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8月至9月，新四军第一支队政治部先后派王丰庆、叶刚和曾昭墟等一批干部到镇江、丹阳边界地区镇江第三区和丹阳第一区发动群众抗日，成立抗日群众团体，建立党的组织。10月以后，中共苏南特委又派出陈世新等10余名干部，在王、叶、曾工作的基础上，着手个别吸收符合条件的抗日积极分子入党，并在高陵村等地建立了一批党支部。1939年1月，经中共苏南特委批准，成立中共镇江特别区委，书记曾昭墟，隶属苏南特委。4月，苏南特委组织部副部长胡荣佳奉命到镇丹边区以上党为中心开展发动群众抗日和建党工作。随着建党开辟工作的深入展开，镇江特区委发展为镇三和丹一两个区委。随后，在此基础上，于7月建立了中共镇丹县委，胡荣佳、凌菲先后任书记，组织部长钱福熙、宣传部长熊飞（杨克信）、妇女干事吉惠兰、军事委员吴顺昌。
镇丹县委隶属中共苏南特委。
五、中共丹北县委的建立
丹北地区的建党工作，自1938年8月新四军第一支队党委转报东南分局并中共中央恢复了被国民党政府关押达7年之久的管文蔚的党籍后，即开始在新四军挺进纵队内部进行，先后被吸收入党的有胡文杰、梅嘉生、管如松、殷逸、虞荣和、陈志模、陈云阁、汪云龙等一批最早派往新四军军部和第一支队受训的本地人（有的在受训期间即已入党）。
10月，中共苏南特委派宣传部长周苏平以挺纵民运科长的名义，到丹北地区负责联络和组建地方党组织。周苏平和挺纵郭猛、鲍志椿等走村穿巷，访贫问苦，广泛开展社会调查，深入进行宣传发动，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并在丹阳段家桥、大成桥、访仙桥等地个别吸收赵鉴（铜匠）等首批先进分子入党。11月，参加新四军第一支队政训班学习并被吸收入党的张克威、孙维华回到家乡访仙桥地区，协助郭猛开展建党工作。不久，即建立由他们3人组成的中共访仙区委。后由于人员调动，该区委成立不到两个月即告撤销。
1939年2月，苏南特委和挺纵党委派陈云阁、汪云龙从部队回地方配合周苏平工作，在丹阳嘉山附近高桥村建立了中共丹北特别支部，书记周苏平，组织委员陈云阁，宣传委员汪云龙。丹北特支成立后，周苏平在镇江姚家桥附近冷家荡、补粮洲、宗张巷等地发展了20余名党员，建立了若干个党支部。陈云阁先在高桥发展宦德胜等人人党，建立高桥党支部。接着建党工作向东向南推开。直至嘉山以南大庄里、商家村、虞巷河、左庄里、窦庄庙和九曲河南奔沟桥、留墅等地，先发动群众，组织青年救国团，然后吸收一批小学教师、塾师和青抗团中的先进分子入党，并通过他们就地培养积极分子和发展党员。到6、7月间，在丹阳第六区（访仙桥地区）和第七区（陵口地区）部分地区的11个乡建立了14个党支部，有党员70余名，并建立了中共山南区工委，书记刘建华。与此同时。汪云龙在镇澄公路以北镇江第五区（大港地区）和丹阳第八区（界牌地区）也发展了赵文豹等一大批党员，并于5、6月间建立了中共山北区工委，书记由汪云龙兼任（山南和山北以横贯丹北地区东西、由今丹阳境内的水晶山、管山、嘉山和今丹徒境内的马迹山组成的宁镇山脉为界。山南地区，西、南沿铁路为界，东至武进孟河一带，大部分地域在丹阳境内，属当年镇江县的仅有黄墟、辛丰各一部分。山北地区，南至铁路，东、北濒临长江，西接镇江城郊。含镇江县第五区及第四区一部分）。
1939年7月1日。经中共苏南特委批准，在访仙桥东北的大庄里召开了有丹阳、镇江、武进以及扬中的数十名党员参加的丹北地区党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共丹北县委，书记周苏平，组织部长陈云阁，宣传部长王志明，民运部长汪云龙，青年部长陈西光。不久，又增加了管寒涛为县委委员，分管统战工作。
此外，在丹北地区，1939年初，新四军挺进纵队派一批党员到扬中县同德、长旺等乡开展建党工作，建立了若干个党支部，并于同年8月成立了以李培根为负责人的中共扬中地区工作委员会。至11月，全县已建27个党支部，有党员260余名。此时，扬中地区工委改组为中共扬中县工委，书记李中，隶属于新四军挺进纵队党委。
（第五节发展壮大根据地的抗日进步力量
一、建立中共丹北、丹南和江当溧句中心县委
新四军进入苏南地区后，经过1年多时间的工作，在第一、第二支队活动地区已经建立了3个特委、14个县（工）委。为了进一步发展壮大党的力量，加强党对根据地建设的领导，中共中央东南局决定成立苏皖区党委。1939年12月，在金坛县建昌圩丁家塘召开了中共苏皖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以吴仲超、谭启龙先后为书记的中共苏皖区委员会。苏皖区党委成立后。1940年1月，为统一丹北地区党组织的领导，即派区党委民运部长章蕴到丹北地区负责筹建中共丹北中心县委的工作。2月，以陈云阁为书记的中共丹阳县工委和以周之桢为书记的中共武进县委成立。2月，扬中县工委改为县委。丹阳工委成立后，将原丹北县委领导的山北、山南两个区委改建为4个小区委：山北区委分设为镇江五区委和丹阳八区委；山南区委分设为河南区委和丹（阳）
六区委。3月，在镇江五区委辖区内又建立了大港、圌滨和平昌3个分区委。
为了开辟金（坛）丹（阳）武（进）地区，1940年1月，中共苏南特委派彭炎、钱进、蒋铁如进人丹阳里庄桥及其周围地区开展建党工作，不久建立了以彭炎为书记的中共金丹武工委。工委以里庄桥为中心积极开展工作，宣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团体，建立小型武装，团结开明士绅，进行减租减息，发展了200余名党员，陆续建立起20余个党支部。5月，金丹武工委改为县委，钱进为书记。
句北地区早在1938年秋即进行开辟工作，但由于距中心区较远。主力部队很少进入活动。进入后也不能持久活动，因此该地区一直难以打开局面。鉴于该地区横贯长江和京沪铁路，为新四军向北发展和坚守江南所必须控制在手的战略通道和依托，苏皖区党委成立后，立即决定加强力量重新开辟句北地区。1940年1月初。区党委派组织部长陈洪率句容县委书记李广（1939年8月接任）、委员汪大铭（1939年12月增补）到句北检查部署工作，决定由汪大铭接替邱布负责句北特区的工作。1月12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参谋长罗忠毅、政治部主任罗化成率主力一部进驻句北，会同句容县委成立句北军政委员会。同时经苏皖区党委决定，成立中共句北工作委员会，书记汪大铭，隶属句容县委。3月，句北工委改组为中共句北县委，仍以汪大铭为书记，下辖南区（大卓、光里、云塘等乡）、西南区（营房口以南、黄梅桥以北、汤山以东地区）、中区（普渡桥以北，仓头、下蜀以南地区）和西北区（汤山以西、东流以东、东阳西南地区）4个区委。
在句容与江宁、溧水两县交界地区，1939年6月起，新四军第四团在赤山地区的丁家村、甲山、端庄、谢桥、赤北建立党支部，并成立谢桥区委。7月，成立中共江溧句工委09月，改为中共江溧句县委。1940年8月，苏皖区党委决定，江溧句县委以赤山为界分为赤南、赤北两个工委。同年12月，改建为中共赤南县委和赤北县委。
1940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克服投降危险，力争时局好转》的指示。2月1日，党中央又作出《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指出：“投降与倒退”，“依然是目前时局中的主要危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在于强固抗日进步势力，抵抗投降倒退势力，力争时局好转，克服时局逆转。”3月6日，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指出各主要抗日根据地必须建立并且已经可能建立“三三制”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
3月8日，为了传达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决定，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召开了县、团以上干部参加的联席会议。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东南局出席会议，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和指示。会议根据中央的精神和毛泽东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确定了积极发展壮大抗日进步力量的各项任务：扩大反汪宣传运动，普遍发动与组织群众，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扩大抗日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发展地方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成立各级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财税工作，整顿税收，征收田赋，发行流通券，加强财政管理，保证给养：进一步发展党、巩固党，大胆地培养提拔地方干部，改善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采取精干隐蔽政策，等等。联席会议还通过了《为坚持江南敌后抗战之政治纲领》。
苏皖区党委成立以来，苏南和苏北沿江地区党的工作又获新的发展，至联席会议召开时，已在镇江、丹阳、句容、扬中等苏南16个县和苏北江都、泰兴、泰县等县范围内发展了4000余名党员，建立了19个县（工）委、40余个区委、300余个支部。联席会议后，为了适应抗日反顽斗争形势和任务的需要，决定将原有地区重新划分为4个游击区，撤销苏南、苏皖两个特委，每个游击区设立1个中心县委。下辖若干县（工）委。镇江敌后地区划分为以下3个游击区：
丹北地区为第一游击区，设立中共丹北中心县委，书记周苏平（后为陈光），组织部长钱敏，宣传部长王志明，青年部长陈西光、妇女部长黄珊，下辖扬中、武进两个县委和丹阳工委（6月改县委），共有党支部91个，党员1255名。
丹南地区为第二游击区，设立中共丹南中心县委，书记陈洪。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任迈，宣传部长袁先锋，下辖丹南、句容、镇丹3个县委和金丹武工委（5月改县委）。共有党支部163个，党员1764名06月，丹南、镇丹两县委撤销，合并改设中共镇丹金县委。
江（宁）当（涂）溧（水）句（容）地区为第三游击区，设立中共江当溧句中心县委，书记姜杰，组织部长汪大铭，宣传部长陈辛，青年部长徐焕庭（徐亚父），妇女部长王一民，武装部长方金湘，经逐步调整下辖江当溧、句北两个县委和赤南、赤北两个工委。
二、开展反汪宣传运动，掀起参军抗日热潮
1940年2、3月间，汪精卫汉奸政府在南京成立前后。镇江敌后根据地各级组织立即部署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汪宣传运动。在镇江、金坛交界的茅东地区，党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共同发起召开了有数千名群众参加的反汪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提灯示威游行。在茅山北麓，中共丹南县委为显示人民力量，打击日军和汪伪汉奸的气焰，利用民间正月十五闹元宵习俗，发动农抗会、青抗会、妇抗会会员手提各种彩灯，排成两华里长的队伍，从金坛圩西出发，途径延陵等地，直到旧县村，举行反汪示威大游行。中共丹南中心县委并在延陵附近召开了有万余人参加的反汪大会。把丹南地区的反汪宣传运动推向高潮。镇江、扬中、句容各地在丹北、江当溧句中心县委和有关各级党组织的部署下。也普遍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汪宣传活动，或召开声讨大会。或举行示威游行，或进行街头讲演和文艺演出，大张旗鼓地声讨汪精卫投降叛国罪行，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约，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阴谋，抗议反共顽固派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制造挑衅磨擦事件，号召抗日军民进一步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坚持抗战到底。
镇江敌后许多地方的群众还自发地在糕盒上雕刻汪精卫头像，用其蒸制糕饼，以“吃汪逆肉、喝汪逆血”，一解心头之恨。还有一些地方以区或抗日团体名义纷纷写信或致电新四军驻军乃至军部表决心，发誓要以实际行动与汪逆集团斗争到底。丹阳县有个区的青抗总团在致新四军军部的通电中说：“国贼汪兆铭（字精卫）……不惜与日寇签订亡国灭种之密约，我全区民众，无不咬牙切齿，誓与汪贼不两立”。“贵军之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尤为各界所交鉴，而我辈所目睹者。正唯贵军为江南抗战之支柱，所以日寇及其走狗汪精卫与顽固派反共派之流不遗余力，以破坏之。……
幸赖贵军深明大义，抱民族利益于一切之初，以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相号召。我辈青年，愿在此原则之下，誓为贵军后盾，以完成民族解放之伟业。”电文表达了镇江敌后广大人民坚决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随着反汪运动的深入开展，各地广大干部群众纷纷以查斗汉奸、捐钱献物、参军拥军等实际行动，痛击汪逆的叛国行径。特别是各地各级党组织广泛开展扩军运动，广大热血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或地方抗日武装，出现了父母送子、妻子送夫和兄弟相送的热烈场面。丹阳第三区就有100余名青年报名参加新四军。镇江附近的一位爱国士绅主动招募了30余名青年，携带六七支枪投奔新四军。扩军是各种青年抗日救国团体（统称青抗团）重要的经常性的任务。青抗团以丰富多样的形式宣传抗日，并在贫雇农青年中，通过诉苦、个别串联教育等方式，宣传民族解放和自身解放的关系，宣传新四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英勇抗战的事迹，鼓励和动员青年积极参军。镇江县和金坛县交界处的西旸镇100余名雇工中就有40余人参军，建昌的天湖乡、沈渎乡则动员了300余名青年参加新四军。群众性的扩军运动不仅确保了新四军主力部队不断地得到兵源补充而发展壮大，而且也使各地地方武装建设得到充分保障。通过反汪宣传和扩军运动，茅山地区比较普遍地建立了人民自卫队组织，句容第二区（香行地区）中心乡即组建了11个中队，有枪20余支，参加自卫队的民众达860人。各地还开办各种形式的青年训练班，吸收大批知识青年通过培训，参加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
三、抗敌总会代行抗日民主政权职能
进入1940年，随着国民党顽固派加紧推行反共政策，镇江敌后的国民党政权日趋反动。他们打着所谓“合法”、“正统”的招牌，强调所谓“军令”、“政令”的统一，千方百计地限制、破坏新四军的抗日活动，甚至恣意培植反共势力，制造一起起迫害抗日军人、干部及其家属的事件。尽管这样，共产党和新四军仍然从国共合作抗日的大局出发，坚持暂不建立县和县以上抗日民主政权，仅在新四军活动的中心地区建立了区、乡、保抗日政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