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到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一
一天，一位顾客来到乔治·格雷厄姆的店里——乔治是伦敦一个很有名气的钟表商，在他的铺子里精心挑选了一块手表，但仍然不放心，就问乔治，手表的精确度怎样。
“先生，这块表的制造和对时都是我亲手完成的。”格雷厄姆回答他，“七年以后你来找我，如果那时候时间误差超过五分钟，我一定把钱退给你。你只管放心拿去使用。”
过了七年，当年的那位先生从印度回来后，又来到格雷厄姆的铺子里找他。
“先生，”他说，“我把你的表带回来了。”“我记得我们的条件，”格雷厄姆说，“哦，怎么了？把表给我看看。有什么地方不好？”
“是这样，”顾客说，“我已经用了七年，它的走时误差超过五分钟了。”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就把钱退给你。”
“除非你付给我十倍的价钱，”顾客说，“不然我不退。”
“不管你开什么条件，我都不会食言的。”格雷厄姆回答。他把钱付给了那位先生，换回了那块表，留着自己校准时间用。
塔彼温先生是格雷厄姆先生授业恩师，塔彼温先生是当时伦敦——也许是全世界——做工最精细的机械师。有一次，一位顾客拿了一块刻了他名字的坏表找他修理，表上虽然刻了他的名字，但实际上却是假冒的。
塔彼温二话不说，拿起锤子把表砸了个粉碎。看着顾客目瞪口呆，他拿出一块自己制作的手表递给他，说道：“先生，这才是我的产品。”一座时钟上如果刻上了他的名字，那就是质量优异、走时准确的标志。
格雷厄姆先生一生有很多发明，他发明的司行轮、太阳系仪、水银钟摆等，后人一直都在使用，到现在几乎也没有什么改进。格林尼治天文台的一座大钟，就是他制作的，经过一百五十年到现在还是性能良好，只是每走十五个月需要调时一次。由于塔彼温和格雷厄姆的工作达到了尽善尽美的至高境界，他们去世后都葬在了威斯敏斯特教堂。
二
在海上航行时，水手必须知道自己在赤道的南边还是北边，距离赤道有多远；还要知道相对于某个固定地点的位置，比如在格林尼治、巴黎或者华盛顿的西面还是东面，距离多远。为了航行安全，这是必须知道的。如果他有一个绝对精确的计时器，那么每天有太阳的时候，他就可以借助计时器来获得这方面的数据。然而，当时这种高精度的计时器还没有发明出来。为了找到一种测量经度的办法，十六世纪时，西班牙国王悬赏一千克朗。两百年后，英国政府悬赏五千英镑，如果有人能够发明一种帮助海船测量它所在的经度，而且误差不超过六十英里的计时器，就可以领到这笔奖金；如果误差少于四十英里，奖金是七千五百英镑；少于三十英里，一万英镑。另一个版本是，书记员不小心把最后一项写成了两万英镑。
于是，世界各国的钟表工都觊觎着这笔奖金，费尽心思想把它收入囊中。但一直到1761年，仍然没有人能够得到这笔钱。恰好就在这一年，约翰·哈里森发明了他的计时器，他要求对仪器进行检验。于是，在一次为期一百四十七天的从普茨茅斯到牙买加的往返航行中，哈里森先生发明的计时器被派上了用场，整个航程最后的误差只有四秒。随后一次到巴巴多斯的为期一百五十六天的环球航行过程中，这台装置误差只有十五秒。最终，两万英镑的奖金颁给了哈里森先生——这位已经为此努力工作了四十年，双手和计时器一样灵巧的机械师。
三
在纽约州的一个小村庄，一个木匠对铁匠说，“给我做一柄最好的锤子，要那种你能做得最好的，我们有六个人来这里干活，我把锤子忘在家里了。”“我能做得出的最好的锤子？”铁匠戴维·梅多尔满腹狐疑地问，“你会出那么高的价钱吗？”“会的，”木匠说，“我需要一柄好锤子。”
铁匠最后交给他的，确实是很好的一柄锤子，锤头的孔比一般的锤子要长，锤柄可以深楔入孔里，这样，在使用的时候锤头就不会脱柄飞出去。也许从来就没有哪柄锤子比这柄更好。木匠对这项改进赞不绝口，不住地向同伴炫耀他的新工具。第二天，他的那些同伴都跑到铁匠铺，每个人都要定制一柄一模一样的锤子。这些锤子定做好以后，又让他们的包工头看见了。于是，包工头也来给自己定了两件，而且要求比前面定制的都好。“这我做不到，”梅多尔说，“每次我做什么的时候，都是尽可能把它做好，我不会在意主顾是谁。”
梅多尔其实只要按照已有的工艺标准做下去，很快就能发大财；但在整个漫长的工作过程中，他总是在想办法改进每一个细节。一个五金店老板一下子定了两打，这么大的订单，梅多尔以前从来没有接过。纽约的一个商人来村子里兜售他的货物，看到五金店老板已经定制好的锤子，把它们全部买走了，还留下了一个长期订单。尽管这些锤子在交货时并没有什么“质量优秀”的标签，但只要在锤子上刻有“梅多尔”几个字，就意味着它的质量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
对一种商品来说，质量好、性能优越是最有效的广告。
四
一家很大的钢铁厂的经理这样说：“我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他的工厂员工有数千人之多。他继续说：“我们的秘密，让别人知道也无所谓。我们所做的，其实就是在质量方面精益求精，争取更上一层楼。”
已故的约翰·维廷是马萨诸塞州诺斯布里奇著名的机器制造商。有一次，一位顾客向他抱怨，说他们的轧棉机售价太高了，维廷回答道：“我想看到的，不是我们的产品价格有多低，而是它的质量有多好。”他这句话的含义商人们很快就懂得了，之后，新英格兰的棉花制造商一个习惯的做法，就是每次有机会做产品销售的广告，就告诉人们他们的产品历史很悠久，并且不忘补充一句：“是维廷制造的。”好像加了这句话，就足以保证诺斯布里奇所有产品的质量似的。
“就按照我原来的样子画，把那些该画的地方都画上。”奥利弗·克伦·威尔对他的画师说。因为画师为了取悦这位大人物，不想把他的黑痣画出来。
一位众议员恼羞成怒，说了这句话：“我还记得你从前给我父亲擦过皮鞋。”意在羞辱与他辩论的对手。“一点儿也不错，”对方马上回敬他，“难道我没有把皮鞋擦好吗？”
“要分辨是不是好的靛蓝也容易，”一位老太太说，“拈一小块放到水里，如果是好靛蓝，它就会浮在水上，哦——对不起，也可能是沉到水底，到底是哪种我记不得了。不过，这倒没关系，你可以自己试试。”这种解释真让人哭笑不得。
英国的威灵顿公爵一度深受耳聋之苦，他请了一位知名大夫给自己看病。大夫让公爵几乎性命不保，因为他用了强腐蚀剂灌到了公爵的耳朵里，结果引起炎症。大夫懊悔不已，再三道歉，担心这个错误会毁了自己的前程。“不用担心，”公爵很大度地说，“我不会和谁提这件事的。”“那我可不可以继续做你的护理，这样别人就不会怀疑我的水平了？”“这不行，”公爵断然拒绝，“这是欺骗。”
有一次，雕刻家布朗先生在沃德小姐家看到一座石膏像，雕得非常逼真。其原型是几年前沃德一家还在布鲁克林居住时在他们家做事的一个爱尔兰工人，不仅形体、表情酷似，甚至连他裤子上的补丁、外衣的裂口以及那顶窄边的大礼帽都没有差别。雕像的作者是沃德小姐的弟弟小沃德。“这小孩子不简单。”雕刻家夸奖道。六年以后，他邀请小沃德进了他的工作室，跟他学手艺。时至今日，在美国的雕刻界，小沃德已经成了一个最响当当的名字。
五
“爸爸，”一个孩子对他的父亲说，“我昨晚在街上看见了一大群狗，有五百多只，我不骗你。”“肯定不可能。”父亲说。“我真的看见了，不是五百那就是一百只。”“不可能，”父亲说，“我们村里总共也没有那么多狗。”“哦，那至少有十只，这我可以保证。”“你现在说十只我也不相信，”父亲说，“因为开始你说看到五百只的时候，口气和现在一样肯定。你已经两次出现了漏洞，现在我不会再相信你了。”“哦，爸爸，”孩子最后说了实话，“我就看见了两只狗，一只是我们的卷毛狗，还有一只是别人家的。”
为了增强故事的吸引力，孩子故意夸大其词，我们都能判断他的做法不对。可是，生活中另外有一些人，他们每天都在唠唠叨叨，“从来没有这么冷的冬天”，“从来没有这么热的夏天”，或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雨”，他们的话又有多少可信度呢？
缺乏精确性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明明知道真相却故意保持沉默，故意避重就轻，回避事实；为了不得罪人，就只管说好话；夸大其词，骑墙观望，人云亦云，不懂装懂，这些空洞虚假的态度，都是与不精确有关的恶劣行为。抛开一切人为编造的痕迹，说话完全依据于事实，这样的作风在哪里都会受人们的欢迎。它所展示的那种个性力量和意志力量，正是人们最愿信赖的东西。
六
我们在自然界看到的一切，都是认真而不敷衍，真实而不做作的。今天我们看到的玫瑰或水晶，和创世之初伊甸园里的玫瑰或水晶，仍然是同一种形状，同一种色彩。无论是长在女王的花园里众人瞩目的一朵玫瑰，还是长在不为人注意的路边的玫瑰，甚至是长在人迹罕至的荒山野岭的玫瑰，它的芳香、它的美丽，都不会有丝毫变化。水晶无论是形成在地底下，还是在地面上，都不会有什么结构上的差别。行星周而复始地运转，但每次都在同样的时间回到原来的地方，这种运动可以说正是上帝意志力存在的证明。
美国的迅速崛起和它资源的丰富，使这个国家滋生了一种不良的倾向，凡事喜欢夸大和渲染。其实，这个国家真实发生的一切，远比小说中虚构的故事更加精彩。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更不理解：实事求是远比泛泛的溢美之词更为有力，为什么人们那么偏爱夸张的叙述？这道理我们都知道，然而一开口就又把它抛到了脑后。事实上，今天我们要来辨明美国实际上发生的一切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不知道其中有多少财富是出自误传。而事实上，这样的误传其实毫无必要，有什么东西能比真相本身更有说服力呢？
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