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母亲又在挎包里掏东西，是几叠黄色的草纸。她拿火柴把草纸点燃，边烧边扔，嘴里还念念有词：女儿，别把钱当真了，只有妈妈对女儿的爱才是真的，妈妈对不住你，早知道这样，当初就不该送你来这儿上学，你知道的，西藏离这儿太远，妈妈不能常来看你，但不管怎样，妈妈迟早都会来陪你的，你要乖乖的，乖乖的……等妈妈……
我母亲虽然泪流满面，但她的声音很小，她的动作也很轻，跟一只麻雀在地上觅食的动静差不多。
风把燃烧的纸带走了，雨把打湿的纸留下了。我就想，小萨一定知道应该捡哪种钱，她连“二”都说不清楚就认识钱，比我还聪明。
母亲在我跟前蹲下来，说，儿子，你哭一哭吧，哭一哭你妹妹就回来了。
可是我不哭。我挺纳闷儿，你那样哭都没有把小萨给哭回来，我哭有啥用？再说了，老师早就告诉过我们，解放军叔叔在战场上流血牺牲都不会哭，但这个解放军阿姨却对着一个小黄土包没完没了地哭，把人弄得怪心烦。幸好这儿没有我的老师和同学，不然我会被他们笑话死的。
长大以后我才醒悟，如果当时我要真的哭一哭，小萨是完全可以立刻“回来”一趟，多少给我母亲一点儿安慰的。即便我的哭声一点儿都不感人，也一定会随着燃烧的黄色草纸旋转到小萨的心上。这样，我兴许还能听到小萨在墓穴里面嚼水果糖的嘎吱声响呢。
我母亲从来没有为此对我抱怨过半句。从来没有。可是，我的妹妹小萨是否能宽恕我呢？
最对不起小萨的是我跟着母亲下山的时候，我走着走着实在忍不住了，突然停住。母亲问我怎么了，我说有东西忘在山上了。母亲说帮我去拿。我一听就急了，说我自己去，你们先到车上等我。可是驾驶员又说他去帮我拿。我一听更急了，大叫一声不许动，把我母亲和驾驶员都惊呆了。
我跑到小萨的坟前，用手指头飞快抠出两颗糖，从头上取下手帕，包好。在我往山下跑的那一路，泥泞的黄土好几次差点儿把我的鞋子给粘掉。但我顾不上这些，趿着鞋没命地跑。因为我担心小萨从后面追上来，揭穿我的手帕里包的丢人秘密。
坐在吉普车上往回走，我看见一些修路的工人在忙着。一根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播放“咱们工人有力量”。一个挑着土的人突然倒下了，被几个人抬到路边。我问驾驶员，叔叔，那人怎么啦？
饿的。
不听话就不给饭吃吗？
不是。是自然灾害。
什么是自然灾害？
就是……就是天气不好，粮食收成不好。
我望着天想，天气快点儿好起来吧，不然我妹妹捡再多的钱也买不到粮食，她会饿死的。
回到“藏八”，母亲弯腰为我拭去鞋上粘的黄泥，我生怕她发现什么，于是很紧张地说，你不要弄，生活老师会给我换干净衣服的。其实我心里在说，你不是要回西藏嘛，怎么还不快走呢？
鲍校长和陈老师来给我母亲送行，我看见陈老师光彩动人的脸上竟然挂满了泪珠。
我问陈老师，怎么我爸爸不来救我妹妹呢？
陈老师说，你爸爸太忙，来不了。
我像大人似地叹口气，忧心忡忡地问，他在忙什么呢？
鲍校长说，他是保卫部长，忙的事可太多了。
保卫部长？我听不懂，但也没有再问。
母亲临走时，没有给我拿水果糖，这使我很不满意。我不知道怎样向她表述才好，只茫然地看着她，连一句“妈妈，再见”之类的话也没说。但她还是给了我一支大头钢笔，说是印度的。
大头钢笔不好使，刮纸。水果糖也快不行了，本来就化了一点儿，在水龙头上洗了以后又化了一点儿。我撕了张作业纸，包好，放在褥子下面。想了想，又拿出来装在衣兜里（那时候买水果糖是要糖票的，我们平时很难吃到）。
几个同学跑来问我今天干什么去了，我说坐吉普车去了。我很想告诉他们，我爸爸是保卫部长。可是，老师教我们下的军棋里面偏偏没有那种棋子，说出来别人也听不懂。但我总得说点儿什么炫耀一下。就说，我在路上看见坏人了。
同学们果然很惊讶，抓住没有？
我说，没有。
同学们问，为啥没抓住？
我说，因为……因为保卫部长没有来。
什么保卫部长？
我……我也不知道，你们去问鲍校长好了。
同学们没兴趣了，都要走开。
我赶紧说，我妹妹死了，埋在凤凰山。
同学们更没兴趣了，纷纷散开。
晚自习后，我悄悄从衣兜里摸出一颗糖放在嘴里，乐滋滋地抿，实在不舍得嚼，不一会儿就把糖抿成了透明的薄片。我在凤凰山上就想好了，要把另一颗糖送给我们的班长王莎莉，但一直没机会，可是再不给她就存不住了。
寝室的楼梯口，我嘴里含着最后一点儿薄糖片，焦急地等王莎莉过来。在我把用作业纸包好的糖递给王莎莉的同时，有意哈了口气，希望能使她感到甜味扑鼻。
她着实被吓了一跳，这是什么？
我说，你打开看嘛。
她有些紧张地打开纸包。笑了。她说她本以为我会像其他男生一样搞恶作剧，在纸里包一条毛毛虫或者一条蚯蚓什么的来吓唬女生呢。看来她是很喜欢这颗糖了。可是那个最热衷于巴结她的崔善美同学正好走过来，向王莎莉要过那颗糖，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研究一阵，问，这是从哪儿来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讨厌，说，你管从哪里来的，好像你是校长。
崔善美不高兴了，又问我一个更讨厌的问题，这糖怎么会成这样，像是被人舔过的，你说呢？
我真的生气了，说，这是我妹妹小萨给的，怎么，你是不是自己想吃才这么说的？我又不是给你的。馋死你。
王莎莉不笑了，从崔善美手里拿过糖看了又看。吃了它？还给别人？她迟疑不决地问，你……你妹妹不是已经死了吗？
崔善美接嘴说，是呀，死人怎么可以给活人糖吃呢？
我嘿嘿一笑，这你们就不懂了吧，死人还可以捡钱花呢。
王莎莉一听，像触电似地把糖往地上一扔，尖声尖气地叫道，那是迷信，人死了就什么都不可以啦。
我说，就可以。王莎莉和崔善美说，就不可以。“就可以”和“就不可以”惊动了整幢宿舍楼。我带着气愤的微笑从地上捡起那颗糖，扔在嘴里，舔、抿、嚼、咽，好甜好甜。死人舔过又怎样？哥哥不怕。
不知怎么，一个刚刚拔过牙的同学问我，你妹妹死的时候有没有拔牙那么疼？
我说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知道我妹妹死得疼不疼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我母亲。许多年以后，我好几次看见戴了老花眼镜的母亲独自坐在灯下翻看一本影集，扉页上是我母亲的字体，写着我妹妹的名字以及出生年月和出生地点，里面只有几张照片。我母亲一页一页地细细翻开，看完照片又接着翻看那后面永远空着的黑色纸页。有时她还自言自语地念叨，女儿呀，你要长到这一页，也许就该念大学了；你要长到这一页，说不定就去当兵了；你要长到这一页，应该谈恋爱了吧……
我相信，作为女儿的母亲，她能从那本影集里看到任何人也看不到的东西——那上面贴满了她的亲身骨肉，贴满了她对女儿无尽的感情，贴满了她日日夜夜对女儿倾诉的话语……
每每看见这一幕，看见我母亲变得花白且凌乱稀少的头发，我总要回想起当初没有答应把我妹妹哭回来的那个简单要求。如今凤凰山成了军用机场，我妹妹的坟早已无影无踪，我连弥补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一想到这些，我心里便升起难以诉说的后悔和悲伤。
看着小萨的几张遗照，我很想让她告诉我，葬身地下的她会变成什么？或者，她会看见什么？再或者，她会听见什么？
小萨告诉我说，她变成了水，变成了谁也不会认出是她的一泓泉水，她还看见了我——她的哥哥——在清新的泉池边上洗自己的脸。在安详的月光下，她哥哥的脸上就像是挂满了晶莹的泪珠。于是，她听见了一个声音。是我母亲的声音。我母亲颤巍巍地合上影集，平静地对我说，其实也用不着哭你的小妹，我从来就没有认为她离开过我，从来没有……
我的妹妹小萨，还有许多的人，都听见了一个母亲最普通而又最真实的这个声音。的确，这个声音，是可以让缄默千年的石头也抒怀吟唱的声音。而对于那些情感冷漠的人，他们听不懂这个声音，也不配听这个声音。
我记着《西藏日报》社的小姚的声音，那也是一个母亲的声音——别忘了，去“藏八”看看我的儿子，我很想他。
在一个老师的指点下，我从一群二年级学生当中认识了小姚的儿子——长得过分秀气，不像个男孩，给我的感觉倒有些“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意思。我想，他要真是个女孩，照这么长下去，将来肯定会把男人迷得团团转。不过，这种长相的男孩子一般性格都较软弱，容易被其他同学欺负。果然，一个体胖的男孩不知何故从后面猛撞上来，“林妹妹”一下被扑倒在地。我赶紧呵斥一声，过去把“林妹妹”拉起来。
也许他们同学间这么打闹已成习惯了，游戏而已，“林妹妹”并没有生气，更没有哭，还“嘿嘿”地笑。我一边帮他拍打衣服上的灰尘，一边教他一个我曾经在“藏八”用过的绝招——打不赢是吧，那没关系，留点儿手指甲，只管闭上眼睛朝前一阵胡抓猛挠，让欺负你的人脸上留下永不消逝的爪迹，以后别的同学一见你，心里自然会叫“霸王驾到”，谁敢欺负你？谁敢？
看来这个绝招对他并不合适，他惊讶地张着圆圆的小嘴，随即拿一双细嫩的小手捂住自己害羞的脸。
我告诉他，我是从拉萨来的，跟他母亲是很好的朋友。他仰起漂亮的小脸，睫毛上忽闪着惊喜，噢，你说是从拉萨来？
这个声音甜美极了，我真想把耳朵贴在他嘴边，听他再这么多问上几遍——你说是从拉萨来，这似乎不是一个孩子的问话，而是一首诗。对，应该是一首歌。后来有一天夜里，我终于想着这个声音，一口气写了首歌词——
你说是从拉萨来，
还举着一杯香甜的美酒，
那是一声真诚的邀请，
真诚的邀请。
呀啦嗦——我们珍藏，
珍藏这兄弟的情谊。
你说是从高原来，
还披着一片金色的霞光，
那是一段难言的情怀，
难言的情怀。
呀啦嗦——我们爱恋，
爱恋这故乡的美丽。
你说是从雪域来，
还带着一股凛冽的芳香，
那是一曲沉醉的旋律，
沉醉的旋律。
呀啦嗦——我们赞美，
赞美这天使的呼唤。
你说是从圣地来，还捧着一条洁白的哈达，
那是一颗圣洁的心灵，
圣洁的心灵。
呀啦嗦——我们祝福，
祝福这如意的吉祥。
我拿着这首《你说是从拉萨来》的歌词，找到一位当年我很敬重的作曲家。但我很失望，因为如今的他跟我坐在一起品茶聊天还可以，一说到谱曲，他便毫不含糊地问我一个很实际很具体的问题，谁给钱呢？不给钱谁给你干？白干？可能吗？那作曲家们拿什么来生活？
看来，这个可以在音乐中创作难以置信的美的人，已经潜入另一个领域——到现实生活中去追寻“实际美”了。
那么，只好等我有了钱以后再去找他吧。
再见。
我痒痒地揣着歌词走在“藏八”校园里。走着。听着。真好听。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我不由得以我自己惯用的艺术联想方式来对这一阵阵的欢声笑语加以阐释——这是音乐的一部分，是合唱，是无与伦比的多声部童声合唱。就感慨（也是自我安慰），如果有一天这世上的知名作曲家都去专注追寻“实际美”了，音乐创作也决不会穷途末路的。因为我们有太多正在幸福着的孩子，他们无一不是优秀的作曲家——只要细细聆听他们的欢笑，便可以欣赏到美妙的音乐片断。
还有小姚的儿子，尽管他不是作曲家，将来大概也不会以创作音乐作为他终生的事业，但他已经非常自然地为我创作了一段几乎无懈可击的完美音乐——“你说是从拉萨来”。我该怎样感谢他呢？
在一个周末的下午，下课的电铃声叙写了新的童声合唱的领唱，小姚的儿子从教室里走出来，我拉住他，俯在他耳边，尽量以流淌音乐的声调问他，漂亮儿子，你想要什么，跟叔叔说，叔叔给你买。
他很甜很甜地笑着，小脑袋像被风吹动的什么果实那样两边摇晃，然后小声地说，你可以给我买点儿零食吗？
当然可以。叔叔没有付别人谱曲的钱，但是给你买零食的钱简直不成问题。
他仰起小脸问，什么谱曲的钱，我没听懂。
我说，听不懂就好。叔叔真为你听不懂而骄傲。
他领我来到校园里的小卖部。我很吃惊，“藏八”居然也在“搞活经济”了，这在过去简直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谁敢呀？唉，如今的孩子们真是逢上了好时代……嗯，这话好像是那些革命老前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跟我们“藏八”学生说过的，今天由我再来说，或者将来由小姚的儿子再来说，都不再新鲜了。时代依着它自己的脾气在前进，我们每个人顶多只能作为时代的儿女，充当时代见证的一个个微不足道的符号——而当时代的积雪融化时，这些符号或者消逝，或者成为供后人想象的一派景致。
我给小姚的儿子买了一点儿糖和水果。我用水果刀切开一个大广柑，从里面溢出一滴滴黄色的果汁，还溢出一桩桩关于吃零食的金黄的往事——
那时候，同学们的父母都在西藏工作，我们绝大多数人没有零花钱，偏偏嘴又特别馋。在通往一个叫茶店子小街的那条土路上，我们经常能发现散落在路面上的花生、瓜子和胡豆等一类零食。是附近的好心农民有意撒在这里为我们解馋的？不知道。我们只管疯扑过去捡起来，贪婪地放在嘴里品尝。有时遇到地上的零食数量太少，便会引起同学之间的争辩——是谁最先发现的？你？我？他？
大家的争辩固然激烈，但情绪并不是愤怒，而是着急，为自己能不能分到哪怕一颗零食而着急。一般情况下，争辩的结果是“公平合理”的——根据老师教导的原则，“大的让小的，男的让女的”，由最先发现零食的那个同学来分配。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在零食数量实在少得可怜的情况下，便只能是“谁先发现谁先享用”了。
后来我们发现有一条环绕学校的小水沟，这成了我们解馋的好去处，因为水沟旁边生长着许多好吃的，什么“蛇果”、“酸酸草”、“小甘蔗”……这些草都是我们自己给起的名。总之，酸的甜的和不酸也不甜的野果都成为我们的零食。有时候，那些所谓的零食还会纠缠在我们的美梦里。
生活老师绷着脸一再告诫我们，吃那些不干净的东西会生病，会拉肚子，有些草还有毒，会毒死人的。
我们不信，那么好看又好吃的东西怎么会毒死人呢？再看吃过那些草的同学，谁也没有变成死人。生活老师被我们给问住了，便向我们传授了一个挺唬人的“知识”——吃了水沟边上的东西，头顶上容易长出红色的野果，或者长出带毒的野草。
对于这个带点儿童话色彩的“知识”，我们似信非信，有段时间早晨起床，第一个动作便是跑到过道上的大穿衣镜跟前，检查一下自己头上是否长出了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长出来。头顶上除了头发还是头发。这很好。老师的话也不都是有道理的。豁然开朗的我们仍然去小水沟享用野草野果。
终于有一天，我们学校有几十个学生真的集体食物中毒了。有的学生甚至深度昏迷，我也是其中之一。究其原因，是我们误食了蓖麻子。好在我们被及时送往军区医院抢救，没有一个同学变成生活老师说的死人。但我们并不接受教训，依然经常光顾小水沟。可是日子一长，我们就怎么也吃不出刚开始的那种兴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