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生命的每一秒钟都有无数次的重复，我们就会象耶稣钉于十字架，被钉死在永恒上。这个前景是可怕的。在那永劫回归的世界里，无法承受的责任重荷，沉沉压着我们的每一个行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也许是没有一点变数的生活让我无数次厌烦之后终于达到崩溃的临界点，每个星期永远不变的包子卤面，出工后永远干不完却天天在重复的没有一点意义的报纸和电视节目；又或是是江风和老樊的先后离去让我在从不缺人的小社会里感觉更加孤独，有点想要逃离的冲动。我像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失望地问自己，你的一生到底都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我才２８岁，可我年轻的激情呢？有多久已经听不到热血澎湃的声音了；我的青春呢？已经交给了这片犹如一旺死水的四方之地。监狱这种单调枯燥重复没有一点悬念的生活能把人的斗志彻底磨灭殆尽，我像是一个癌症晚期患者，不甘心却又不得不面对即将而至的死亡。
我在这里欢笑，我在这里哭泣，我在这里活着，也在这死去。我在这里祈祷，我在这里迷惘，我在这里寻找在这里失去……黄昏，我嘶哑地扫着吉他哀嚎着。大比油皱着眉头，眼神一片黯然，像在看一只濒临死亡的困兽。
有时候，人需要一点见异思迁才能保持对生活的热望。我******不是一个机器，我不要再做一个机器，大比油也不想再做一个杂工队队长。我们迫切需要改变，改变，改变，我们不要再忍受这种日复一日的生活。我决定先从报纸开始。有人说，如果你觉得生活不幸福，那么连续看几天《新闻联播》吧；现在我告诉你，如果你觉得监狱生活太糟，连续看几份监狱小报就行了。我渴望做一份真正属于服刑人员的报纸，那里没有满眼冠冕堂皇装Ｂ欠揍的文字，有他们内心深处的思念、悔恨和醒悟。我的每一个选题为他们而做，每一个呼号为他们而发。
当然，我只是想改变，我还没疯，我还知道我是在监狱，我是一个罪犯，我很清楚必须在监狱和服刑人员中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的想法和计划才能通过。我做了一个方案，从报纸的整体风格定位到内容设置再到人员组成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文教有这么多有文化的人，我只需要发挥他们的特长共同完成我们每期的选题就可以了。我相信我们能找到那个平衡点，做一份警官和学员都喜欢和重视的报纸出来。
老秦和老杨有些怜惜地看着我有些神经质地熬夜加班做这一切，欲言又止。
方案递上去一个星期之后，孙科长找我很郑重地谈了话，首先肯定了我的努力和认真，接着又对这几年监狱小报取得的优异成绩进行了赞赏，最后说方案设想的不错，也具备一定的可操作性，但是鉴于咱们的狱内小报属于党报，很多东西具有的敏感性教育科也不太好把握，所以还是……
后面的话不用说我也明白我的方案被否掉了。我心里鄙视地笑笑，什么玩意儿，被阉割的文字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老秦和老杨似乎早就看到了今天的结局，安慰我说，“你的想法我们理解，也很赞成，但不适合监狱，他们不需要有思想有想法的人，现在教育改造吹得怪花哨，其实目的不就是把罪犯培养成没有灵魂只会听令执行的机器吗？”这段时间憋着的那股劲儿松下来，我沮丧极了。
从小到大，我就是一个没有梦想的人。人家都说，有梦想的人谁都了不起。可我从来不知道什么是梦想，又该怎样实现梦想。我这一次试图坚持，我把自己负责的版面当作了试验田，自己策划了一个关于服刑学员对减刑看法的选题，需要干部带我去监区采访。教育科干部一看，直接说没时间。我自己采访了文教几名学员，孙科长审了以后给了我两个字——重做。
重做就重做，上次关于减刑的那个选题虽然我已经慎之又慎，但换到警官的角度可能还是有点尖锐。我重新做了一个关于“你出狱之后……”的选题，试图比较全面地了解一下服刑人员对于未来的一些想法和思路。探子文打了退堂鼓，“我们自己折腾自己干什么，警官让干啥就干啥嘛！”我说：“你天天照着模版套新闻有劲吗？你不希望监狱这个环境把咱们年轻人的朝气和干劲磨得光光的吧？”探子文对我的言论不置可否，转过身扔下一句，“我觉得你现在这样做是想找死，我退出。”我双手一摊，讥笑道：“ＯＫ，反正我不想与没种的男人打交道。”我只要说服小能豆和新来的牙买加两个编辑一样可以干，我们制定了计划，晚上打着教育科的旗号利用罪犯教员上课的机会跑到几个监区采访，然后根据采访的素材整理成了一期专题——你的未来不是梦？看着真正用心作出来的版面，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到手中的小样如此珍贵。嘿嘿，这次绝对没问题。
星期四下午，袁科长问我电视新闻稿整理好没有，我正待拷给他，他突然看见桌子上的报纸小样，拿起来随手翻了一翻，眼睛定格在四版上。我自信地想：“他看到那个版面了，他肯定会赞成的，孙科长现在抓全面，不常来教务中心了，报纸和电视台归袁科长管理，我们做得好那是他的成绩，他肯定会支持的。”五分钟过后，袁科长愠怒地说：“这个版的策划是经过谁批准的？”我一看情形不对，赶紧收起了微笑，说是我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准备做出小样来向袁科长请示的。袁科长说：“闲吃萝卜淡操心，少生孩子少肚疼。什么未来？什么二进宫三进宫？这是监狱领导、甚至是司法部领导考虑的事情，关你们什么事？”我说可以引起一些学员对未来的关注和反思，从而对他们出狱后的生活做出一个合理的规划。袁科长皱着眉头说：“你以为他们都是思想者，他们是劳改犯，他们关心的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没有也罢。”我说那我们为什么要办报纸？袁科长说：“省局要求，不办不行。要不然谁稀罕这玩意儿，能挣钱给干警当奖金？”
低着头，心里清楚又被否掉了。
一个老喝家似乎是同情地问我：“我知道藏拙吗？”我茫然地摇摇头，我只是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情。老喝家看着无可救药的我：“一个劳改犯还想做有意义的事情？你看那些监狱警察整天过得有意义没有？咱们是有期，他们判的是无期，一辈子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还多困在监狱里，一天两次把人带到车间干活，再带回来就行了，连人数都有小岗查，弱智脑残都会干。”看我不吭声，老喝家接着说，“我在监狱里喝了几年之后才深刻领悟到这个道理。刚入狱的时候，警官安排活儿，我恨不得把自己的吃奶劲儿使出来。懂的业务不用说，快速高效地干出来，不懂的就去查资料，问同犯，或者从头开始学习，一切为了一个目的，得到警官的欣赏，去换取减刑的机会。等我明白了减刑和你干业务有**毛关系的时候，已经回不去了。所有警官都知道你会干这干哪，如果找到你，你不干，嘿嘿！“抗拒劳动，抗拒改造”的大帽子随时可以给你扣到头上，所以我只能拼命硬撑着。小能豆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会得挺多，刻章、书法、绘画、编辑报纸、设计书、展板，都是他的，整天像一个团团转的陀螺。俗说话，干得越多，就越容易出错，偏偏他又性格马大哈，所以活儿干得很多，挨得训也最多。”我不得不承认他说得有一定道理，在监狱里事实如此。
我打开精心排好的版面，又瞅了几眼，一狠心删除，然后用半天时间把照片文字把版上一堆砌，什么策划，什么创意，通通见鬼去。嘿！这次居然顺利通过，送到印刷厂去了。
现实逼我学会切换频道，出工我就是一个冰冷的机器，收工回到监舍以后我再恢复成一个有血有肉有想法的人。后来再有新人下到文教，我冷眼旁观，那些年轻人还是一个一个在重复我走过的老路。当然，职务犯除外，对于小报室的新学员，我心理上很同情，但是，这些话又不能说出来，容易被扣上“反改造言论”的帽子。
此时的文教，对于我和大比油来说真的成了一座围城，不再值得留恋。我们想要换个新的环境，陌生会把时间的指针拨快一点。其他监区的人则仰视着这片高地，挤破脑袋想要调进来。
十一月底的一天，大比油他神秘地对我说：“刚才小王队长过来了，给我带来一个消息，监狱成立了出监监区，需要从各个监区抽调二十来个人值岗、整理材料。调令已经下来了，我是其中的一个，你感觉我应不应该去？”
我说就是我刚来的时候给我大白兔奶糖的小王队长，大比油说是。这个消息有点突然，大比油办事向来优柔寡断，这次直接得有点离谱。我想了一下说，出于朋友感情的话，当然想你留你在文教一块玩，但是如果综合权衡的话，当然选择去出监队了。大比油说为啥？我说出监监区在六楼，轻易不会有监狱领导上去检查，况且里面都是两个月之内就要回家的人，管得不严，只要不惹事就行了。减刑也没有文教竞争这么惨烈，更不可能像教育监区动不动就是“五个一”、“十个一”活动那么折腾。
不过我对大比油能否顺利调离深表怀疑，毕竟监狱里受过正规声乐教育的服刑人员极少，大比油对教育监区来说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教歌，教操，为殴区长写的改造歌词谱曲，代表教育队参加唱歌活动拿奖……
第二天上午出工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人喊，回头一看，六楼上一个影子在向自己招手，“苏生，我调到出监队了。”哦，原来是曾经在文教一名学员，上次被分流到二监区，现在居然调到出监队了。后来听人说还有几个原先文教文艺队下到二监区的学员也调过去了。但一直没有任何人通知大比油调动的事情，他开始坐立不安。
过了一个星期，一天中午收工的时候，老殴来教务中心说了调令的事，不过不是大比油，而是刚下到文艺队没几个月的那个艺校校长。老殴瞪着大比油，鼻子里哼一声：“你怎么想的？想去出监队还是在我这儿？要是想去那儿，我现在就去找监狱领导说，你马上就可以过去。”大比油不傻，知道这话不能信，如果说了实话又走不掉，回来还不得给自己穿小鞋啊，便违心地说：“在教育监区受殴区长栽培几年了，当然是接着跟殴区长干了。”后来大比油听说，当天下午教育监区已经接到大比油的调令，但是老殴不在，于是便拖到了第二天。老殴上班以后听说这个消息，便跟教育科孙科长联系，说要走只能走一个，得把大比油留下来。
果然是我意料之中的结局，我拍拍大比油的肩膀：“小鬼，认命吧，要不回来和干部说说，去小报室编报纸算了，我教你。”大比油说：“你还别说，今天上午老殴说了，电视台的两人个文化程度都太低，让我去学习做电视新闻，以后搞不好就是你手下的兵了。嘿嘿！”我回答：“想来我随时欢迎，不过先说好，你教我唱歌，我教你排版。”
文教的人越来越少，气氛越来越冷清。不过人少有人少的好处，大Ｓ不再把目光紧盯着文教了，大家都能松口气，但是所有人都知道这种情况不会长久，马上就会被新来的关系户填上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