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一无所有之时，你唯一的选择就是努力拼搏。”当你走进乔治·蔡尔德在费城的私人办公室时，首先吸引你注意力的是这条挂在墙上的格言——同时也是一条促使一个其他人看来毫无机会、不名一文的男孩最终出人头地的最高准则。
一
“我是一个宫廷里的孩子，”在丹麦的一个儿童聚会上，一位漂亮的小姑娘这么说，“我的父亲是议院中的侍从官，这是一个很高的职位。”
她不屑地撇撇嘴说：“至于那些姓氏以‘森’结尾的人，在他们面前，我们要两手叉腰，以便远远地跟他们保持距离。他们永远都成不了大器。”
“但是，我的爸爸可以毫不心疼地花一百元去买糖果，并把它们分给孩子们，”富商皮特森的女儿愤怒地反驳道，“你爸爸能这样吗？”
“是的，”一个编辑的女儿插嘴道，“你们的爸爸和所有人的爸爸都会被我爸爸登到报纸上。我爸爸说，因为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决定把谁登到报纸上，所以各种各样的人都怕他。”
一个通过门缝往里面偷看的小男孩有些感慨地想：“噢，要是我能成为他们中的一个该多好啊！”他能站在那里还要得到厨师的允许，因为他平时经常为厨师做厨房的清洁工作。同样是站在这里，但是他与这些人完全不一样，他的父母甚至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并且，他的姓氏就是以“森”结尾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时光流逝如水，当年那些在聚会上的孩子如今都已变成了风度翩翩的绅士和高贵典雅的淑女，他们中的一些人走进一座金碧辉煌的厅堂，在那里面布置了各种各样价值连城、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他们遇见了这些艺术品的主人——当年那个怯生生的男孩。以前，他从门缝里偷看他们的游戏并以此为一种莫大奢侈，而现在，他已经成为了伟大的雕刻家，他就是丹麦伟大的艺术家、著名雕塑《耶稣和十二使徒》的作者阿尔伯特·巴特尔·托瓦尔森。
二
这里还有一个故事，是关于丹麦一个穷鞋匠的儿子的例子，这又是一个姓氏以“森”结尾的孩子，“森”意味着他是平民，还意味着在他呱呱落地时幸运之神没有给予他任何特殊照顾。但他却成为了丹麦著名作家、童话大师汉斯·安徒生，他成功的道路并没有因贫苦的出身而受到阻碍。
三
“饥饿没有什么可怕的，爸爸。”耳聋的男孩约翰·基托苦苦地央求父亲把他从救济院领出去，这个可怜的耳聋男孩有着一个成日酗酒的酒鬼父亲，他自己也被人看成是一个只会做鞋子的小乞丐，除此之外，人们认为他一无是处。他哀求父亲，想为自己争取去接受教育的机会，“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资充足的社会中，并且，我知道怎么样来防止饥饿。不少霍屯督人不就曾经长期靠着一点点糖来维持生存吗？感到饿得难受时，他们就用一根带子把自己的肚子勒紧。我也可以那样做啊！再说，在原野上到处都可以找到萝卜，灌木丛里长满了坚果和黑莓，它们都可以用来充饥。一个干草垛就是一张很好的床。”
正是这个孩子，最终成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圣经》学者之一，他成了名扬世界的学者。基托博士的第一本著作就是在贫民院里完成的。
四
美国副总统亨利·威尔逊这样说道：“我出生在贫困的家庭，当贫穷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孔时，我还在摇篮里牙牙学语。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当我向母亲要一片面包而她手中什么也没有时是什么滋味。离开家那时，我才十岁，后来当了十一年的学徒工，每年可以接受一个月的学校教育，最后，在十一年的艰辛工作之后，我得到了一头牛和六只绵羊作为报酬。我把它们换成了八十四美元。从出生一直到二十一岁那年为止，我从来没有在娱乐上花过一个美元，每个美分都是经过精心算计的。我完全知道拖着疲惫的脚步在漫无尽头的盘山路上行走是什么样的痛苦感觉，我不得不请求我的同伴们丢下我先走，在我二十一岁生日之后的第一个月，我带着一队人马去采伐大圆木，我们进入了人迹罕至的大森林里。每天，在天际的第一抹曙光出现之前我就早已起床，然后就一直辛勤地工作到天黑后星星探出头来为止。在一个月夜以继日的辛劳努力之后，作为报酬我获得了六美元，当时在我看来这可真是一笔大数目啊！每块美元在我眼里都跟今天晚上那又大又圆、银光四溢的月亮一样。”
在这样的穷途困境中，威尔逊先生下定决心，不让任何一个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机会溜走。他紧紧地抓住了零星的时间，就像抓住黄金一样，不让一分一秒无所作为地白白从指缝间流走。很少有人能像他一样深刻地理解闲暇时光的价值。
在他二十一岁之前，他已经设法读了一千本好书——想一想，对一个农场里的孩子，这是多么艰巨的任务啊！在离开农场之后，为了学习皮匠手艺，他徒步到一百英里之外的马萨诸塞州的内蒂克去。他风尘仆仆地途经波士顿，整个旅行只花费了他一美元六美分。他参观了邦克希尔纪念碑和其他历史名胜。一年之后，他已经在内蒂克的一个辩论俱乐部脱颖而出，成为其中的佼佼者了。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议会上他发表了著名的反对奴隶制度的演说，此时距他到这里尚不到八年。十二年之后，他与著名的查尔斯·萨姆纳议员平起平坐，进入了国会。
对于威尔逊来说，他牢牢地抓住了生命中每一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它们都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将之当成通向成功之路的阶梯。
五
“让我到服装店为你量身定做一套吧。以后再也不要穿着那邋遢古怪的衣服进城了。你应该打扮得整洁一点，贺拉斯。”斯德雷特先生说。贺拉斯·格里利好像以前从来没有注意到它们是如此破烂不堪似的，他自上而下地打量了自己的衣服，回答说：“你知道，斯德雷特先生，我的父亲正在一个新环境中开创新的事业，我希望我能够给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他作为斯德雷特法官所办的伊利湖《政府公报》的代理人，每月可以领到一百三十五美元的工资。他是跟着他的父亲从佛蒙特州迁移到西宾夕法尼亚的，在过去的七个月里他总共只花了六美元用于个人消费。
每月他只给自己留下十五美元，然后把余下的部分全部交给父亲。为了给父亲看守羊群，免得它们遭到饿狼的袭击，许多个夜晚他都在野地里风餐露宿，经常以天为被以地为床。
他长得高高瘦瘦，有着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举止笨拙，声音嘶哑，已经快二十一岁了，于是他毅然决定去纽约寻找机会和财富。他把一堆破破烂烂的衣服卷成一团之后，挑在肩上的木棍上，就这样出发了。他长途跋涉了六十英里，一路上他历尽了磨难和煎熬，穿越大森林来到了布法罗，然后乘着一只独木舟顺流而下到了奥尔巴尼，在哈得孙河他又改坐驳船。在1831年8月18日，恰值太阳升起，他到达了纽约。
一个最廉价的旅店一星期只收两个半美元，他把它作为了暂时的落脚点。在漫长的六百英里的旅程中，他总共只花费了五美元。对他来说，当务之急就是找一份工作。他每天都在大街上看张贴在各个角落的招工广告，逡巡游荡，在一幢幢大楼里走进走出，逢人便问他们是否需要帮手。但是，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是千篇一律的“不，不需要”。他那怪里怪气的外表和衣衫褴褛的惨状使得许多人误认为他是一个逃跑的学徒。
在一个周末，贺拉斯·格里利得知“西部印刷公司”正在招收印刷工的消息。于是，星期一凌晨五点钟，他就在西部印刷公司的门口苦苦等候了。七点钟时，他终于见到了工头，他请求工头能给他一份工作。
但那个工头认为，在公司任何需要增添人手的部门的任何工作，这个来自乡下、没有任何经验的毛头小伙子都不可能胜任，因为他们需要的是能为不同语言版本的《圣经》排印铅字的熟练工人。尽管如此，那个工头还是说：“让我们看看他是否能有什么用，给他安排一件差使吧！”公司的经营者后来知道了这一事情后，当即表示反对。他告诉工头，等贺拉斯第一天的活干完之后就让他滚蛋。但是，到那天的晚上，贺拉斯提交了他漂亮的成绩单，他干的活是整个公司所有职员中最多的，并且是出错率最少的。
十年之后，他创办了《纽约人报》——这是当时全美国最好的周报，但它并没有带来巨额的利润。贺拉斯·格里利同时也是一家小型印刷公司的合伙人。当哈里森在184年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贺拉斯·格里利开始创办《小木屋》，这份报纸的发行数量达到了九万份，这在当时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由于每份报纸仅售一个便士，价格非常低廉，他还是没有赚到钱。
创办《纽约论坛报》是他的下一步冒险计划，他将每份定价一美分。
为了打开局面，他甚至从朋友那里借了一千美元，并在出版第一期时印刷了五千份。当然，万事开头难，最初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要推销出去五千份报纸难度很大。但是，仅仅六周之后，读者对《纽约论坛报》的需求与日俱增，他的订户已从原先的六百户激增到了一万一千户。后来，需求量太大，以至于即使所有的印刷机器都超负荷运转，还是满足不了要求。这在很大程度上跟这份报纸的立场和风格有关，尽管贺拉斯作为编辑难免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是，他总是在想方设法地使自己保持一种捍卫正义的立场。
六
1825年著名报人詹姆斯·贝内特在经营《纽约信使报》时遭到了挫折，1832年他的《寰球》又宣告破产，此后不久他的《宾夕法尼亚人》也以失败告终。至此为止，人们觉得贝内特仅仅是新闻界一个聪明多产的记者而已。
他经过十四年的辛苦劳动和勤俭节约之后，大约积攒了几百美元。
1835年，他找到贺拉斯·格里利，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合作创办一份新的日报《纽约先驱报》。贺拉斯·格里利向他推荐了两名年轻的印刷工，但并没有同意和贝内特一起经营这份日报，这两个印刷工成了贝内特的合伙人。
1835年5月6日，《纽约先驱报》创刊，当时它所有的资金仅能维持十天的花费。在华尔街租借的一间狭小的地下室成了贝内特的办公室，他们的办公桌更是极其简陋，仅仅是在地下室里面摆了一把椅子，再在两个圆桶上面架一块厚木板。除了印刷之外，他们在这间斗室里完成所有的工作，就此开始了这份在美国新闻史上有着巨大影响的日报的创办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