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尔哈赤在向辽东进军的过程中，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对辽东地区的百姓主要是汉人肆意屠杀与奴役，企图以削足适履的办法，将汉族地区纳入后金旧有的体制。后金天命四年(公元1619年)努尔哈赤攻陷开原，遇到汉人就斩尽杀绝，屠杀百姓六七万口。天命六年(1621年)努尔哈赤攻陷辽东后，“恐慌民贫思乱，先拘贫民杀尽”。两年后，又“恐富聚众致乱，复尽杀之”。攻占抚顺时，“论将士之功行赏，以俘获人口30万分给之”。
由于后金实行屠杀与奴役的政策，人口大量逃亡，壮丁锐减，田园荒废，加上天灾接踵而来，经济情况更加恶化。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宁远城下遭明兵创，更加剧了后金国内的危机。
皇太极以政治家的敏锐、改革家的明智意识到政权要生存、要壮大，就必须改变这种民族隔阂、仇视的现状，那就必须改变民族政策，所以，他即位以后，就提出“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以这一新的基本国策为指针，实行了一系列缓和满、汉民族矛盾的新举措，主要有这么几项：
一、发布《离主条例》，规定如果主人有下列六种不法行为：私自进行采猎活动、私自藏匿战利品、擅自杀人、强奸妇女、冒领战功及威胁阻止告发主人，奴隶都可以向汗王告发，只要情况属实，告发人可以与主人脱离主奴关系，离开主人家。这就为沦为奴隶的汉人提供了一个可能恢复自由、不再做奴隶的机会。
二、实行满人和汉人“分在别居”。努尔哈赤进占辽沈地区时，把汉人都分给满人做奴隶，满人住在汉人家里，吃、穿、用都由汉人供给，汉人还要受满人役使，境遇十分凄惨。皇太极即位第八天，就发布满、汉“分在别居”的谕令，把原来已分给满人做奴隶的部分汉人从满人手下拨出来，恢复自由民的身份，派汉人官员管理。这就使辽沈地区大约40％的汉人摆脱了奴隶身份。到1638年(崇德三年)以后，更进一步全部脱离了满人的农庄，重为自由民，这些汉人的境遇有所改善，自然对满人的抵触情绪和仇恨情绪就有所缓和。
三、新降汉人“独立居住”。“分在别居”是针对努尔哈赤时期征服的辽沈地区汉人实行的新政策，对皇太极即位后新征服地区的汉民和战争中新俘获的汉人，他一开始就采取让他们照旧独立屯住的政策。新降服的汉人生活照常，不受干扰，当然也就不会激化矛盾。
四、仿照明朝制度，开科取士，为汉族知识分子提供晋身之阶，使他们有了能够跻身于社会上层的机会，有了政治出路。第一次科举是在1629年，参加考试的生员300人，全是努尔哈赤时期侥幸躲过屠杀，沦为满人奴隶的汉族士人。科考结果，选出200人，赏赐绸缎、布匹之外，还各家免除两个人的差役负担。以后又举行过两次。前后共取士444人，其中宁完我、马国柱等人积极提出建议，在国家建设中起了不小的作用。
五、号召广泛举荐有才干之人，尽量发挥汉人的才干。科举考试争取了读书人，但还有更多的有才能之人并非读书人，为了争取他们，皇太极几次谕令荐举贤才，自荐和保荐都可。这一举措也收到了实效，像通过荐举被任用的鲍承先、陈锦、李率泰、刘弘遇等人都成为重要官员，发挥了很大作用。
六、对汉官优礼相待。皇太极对汉族官员都给予很高的礼遇，生活上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赏赐钱财、田地、各种生活用品，还把满族贵族或大臣的女儿嫁给他们为妻，更重要的是保留他们原来在明朝时的官职级别，有的还予以升赏，同时对他们信任不疑。
比如：有个户部郎中陈此心，投降以后，请求放他回家乡看望父母，皇太极同意了，回来后没多久，他表示感恩不尽，说：“我绝不想走了！”皇太极说：“你想留就留下好了。”但仅仅时隔两个月，这个人竟然偷偷地准备逃跑，被人发现，当时满、汉大臣们都说他该杀，但皇太极却送他2匹马、4头驴、20两银子，让他举家回原籍了。如此待人是何等宽容！类似这样的事并非仅此一例，显示出一个政治家的宽广胸怀。
他优待汉官最有代表性的事例是对范文程的信任和倚重。范文程是明朝生员，富于韬略，文武全才，早在1618年(天命三年)就主动投奔努尔哈赤，“仗剑入军门”，但一直没有得到重用。皇太极即位后，将他召直文馆，十分倚重，一应大政方针、军机要务都要听取他的意见，凡重要文书、文诰都由他一手拟定，皇太极甚至不加审阅。他也确实在帮助皇太极运筹帷幄、决胜疆场上提出许多宝贵建议，起了很大作用，成为清代第一名臣，后人将他比作汉高祖时的名相曹参。
尽管皇太极实行的这些缓和满、汉矛盾的政策与“满、汉一体”的原则不可能没有实际程度上的距离，但成效还是明显地改变了努尔哈赤时期辽沈地区的紧张形势，特别是争取到了许多汉族上层人物的真心支持，他们在清朝的强盛和战胜明朝的战争中，起到了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