西上党）；以原楚相苏意为将军，率军驻扎在句注（今山西雁门关附近）；将军张武屯兵北地（治所今甘肃庆阳西北）；以宗正刘礼为将军，驻军霸上（今陕西西安市东）；祝兹侯徐悍率军驻扎在棘门（今咸阳市东北）；河内守周亚夫为将军驻军细柳（今陕西咸阳市西南），做好了“备胡”的战前准备。
文帝为了鼓舞士气，亲自慰劳驻扎在长安附近的刘礼、徐悍和周亚夫三支军队。文帝先到霸上，刘礼和部下见皇帝驾临，都骑着马出来迎接。营门开后，文帝及随从一直驰入军营。之后，文帝又到棘门，徐悍及部下也是这样迎接文帝的。
最后，文帝来到细柳，即周亚夫驻扎军队的营地，所遇却与前边劳军的情形大有不同。文帝劳军的前卫到周亚夫军营前，但见周亚夫军将士顶盔披甲，弓上弦，刀出鞘，营门紧闭，戒备森严。前卫要求开营迎接，遭到守卫营门的将士的阻拦，“不得人”。前卫仗势，盛气凌人，对守卫营门的将士斥骂道：“皇帝即刻驾到，谁敢不给开门！”军门都尉回答说：“将军（周亚夫）有令，军中只听将军的命令，不听天子的诏谕。”正当双方相持不下时，文帝驾到，“又不得入”。
文帝无奈，只好命令侍从拿着皇帝的符节面告周亚夫：“朕欲进营慰劳军队。”周亚夫查看情况属实，才传令开门迎接。
文帝的车驾、随从刚进营门，守营的军官又对随侍皇帝的车骑说：“将军规定，军营内不许车马奔驰。”于是，文帝吩咐放松车马缰绳，缓缓而行。文帝及随从到了营中，只见周亚夫披戴盔甲，来到文帝的车驾面前。周亚夫拱手作揖，对文帝说：“臣甲胄在身，恕不下拜，请允许以军礼相见。”文帝非但不怪，反而被在细柳军中的所闻所见所感动，立即站起来扶着车前的横木，俯身向周亚夫答礼。文帝使人慰劳军队后，“成礼而去”。
文帝一行离开周亚夫军营，随从的文武群臣纷纷责怪周亚夫对皇帝的傲慢无礼。然而，文帝却对周亚夫赞叹不已：
“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哪！前面巡视的霸上、棘门两支军队，简直就像小孩子闹着玩一般，如果敌人来袭，其将领早已当了俘虏。像周亚夫整治的这样的军队，敌人又怎敢轻易侵犯啊！”细柳之行，周亚夫军军容整肃，军纪严明，令行禁止，给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个月后，匈奴退兵，周亚夫被提升为中尉（负责京城治安的军事长官）。
汉文帝后元七年（公元前157年）六月，文帝刘恒死。
临终前，文帝对太子刘启说：“如果国家有危急之事，周亚夫可以担当重任而统率军队。”文帝死，刘启继，是为汉景帝。因有文帝的遗诏，景帝授周亚夫为车骑将军。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正月，以吴王刘濞为首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当此国家危难之时，景帝提升周亚夫为太尉（最高军事长官），统率诸军平叛。同时，派遣曲周侯郦寄攻打赵国，将军栾布攻打齐国，大将军窦婴驻扎荥阳（今河南荥阳）以监视赵国军队。
周亚夫出征，军行霸上，一位名叫赵涉的人对周亚夫说：“将军东征吴楚，如果得胜，国家就安定，否则社稷就危险了。责任如此重大，将军您能听听我的意见吗？”周亚夫闻说，连忙下车，先行一礼，然后问赵涉有何计策。赵涉说：“吴王刘濞一向富有，豢养一批亡命之徒，早有谋叛之心。现在得知将军东征，必遣人埋伏在殽函（今陕西潼关到河南新安县一带）至黾厄（今河南信阳县西南的平靖关）之间的狭隘险要之处。进兵贵在神秘，将军何不向右，取道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境内），绕道而至洛阳，虽多行一两天，却可出其不意，攻敌不备。”周亚夫认为赵涉之计很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躲过了刘濞的伏兵。接着，周亚夫继续东进，与各路兵马会集荥阳，防止了齐、赵等国在中原会合，从而削弱了叛乱力量，便利了各个击破。
会兵荥阳后，周亚夫进兵淮阳（今河南淮阳）。在淮阳，周亚夫见到了父亲周勃的老部下邓都尉，便向他问计。邓都尉说：“吴兵现在气势正盛，因此不能同他们直接交锋；而楚兵力量则较弱，不能持久。这样，将军不如引兵坚守昌邑（今山东成武县东北），让梁国抵挡吴国的进攻。将军您深沟高垒，派兵堵截淮河和泗水的河口，截断吴军的粮道。这样，吴军同梁军对峙，且缺乏粮草，士气必然衰竭。然后，用以逸待劳的我军击其疲弱之兵，则稳操胜券。”周亚夫听后，连连称善，并依计而行。
吴王刘濞起兵后，西渡淮河，与楚王刘戊会合，共同攻打梁国。吴国是诸封国中的大国，吴王刘濞久有谋叛之心，聚敛财富，倾国征兵，共征集国内从十四岁至六十二岁的男子二十多万人，号称五十万。加之吴国军队与楚国军队联合，势力更强，力量更大。
梁国梁孝王刘武是景帝的亲弟弟。由于吴王刘濞初反，士气正盛，梁孝王刘武很是惊恐。刘武对于吴楚的联合进攻一面顽强抵抗，一面派人求援于周亚夫。梁孝王不知周亚夫之计，催促周亚夫发兵解困。周亚夫成竹在胸，没有发兵。
梁孝王又上书景帝，请景帝诏命周亚夫救梁，周亚夫“不奉诏，坚壁不出”，而依计派骑兵截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
与周亚夫择善而从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吴王刘濞则刚愎自用，对好的建议不予采纳也是导致他最终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刘濞起兵后，任命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建议吴王刘濞：“请大王派给我五万人马，沿长江、淮河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今陕西丹凤东南），然后再在长安附近与大王会合，这是出其不意的计策。”田禄伯的建议切中要害。
武关是周亚夫东出洛阳的必经之路，如果真如田禄伯所说，抢先加以占领，一方面可以阻截周亚夫东出，一方面可抢占长安。然而，吴国太子反对田禄伯的建议，对吴王刘濞说：
“父王以反为名，借助的就是军队，而如果其他人也掌握兵权并反过来反对父王那将怎么办？而且按田禄伯的建议分兵给他，最后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料，弄不好反而会白白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吴王刘濞听后，没有采纳田禄伯的建议。
吴王刘濞军中一位年轻的将军建议：“吴军多是步兵，而步兵宜于在险要地形作战；汉军多是战车骑兵，而战车骑兵善于在平地作战。因此，我建议大王对于所经过的城邑不要去强攻，而应使军队长驱直入，快速占据洛阳武器库，占领粮仓，以充实自己的军队，坚守各险要之地，然后对诸侯发号施令。真能这样，我们即使没有攻入潼关，却已经控制大半天下了。如果大王进军缓慢，以致汉军进入梁楚之地，那么我们极有可能陷入失败的境地。”吴王刘濞将此建议交臣下讨论。一名将军对吴王刘濞说：“这是年轻人求功心切。
他哪里知道深谋远虑啊！”这样，这条合理建议也被吴王刘濞放弃了。
吴楚军久攻梁国不下，又缺乏粮草，军心动摇，“内相攻击扰乱”。在这种形势下，刘濞垂死挣扎，转而攻击周亚夫军，两军相峙在下邑（今安徽砀山县）。周亚夫以逸待劳，吴楚军“数挑战，终不出”。刘濞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以军佯攻周亚夫军东南角。周亚夫识破其阴谋，并派重兵守备西北角，将吴军的进攻击退。
吴楚联军战不胜，攻不下，粮又缺，开始撤。进攻的时机成熟了，周亚夫派兵追击，大败吴军。吴王刘濞只带了几千残兵败将逃到丹徒（今江苏丹徒县），后又逃到东越（今浙江境内）。周亚夫悬赏千金购买吴王刘濞的人头，同时派人向东越王晓以利害。最后，刘濞被越人所杀，楚王刘戊也在兵败后自杀。
从周亚夫出征至平息叛乱，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于是诸将乃以太尉（周亚夫）计谋为是”。然而，因“不救梁”，梁孝王耿耿于怀，怨恨在心；因“不奉诏”，汉景帝也对周亚夫抱有成见，有意疏远。
周亚夫在平息“七国之乱”后回到长安，仍继续任太尉。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擢升周亚夫为丞相。
同年，景帝废栗太子为临江王，另立刘彻为太子。周亚夫对此强烈反对，“固争之”，没有被景帝采纳。然而，景帝竟因此进一步疏远周亚夫。更有梁孝王报复之心未泯，每次来长安朝见时，常常在窦太后面前以自己之见，臆断、散布周亚夫的种种不是。
有一次，窦太后对景帝说：“皇后的兄长王信可以封为侯。”景帝为此事征求周亚夫的意见，周亚夫说：“过去高祖有约：’不是刘姓的不封王，没有功劳的不封侯。谁不按这个约定去做，天下人就共同讨伐他！‘王信虽然是皇后的哥哥，但他并没有功劳。如果封他为侯，不是违反盟约的吗？”
景帝闻听，无言以对，就将此事敷衍过去了。可是，周亚夫为此竞又开罪了窦太后这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汉景帝中元三年（公元前147年），匈奴的一个王爷徐卢等五人投降汉朝。景帝高兴之余便想封他们为侯，借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降。对这件事，周亚夫所持意见又与景帝相悖，对景帝说：“他们背叛自己的主人来投降陛下，而陛下却又封他们为侯，那么陛下以后用什么去责罚那些不守忠节的人呢？”景帝很不高兴，对周亚夫的建议不认为是忠言，反取抵触之意，冷冷地说：“丞相的意见不可采用。”于是，将徐卢等人全都封为侯。
对于接连不断地遭到冷落，周亚夫心中不快，踌躇抑郁，便告病不上朝。这也正迎合了景帝的心意，景帝借此免除了周亚夫的丞相职务。
史称的“文景之治”，主要是指文帝、景帝倡导以农为本，在汉高祖“与民休息”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轻徭薄赋”、“约法省禁”的政策，使生产逐渐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来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然而，就周亚夫的个人经历，就文帝、景帝对周亚夫的态度上来说，景帝远不及文帝那样求贤若渴，任之不疑。文帝不因劳军“不得人”而责怪或另眼看待周亚夫，反称赞其为“真将军”，并在自己弥留之际，将周亚夫推荐给景帝。这种任人唯贤的做法，是景帝不能比拟的，更是景帝相形见绌的。
景帝在周亚夫“不奉诏”救梁时，就对其心怀不满。当景帝欲封匈奴降者为侯、周亚夫意见与其相悖时，就更是不能容忍。比较周亚夫在文帝、景帝两朝的官职，虽然景帝时周亚夫的官职很高并曾出任丞相，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周亚夫最杰出的才能表现在治军和领导作战的能力上，而这种能力的发挥恰恰是在景帝时平息危及国家存亡的“吴楚七国叛乱”中，其功勋卓着，无人可及。从历史的角度看，景帝并非昏庸，却也耳软心活，遇事犹豫不决，甚至忠奸不分。最突出的是吴王刘濞以叛乱为实，而以“清君侧”为借口，景帝竞因此诛杀了忧国忠臣晁错，而且手段极其卑鄙，从中对景帝其人可略见一斑。加之周亚夫得罪了一批权贵，如梁孝王、窦太后等，这些人的谗言和诽谤对周亚夫招致悲惨结局也起了一定的副作用。同时，周亚夫性情刚直，敢于犯颜直谏，这对景帝来说，特别是在平定了“七国叛乱”后的景帝来说是不能忍受的。
还是来看看景帝是怎样对待周亚夫的。
汉景帝在罢相周亚夫后的一天在宫中设宴，宣召周亚夫进宫。在周亚夫席前摆着的是单独为他准备的大块的肉，非但这样，还不给周亚夫准备筷子。周亚夫见此忿忿不平，便向主管宴席的人索要筷子。景帝见状，笑着对周亚夫说：
“这些还不能满足你吗？”刚毅的周亚夫怎能忍受如此的慢待，即使是在景帝面前。周亚夫听了景帝的话后站了起来，脱帽向景帝辞谢，便匆匆退席了。景帝一边目送周亚夫向外走，一边说道：“这个不能服气的人是不能做少主（太子刘彻）的臣子的。”可见，景帝是个心胸极其狭窄之人。在周亚夫平息叛乱后，即使是他的直言劝谏景帝也不能容纳了。
在对周亚夫的精神进行折磨、摧残后，在景帝看来应该除掉这个“不服气”的人了。
在景帝设宴“招待”周亚夫后的不长时间，周亚夫的儿子为周亚夫向工官（官名）购买了五百件甲盾，准备作为周亚夫死后的陪葬品。周亚夫的儿子雇人搬运这些东西却未给工钱。被雇的人上告说，周亚夫的儿子盗买官府的器具，将事情牵连到了周亚夫。状子到了景帝手里，景帝趁机借题发挥，整治周亚夫，下令审问周亚夫。对于审问，周亚夫一言不发。景帝闻知非常气恼，骂道：“不怕你不说，朕只想借此杀你罢了。”正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君让臣死，臣又怎能不死？！
景帝随后又下令把周亚夫交廷尉审理。廷尉领会了景帝的意图，下令逮捕周亚夫。廷尉审问周亚夫直奔致命处：
“你想造反吗？”周亚夫辩白道：“我所买的器具乃是一些陪葬品，怎么能说是想造反呢？”廷尉说：“你纵然就是不想在活着时造反，也是要在死后在地下造反的。”在这种场合下，纵是天理昭彰，又向谁申辩？冤深似海，又向谁诉说？
可叹、可哀、可悲的是，周亚夫忠直一生，最终不能忍受这样的冤屈。当官吏来逮捕他时，周亚夫就欲自杀，被其夫人阻止了。景帝如此迫害，廷尉这样跋扈，周亚夫选择了死。狱中的周亚夫绝食五日，最后口吐鲜血而死。他的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是无谓的，却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