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得过瘾,为健使劲鼓掌,为健高声叫好。从健的像模像样的招式中,我一点儿也看不出他是一位残废军人,倒像是传说中的一位武艺高强的侠客人物。健也尽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深呼几口气,原地踱着步,然后重新坐下,喉间却发出很响的“咝咝”声,问,你看过《红日》这部电影吗?
当然看过。我说。
健就从棉袄的内兜里掏出残废军人证,他的脸也立刻变得跟证件封皮的颜色一样鲜红。健说,那部电影演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他当时就是那个团里的卫生队长,也是在那时候负的伤。但他所讲的并不能引我入胜,我根本感觉不到激烈、惊险、残酷、悲壮以及解放军横扫敌人千军万马的那种战斗气氛。我听得最明白的,无非是他在抢救伤员的时候不幸被一颗不知来自何方的流弹击中。
这颗流弹是敌军还是我军射出的?很难追究。或许是健的叙述能力不够?
你就听健“喷”吧。三叔以嘲弄的口吻这样对我说,咱这儿的人谁见了健不赶紧躲?那是咋啦?那是害怕,害怕听健昏天黑地地给你“喷”。
我知道了,老家人说的“喷”,大概就是“吹牛皮”的意思。但健毕竟是一名参加过战斗的残废军人,而且每月除了有退休金,还有一笔在当时还算数目可观的抚恤金(我记得是每月69元人民币)。仅此一点,健也应该享有举村闻名的盛誉和昏天黑地“喷”的资本。
健领了抚恤金,请我去附近镇上的一家小饭店吃饭。健说了,他谁也不请,只请我一个人。他脸色决然地宣称,他用鲜血换来的钱绝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花在什么人身上的。
健是雄赳赳气昂昂进的饭店,他把红色证件掏出来给服务员看。服务员不看,只点头微笑着让坐。我看得出,服务员对健的红色证件已经相当熟悉了。然而健却大为恼火。他一屁股坐下来,将红色证件搁在饭桌上,两手支撑着桌面,上身笔挺,沉着脸,犹如兀立的一块岩石。立时,似笑非笑的表情布上服务员的脸。哦,哦。服务员把红色证件翻看一眼,唱戏似的连声念道,英雄光临,不胜荣幸。
这出戏已经在健的心中蛰伏了多久?但这仍然不能满足健的虚荣心。吃完饭,我们去了一家理发店,健继续给我表演。可是健万万没想到,理发师傅的态度更使他陷入尴尬。健被告知这里不需要出示任何证件,哪怕是秃头,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来理发。
健在揣回证件的时候发出一声叹息。完全跟证件封皮一样颜色的叹息。是鲜红的。是烛光熄灭前奋力燃起的那么一种昏蒙的鲜红。健的正在褪色的证件不情愿地栖息在无情岁月的怀抱中。
满腹的不平和怨气充塞了健似闭非闭的眼睑。健忍着。但是当我们理完发,准备离开理发店的时候,健终于从嘴里嘟囔出一句可以抚慰自己的真理:没有咱这号人当年的流血牺牲,能有你们的今天?有吗?做梦去吧,丫子毛。
丫子毛?我不懂。健解释,那是咱这儿的土话,“丫子”是指男人的生殖器,但很多人不能算是真正的男人,顶多只能算是——算是丫子的毛。
那么,真正的男人就可以算是丫子?我问。
当然。健肯定地点头,再点头,接着像……像一个真正的丫子昂然大笑。
笑声依稀是健冲天一去的期许。刹那间,昏蒙的鲜红从健的眼眸溢出,在我老家的天空中盘旋飞翔……就有叱咤山野的京剧唱腔从公社的广播喇叭里传来,是革命样板戏《红灯记》——“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
紧跟着的一阵铿锵的鼓乐声让太阳忘记了光明,连昏蒙的鲜红也落英消融。健凝望着天,俨然落日万里的凝望,声音变得异常悲凉沧桑。说,今儿黑又要下雪了,这该死的雪。
往回走的路上,健长吁短叹地摇头。我不明白,天要下雪原本是很平常的事,干吗要为这事犯愁?
健望着阴霾的云层,说,你不知道,我如果不是赶在“文革”前及时办了病退手续,那我现在的下场就会跟接替我的那个院长一样,去蹲牛棚,挨批斗,戴上高帽子被人牵着游街示众,也许比他还要惨……因为咱们的家庭出身……
说到这里,健突然停住,像是被他自己的话给吓蒙了,语无伦次地问,我，我刚才说啥来着?没说啥吧?啥也没说。依你看，这天,今儿黑是真的要下雪。
我没有搭话,只是一边走着一边琢磨——我父亲是老红军,健是老八路,姑父也是老八路,咱们的家庭出身会有啥问题?绝对不会。
总之,有一点我是清楚的,不论今儿黑下雪或是不下雪,都不会危及咱们红色又红色、光荣又光荣的家庭出身。
翌日晨,三叔来到我的床前,他把粗糙手掌中的温暖捂在我的脑门儿上,叮嘱我多睡一会儿,因为外面的积雪太厚,哪儿也去不了。
三叔刚走出门,又折回来把刚才的话再向我叮嘱一遍,并且告诉我,如果嫌床冷,今晚就跟他一起到炕上睡。
待三叔走后,我从雾气蒙蒙的小玻璃窗上往外看去,几只乌鸦静静地停在光秃秃的柿子树上,张开翅膀整理着黑色羽毛。不知怎么,我猛然打个激灵,感到浑身不舒服——乌鸦整理羽毛的姿态透出一股阴森,驱使我迅速穿衣下床。我不能在乌鸦的眼皮底下像个死人似的那么躺着。在我个人历来的童话世界的潜意识里,但凡乌鸦守候的屋子都是极不正常、极不安全的屋子,甚至是墓穴。或者,就像乌鸦叼着一块腐烂的尸肉凭空扔在你熟睡的枕边那样,会使一件可怕的什么事情突然降临到你的头上。
我出了门,仍然活着的我,感觉到了我的祖先呼吸过的雪地空气。我呼吸,呼吸,我的呼吸在那一瞬间停住——然而我的呼吸停不住,停不住,我的呼吸悬在冷冷的云翳间,挂在乌鸦站立的柿子树上——三叔家里的人,除了健,大人小孩的胳膊上一律戴个黑袖套。他们不是在为谁戴孝。他们在扫雪。挨家挨户地在村子里扫着,铲着,用木架车把雪拉到一边,堆好。
我困惑地站在那儿看。就那么看着。看清楚了他们袖套上用白线绣上的“地主”二字。我的心为那两个字所刺伤,我的意志顿时陷入一个冰冷的梦魇,身不由己地朝他们走过去。
走过去。踩着雪。一步一步。我试着我的童话世界里应该有的那种勤劳情节,俯身从雪地上拾起一把铁铲,开始铲雪。
然而,这个勤劳情节却招来三叔惊恐的喊叫。三叔像见到天大的危险,他冲过来,劈手夺下我手中的铁铲,又气又急地把它掼在地上,叫我快回屋去。我固执地站着,并且重新拾起铁铲。顷刻,三叔家的大人小孩全都抱在一起,哭作一团。
哭声召唤生长记忆的雪。
雪花惶惶飘来。
我好像突然间明白了,三叔家的人都是坏人。我想起那首少年英雄刘文学的歌。我曾经是我们学校少年合唱团的领唱,那首歌从头到尾的每一个音符都牢牢附在我的脑海中,我无数次感情投入地领唱那首大合唱——
……
我有一个美好理想
长大要去开拖拉机
奔跑在祖国的田野上
翻起一片片肥沃的土地
……
突然间,一条黑影闪进海椒田
刘文学急忙赶上前
是谁在偷公社的海椒
是谁在破坏集体的财产
……
啊原来是地主
是地主是坏蛋
地主他露出阴险的脸
向着刘文学威胁又欺骗
……
刘文学和敌人搏斗在田野间
就在这时候就在这时候
凶恶的地主伸出了魔爪
勒住了他的咽喉
……
想想看,地主就为偷几根海椒,仅仅是为偷海椒,竟然可以伸出魔爪勒死一个有着“长大要去开拖拉机”美好理想的少年,可见地主的心肠有多么凶残,我们又该怎样地仇恨地主才是啊。
可是现在,我不敢相信但又必须相信,我那个慈祥又慈祥的奶奶原来是个“地主婆”。这真是可怕之极,可我过去还拿她下巴上的那颗痣跟毛主席比,这简直就像是把毒蛇供在了王位上。
我坚决要走。三叔不让。我哭。我狂野地抓打满世界的冰冷雪花哭号。我的美好又美好,清纯又清纯的童话世界里的一切一切,就此被彻彻底底地击碎,永永远远都再也找不回来了。
即便是再找回来,它的色彩也一定会多少显得幽暗。因为我的伤口,我的被狠狠一斧劈出的伤口已经有了再也止不住的血,一点一滴,从乌鸦站立的柿子树上隐痛地淌下,伴着飘洒的雪花融成失贞的眼泪,浸透我天生脆弱敏感的心灵。
三叔好歹把我劝回院子,我看见健正在忙着拿把尖刀拾掇一只死猪崽,说是昨晚上被冷死的,准备用它来好好招待我。三叔暗地里使劲捏我一把,嘲弄健一句,你留着自个儿受用吧,咱家的死猪肉都是留给残废军人补养身体的。
不等健回话,三叔已经把我拉进了屋。
我问,健为什么可以不跟你们一起去扫雪,就因为他是残废军人?
三叔苦笑。苦笑着的三叔向我敞开他早想告诉我的一些事情——“文革”开始后,为了不干村上分派的“劳动改造”杂活,健每天捧一本《毛主席语录》给全家的男女老幼讲解“革命道理”,要大家跟我奶奶划清阶级界限,断绝家庭关系……一天,健突发奇想,赤裸着上身,将一枚毛主席像章生生别在自己胸脯的肌肤上,跪地恳求我奶奶要忠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我奶奶将全家人召集起来环坐倾谈。奶奶说，你们想想,俺的大儿子和二儿子都是毛主席的兵,还是红军,俺凭啥不忠于毛主席?健鼓掌,既然是这样,那现在这种时候就更应该用具体行动来证明,忠不忠,看行动嘛。我奶奶憋着气问,啥行动,要俺再生几个毛主席的兵?健就说,不是那意思,您的大儿子早死在长征路上,没法找了。您目前的行动应该马上去西藏找您的二儿子,去了那儿,您老的身份就是“革命老妈妈”而不是“地主婆”了……终于,我那有着一双坚韧小脚却无法去西藏栖息，也不堪在家乡栖息的奶奶当场气绝身亡。
三叔继续用悲伤翻动记忆。他告诉我,当年我爷爷被国民党的县政府给抓去,逼他交出我大伯和我父亲。我爷爷是地主,从没受过那份罪,没几天就死在狱里面了,不过后来有人证实,我爷爷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
三叔大口地猛抽旱烟,红红的眼睛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像是云外淡淡的两颗星。我心里明白,三叔给我讲这些,是想留住我。但我执意要走。现在就走。我不愿意自己也走进老家一团糟的故事里。
雪停了。但仍有片片毛茸茸的雪花悬浮在我老家的上空,迟迟不肯落下,大概是在寻思该往何方移动。三叔要我去跟奶奶告个别,说是如果我就这么不吭声地走了,我奶奶的魂便会随雪而散。
我犹豫着,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去跟奶奶道别。三叔握住我的双手用嘴呵气,似乎是用他唯一能向我传递一点儿温暖的这种方式在恳求我。他呵几口气,搓搓我的手,再呵几口气,再搓搓我的手……如此反复着这个动作,直到我和他眼光相对,直到我看清楚他起皱的脸上的皮肉在迅速松弛,直到我从他嘴里呵出的热气中嗅到他的心破碎出血的腥味儿,直到我的意志被他的呼吸完全吞没……我这才顺从地点了点头。
三叔领着我,还领着家里的那只黑白大花狗,朝奶奶沉睡躺卧成忧伤风景的地方走去。
三叔贼似的四下观望一阵,往坟上放了两个核桃,说,孩子,给你奶奶磕个头吧。小孩子不打紧,别人看见了也不会说什么的。
我木然地站着,心想,如果世上所有是“地主婆”和不是“地主婆”的人都像我奶奶这么慈祥,那该有多好啊。
我蹲下来,却不是给我奶奶磕头,而是搂住大花狗的脖子。这只狗从我回到老家的第一天起就表现出对我格外亲热,连我上厕所它也要摇着尾巴跟着,每每为我舔净刚解完便的屁股。现在,我想在临走之前再跟它嬉戏一番,以期忍住我就要从眼睛里涌出来的泪滴……可是我没有忍住,没忍住……
三叔家的几个小孩朝这里走来。
我感到了旷野的寒意。我不愿意让他们看见我的眼泪,只想赶紧离开这里,便对三叔说,这儿太冷。
三叔凝望着坟旁的那棵枣树,仿佛在跟枣树悄然细语,你放心,你奶奶可不会冷,她走的时候我给她穿得可厚,还在棺材里铺了厚棉絮,可厚可厚……
大花狗在雪地上踩出我奶奶安详的鼾睡声,并用它的热唇啜饮了我伤心的泪滴。三叔的脸上突然荡漾起奇怪的春意,他安慰我说,没啥,早晚都会过去的。又说,孩子,回去以后,可不敢跟你爸妈和你姑讲家里的这些事,可不敢。记住啦?
“哇”的一声,三叔家的几个孩子小胳膊架着脑门儿往村里跑,地上覆着等待他们去扫的积雪……
三叔猛地背起我就走。我要自己走。三叔仍然背着我走。我不吭声了。三叔好几次差点儿要摔倒,好几次都没有摔倒。不说话的三叔在不说话的雪地上跌撞着走……
我奶奶的坟头连同我老家的那个“东薛村”渐渐淡化入远景,而这远景的背景音响由公社的广播喇叭传出——《红灯记》里面的李铁梅揪着自己的一根长辫在叫板,“奶奶,您听我说”……
我的奶奶已经永远不能听到她的孙儿说的任何话了,但她的孙儿却分明听到了一个无比慈祥的声音,那声音从灰暗色的天空中徐徐飘落而来——
孩子,长大以后去当兵。像你父亲一样,去当毛主席的兵。
这个令我感动不已的声音像是一首苍郁的古老山歌,久久地在我心中回旋着。我沉默不语。不语。
因为,因为我惶惶地感到,我已经不大可能去当一名毛主席的兵了,甚至连刘文学“长大要去开拖拉机”的那种理想也不敢奢望了。
还有,还有我那个作为“地主儿子”的父亲,还有我那个作为“地主儿媳”的母亲,他们会不会从毛主席的队伍里被清洗出去?
我的理想,我的前程,我的所有遐想就这么被我的老家给埋葬了……
需不需要像健那样,跟我们这个家断绝一切家庭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