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２年第三批减刑监区公示了，还是没有我。我的心情糟糕透了，耿队长找我谈话，还没开口，我就淡淡地说：耿队长，你不用说了，我知道这是你们的工作程序，我有很多话，但是我什么都不想说，总之你放心吧，我会处理好自己的心情，更不会给你惹麻烦。耿队长盯着倔强的我说：“你别多想，就是你这次减刑减完还有九个月，不太合适。”这样的谈话我已经经历过Ｎ次了，无非就是怕落选者想不开，干出什么情绪激动的事，事先安抚一下。我笑笑说我都懂，你放心，熬了这么多年，我才不会做傻事。
这次减刑文教报了四个，小能豆终于报上了。杀人不过头点地，********门也该翻篇了，喝了快三年，也真该减一次了。二分监区报上的第一个就是上次打牌赌博被处理的新人大组长，这就是殴区长经常说的“表现”。没犯错误的、条件多的不给减，犯错误的反而可以减，这就是监狱实际的减刑执行情况。文教另外三个分别是老秦、老杨、小殴。老秦不用说了，要钱有钱，要关系有关系，论改造那是积委会主任。老杨这次一减就要回家了，家里早就安排好了，时间有点巧，大年初一。另外一个小殴你光看姓就明白是和殴区长一个道上的，虽然刚到考验期，但谁也挡不住啊。
下午，孙科长来了，张口就要稿件，我说还没有完全改好。孙科长突然大发雷霆，把我劈头盖脸熊了一通，然后说小报室这么多人都在干啥，吃闲饭呢？小报室不养闲人，没业务的让他下队。前段时间孙科长安排了一篇稿子，从入监、生活、劳动、减刑、学习、出监综述一下监狱的教育改造成绩。一万多字的稿件，我好不容易安排人搞定，光修改就用了三天，他突然通知又要换角度，然后压缩成五千字，等于差不多得重新来，当然需要时间。这才过了一天，半天还没出工，就又来要了。
我有点莫名其妙，是不是在外面被监狱长熊了？我平静地给他解释了小报室每一个人现在手头上的业务：阴狱长刚给小能豆安排了设计印章文化石，探子文正在帮分监区整理减刑材料，牙买加、老秦去电视台参加座谈会了，老杨、小冯两个人去办黑板报了。剩下我和朱朱两个人在紧急改你安排的稿子呢，但孙科长依旧不依不饶，大声囔囔说我不知道轻重主次。
我强忍住情绪坐了五分钟，听他布置完新的任务，然后站起来冷冷地说：“报告孙科长，你有没有三分钟时间，我想和你谈谈心。”
进入办公室，孙科长让我坐下，我低着头，沉重地说：“孙科长，我跟着你干了几年，你是最了解我的人，小报室现在所承担的业务之重你不是不清楚，在文教这么敏感的地方，我当一个组长很难你心里明白，可你也不理解我，教育科什么时候对我们的减刑也像安排干活这么强势就好了。前段时间，我已经向袁科长、石队长、吉科长、包括监区栗区长提出辞职了，我不干了！我现在只有一个目标，活着并且精神比较正常地走出监狱大门。”一口气说完，这些年在监狱里的压抑一下涌上来，但我使劲忍住了。
孙科长显然被我的激动吓到了，就像看着一个受了委屈的孩子突然歇斯底里地爆发。他奇怪地笑了笑，然后说：“如果你是因为我刚才批评你的话难听了，那么我现在郑重向你道歉。”说完顿了顿，又接着说：“我知道这次减刑又没有你，也知道你１１年就减了两次刑，这算我欠你的，但是，你也知道，你第一次减刑的时候我刚提上科长，说话不方便啊。”
“孙科长，我找你谈话和减刑没有关系，减刑的路是我自己选择的，当然，是被逼无奈。但我想借这次谈话的机会向孙科长说明，你说我不知道轻重主次，正是因为您对我有知遇之恩，是你把我送进文教的，我一直感激在心。我一直认为，作为小报室组长，我应该永远以报纸为重，其他永远都排在第二位。即使当我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清楚地知道我的命运掌握在监区手里而不是教育科手里的时候，我没有选择见风使舵，依然选择了坚持，所以才会有今天这么悲哀的一个结局。我说过我不后悔，但我没有一点情绪是不可能的，但我想至少你会理解我，可惜今天在我看来不是。”
孙科长显然没有想到我会把话说得这么直白，沉思了会儿才说：说实在的，在教务中心，你是我最信任的一个人，也是业务能力相当突出的一个人。自从你担任组长以后，可以说我无论交待什么任务，你总是能组织人员干得很漂亮。其实我内心深处从没把你当作一个犯人，你和他们那些抢劫、盗窃的不一样，你的人品没有任何问题，我希望将来我们能成为一个朋友。你说你现在还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多减点刑，对了，假释？哦，你是暴力犯罪，不好假释。”
算了吧，我今年都２９岁了，不是小孩子了，不是你拿块糖哄哄就会开心得把什么都忘掉。当我第一次找殴区长把减刑一年改为一年五个月的时候，今天的结局就已经注定，所有的条件和荣誉都已经拿完了，还能怎么样？这些心里话我不想说出来，毕竟是警官，是科长，而自己是一个犯人，况且说到这些减刑具体的细节，科室不比基层，他们有些方面确实不懂。
“孙科长，这几年，我真的已经尽力了，出工是组长，一屁股活儿都来找我。回到家是监舍长，现在我莫名其妙又成监区的心理调解员了，连通知都没通知我，我感觉我现在心理都有些问题了，我还去给别人调解，真是笑话。”我无奈地摇摇头。
“你说的这些干部都看在眼里，我知道你减刑上吃亏了，现在还有什么办法补救没？比如搞个什么条件就能减到两年多。”孙科长思路还是凝聚在减刑问题上。
事实上我不能说这次减刑情绪没受一点影响，不过还是有限的，早已经习惯了看着别人欢天喜地的样子自己默默点上一根烟，安慰自己一切都快结束了，总会熬到头的。到明年，到明年如果还是没报上，那时候，对我来说，才是最痛苦的考验。
晚上回到监舍，高运动、老张他们量血压，我也凑上去量了一下，我靠，低压１０２，高压１４４。我有遗传性高血压，平时我量的时候，每次低压基本都是９０多，稍微有点高，可这次好像情况有点不太妙。夜里八点多的时候，我的额头变得滚烫，报告干部去药品柜里找到自己的小药盒，拿了点感冒药回来吃了。
夜里我变成了一个水人，晚上喝下去的水全部冒出来，把被子浸得透湿，一直到凌晨两点，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
一个警察走进监舍，说苏生你在里面呆得时间也不短了，监狱综合考虑你表现不错，决定提前将你释放，你现在收拾收拾东西走吧。“放我回家？”我一听高兴坏了，还收拾什么东西啊，起身就走。可万恶的地球引力好像一下加重了，我怎么也迈不动步子。前面的警察也不停步，自顾自往前走。我急忙喊：“等等我，等等我……你******等等我。”
“苏生……苏生……醒醒，怎么了？做噩梦了？”我睁开眼，老秦关切盯着我问，然后把手放到我额头上，“哟，烧得不轻啊！要不要我现在按报话器报告干部？”
几点了？我有气无力地问。老秦跑到门口问了一下小岗，回来说四点一刻了。我说算了，等明天早上再说吧。又迷迷糊糊睡了一会儿，我醒了，头晕得厉害。我没有起床，也没吃早饭。老秦帮我向干部请了假。监舍里的人都出工了，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爬起来让值班小岗报告干部去医院。值班干部本来答应带我去打针，可停了一会儿又说，今天是监区接见日，另外，监区干警马上要进行职务晋升投票，没人带，下午再去吧。
我拖着沉重的步子跑到小岗屋里倒了点开水，泡了包面，我心里说：ＮＮＤ，熬了快七年，终于快该离开这鬼地方了，无论如何也要挺住。想到这，软弱无力的身体里又来了点精神，用六十来度的水泡了一包老坛酸菜牛肉面，吭哧吭哧吃了起来。
上午十点多，同犯们提前收工了，意外的是，袁科长也跟着进来了。袁科长说：“听说你生病了，我来看看你。”说完把手放到我脑门上试了试，吃药了没？吃了。什么药？ＶＣ银翘片和莲花清瘟胶囊。要不我带你去输液吧？我强支起身子，说谢谢袁科长的关心了，休息休息再说吧。我长这么大就输过一次液，去年下巴肿得跟馒头似的那回。那好，你好好休息吧。
袁科长走了以后，大比油猫捣我：“唉，生哥待遇就是不一样啊，上次开水烧伤脚，殴区长从家里给你拿的烫伤膏，在操场犯胃溃疡那次；殴区长直接送你去的医院，插队看的病；这次又是监狱的袁科长，面子够大啊。哪像我，前几天发烧还得出工，要不是你去关心关心我，给我拿了两包中华烟，我都不想活了。”说完贼笑起来。
我挤出笑脸，你小子是来探望病人呢，还是来气我呢！殴区长和袁科长都给小报室安排了一屁股活儿，他们不是关心我，而是关心活儿啥时候能干出来！
老杨说：“东家的长工病了，上不了套了，肯定急呢！”
哈哈，众人都笑起来了。老秦说：“别管那么多，你又不是不清楚，监狱的活儿永远也干不完，该休息休息。”
下午我躺在床上，睁着眼盯着上铺的床板发呆。监狱里受点罪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生病。孤独、绝望这些负面情绪会一下子缠绕上你，丧失熬下去的勇气。尤其是一些监狱治不了的危急病，弄不好就耽误了。前几天，高运动心脏病犯了，我们慌里慌张地喂他吃速效救心丸，然后又用担架抬到医院，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第二天烧退了，还老咳嗽，我坚持出工了，一个人在监舍里也挺无聊的。上楼以后，我没有干活，而是去了大比油那屋，打开电脑，放了一首几年前就特别喜欢的歌曲《放声大哭》。
歌是一个名叫庄妮的酒吧歌手唱的，我瘫在椅子上，耳机里传来歌手演唱之前淡淡的诉说：“我相信在座的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我们都曾经背着行囊，怀揣着自己的梦想，到大都市去寻找自己的梦。我们在寻梦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无奈，也会有很多的彷徨。当我们，当我们受了委屈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敢去打一个电话告诉家人，因为在我们身后有一双双充满期待的眼神，所以，无论我们自己选择的那条路有多么艰难有多么曲折，我们只能选择坚强。但是，当你的心真的痛的难以忍受的时候，为自己的心找一条出路，让自己痛痛快快地哭上一次，没有关系，哭完了，从新来过。《放声大哭》，送给你们。
我的心是一只孤单的白兔，在漆黑的夜里东游西顾……”我闭上眼睛，忧伤的旋律在耳边缓缓流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