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方儒看了孙子给他捎来的马文章的信。他不知道马文章究竟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结束在英庄的教书生涯。当然，在那封信中，马文章说是因为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但是，英方儒知道，这只是一个托词而已。如果是因为身体不适，他不会这么突然地留下一封信，就不再来教书了。在英方儒看来，马文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他至少应该来当面说明理由的。怎么会这么唐突呢？英方儒心想这里面一定有什么事。
英方儒亲自把马文章的束脩送去。他见马文章的确是瘦了许多，憔悴了许多，连眼窝都深陷下去。他只是安慰马文章好好将养身体，并没有往深层里问。他不能勉强马文章，既然人家不愿意说，就一定有自己的苦衷。何必一定要人家把不愿意说的话说出来呢？
没有了教书先生，英冬雨和伙伴们便放了羊。英方儒想着再请一位教书先生。可他在请先生之前，必须要弄清楚马文章为什么突然辞职不干了。是自己做的不好呢？还是孩子们惹了祸？或者是哪个学生的家长得罪了先生？他要找出原因，以免再请一位先生后闹出同样的麻烦。
很快，英方儒就知道了这件事情的真相。虽然，李有财夫妇并没有对外人透露过一星半点，可英方儒还是知道了。不但英方儒知道了，英庄人和三里庄的人几乎都知道了这件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是在黄河口一带人们经常提到的一句话。当事者双方谁都没有透露半个字，可是，人们凭借孩子们的片言只语，加上人们的想象，把这件事进行了还原。甚至，许多细节都比事实真相更具体。
英方儒在了解了马文章辞职的真相之后，他决定另外再请一位教书先生。可是，在大荒洼的这十几个村子里，能与七才子马文章相提并论的就只有八才子马文采了。不巧的是，马文采早就被马家庄的学堂给聘请了。即便他没被马家庄学堂聘请，英庄也不好在聘请他。毕竟他和七才子是兄弟，七才子这件事他肯定也听说了。他咋能来英庄呢？那是一件很令人尴尬的事情。英方儒只能退而求其次，聘请了赵家庄的教书先生赵庆同。
赵庆同也是大荒洼有名的读书人。说他有名，是因为他从七八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然后开始参加科考，一直到四十多岁，连个秀才也没能考上。所以，他的年龄虽然比七才子、八才子都大，却远没有七才子、八才子的名气大。这么说好像不太对，他的名气好像也不比七才子、八才子的名气小。只不过马文章、马文采的出名是因为有才。他赵庆同的出名则是因为无才。在大荒洼，比赵庆同更无才的人多得是，但别人参加科举考试，几次不中，就会气馁，就会放弃。可赵庆同不是这样，他年复一年的参加科考，别人笑话他屡战屡败，他说自己是屡败屡战。他的出名就出在这儿。
赵家庄和马家庄一样，也在九水河南岸。只不过马家庄在东，赵家庄在西。赵庆同已经五十多岁了，他来英庄教书，也需要走十几里路。这样一来，他和马文章一样，也需要在英庄吃一顿午饭。
有了马文章那件事的教训，英方儒对教书先生的午饭进行了改革。他不再让读书的孩子各家管饭。而是让大家伙凑份子，由他的老婆张氏在家里做好饭，然后送到祠堂里。
虽然刚刚收了新麦，但在平常的日子里，庄户人家是舍不得吃细粮的。白面馒头只有在过节或者老人过生日、孩子满月等重要的日子才能吃到。平常的日子里吃的主要是玉米面窝头、高粱面饼子。给先生做饭不能蒸白面馒头，一顿饭三两个馒头没法蒸。张氏有办法，每天中午，张氏就用一点白面给教书先生赵庆同擀白面饼。孩子们放学回家了，张氏便用一个竹篮子盛了她刚刚烙好的两张饼，还有一小瓦罐咸菜，上面用一块干净的白笼布盖好。亲自送到祠堂里。
赵庆同在西厢房里吃饭，张氏就在院子里等着，等赵庆同吃完饭，她再把竹篮子和瓦罐挎回家。
到英庄当教书先生的第一天，赵庆同就着咸蒜吃了一张饼。还没有吃饱。他拿起第二张饼，刚想张嘴去咬，忽然停住了。他看了看手中的饼。这第二张饼自己是吃不下去的。他想把饼撕开。犹豫了一下，却没有撕。他觉得自己是一个读书人，一个斯文人，既然吃不下整张饼，还是不要撕开的好。于是他把剩下的那张饼又放回到篮子里。
一连三天，赵庆同都是只吃了一张饼。英方儒对张氏说：“赵先生是个老实人，他大概是觉得吃不了两张饼，就不好意思撕开第二张饼了。赵先生可能吃不饱。”
张氏说：“那咋办呢？”
英方儒说：“好办。明天你把饼擀得稍微大一点就是了。”
第二天，张氏仍然是擀了两张饼，只是把饼擀得大了一圈。
赵庆同依然还是只吃了一张饼。
张氏回到家，把剩下的那张饼拿出来，英方儒撕了半张饼，就着咸菜，一边吃着，一边说：“我猜得不错吧？明天还得再大点。”
一天，两天，三天……
就这样，饼越来越大。
终于有一天，赵庆同吃不下一张饼了。
这一天，赵庆同教完书，让孩子们背书。他自己则走出祠堂，来到了族长英方儒的家。
英方儒一见赵庆同来他家，赶紧让座、上茶。两个人寒暄过后，赵庆同忽然说：“东翁，真的是不好意思，我想辞馆回家。”
大荒洼的这十几个村子之间，由于通婚的关系，几乎都能论起亲戚来。英方儒的一个侄女就嫁到了赵家庄，嫁给了赵庆同的一个堂兄，赵庆同给英方儒的侄女叫嫂子。这么论起来，赵庆同就比英方儒低一辈，得管英方儒叫叔。可他没这么叫，他按照书本上的叫法，称呼英方儒为“东翁”。他也不用当地的土话说“我不想在这儿教书了”，而是按照书本上的说法，说“辞馆”。
英方儒吃了一惊：“教得好好的，怎么要辞馆呢？莫非老朽有做的不对的地方？还是孩子们惹您生气了？”
英方儒也被赵庆同感染了，不但说了“辞馆”，还把自己称为“老朽”。这让坐在炕沿上的张氏偷偷直笑。
赵庆同有气无力地说：“都不是。是我病了。”
英方儒心想，一顿饭吃一张大饼，饭量都快赶上一个年轻小伙子了，怎么会有病呢？他说：“你看上去身体很好啊？”
赵庆同说：“东翁，您有所不知。刚来的时候，我吃一张饼还不饱，才短短十几天，我却吃不下一张饼了。并且总是有饱胀的感觉。这肯定是有病了，所以要辞馆回家医病。”
听了赵庆同的话，英方儒不禁哑然失笑。他本想把饼已经做得很大的事情告诉赵庆同，又怕赵庆同难堪。他略一沉思，说：“按说我不能耽误你看病。但是急切之间我找不到能代替你的人。这样吧，你再坚持几天，等我找到合适的人之后，你再回家。你看如何？”
赵庆同犹豫了一下，说：“也只好如此了。还请东翁抓紧时间另请贤明。”
第二天中午，英方儒让张氏把饼做得小了许多。下午，他就坐在家里等着赵庆同。因为他知道赵庆同一定会来找他的。果然，下午放学以后，赵庆同就来找英方儒，说是病已经好了。
等赵庆同走后，英方儒叹了一口气，对张氏说：“怪不得他考了几十年，连个秀才也没能考上。他读书读成了呆子。”
张氏说：“让这样的人教孩子们念书，把孩子教傻了咋办？”
英方儒说：“临时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书，只能凑合一下。说到这儿，他又叮嘱张氏，你可别把这件事说出去。说出去了，人家就不好做人了。”
张氏答应着。可是她还是说出去了。女人们凑在一起，总是张家长李家短的。她是个接生婆，一次，给本村的一家接生之后，在饭桌上，人家说起了孩子念书的事。那家的大儿子就在祠堂里念书。她终于没能忍住，把赵庆同吃饼的事说出来了。说完了，她又后悔了，再三叮嘱人家别说出去。可是没有几天，英庄人都知道了。
孩子们也知道了先生吃饼的事。不知道是谁，给赵庆同起了一个外号，叫做“吃饼先生”。时间一长，赵庆同也知道了这件事。于是，他真的辞馆回家了。并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教过私塾。
英庄的学堂不到两年时间，连续有两位教书先生辞馆。虽然事出有因，但是却没有人再愿意到英庄来教书。
英冬雨和他的伙伴们终于结束了他们并不喜欢的读书生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