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后我也分析了这个现象，为什么我在童海明刚谈完非常痛苦的经历后，没有进行心理疏导而是直接告诉他去医院检查，原因是我可能出现了两个失误：其一，我认为放松音乐已经梳理了他的情绪，忽略了这是一个可能在人格上有一定障碍的来访者；其二，在我的意识深层中存在着想要尽快结束这次咨询的动机，根源仍然还在上一次我与督导老师讨论的问题上，自己仍然认为在做没有意义的事情。或许在更深层面上还有我的两个“情结”——对精神病人的特殊感觉，不忍心、不愿意直接面对，采取了如同小时候一样的跑掉方式来应对。
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许多表现让我很不舒服，想起了我所经历的“文革”时期。那时满街的造反行动、满街的混乱，我也从那时失学了。我在潜意识中一致认为，如果我受到良好的教育，再多读几年书，就一定比现在掌握的知识还多。所以，每当有事件与“文革”相连，我必定会感觉很不舒服。这个案例就是如此，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说，我没有处理好“反移情”，在我的语言或口气、也可能在肢体语言方面表现了出来，所以引起了童海明的愤怒。
从童海明的角度分析，暂且不说他可能具有的人格问题，仅就对咨询者的态度而言，就反映出他的负面“移情”。不论是西安的心理医生，还是北京的心理咨询者，在童海明的意识深层中都当做是对他进行说服教育的“权威”，他的成长经历造就了性格中对所有权威进行挑战的特点，他不能接受自己被说服的现实。根据心理分析的理论，此时他并非在有意识攻击我，而是受潜意识支配，把我当做了他幼年时期反叛的对象，简单说，我是他内心深处的那个攻击对象的替代品。
从专业角度看，结合童海明的所有信息可以初步判定，这是一个内源性抑郁症患者，同时具有一定的人格障碍。在精神医学临床上，也有理论称为精神病性抑郁症患者，应该进行一段时间的住院治疗。
然而我不是医生，不能做这样的处理。
如果从心理学意义上分析，童海明心理异常的发病机理有三个：
首先，生物遗传。上两代血亲中都有精神病家族史，在他的神经潜质里很可能也具有相同的基因，这非人力所能左右，只有靠药物进行干预。
其次，家庭社会环境影响。他自小就具有明显的攻击性，表现出“问题儿童”的一些特征，而在家庭教育中又缺少了应有行为标准的规范；在个体的社会化进程中，受到了较多的负面强化影响，形成了社会适应不良的行为模式；同时也可能与家庭中精神不正常成员的接触，行为方式受到影响，形成了偏执型的性格特点。
第三，心理健康发育缺少有利因素，形成一定的人格障碍。幼年时父母疏于照顾，使其希望关注的需求无法满足，加之断奶分离焦虑的延续，形成对母亲既想接近又不敢接近、担心接近后再次被抛弃的心理状态，逐渐演变为趋避型人格特征；在他青春期发育时，实际上已经取代母亲作用的姐姐出国远离，再次强化了这些特点；在人际关系方面，不会与亲人交往，表现为既离不开又走不近，离开难受、在一起又烦的特征；当初与母亲的关系，成人后折射到了妻子身上。
由于上述三个致病机理，童海明的生物、社会和精神属性之间的平衡被打破，表现性格特点方面的心胸狭窄，希望把每一件事情做得完美，但惰性又很强，达不到自己满意的程度。遇到挫折时非常自责，认为自己一事无成，表面的高傲，内在的自卑。长时间的社会生活压力以及人格方面的缺陷，使其神经系统无法承受，躯体症状日渐明显，最终以带有躁郁特征的内源性抑郁症的形式表现了出来，所以才出现了心理动机趋避冲突严重、或者抑郁或者狂躁、逃避现实和痛苦、以冷静的心态面对死亡、实施理智型自杀等现象。
实事求是地说，童海明的问题确实比较复杂，解决起来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为了能够具有说服力，在最后一次与他们面谈时，我给童海明作了一次“卡特尔十六项人格测验”。测试结果证明，其支配、攻击性和怀疑、刚愎自用以及紧张困扰的特征都处于极高的分值上。结合这个心里测试，我对童海明提出了以下建议，希望他考虑。
第一，全力以赴养好身体，尤其是注意在失血2000毫升的情况下，一定要关注血象的变化，加强营养。
第二，打消顾虑，考虑去神经内科寻求专业医生的帮助，进行药物干预。
第三，鉴于心理测试的结果，应当定期找心理咨询人员进行一段时间的心理咨询。
第四，过三个月身体恢复一些后，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保持与社会的联系。
……
至于他是否愿意做，我没有办法左右，我只能把上述希望和建议也告诉了他的妻子，剩下的也只有静观以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