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武则天时代的告密者们是无密可告的，因为被武则天鼓励告密的人大都是市井乡野的庶民，他们无缘接触上层政治，又怎么知晓宫廷情况？然而，诸多简单的现实摆在他们面前，使他们得到了启发和鼓励，于是，告密大时代宣告来临。
全民告密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被登基整一年的武则天叫到洛阳城，坐到了宰相的椅子上 ——头衔是民政部副部长（地官侍郎）、凤阁鸾台平章事（发布命令的机构中书省宰相）。
狄仁杰能突然跃升到宰相的高贵位置，是因为很多宰相都被武则天清除，中枢层已是个空架子。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和其他几个武家人虽然名列宰相位，却是在充数。智力和眼界时刻约束着他们。
当然，狄仁杰本人的权谋也是他得到这份丰厚回报的原因之一。在武则天的意识里，狄仁杰是那种和魏玄同一样的好老头，但和魏玄同不同的是，狄仁杰在政治场中没有任何朋友。这么多年来，他如同一片白云，飘来飘去。在命令的驱使下，不在任何地方和任何人那里驻足。
狄仁杰对这份天降之喜有何态度，史无明载。按狄仁杰多年来官场练就的生存技能，他肯定笑纳了这份礼物。因为狄仁杰并不是料事如神的大仙，按他那还并未出神入化的权谋思维，他以为武则天登基后，政治将会是开明的、民主的，不再有血腥，不再有任何风吹草动。
这个时候，正是他大展拳脚的好时机。狄仁杰自信满满的一点是，武则天现在功成名就，即使再有屠刀霍霍，无论如何都轮不到他狄仁杰，因为他不是武则天的开国元勋，自然就不会中“狡兔死，走狗烹”的政治毒药。
所以说，狄仁杰几乎是乐滋滋地去接受武则天任命的。他甚至面有喜色地客套道：“我何德何能，受皇上您如此厚爱？”
武则天说：“你在汝南（豫州治所）的时候，很有善政，那时我就想提拔你。后来你到豫州其他地方时，张光辅说你不怀好意。如今，他被我干掉了。但当初还有人打你的小报告，你想知道是谁吗？”
狄仁杰大吃一惊，他不知道武则天是在诈他，还是确有此事。不过，他最终还是保持了多年来一贯的低调和气量，他对武则天说：“您认为那些过失，我身上的确有，那我改。如果您认为那些全是诬陷我的，这是我的幸运。我不想知道那些打小报告的人是谁。”狄仁杰当然明白一个官场道理：只要领导信任你，那比什么都强。
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这种气度极为赞赏，狄仁杰形式上在政治权力高层站稳了脚跟。人人都是凡人，孔子听说有人请他做官，也手舞足蹈。狄仁杰当然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狄仁杰的这种得意之情并没有维持多久，他很快从最高峰摔了下来，险些性命不保。而导致狄仁杰摔得鼻青脸肿的正是武则天诡异的政治。
武则天政治有两张牌，一是我们后面将要提到的酷吏，另外一个就是下面要说到的告密。
武则天的告密政治始于光宅元年（684年），也就是武则天刚废掉唐中宗的那一年。一天，有皇帝骑从（京畿飞骑）十余人在酒肆里喝酒聊天，有个骑从是刚从被废掉的中宗那里调过来侍奉新皇帝睿宗的，所以，他把两个皇帝作了个比较，结果是：侍奉新皇远不如侍奉废掉的中宗所得奖赏多。他这话还没有人附和，座中就有一人起身而去。
这几个当兵的刚喝到兴头，就来了一群官兵，将这些人抓走了。那个作比较的士兵被就地处决，其他的人则以知情不报而被绑缚刑场绞杀，那个在座位上起身而走的告密者则被提拔成五品官。这个案例可看作武则天告密政治的开端。
没有人知道那个告密者是纯粹忠心，还是另有所图。即使是他对武则天和唐睿宗忠心耿耿，其所导致的后果也是难以想象的。作为告密者，他摇身一变而成为人上人，被告密的人却丧掉性命。这种情况让很多人都有一种正确的错觉：我必须选择告密，因为可以带来甜头；我不能被人告密，因为这会给自己带来灾难。人类的本性是趋利避害，所以，人们就开始不得不喜欢上告密。
另外一件让告密有了法理依据的事是刘仁轨的告密。裴炎被武则天斩杀后，有一个叫姜嗣宗的皇帝侍从官（郎将）到西京长安出公差。处理完公事准备回洛阳时，宰相刘仁轨问及东都洛阳最近的情况。姜阁下就开始胡说起来，先是说了当今圣上如何贤明，只字不提武则天，然后似乎想炫耀一下自己的智慧，就对已经被杀掉的裴炎发表看法，他说：“那老小子还没有造反前，我早就看出他有些反常。”
他以为裴炎死了，关于裴炎的一切就都成了故事。刘仁轨听了他的话后，信以为真，但做事非常认真的他还是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裴炎的反常，你早就看出来了？”
姜郎将拼命地点头，生怕刘仁轨不相信他的洞察力。刘仁轨确信他没有撒谎以后，就对他说：“我今天晚上写个奏折，你顺便帮我带到洛阳。”姜郎将频频点头，说这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
第二天，姜郎将带着刘仁轨的表章出发回洛阳。他回到洛阳后把奏折递上，刚回到家，就被武则天派来的人捉去了，接着就是审问，问他当初知道裴炎要造反，为什么不上告？
姜郎将大呼冤枉，有人就把他带回来的那奏折递给他看，大意是：嗣宗知裴炎反，却不告。姜嗣宗这下可是满身是嘴都说不清了，他若说是自己胡编的，那就是信口雌黄，非议朝政，如果不是胡说，那就是有密不告，总之，就是一个死。
刘仁轨玩权术，不择手段。这只是小事一件，但就是这件小事让武则天下定了把告密作为政治生活的决心。徐敬业的革命给武则天的心理冲击很大。独裁者都心理极度敏感，神经抽风。武则天就认为天下有太多人居心叵测，尤其是李唐皇室和忠于李唐皇室的重要臣子，对付这些人，必须先一步铲除，那么，鼓励大家告密，就是最有效的办法。垂拱二年（686年），武则天把告密写入法律，鼓励想要升官发财的人各显其能，让告密成为政治艺术。
告密制度一确立，告密之风吹遍大江南北。中央官员人人自危。
自685年到692年的八年时间里，武则天听任告密，诛杀唐宗室贵戚数百人，大臣数百家。
酷吏素描
武则天的告密大革命时代，由于告密之风愈演愈烈，“朝士人人自危，相见莫敢交言，道路以目”，有的悲观大臣每上朝前就与家人诀别：“未知复相见否？”
有冤狱自然就有制造冤狱的人，我们称这些人为酷吏。酷吏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是索元礼。索元礼非中原人，而是在得知武则天崇尚告密之时，千里迢迢从国外来的。据野史记载说，此人深目高鼻，满脸胡须，汉语说得特别好，他之所以在一夜之间由一个“斗大的字不识半升”的街市卖饼者升为游击将军，就是因为他的告密。
至于是什么秘密，现在已不得而知。后来，因为其所告之秘密很得武则天的赏识，屡屡得到赏赐，最后居然升到许多读书人要奋斗半辈子才能混到的职位——御史。
索元礼所制造的冤狱不下百起，杀人多达千人，可谓是元老级的酷吏。
另外一位酷吏来俊臣也非泛泛之辈，他当时与索元礼被人合称为“来索”。二人都深知，想要成为酷吏，前提必须是个“发明家”。索元礼独立发明了三种刑具，同时，还与来俊臣合作发明了十种枷刑，据说被告一见刑具，立即“汗流浃背，望风自诬”。
但二人并不知足，在实践上，他们可以算作成功，但没有理论。他们认为，许多被诬告的人进来后，必定大喊冤枉，有些刑具可能对软骨头起作用，但对硬骨头的人却例外，这就需要用心理战。当然，自己做的事太缺德，所以必须稳固自己的位置，否则，必将死无葬身之地。
所以，二人又合编了一套如何才能屹立不倒，怎样罗织罪名，并如何让犯人招认的著作，取名为《罗织经》。该书共分十二卷：阅人卷、事上卷、治下卷、控权卷、制敌卷、固荣卷、保身卷、察奸卷、谋划卷、问罪卷、刑罚卷、瓜蔓卷。
仅举几个例子。比如《事上卷》，二人就讲解了如何与皇上相处的秘诀：“上无不智，臣无至贤。功归上，罪归己。戒惕弗弃，智勇勿显。虽至亲亦忍绝，纵为恶亦不让。诚如是也，非徒上宠，而又宠无衰矣。”而《瓜蔓卷》讲的则是如何无中生有制造大案的诀窍：“事不至大，无以惊人。案不及众，功之匪显。上以求安，下以邀宠，其冤固有，未可免也。”
据说后来的宰相狄仁杰看完《罗织经》后，出了一身冷汗。武则天看完后则惊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两大名人的联合“推荐”，让《罗织经》直到今天还仍被人看作“阴谋学”的扛鼎之作，再有五百年，估计也没有同类著作能望其项背。
如果说来俊臣是理论家，那么，另一位酷吏周兴就该是一名实干家。二人都通过捏造他人罪状得到武则天的赏识。“他人”当然大部分情况下是指李氏成员与维护李唐皇室的大臣。
酷吏们的工作是相当繁忙的，他们不仅要为武则天分忧，还要为自己的利益着想。来俊臣就滥用告密，当看中别人的妻女时，将户主诬告下狱，甚至处死，再强行霸占。这些人的罪行罄竹难书。
由于这群酷吏的无所不为和为所欲为，使得许多朝中官员都处在告密与被告的死弯中，为了活命，只能选择告密。于是，同事间就开始了相互揭发的行为。
副宰相（凤阁侍郎）刘祎之对凤阁舍人贾大隐说起对武则天的不满，贾大隐马上将这话一字不漏地奏与武则天，刘祎之不久后被处死。鸾台侍郎傅游艺跟同事说起梦到自己登上了皇帝的大殿，结果被同事告发，遂被下狱。大臣邓玄挺的女婿和朋友都是李氏成员，两人欲谋反时都来征求邓玄挺的意见，但邓玄挺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可这并没有让他躲过灾祸，谋反被人告发后，邓玄挺还是以“知反不告”罪被诛。
索、来、周等酷吏当然知道武则天要什么，所以对李氏成员的打击力度之大，打击范围之广，实在让人望而生叹。
前面提到的凤阁侍郎刘祎之在下狱时，当时已经是被废皇帝的睿宗出于好心，在武则天面前为之求情，刘侍郎听到这个消息后，长叹一声，说：“您若是不求情，我还有活的希望，您这一求情，我必死。”果然，原本没想把刘置之死地的武则天改变了主意。
在经过酷吏的大清洗后，武则天认为她的天下已经安稳，与此同时，又有正直的臣子对告密和酷吏制度提出了质疑。曾写出千古名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时任负责校对书籍（麟台正字）的陈子昂就上书痛陈：“诸方告密，囚累百千辈，及其穷竟，百无一实”，而女皇您却对这种行为极为鼓励，所以，才“使奸恶之党快意相仇，睚眦之嫌即称有密”。最后，他还举了历史上由于滥杀产生严重后果的例子来规劝武则天。武则天虽然表面上不在意，但随着李氏成员与维李派臣子们的“老老实实”，她认为是到了该转变思路的时候了。
不过，武则天所谓的转变思路，并非取消告密制度。告密还是应该鼓励。在中国帝制社会，做皇帝的有两种人，一种是有病不吃药的，一种是没病总吃药的。前一种是刚愎自用，后一种是杞人忧天。武则天可能是两种类型的结合，一方面她认为到了这个时候，自己已经有能力摆平酷吏们才能摆平的事，另一方面，她还是认为身边多陷阱。所以，告密不可废，酷吏则须废。
天授二年（691年），武则天开始向酷吏开刀。第一个被开刀的是周兴，他同样死于告密。他的同僚酷吏丘神勣因罪被杀，在酷刑折磨下，这位酷吏临死前，供出了周兴。武则天就派了来俊臣去审理周兴。于是，历史上富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二人吃饭喝酒，正浓时，来俊臣玩了个幽默，他问周兴：“最近我有个犯人总是不肯招供，不知仁兄有什么好法子？”
周兴轻蔑地一笑，说：“这太容易了！居然也能难倒你。找一个大瓮来，用木炭在四周烧烤，烧得灼热时，把人犯放进瓮里，你要什么自然就有什么。”来俊臣假装不懂，就叫来人，按照周兴的说法找来一个大瓮，四周点上炭火，等大瓮被烧得差不多了，就取出圣旨，对周兴说：“有人告发你。我想，你若不肯招供，就请君入瓮吧！”
周兴险些没有晕在当场，但他做了这么多年这样的勾当，知道自己已经无路可逃，在全部招认后，被判处流放岭南。不过，中国人的习惯是喜欢痛打落水狗，所以，他在流放的途中被仇人杀掉了。
接下来，就是索元礼。以告密发家的他最终也被人告密，派去审理此案的是他们这个圈里的人，还是他的朋友。这位老朋友只跟他说，有人告你贪污，然后对人喊道：“来啊，取索公的‘铁帽子’（索元礼发明的一种刑具）来！”索元礼立即回道：“不用，不用，我全招。”索元礼终于尝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滋味。
有些事是躲不开的
在波澜壮阔的告密形势之下，纵是神仙，恐怕也不能避免。狄仁杰不是神仙，而恰好又处在酷吏们需要仰首才能看到的宰相之位，他的厄运不需受到任何邀请，就敲锣打鼓地来了。
如意元年（692年），厄运降临到狄仁杰头上。此时，武则天三大酷吏，只剩下来俊臣。理所当然的，来俊臣就成了狄仁杰人生中的一个大噩梦。
本年一月，来俊臣诬陷大臣任知古、裴行本、崔宣礼、卢献、魏元忠、李嗣真以及狄仁杰谋反。在这七人中，魏元忠和李嗣真是因曾经得罪过酷吏阶层而被诬陷，其他人则纯粹是来俊臣为了凑数而硬拉进来的。
魏元忠在当时是个传奇人物，据说他年轻时曾在洛阳游学，租住的房子里经常发生一些怪事。有一次，他的女仆做饭时，看到厨房水已用完，就拿起担子到井上挑水。她挑着水回到厨房，发现一只大猴子正在帮忙煮饭。女仆大惊失色，赶紧跑到书房告诉魏元忠。魏元忠听到这样的怪事，居然不害怕，而是很平静地对女仆说：“看来大猴子可怜我缺少人手，特地来帮我烧火做饭，这是多么值得感谢上苍的事情啊！”
后来，魏元忠到中央政府做官，由于政绩卓著、刚正不阿，很快被唐高宗和武则天任命为监察委员。魏元忠的个性很不适合做大官，他太耿直，不喜欢和善于交际的同僚来往。有一件事可以证明，魏元忠这种性格的人在官场中迟早会出事。有个叫郭霸的副县长，靠着精密的谄媚和残酷的手段获得武则天的垂青而升到中央担任官职。
当时，魏元忠是他的顶头上司。郭霸为了讨好上司，在魏元忠生病时，亲自品尝了老魏的粪便，然后说：“您粪便中如果味带甘甜，就该忧虑。但您粪便现在是苦涩的，所以很快就会痊愈。”魏元忠对郭霸这番真情实意恶心透顶，逢人就说郭霸是个吃屎的家伙。郭霸当然不能受此凌辱，就跟来俊臣诬陷了魏元忠。
再说李嗣真，他曾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几次三番向武则天上书，要求武则天取消酷吏政治，这无疑是想砸了酷吏们的饭碗，所以，酷吏们向他下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至于其他几个人，我说过是凑数的。而狄仁杰为什么也被牵连进来，恐怕也是因来俊臣等酷吏对这位宰相级人物摸不透，虽然狄仁杰现在没有做什么不利于他们的事，可难保将来不会做。为了稳妥，把他牵扯进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