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各界抗敌自卫委员会相继建立。1938年7月7日，陈毅和樊玉琳联名发起在宝堰镇怡和酒行张氏大院内召开镇江、句容、金坛、丹阳4县各界人士代表会议，协商筹建镇句金丹四县人民抗敌自卫委员会（简称四县抗敌总会）。陈毅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就抗战周年之际，国内外反法西斯斗争形势和四县抗敌总会的宗旨、任务作了长篇讲话，号召各界同胞戮力同心，团结一致。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会议选出四县抗敌总会筹备委员会20人，其中常务委员9人；在常务委员中又推选纪振纲为主任委员樊玉琳和新四军代表王丰庆为副主任委员。其后，又陆续以筹委会的名义，增聘了一些民主人士和原有区、乡长为委员。因纪振纲未到会工作，后决定由樊玉琳任主任，王丰庆为副主任，并于是年9月9日由陈毅在宝堰召开的四县各界代表人士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宣布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正式成立。总会在新四军战地服务团和民运工作队的指导和帮助下，迅速在有关各县建立了农民抗日协会（简称农抗会，下同）、青抗会、妇抗会、工人救国会、商界救国会、教育界救国会和儿童团等抗日群众团体，仅农抗会就成立了60多个，有5万多农民参加了抗日组织。所辖各县并都建立了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也称四县抗敌总会分会）。句容县抗敌自卫委员会于同年7月中旬成立，主任张雍冲（张荣春）。丹阳县（铁路以南地区）抗敌分会也于7月成立，主任贡友三。
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成立后，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政治部发出布告称：“各地方抗战工作之领导，秩序之维持，由当地人民自动筹备组织抗敌自卫会起来负责”。这表明，抗敌自卫委员会自建立之日起，就具有“半群众团体、半政权机关”性质，它们既是动员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的抗日团体，又是领导地方抗战和维护社会治安的政权机关。它们与国民党的县、区、乡、保政权并立共存，保持着一定的相互合作与支持的关系。有的地方，如扬中、丹阳等县一度合作得较好，对推动全民抗战起了积极作用。当然，各级抗敌自卫会的活动往往受到国民党地方政权的限制，但通过尽力积极作为和广大民众支持，仍出色地履行了半群众团体、半政权机关的双重职能。
镇句金丹四县抗敌总会及其分会由于广泛吸收了爱国知识分子、上层人物及原区乡长参加，适应了当时社会的正统观念，从而使自己具有相当的权威。而基层抗日团体则完全掌握在基本群众手里，具有广泛牢固的群众基础。因此，四县抗敌总会及其各县分会和基层抗日群众团体便可以比较顺利地自上而下地推行相当一部分拥护共产党、支持新四军抗战的行政措施，以代行抗日民主政权的职能。诸如动员和组织筹粮秣，做军鞋，慰劳子弟兵，救护伤病员；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破坏公路，配合部队作战；开展锄奸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巩固地方治安等等。同时四县抗敌总会还根据陈毅指示，积极收编、整顿各地游杂部队，建立和发展地方抗日武装。从而更加提高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望。这一史称“镇江惨案”的苏南首起反共摩擦事件，也称“马峰事件”。
四、苏南首起反共磨擦事件--镇江惨案
马峰，原名冯华约，1912年6月出身于镇江县第三区西麓乡冯巷村（今丹徒新区光明村）。自幼在本村读私塾，稍长随父兄习武。1932年经亲友介绍离家赴南通十字街余昌钟表店学徒，1936年满师后在南通附近白蒲镇开店修理兼经营钟表。钟表店开业后。因常受当地流氓地痞欺侮，便下决心拜师练习武功，藉以强身健体，又防身保店。1938年初，为躲避日军祸害，马峰举家迁往如东县掘港镇。当时这里尚未沦陷，抗日宣传的影响下，马峰萌发回镇江家乡组织游击武装抗日的念头。是年8月，马峰弃店返乡，联络亲朋好友、爱国青年，特别是借助其因受汉奸胁迫而担任伪警察大队中队长，但心向抗日并与茅山新四军早有秘密联系的二哥冯华玉在武器弹药等方面的全力支持，很快拉起了一支20余人枪的游击武装，并改名马峰，开始率部在镇江近郊和上党地区进行抗日斗争，击敌防匪，保境安民。
马峰组建抗日游击队后，在冯华玉的帮助下。迅即与活动于镇江、丹阳边境地区的新四军第一支队第二团取得联系。并经常得到该团的支助和指导。1938年12月，马峰领导的游击队接受共产党领导，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团特务营，马峰任特务营营长，下辖3个连。新四军并派驻教导员钱一清和政工干部胡逸负责协助特务营的军政工作，从而使这支抗日武装的军政素质不断提高。马峰在共产党、新四军的领导和培养教育下。积极主动地带领全营指战员狠狠打击日伪军。马峰指挥特务营成功奔袭徐巷、解巷，痛歼伪自卫团一部，击毙伪自卫团团长徐良效，缴获步枪4支；组织上下甸战斗，毙伤日军多名；袭击渣泽东站，缴获日军机枪1挺、步枪3支；进行南岗战斗，击毙伪军两名。尤其在指挥麓村战斗中，马峰以正确的判断，及时识破日军伪装成车水老百姓的伎俩，沉重打击了妄图偷袭的敌人，缴获日军战马3匹。马峰领导的特务营还在新四军主力的配合下，先后取得了北岗伏击日军车队和攻打南门火车站日军据点等战斗的胜利。马峰和特务营也因而多次受到新四军第二团首长的表扬。
马峰率领特务营抗日杀敌的骄人战绩，使日伪震惊，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嫉恨。镇丹边区以反共起家的国民党镇江县长庄梅芳为首的反共顽固势力，即视马峰及其特务营为必欲除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他们策划和制造了这起反共磨擦事件。
1939年9月20日晚，庄梅芳秉承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的旨意，指使其特务队突袭驻西麓的特务营第三连，绑架了连长倪俊，并强行收缴了1个排的枪支，企图挑起更大磨擦。马峰依然从维护国共合作大局出发，力排众议保持忍让和克制，未予反击。
9月27日，庄梅芳策划在离马峰驻地上党镇莱村孔家东南数百米的村民吴春海家设“鸿门宴”，以商谈合作抗日和发还马部枪支为诱饵和掩护，指使投身敌营又遭敌怀疑和排挤。转而投顽当了国民党镇江第三区区长的谈朝宗出面，连续3次相邀诱骗马峰赴宴。是日下午3时，马峰等到吴家赴宴。席间，国民党镇江县警察大队副大队长朱耀东乘马峰不备，拔枪射击马峰未果。马峰急掀桌还击，但遭周围伏兵乱枪击中。马峰中弹后仍倚墙抵抗。不料又被叛徒金老四暗枪击中头部，当即壮烈牺牲。第一连连长范正大等随行人员，除与庄顽早有勾结的副营长方荣广和副官陶老三外，余6人全部遇难。随后，庄梅芳又指挥埋伏于莱村周围的大批顽军，在内奸方荣广和陶老三的策应配合下，解除了猝不及防又失去指挥的特务营300余人的武装。随队投身抗日的马峰妻子庄龙英听到枪声赶到莱村营部附近时，也中弹负伤倒地。后经马峰警卫员和群众掩护，庄龙英及其一子一女终于历尽艰险，逃出了庄顽欲将马峰全家斩草除根的魔爪。这一史称“镇江惨案”的苏南首起反共磨擦事件，也称“马峰事件”。
国民党顽固派庄梅芳之流的倒行逆施，使镇丹边区的抗日斗争一度遭受严重挫折，也使广大抗日军民真切地看清了反共顽固派破坏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阴险嘴脸，从而进一步提高政治警觉性，更加坚定地投入抗日反顽的艰苦斗争。
（第三节开辟和拓展新四军向北发展的“长江走廊”
一、建立江南“桥头堡”
新四军向北发展，是中共中央早就确定的方针。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项英《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电文即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江北地区。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进入苏南后，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向北发展的方针。早在1938年6月上旬，陈毅率部进抵苏南时，就对开辟新四军向北发展的“长江走廊”作了周密筹划。陈毅在固城湖畔的狸头桥听取粟裕汇报先遣支队侦察江南战场情况时即表示。部队一到茅山，就将派人去找管文蔚，要帮助他发展部队，把长江沿岸控制起来。并强调我们必须在长江上架起跳板，让新四军主力可以自由自在地渡江北上。7月上旬，陈毅在丹阳延陵镇附近约见管文蔚时，就郑重地交给他巩固丹北、发展江北的任务。尔后，陈毅多次由茅山到丹北视察，在管文蔚陪同下，亲自踏勘地形，选择北上路线，指示管部要抓紧向北运动，把跳板架过长江去。
其时，江阴一带沿江交通线有日伪重兵把守，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澄武（进）锡地区和扬中等地广大农村又被国民党顽军忠义救国军和省保安第九旅盘踞，唯有地处京沪铁路、京杭大运河和长江交汇点的镇江县沿江地段是有利的渡江突破口。因此。大港、大路、姚桥和高桥诸镇，以及紧靠铁路的大运河重要渡口辛丰镇，就成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必先争夺、控制的要地。
管文蔚坚决执行陈毅的指示，在发展壮大丹北地方武装力量的同时，冲破国民党的封锁限制，积极向北发展。1938年8月，他领导的丹阳游击纵队在新桥、界牌以南孟河一带打垮了省保九旅旅长张少华部的进攻，歼灭其1个营，巩固了丹北抗日阵地。与此同时，管部积极运筹部署攻占高桥镇，争夺大港镇，控制三江营，建立长江南北两岸“桥头堡”的一系列军事行动。
大港镇与高桥镇隔千米江面相望，是北渡长江的南“桥头堡”，又是长江航运的重要港口和苏北食盐集散地，商业发达，税源充足。1938年7月底，驻大港日军因处在管文蔚领导的丹阳游击纵队南北夹击包围之下而被迫撤离据点，地方土豪劣绅赵则绍、夏佩六等，在驻扬中县的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九旅（由省义勇军改编）第三团团长贾长富的指使下，组织反动武装--自卫队，抢占了大港镇。为了开辟长江南北通道，并解决部队给养，8月，管文蔚命令活动于对江高桥地区的游击纵队第二大队分乘两条大船渡江冲进大港西街，击毙夏佩六，收缴其自卫队枪支，接管了大港镇。后因留守人员频遭贾长富部袭击，寡不敌众，于10月撤离。新四军挺进纵队司令员管文蔚闻报后，急令挺纵第一、第三支队赶赴大港。同时令挺纵第二支队从高桥南渡，对贾长富部实行南北3路夹击，驱逐了贾部，再次收复大港，由韦永义率部镇守。
韦永义在建立地方特务大队负责防守的同时，成立长江经济委员会，开设盐行，设置税所，为挺纵筹集税收，保证了军需给养。1939年7月，日伪军重兵侵犯大港地区，大港镇再次失陷，但作为长江南北秘密交通的重要一环，仍牢牢掌握在中共地方组织和抗日民主政权的手中，继续发挥着江南“桥头堡”的作用。
二、架设新老洲渡江跳板
高桥镇亦称南老洲，与毗连的新洲、北老洲合称为新老洲，为镇江、江都两县交界地区。这里四面环江，南江面千余米，北江面仅二三百米，由此渡江北上十分便利。其时，岛上既无日军据点，也无顽军盘踞，镇维持会及其武装也无战斗实力，且洲民多系外地逃荒而至的渔民、船工、滩民等抗日基本群众，因此新老洲是新四军渡江北上的理想跳板，而高桥镇则是架设这块理想跳板的重要突破口。
1938年7月中旬，管文蔚遵照陈毅的指示，命令在丹北沿江大港、大路一带活动的丹阳游击纵队第二大队，在地方抗日自卫团的配合下，避开大港日军的耳目和长江上日本军舰的巡逻。从聂家滩分乘3条大木船渡江抵达南老洲的荷花池，直插高桥镇，活捉并公审处决了控制伪维持会的反动流氓头子刘云龙，并缴了伪自卫队枪械。渡江首战告捷。当地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参军抗日。游击纵队第二大队扩编为3个中队，接着向新洲、北老洲进军。驻大港日军闻讯，急乘两艘汽艇在荷花池登陆，进逼高桥镇。第二大队分兵两路夹击，将日军击溃。9月中旬，第二大队扩编为挺纵第二支队（对外称长江边区游击总队）继续北上，驻大港日军再度偷袭第二支队司令部驻地于氏祠堂，牺牲指战员20余名。9月下旬，第二支队收缴了新洲保卫团分驻新洲和北老洲各村镇的自卫队枪支，从而牢牢控制了整个新老洲这块抗日武装北上、南下的江心跳板。
三、控制江北“桥头堡”
三江营处于长江主航道和夹江的三岔口，是苏南、苏北水上航运的重要港口，它与长江南岸的圃山炮台共同扼锁长江，是江北门户的军事要地。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江苏省保安第九旅张少华部占据设卡，新四军挺进纵队要开辟长江南北通道，必须攻克三江营，牢牢控制住这座江北的“桥头堡”。1938年9月中旬，驻南老洲的挺纵第二支队采取迂回战术，从三益洲登船东进，绕过三江营，渡江到达扬中北岸，再北渡直插双江口，首攻三江营未果。10月初，管文蔚令挺纵第一、第三支队和第二支队兵分两路，联合作战。第一、第三支队从大港乘船驶至双江口，然后分头进袭三江营和嘶马；第二支队则从南老洲北端天伏洲渡头江至河口，再与第一、第三支队会合，向北奔袭中闸、大桥。第3天，挺纵又乘胜追击，攻占了吴家桥、刁家铺等地，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收编了若干地方武装，第二支队迅速发展到拥有千余人枪。不久，第一、第三支队（后改为第四支队）经南老洲返回江南防地。同年12月，第二支队司令部从高桥镇移驻江北大桥镇，新老洲改由新编的第三支队驻守。1939年1月，韦永义和惠浴宇、吕镇中率第三支队经大港、新老洲北进，重新控制了三江营腹地吴家桥、花家荡一线，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建起了江北桥头堡。3月。韦永义又率第三支队赶走了国民党江都县保安队，更加巩固了这座“桥头堡”。
正在此时，兵痞出身的挺纵第二支队司令方钧，劣根性不改，居功自傲，生活上腐败，组织上闹独立性，另立山头自封“长江边区游击总司令”，并企图率部投靠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与此同时，其参谋长倪健在扬中县城诱捕杀害了挺纵战地服务团团长王子清，并收缴了服务团武装。1939年5月上旬，陈毅令新四军第二团副团长刘培善率第一营，配合挺纵第三、第四支队一举将方钧部缴械，第三、第四支队接管了大桥、嘶马、三江营等江北沿江地区，进而向吴家桥以北地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