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坟墓般地阴郁和沉默，
在无人境中行走。
他的背后有一队乌云一样的大军在追寻着叫喊：“何处是罗马？何处是雄伟的罗马？”
我已知道罗马是一座都城，但是匈奴是怎样一种民族呢？
我必须把它弄明白。
我找到一个好机会，就向主人问。
“匈奴？”他惊奇地重复了一句。“鬼知道这是什么呀？大概是个毫无意义的东西吧……”他不赞成地摇了摇头。
“你满脑子都是些无用的东西，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呀，彼什科夫。”
不管是好事坏事，可是我要知道它。
我觉得团队里的牧师索洛维约夫一定会知道匈奴是什么，我在院子里碰到了他，就拉住他问。
他体弱多病，红眼睛，没眉毛，黄须，脸色苍白，性情暴躁。他把黑手杖拄着地，对我说：“这个跟你有什么关系呀？”
涅斯捷罗夫中尉恶狠狠地回答说：
“你说什么？”
于是我决定，关于匈奴这个问题得去问药房里那位药剂师，他对我总是和和气气的。他有一张聪明的脸，大鼻子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
“匈奴，”药剂师巴维尔·戈利特贝格对我说。“匈奴是吉尔吉斯那样的游牧民族，再没有这个民族了，现在已经绝种了。”
我觉得难过懊丧，倒不是因为匈奴人都已经绝种，而是因为把自己烦恼了这么久的那个词的意思，原来只是如此简单，而且使我一无所获。
但我还是很感激匈奴。自从我为这个名词大伤了脑筋之后，我的心踏实了许多，而且由于这位阿底拉，我跟药剂师戈利特贝格接近起来了。
这个人能够很通俗地解释一切难懂的名词。他有一把开启一切知识之锁的钥匙。他用两个手指头把眼镜正一正，从厚玻璃片中盯住我的眼睛，好象拿一些小钉子钉进我的脑门一般，对我说：“好朋友，一个名词好象树上的一片叶子，为了明白为什么这些叶子不是那样的而是这样的，我们必须先明白这株树是怎样生长起来的，必须学习。好朋友，书好比一座美丽的园子；园子里什么都有：有的叫人见了舒服，有的对人有用处……”我常常到那药房里去，为那些害慢性“烧心”病的大人们买苏打粉和苦土，为孩子们买月桂软膏和泻药，我就顺便去找他。他的简短的教导，使我对于书籍的态度更加端正了。
不知不觉地我对书籍好象一个酒徒对酒一般，变成不可一日无此君了。
书籍使我看见了一种另外的生活，一种刺激人们、使人们去干大事业，去犯法的强烈的感情和愿望。我看出在我周围的那些人，是既不会干大事业，也不会去犯法的，他们活着，好象跟书中所写的世界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生活中，有什么有意义的东西呢？——这是难解的。我不愿过这种生活……这是我很清楚的，我不愿意……我从图片的说明上知道了布拉格、伦敦、巴黎那些地方的街道上并没有坑洼和垃圾堆，有的只是笔直宽阔的马路，房子和教堂也是另一种样子。在那里既没有人必须在屋子里过六个月的冬天，也没有只准吃酸白菜、腌蘑菇、燕麦面片、马铃薯和讨厌的麻子油的大斋日。过大斋日不准看书，《绘画论坛》被他们收起了；这种空虚的斋戒生活，又迫到我的身上来了。现在把这种生活和书中见过的来比较，更觉得它的贫乏和畸形。一有书看，我的心境就好，精神就振作，干活也干得利索，因为心里有了目标：早些把活干完了，就可以多剩一点时间来看书。但书被没收了之后，我便变得百无聊赖、懒洋洋的了，害上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健忘症。
记得正是这种无聊的时候，发生了一桩奇怪的事：有一天晚上，大家正要睡觉，忽然传来嗡嗡的教堂的钟声。家里的人都被惊起来了，半裸着的人们跳到窗子边互相问道：“失火了吗？……是打警钟吧？”
别的房子里，也都在忙乱，门户砰砰碰碰地响。有人牵着套好了的马在院子里跑。老婆子大声嚷，说教堂里失了盗。
主人竭力阻止她：
“够了，妈……不是听得很清楚吗，这不是警钟。”
“那么就是主教死了……”
维克托从床上爬下来，一面穿衣服，一面嘴里嘀咕：“我可知道出了什么事，我知道。”
主人叫我跑上阁楼去望有没有火光。我跑上楼去，从天窗爬到屋顶上，望不见火光。在寂静的寒冷的夜气中，钟声慢吞吞地接连地响着，街市睡梦惺忪的横躺在大地上。一些瞧不见的人，在黑暗中踏着雪地吱喳作响地跑过去，雪橇的滑板吱吱地叫。钟声越来越令人毛骨悚然地响着。我回到起居室里说：“望不见火光呀。”
“呸，真是的。”穿着外套，戴上帽子的主人说着，把大领子拉上，又开始迟疑不决地把两脚伸进套鞋。主妇劝他：“别出去，喂，别出去……”“少废话。”
维克托也穿好了衣服，挑逗着大家：
“我可知道……”
两兄弟走到大街上去了，女人们吩咐我烧茶炊，自己又跑到窗子口去望。可是，主人几乎马上就回来了，在外边拉门铃。他从楼梯跑上来，一声也没吭，把前室的门打开，粗声说：“沙皇给人暗杀了。”
“杀死了。”老婆子叫了一声。
“死了。军官告诉我的……现在怎么办呢？”
门铃又响了，维克托回来了，他无精打采地脱着衣服，怒气冲冲地说：“我还当是打仗呢。”
后来，大家坐下喝茶，而且慢吞吞地，可是压低着嗓子，小心翼翼地谈起来。街上已经静下来，钟也不响了。他们整整两天，悄悄地小声议论着，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过，而且也有客人到这儿来过，详细地说了什么。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是主人们却把报纸收起来不让我看。我便问西多罗夫，沙皇为什么被人暗杀了？他低声说：“这种事不准乱说……”这事情很快就被忘记，日常的琐事分去了我的心，而且过了不多几时，我遇到了一件很倒霉的事。
有一个星期日，主人们一早出去做礼拜，我把茶炊生上火，就收拾屋子去了。这时候，那个最大的孩子跑到厨房里来，把茶炊上的龙头拔下，拿到桌子底下去玩。茶炊里的炭火很旺，水一漏完，茶炊就开焊了。我还在起居室里，就听见茶炊的响声很怪，跑到厨房里一瞧，啊哟，不得了，整个铜茶炊都变青了，在颠动，好象马上就会从地板上飞腾起来。
插龙头的嘴口脱了焊缝，软吞吞耷拉下来；盖子歪在一旁；把手底下，熔化的锡液滴答滴答地滴着；这只紫红带青的茶炊，完全跟一个烂醉的酒鬼一样。我用水去泼，它就嗤地响了一声，很凄惨地瘫倒在地板上。
外边门铃响了。我开了门；老婆子劈头就问我茶炊烧好了没有，我简短的回答：“烧好了。”
这句话只是在慌张惧怕时信口胡说的，她却说我在嘲笑，因此把罪状加重了。我就受了一顿痛打，老婆子扎了一把松木柴，大发威风。打起来倒并不十分痛，却在背脊皮下深深地扎进了许多木刺。到了傍晚，我的背肿得枕头一样高。第二天中午，主人不得不把我送到医院里去。
一个个子瘦高得有点滑稽的医生验了我的伤，用低沉的声音不慌不忙地说：“这是一种私刑，我得写一个验伤单。”
主人红了脸，两脚沙沙地蹭着地板；小声地对医生说了些什么话，医生两眼越过他脑袋望着对面，简单地回答：“我不能这样做，这不行。”
但后来又来问我：
“你要告发吗？”
我很痛，但我说：
“不，快点给我治吧……”
我被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躺在手术台上，医生拿一个冷冰冰的碰在皮上很好过的钳子，一边钳着刺，一边玩笑地说：“朋友，他们把你的皮炼得相当出色呀，现在你身上的皮不漏水了……”这个痒得叫人难受的手术一完，他说：“钳出了四十二根刺，老弟，好好儿记着，可以吹吹牛皮呀。明天这时候再来，我给你换纱布。你时常挨打吗？”
我想了一想，就回答说：
“以前，还挨得多一些呢……”
医生粗着嗓子哈哈大笑起来：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朋友，都会好起来的。”
医生带我到主人那儿，对他说：
“请你领回去吧，已经包好了。明天再来换纱布。这孩子是个乐天派，算你运气好……”我们坐上马车回去的时候，主人对我说：“我从前也挨过打，彼什科夫。有什么办法呢？老弟，我也挨过打的。你倒还有我同情你，可是谁也没有同情过我呀，谁也没有。人到处都有，可是同情的连个狗崽子也没有。唉，畜生……”他骂人一直骂到马车到了家门口。我有点同情他。我非常感激他，因为他象对待人一样跟我谈话。
一家人象迎接做寿的人一样迎接我。女人们追根究底地问医生如何给我治伤和说了些什么。他们听着，惊奇着，好似很有味地咂咂舌头，又皱皱眉头。我很奇怪他们对于疾病痛苦以及一切不快的事，竟有那么强烈的兴趣。
我看出他们因为我不愿意控告他们而感到很满意。趁这机会我就请求他们许可我向裁缝妻子借书看。他们不敢拒绝我，只有老婆子吃惊地叹息：“真是个鬼东西。”
过了一天，我来到裁缝妻子面前。她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听说你害病进医院了。你瞧，别人尽胡说。”
我没作声，把真相告诉她，我觉得很难为情，干吗叫她知道这种凶暴伤心事呢？她跟旁的人不同，这太好啦。
现在我又看书了：大仲马、庞逊·德·泰尔莱利、蒙特潘、扎孔纳、加博里奥、埃马尔、巴戈贝等人的厚厚的书，我都一本一本地迅速地囫囵吞下去。多高兴啊，我觉得我自己也好象是一个过着非凡生活的人物了。这种生活激动着我，使我振奋。自制的蜡台又放出昏红的光来，我彻夜看书，因此我的眼睛有一点儿坏了，老婆子对我很亲昵地说：“书呆子，瞧着吧，眼珠会爆的，会成瞎子的。”
但我很快就明白了，在这种写得津津有味、变化多端、错综复杂的书中，虽然国家和城市各不相同，发生的事件各种各样，但讲的是一个道理：好人走恶运，受恶人欺凌，恶人常比善人走运，聪明，可是等到后来，总有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战胜了恶人，善人一定得到最后的胜利。有关“爱情”的东西，也叫人看了讨厌，所有的男女都用千篇一律的语言谈情说爱。这不但叫人看了生厌，而且引起朦胧的怀疑。
有时我看了头几页，就可推测到谁胜谁败，而且故事线索一弄明白，我就努力用自己的想象力来替书中人物解开扣子。一放下书，我就琢磨起来，象做算术教科书上的练习题那样，并且越来越能猜中哪个主人公进入幸运的天国，哪一个堕入牢狱。
但在这一切后面，也可以隐隐约约地看到一种活生生的、对我有重大意义的真理，看到另一种生活的特点，另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明白了在巴黎无论是赶马车的、做工的、当兵的，凡一切“下等社会”的人，跟尼日尼、喀山、彼尔姆等等地方的完全不同：在那边，“下等社会”的人更能大胆对老爷们说话，对待他们态度要随便得多，自由得多。比方那里有一个兵士（但在我所认识的兵士中，就没有一个象他的，无论西多罗夫、轮船上那个维亚特兵士，更不必说叶尔莫欣了），他比这些人更象一个人；在他身上，有一种跟斯穆雷相同的东西，但并不象斯穆雷那样凶和粗野。又如那里有一个店主，可是他也比我所知道的一切店主都好。就是书中的神父，也不是我所知道的那样，他们要亲切得多，对人更富于同情心。总之，照书上看来，外国的全部生活，比我所知道的要有趣得多，轻快得多，好得多。在外国，没有那样多的野蛮的打架，没有象捉弄维亚特兵士那样厉害地捉弄人，也没有老婆子那种狂暴的祷告。
尤其显着的，是书中虽讲着一些恶徒、吝啬鬼、无赖汉，但是决没有我所熟悉的和常常见到的那种说不出的残酷，以及捉弄人的嗜好。书里的恶徒虽凶，但都凶得有道理，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凶，原因大体可以明白。可是我所见的那种凶恶的行为，却都是毫无目的、毫无意义的，并不是可以因此得些什么好处，仅仅是为了发泄而已。
每看一本新书，这种俄罗斯生活与外国生活不同的地方愈加明显，使我产生茫然的懊丧，怀疑这些角边肮脏、纸页泛黄的念旧了的书的真实性。
这时候，忽然得到了龚古尔的一本叫做《桑加诺兄弟》的长篇小说，我花了一整夜一气念完了。我很惊奇，这里有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东西，于是我又把这平凡伤感的故事重新看了一次。这本书里，并没有错综复杂的东西，表面上没有什么趣味。开头几页跟圣贤传一样，生硬枯燥，用语很准确，毫无一点夸张。一开始引起我一种不愉快的惊奇感，可是用朴素精练的句子组织起来的文章，却很好地记在我心里了。马戏师两兄弟的悲剧，一步紧一步地发展开来。我的两手，不觉因为看这本书的快乐而发起抖来。念到那跌断了两条腿的不幸的艺人爬到阁楼上去，而他的兄弟，正在这阁楼上偷偷地练习自己心爱的技术，这时候，我大声哭起来了。
我把这本好书还给裁缝妻子的时候，要她再借些这样的书给我。
“什么叫这样的书呢？”她轻轻笑着反问。
她这一笑把我窘住了，说不出自己想要什么样的书。她说：“这是一本枯燥无味的书，等一等，我拿一本更有趣味的给你……”几天之后，她借一本格林武德的《一个小流浪儿的真实故事》给我。这书的书名就有点刺痛我，可是打开第一页，立刻在心中唤起了狂喜的微笑，而且我一直含着这样的微笑把全书念完，有些地方还念了两三遍。
原来即使在外国，有时也有过着这样艰苦生活的少年。
唔，我的生活并不那样坏，这就是说，不必悲观失望。
格林武德鼓起了我很大的勇气。在读过这本书以后，我很快就得到了一本叫《欧也妮·葛朗台》的书，这已经是一本真正的“正经书”了。
葛朗台老人使我很清楚地想起了外祖父。很可惜，这书篇幅太小，可是叫人惊异的是，它里边却藏着那么多的真实。
这是我生活中熟悉并使我讨厌的真实，这本书，却以一种全新的没有恶意的、平和的笔调表现出来。从前我所看的书中的人物，除了龚古尔，都是些跟我的主人们一样厉声厉色指责人家的人；那些书常常引起人们对罪人的同情，对善人的气恼。他们虽然费了很多脑筋，很大的意志，可是总达不到自己的愿望。看了这种人，我总觉得有点可怜。这是因为善良的人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跟石柱子似地一动不动，虽然所有一切的恶计，碰上这些石柱子都破碎了，但石柱子并不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一道墙，不管它怎样美丽、怎样坚固，可是当一个人要到这墙后边的苹果树上去摘苹果的时候，他就不会去欣赏这道墙了。所以我总觉得最珍贵、最生动的东西，是藏在善行后面的……在龚古尔、格林武德、巴尔扎克等人的小说里是没有善人，也没有恶人的，而有的只是一些最最生动的普通人，只是精力充沛得令人惊奇的人。他们是不容怀疑的，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都是照原样说和做的，而不可能是别的样子。
这样，我明白了“好的，正经的”书，能使人得到多么大的欢喜，可是这种书我到哪儿去找呢？在这点上，裁缝妻子不能给我很大的帮助。
“这是一本好书呀。”她拿一本阿尔桑·古塞的《抱着玫瑰、黄金与赤血的两手》，或贝洛、保罗。德·科克、保罗·费瓦尔的长篇小说给我。可是我读它们的时候心情非常紧张。
她很喜欢马里耶特、维尔纳的小说，但是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枯燥无味的东西；我也不大喜欢施皮尔哈根。但奥尔巴赫的短篇小说，却非常中我的意；苏和雨果没多大魅力，比之他们，我对华特·司各特要看重得多。我所想望的，是跟巴尔扎克那样使人动心，使人快活的美妙的书。就是那位瓷人儿，也渐渐使我不喜欢了。
每次我上她那儿去的时候，总是穿一件干净的衬衫，把头发梳一梳，尽可能打扮得整洁一点，可是我未必能达到这一点，但我总指望她看到我这整洁的模样，说话会更随便些，友好些，不要在她那张永远是笑眯眯的干净的脸上现出呆板无神的微笑，可是她微笑着，用倦慵甜润的声音问我：“看完了？喜欢吗？”
“不喜欢。”
她把细细的眉毛微微向上一扬，瞧着我，叹息着，照例用鼻音问：“这是为什么呀？”
“这种事在别的书里早看到过了。”
“你说这种事，是什么事？”
“爱情……”
她皱了一皱眉头，发出甜蜜蜜的笑声说：“啊，可是没有一本小说，不写爱情的呀。”
她坐在一把挺大的圈椅里，穿着毛皮便鞋的小脚轻轻动着，不时打一个呵欠，裹一裹身上那件浅蓝色长罩衫，伸出桃红色的手指头，敲敲膝上的书皮。
我想问她：
“你为什么还不搬走？那些军官不是依旧在给你写信，取笑你吗……”可是我没有勇气对她说这些话，抱了一本写“爱情”的厚书和带着失望的愁闷走了。
院里的人，现在谈起这女人来更加不堪入耳，嘲讽得更加恶毒了。我听了那些显然是胡诌出来的肮脏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在背地里同情她，替她担心；可是一走到她跟前，瞧见她锐利的眼光，猫儿般灵巧的身体和那张总是高高兴兴的脸，我对她的怜悯和担心便都象烟一般消散了。
春天，她忽然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过了几天，她的丈夫也搬走了。
那屋子空着还没有新房客搬进来的时候，我跑去张望了一下，只见光秃秃的墙上，留着挂过画的四方形的痕迹，一些弯曲的钉子，和钉过钉子的伤痕。漆过的地板上，乱堆着五颜六色的碎布头、纸片、破药盒、空香水瓶，一枚大铜饰针闪着光。
我心里难过了。我想再见一见那个娇小的裁缝妻子，我要告诉她，我是多么感激她……
裁缝的妻子还没搬走的时候，我们主人住所的楼下搬来了一个眼睛乌黑的年轻夫人，带着一个小女孩和年老的母亲。
母亲是白头发的老婆婆，一天到晚嘴里含着一支琥珀烟嘴抽烟卷。夫人是很漂亮的美人，样子威严、骄傲，用低沉而悦耳的音调说话；瞧人的时候昂着头稍微把眼睛眯着，好象别人站得很远，不大瞧得清楚似的。有一个叫秋菲亚耶夫的黑皮肤的兵士，几乎每天都牵一匹瘦腿儿的红毛马到她家门口来。那夫人穿一件铁青色丝绒裙衣，戴一双喇叭口形的白手套，脚上穿着黄色的长统马靴，走到大门口，一手撩着裙子，拿一条柄上嵌着淡紫石的马鞭，伸出另外一只小小的手，抚摩那亲切地龇着牙齿的马的鼻脸。那马儿把一只红红的眼睛向她睨着，全身哆嗦，提起蹄子轻轻踢着踏实了的地面。
“罗贝尔，罗-贝尔，”她低低叫着，用力拍打马儿弯曲得很好看的脖子。
接着，她一脚踏在秋菲亚耶夫的膝头上，轻巧地跳上马鞍；马儿很得意地在堤岸上跟跳舞一般奔跑起来。她坐在鞍上的姿态是那么沉着老练，简直跟长在鞍上一样。
她真美丽得出奇，无论什么时候见到她，都跟初见时一样，常常使人心中洋溢着一种陶醉的欢喜。我见了她，心里就想：狄安娜·普瓦提埃、玛尔戈王后、拉·瓦尔埃尔少女，以及其他历史小说中的美丽的女主人公一定是跟这位夫人一样的美丽。
她周围经常围绕着一群驻扎在这城里的师部的军官。每天晚上到她那儿来弹钢琴、拉小提琴、弹吉他、跳舞、唱歌。
其中来得最勤的是一个叫奥列索夫的少校。他长着肥胖的红脸，短短的两腿，头发已经花白，身上油光光的，跟轮船上的机工差不多。他弹得一手好吉他，对夫人顺从得象一个忠实的奴仆。
跟母亲一般幸福而且美丽的，是那个五岁的长着鬈发的胖胖的女孩。淡蓝色的大眼睛天真而沉静，是一对在憧憬着什么的眼睛。而且，这个小女孩总显出一种非孩童的深思的样子。
那位老婆婆，一天到晚带着沉默的秋菲亚耶夫和肥大而斜视的女仆，埋头在家务中。因为没有保姆，那个小女孩每天总在门廊上，或者在对面堆着木头的地方一个人玩耍，几乎没有人看管。我常在傍晚的时候，跑去和这女孩子玩，我很喜欢她；她也很快跟我混熟了。每次我讲故事给她听，她就躺在我手臂上蒙眬欲睡。她睡着以后，我就抱她回家上床。
不久以后，竟到了这种程度，她每次临睡以前，一定要我去跟她道别，我去了，她就很正经地伸出圆滚滚的手说：“明天再会呀。外婆，该说什么话呀？”
“上帝保佑你，”老婆婆这么说着，她那嘴和尖鼻子里冒出白腾腾的烟。
“上布保佑你到明天呀，我要睡觉啦，”小女孩学着说了之后，就钻进缀花边的被子里去了。
老婆婆提醒她说：
“不是到明天，是永远呀。”
“嗨，明天不是永远有的吗？”
她喜欢用“明天”这个词儿，把一切自己所喜欢的东西都搬到未来中去。她把摘来的花、折来的树枝插在地上说：“明天这地方就会变成一座花园……”“我明天什么时候也要埋（买）一匹麻（马），跟妈妈一样骑着玩儿去……”她是个很聪明的孩子，但不很活泼；常常正玩得好好儿的，忽然凝神沉思，出人意料地问：“神父头上的毛，为什么跟女人的一样？”
有时她让荨麻刺了一下，就指着荨麻说：“你当心，我去刀（祷）告上帝，上帝会重重地花（罚）你。不管是什么人，上帝都会花（罚）他的。连妈妈，他也可以花（罚）的……”有时候，一种轻微的、严肃的悲哀落在她的身上，这时候她那蓝色的充满憧憬的眼睛便注视着天空，身子靠在我的身上，说：“外婆常常发火，可是妈妈总不，妈妈总是笑。大家都喜欢她，所以她老是忙，总有客人来，来看她，因为她，妈妈长得漂亮。她是个可爱的妈妈。奥列索夫伯伯也这么说：可爱的妈妈。”
我非常喜欢听这小女孩讲话，因为她给我打开了一个我所不知道的世界。她总是高兴地和很多地谈她的妈妈。因此，在我的眼前，隐约地展开了一种新的生活，使我重新想起玛尔戈王后，因而更增强了我对书的信任，对于生活的兴趣。
有一天傍晚，我正等候着往奥特科斯散步去的主人们，坐在门廊上，女孩在我手中打瞌睡。她母亲骑马跑来了，轻轻跳到地上，略略把头一抬，问：“她怎么啦？睡着了吗？”
“是的。”
“啊哟，真的……”
当兵的秋菲亚耶夫从门里跑出来，拉住马，夫人把鞭子往腰带上一掖，伸开两臂说：“把她给我。”
“我自己抱了送去吧。”
“嗯。”夫人跟叱马一般叱了我一声，一只脚在门廊上跺了一下。
女孩醒了，迷迷糊糊地望见了妈妈，便伸手要她抱。她抱着去了。
我是习惯被人家叱骂的，可是连这位夫人都要叱骂我，心里可真不痛快。她只消轻轻吩咐一声，谁还能不服从。
过了几分钟，那个斜眼的女仆来叫我了，说是女孩耍脾气，没给我道晚安就不肯睡觉。
我在她妈妈面前有些得意地走进了客室。女孩坐在妈妈膝头上，她妈妈正在用灵巧的手给她脱衣服。
“好，你瞧，”她说。“这个怪物来了。”
“不是怪物，是我的小伙伴……”
“原来是这样。那太好了。送点什么东西给你的小伙伴吧，呃，你愿意吗？”
“嗳，我愿意。”
“好极了，这由妈妈来送，你去睡觉吧。”
“明天再会。”她向我伸出手说。“上帝保佑你到明天……”夫人吃惊地叫了起来：“啊哟，这话谁教你的……外婆吗？”
“嗯……”
小女孩一进去，夫人用手指头招呼我：
“送你什么呀？”
我说什么也不要，只希望她借一本什么书给我看看。
她伸出和暖芳香的指头把我的脸一抬，现出和悦的笑容问我：“啊哟，你喜欢看书，是吗？那你看过一些什么书？”
她一笑，就显得更美了。我嗫嗫嚅嚅向她说了几个长篇小说的名字。
“你喜欢这些书里的什么呢？”她两手放在桌子上，指头微微动着。
从她身上散发出一种花的浓郁的香气。奇怪的是香气中还混着马骚气。她透过长长的睫毛，沉思地注视着我，我从来没有被人家这样注视过。
屋子里放满了精致的家具，显得跟鸟窝一般狭窄。窗口覆着浓浓的花荫，火炉上的白瓷砖，在薄暗中闪着光，和火炉并排的一架大钢琴，也显得亮晶晶的。墙壁上，朴素的金色框子里装着倾斜的大大的斯拉夫字母印的暗色奖状，每个奖状下边都用绳子吊着一颗暗色的大樱这一切，也跟我一样畏缩地望着这位妇人。
我尽可能用简单明了的话告诉她，我过着苦恼寂寞的生活，只有在读书的时候，才能把一切痛苦忘掉。
“啊，原来是这样？”她这样说着，站起身来。“这话不错，这话也许是对的……唔，好吧。书以后尽量借给你，不过现在没有……唔，你把这本拿去……”她从长沙发上拿起一本黄封皮的已经破散的书：“你拿去看，看完了来拿第二卷；一共有四卷……”我拿了一本梅谢尔斯基公爵的《彼得堡的秘密》回来；开始极认真地念起来。可是彼得堡的“秘密”，比马德里、伦敦、巴黎的无味得多，我从头几页上已经看明白了。使我发生兴趣的，只有一段关于自由和棍棒的寓言：“我比你强，”自由说。“因为我比你聪明。”
可是棍棒回答她道：
“不，我比你强，因为我气力比你大。”
争着争着就打起架来了。
棍棒痛打了自由。我记得，自由受了重伤死在医院里了。
这本书中谈到了虚无主义者。我记得，照梅谢尔斯基公爵的观点，虚无主义者是十分凶恶的人，被他瞧一眼，连鸡都会死的。虚无主义者这个名词，我以为是骂人的不体面的话，除此以外，我什么也没有看懂，这真使我伤心。大概我没有阅读好书的能力。我从心里相信，这是一本好书，因为我觉得那样一位尊贵美丽的夫人，决没有看坏书的道理。
“怎么样？喜欢吗？”我把梅谢尔斯基的黄封面小说还给她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我很为难地回答了一声“不”，我想，这会使她生气。
不料她只是大笑起来，跑进帷帐后边去了，那儿是她的卧室。她从那里拿来一本精装的山羊皮面子的小书。
“这本你一定会喜欢的。只是不要弄脏了。”
这是一本普希金的诗集。我怀着一种好象一个人偶然走进一处从未见过的美丽的地方所产生的贪婪感情，把这本书一口气念完了。走进美丽的地方的时候，总是想马上把它全都跑遍。在沼地的林子中长满苔藓的土墩上，走了好一阵子以后，忽然有一块百花吐艳、煦阳当空的干燥的林间空地展开在眼前的时候，是常常有这种感觉的。一时间，你会狂喜地向这片空地望着，随后马上因欣喜若狂而跑遍这个地方；并且每当脚底接触到丰沃的地面上柔软的绿草，会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欢喜。
普希金的诗句的纯朴和音节的和谐，使我大为吃惊。此后有很长一个时期，每当我念散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自然，佶聱难读。《鲁斯兰》的诗序，使我联想到外祖母对我讲的最好的故事，而且象是把这些故事巧妙地压缩成一个了，其中某些句子刻画入微的真实，引起了我的惊叹：那儿，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上，留着没见过的兽迹。
我在心中把这美妙的句子反复念着，于是我的眼前出现了一条很熟悉的隐约的小径，而且还很清楚地看见从落有沉重的水银般的大颗露珠的草上踏过的神秘的脚迹。音调和谐的诗句，使它所谈及的一切披上了华美的服装，很容易被记住这渐渐使我变成一个幸福的人，使我的生活变成轻松而愉快的诗，好象新生活的钟声在我的生活中鸣响了。啊，一个人能够识字念书，这是多么幸福呀。
普希金的优美的童话，使我比什么都更感到亲近，更容易理解。我反复地把它们念了几遍，就完全能够背诵了。躺在床上，在未入睡以前，我也总是闭着眼睛低低唱诗。有时候，我就把这些童话经过改编，讲给勤务兵们听，他们听得哈哈大笑，嘴里发出亲切的骂声。西多罗夫抚着我的头轻声说：“真好。啊，真好……”我表现得过于兴奋，主人们瞧出来了，老婆子骂：“这个淘气鬼，一天到晚念书，茶炊三天多没有擦了。又得拿棍子揍啦……”棍子算什么？我就用诗对骂：黑心肝，干坏事，玩巫术的老婆子……夫人在我的眼里变得更加崇高了，因为她是看这种书的妇女。不象瓷人儿的裁缝妻子。
我把书拿到她那里去，忧愁地交给她，她很有把握地说：“这你喜欢吧。你听说过普希金吗？”
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读过关于这位诗人的事，但我很想听她亲口给我讲，于是就说没有听到过。
她把普希金的生平和死，简短地讲了之后，就跟春天一般微笑着，问我：“你知道了吧？爱女人有多么危险。”
照我所看过的一切书看来，我知道这事情确是危险，可是又很有趣。我就说：“虽然危险，可是大家都在爱呀。而且女子也常常因此烦恼……”她象看一切东西那样，透过睫毛向我瞥了一眼，严肃地说：“啊哟，你明白这个？那么我希望你不要忘了这句话。”
接着，她问我喜欢哪些诗。
我挥动着两手，背了几首给她听。她沉默地，很认真地听着。一会儿，她站起来，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沉思地说：“可爱的小东西，你该去上学呀。我给你想想办法……你的主人跟你是亲戚吗？”
我回答了是的，她惊叹了一声：
“噢。”好象在责难我一样。
她又借给我一本《贝朗瑞歌曲集》，这本书很精致，带有版画，裁口喷金，红皮封面。这些歌，以刺心的痛苦和疯狂的欢乐的奇特结合，完全把我弄疯了。当我念到《年老的流浪汉》的苦痛的话时，不由觉得心里发凉：
人类呀，为什么不把我踩死，
象一个伤害生物的害虫？
呀，你们应该教会我
如何为大家的幸福劳动。
如果能把逆风躲避，
害虫也许会变成蚂蚁；
我也许会爱你们象自己的兄弟。
我这年老的流浪汉，可是我到死恨你们好象仇敌。
可是接下去念到《哭泣的丈夫》，我笑得连眼泪都掉下来了。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贝朗瑞的话：学会过欢乐的生活对普通人也算不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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