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南方革命蓬勃发展。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同月，北伐军进入长沙。到8月，北伐军已经攻克了岳州，紧接着在汀泗桥击溃吴佩孚主力；到10月，攻克武昌。
随着北伐战争取得很好进展，南方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景象。沈从文在北京的一些朋友，已然纷纷南下；胡也频在海军预备学校时的一批同学，也投身到南方的北伐战争。他们两方面的朋友都先后来信，邀他们前去武昌，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去。
“去还是不去呢？”胡也频像会议主持一样征求沈从文和丁玲的意见。此时的沈从文，各种文体的文章已在多家刊物上得以发表，还被徐志摩列入《晨报副刊》的重点作家，正处在创作的兴头上。他看着胡也频，冷静地想了许久，最后摇摇头。“能告诉我原因吗？”胡也频又问。“我不想辜负志摩先生，更不想放弃刚刚打下的文学基础。”“玲，你呢？”“为什么要我先说，你不可以先说吗？”
这时候的胡也频，文章也有了出路，每月都可挣得二三十元稿费，听丁玲这么问他，便看了沈从文一眼说：“我跟休的想法一样。你呢，你是怎么想的？”“我呀，我也想跟你们学着写小说。”“真的吗？”
丁玲甜甜地笑了说：“等着吧。”“我相信你。”沈从文真诚地说，“到时一定比我们写得好。”“我可不敢这么自信，只是觉得，若想做官，可过武昌；若想做文章，不应当过武昌。”沈从文听了，连连点头。胡也频说：“既然大家意见统一，这事我们就这么定了。从今往后，拼命写作。”
沈从文在1926年这一年第二次考大学令人大失所望，在创作上却是继1925年后的又一年大丰收，一年下来，在各种报刊上发表作品高达七十余篇，文体除了1925年涵盖的小说、散文、诗歌和戏剧外，还增加了许多文学评论的文章，譬如年初在京城内开始写作的《北京之文艺刊物之作者》，从二月起就陆续在中华基督教出版的《文社月刊》连载，并由此使得文论这种文体成为沈从文作品中具有特色的重要门类。除此之外，沈从文的第一个作品集《鸭子》也由北新书局出版，内收戏剧、小说、诗歌、教育共三十篇。
转眼，新年过去两个月了，四月的北京，天气忽冷忽热，像一个变化无常让人难以琢磨的多疑妇人。各种花儿在争相盛开着。整整蛰伏了一个冬天的三个文学青年，意见非常一致地决定出门游玩一天。
不知不觉，他们走到了天坛。这是1420年明朝时仿南京形制建的天地坛，1900年八国联军曾在这里斋宫内设司令部，在圜丘上架大炮，在破坏建筑和树木之后，再将文物、祭器等席卷而去。
唉，可怜的中华，凡有好东西的地方，就有强盗的脚印，沈从文正在心里愤愤然，丁玲在不远处喊起来。“你们快来看！”沈从文和胡也频忙走过去。丁玲的一双大眼，正一眨不眨地瞅着面前的丁香花，一簇一簇，有白有紫，浓郁的花香，让她如痴如醉，仿佛被花香给熏醉了。过了一会儿，丁玲才轻轻问胡也频：“你闻到这花有什么味道吗？”“香啊，浓浓的香味。”丁玲矜持地摇了摇头说：“我闻到一种愁怨的味道。”“愁怨，怎么会有愁怨呢？休，你能闻出这样的味道吗？”对于胡也频的提问，沈从文只是憨态可掬地一笑。他们三人回到公寓时，已经有几个胡也频的朋友在等他。
也频，出事了。蒋介石昨日在上海大开杀戒，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人。1912年2月12日，随着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正式退位，中国总算是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继之后来的，却是一个个依靠军事实力夺取政权的军阀轮流坐庄的局面。
政局不能稳定，革命还需继续，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出现了按照列宁主义模式组织起来的共产党和国民党。由于两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都持拯救国家和反对军阀统治的政治态度，于1923年组成了统一战线。
“借助于共产党人的建议，物资支援和组织技巧，按照俄国共产党模式改组；一支由党（国民党）领导和受过政治灌输的军队得以建立起来”，为后来的北伐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自从孙中山1925年3月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夺权斗争日益残酷，“这些权力的争斗在北伐时曾被掩盖起来，到1927年初，在全国政权唾手可得的诱惑下，党内斗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力行动恢复”。
当时，国民党事实上已存在两个政府，即：蒋介石为首“中间派”的南京政府、仍与共产党人联合的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除去这两个政府都想获得国民党的领导权外，还有极右翼西山会议派也要求他们在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唯一的合法性。
“使这种局面复杂化的是，这些权力中心的背后都有一个或几个省的军阀的支持。这些军阀只是新近才宣布拥护革命；他们很少，或完全不受国民党运动的意识形态目的的约束；他们如今只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然而即便以此不能扩大，也可保全他们个人和地方的权力”。
不仅如此，国民党党员的构成状况到1927年时也已是十分混乱，党组织从未受到严格控制，在完全不顾新申请人的背景、品质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的情况下就接纳他们入党，致使党员数量成倍猛增，从1926年的十五万人扩大到1927年的三十三万人。蒋介石于是决定清党，首先是清洗与自己政见分歧越来越大的共产党人。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以杀戮的方式清除共产党。“清洗共产党人具有过滤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响；而从革命运动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间向国民党灌输活力、纪律和献身精神的人”。
清洗的结果导致了早年孙中山建立的统一战线破裂，加上北京存在的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中国一时出现三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陈独秀是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中共一大至五大期间党的最高领袖，也是丁玲一直非常敬重的老师，可就在这次清洗中，他的两个儿子，也在这次大屠杀中丧失了生命，丁玲眼里喷着火，大声地说：“这蒋介石实在是太残忍太可恨了！”胡也频看着丁玲，也非常愤怒地说：“这些国民党的新右派也实在太卑鄙，真恨不得把他们都给杀了。”沈从文在一旁听着，沉沉地说道：“政治，就是这么肮脏、这么血腥。”丁玲听了，瞪了沈从文一眼，针锋相对地说：“休，你不该一概而论。”
沈从文张了张嘴，却未吭声。要独立，远离主义，这是沈从文当时的一个态度，他不想将自己归类于某种主义，担心变成什么主义或思想的囚徒而失去独立。这是他与丁玲胡也频的一个分界，他不像他俩对革命充满激情和向往，而是在怀疑。胡适的主张：“争你自己的自由就是争国家的自由，争你自己的权利就是争国家的权利。因为自由国家不是建立在每一个奴才上的。”沈从文没有这样的认识，只是非常谨慎地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卷入什么主义、思想中去，最重要的是把持自己的独立，做成一个自己。
在以后的几天里，丁玲都显得闷闷不乐，不时感慨几句，除了胡也频的热烈响应，沈从文很少对这样的事情搭腔，只沉浸于昔日浓密的乡村记忆中，然后将一些印象和感受用文字表达出来。
有一年，这有多久了？我不太记得清白了。我只能记到我是住在贵州花桥小寨上，辫子还是蜻蜓儿，我打过野猪。我同夭叔叔两人，随大队猎人去土坟子赶野猪。土坟子，这地方大概是野猪的窝，横顺不到三里宽，一些小坡坡，一些小潴塘，一些矮树木，这个地方我就不知究竟藏的野猪有多少。每次去打你总得，不落空。
沈从文想起了“宋妈”那次说的“打野猪”的故事，想了想就记下来了，自己读一遍，感到少了当时的许多味，便又加了一句：“下面的话是她的，我记下，因这一记把宋妈神气却失了。”
写完《猎野猪的人》，1927年4月16日，沈从文收到《现代评论》的用稿通知单，他的《疯妇之歌》发表了。这首《疯妇之歌》是他在3月26日写成的。从1925年5月9日在《晨报副刊》发表了处女诗《春月》之后，沈从文似乎一度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热潮中，当年发表诗歌达十四首。
是哪，对的，老爷有各式各样不同的嗜好，“美”的意义就是按照老爷的兴致的安排，穿起花的红绿丝绸衣裳是不可少。……
文字略显稚嫩，却不失真纯、素朴与自然，闪烁着人性的温馨与光泽。也就是这一天，当时还是北京中国大学哲学系学生，三十年代翻译《鲁滨孙飘流记》蜚声全国的作家徐霞村，在《北新》第34期发表文章《沈从文的〈鸭子〉》进行评论。
文章认为沈从文上年出版的作品集《鸭子》，“虽不是著者最好的作品，却还能代表他的作风的一般”。集子中的戏剧作品，“价值是在文学方面，而非舞台方面”，其中对话最能“捉住人的情绪”“他（沈从文）的小说的主要的特点就是细腻”；而“在他的散文里，我们可以看出他受过《圣经》的影响。它们使我们知道，在著者的天真的面孔后还深藏着深刻的悲哀”。
情感丰富的丁玲，在她小小的感情天地里为“四·一二”死去的人们心痛；胡也频除了写作，常常热心地帮朋友办这办那，有时早出晚归的；沈从文在家里一待就是一整天，那一只右手，似乎一直都在握着笔不停地写着。
他们同在一公寓中，住房就只几步路，有时也会两三天不见面。丁玲有满肚子话要对人说，可是每次去看沈从文都只能看到他的后背，这是为了不受窗外的干扰，沈从文把背对着窗外写作。丁玲看到徐霞村的评论文章，再不管沈从文如何的手不离笔，也不管他如何地背对窗口在专心致志，走去敲响了沈从文的房门。于是他们站在门外开始说话，聊了几句“评论”，他们谈起了自己——
我十七岁时，因为要去上海读书，遭到阔绰三舅的反对，为此我与三舅闹僵，还解除了由家长做主与表哥的婚约。那时正好到了年关，三舅家请客，我与几个朋友到后院去看腊梅，本来就对我有气的三舅借题发挥，责备我母亲没有管教好女儿，使得我男女不分，不懂规矩，竟在客人面前抛头露面。
“在我们那儿，也是这样。”“你赞成？”丁玲瞪着美丽的大眼问。“我当然反对。”
就是，我那三舅说我不该抛头露面，自己却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都干，我知道他的一些丑事，就回他说，“不准你说我母亲，这个家是谁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呢？”一句话说中三舅要害，他急了，跳起来要打我。我又说：“你敢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我就到街上去喊冤，让全城人都知道你的丑事。”三舅听了，这才不敢动手。说到这儿，丁玲自豪地笑了：“这世上，许多人就是欺软怕硬。”“事情是这样。可是，做人有时软一些，倒是可以少吃些眼前亏。”“我才不这样看，如果我软一些，那才吃大亏呢，就只有嫁给那窝囊的大表哥了。”“这倒也是。”“唉，你在湘西还可以，就没人给你提过亲吗？”沈从文听了，不好意思地看看丁玲，点了点头。
“快说来听一听。”“那是我来北京前两年的事情，那年二月我离开凤凰去芷江投奔五舅黄巨川，当时，我的七姨父熊捷三也在芷江城里，常与五舅吟诗唱和，让我替他们抄写。那段日子真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快说正题。”“你莫慌，让我慢慢说。正是在我姨父熊捷三家，我阅读了林纾译的许多西方小说，有狄更斯的《贼史》《冰雪姻缘》《滑稽外史》《块肉余生述》等小说。”
“后来呢？”“后来姨父熊捷三见我替他们抄写时临摹的小楷不错，就对我有了好感，然后就为我提亲。可是我不愿意。”
“为什么？”“这种事，我喜欢由自己来处理。”“哈哈！”丁玲笑了说，“许多事看你都太面糊，没想对人生大事还是有自己的主见。”
沈从文听了夸赞，憨憨地笑了。丁玲又问：“你说的姨父熊捷三，跟熊希龄是什么关系？”“熊捷三就是熊希龄的亲弟弟。”“是这样子的，你还真不错，连首任民国政府总理亲弟弟的提亲也敢拒绝。”“这种事，得两个人能和气地在一起生活一辈子，跟其他名利是没关系的。”
丁玲这次听了没笑，只是非常认真地点点头。沈从文见了，也对丁玲认真地点点头。关于丁玲，沈从文在后来的《记丁玲女士》中写道：
朋友们所得于丁玲女士的好印象，实不在她那女性意味方面。她能给朋友的是亲切洒脱。她既不习惯使用脂粉，也缺少女性那份做作。她待人只是那么不可形容的爽直，故朋友相熟略久，就似乎极容易忘掉了她是个女人。然而从另外一方面说来，则凡属于一个女子某种美德，她却毫无缺处。她亲切却不狎亵。她爽直并不粗暴。她无时髦女人风韵，也可以说她已无时间去装模作样地学习那种女性风韵。她容易使熟人忘掉她是个女人，不过因为她没有一般二九年华女人那分浮于眼眉行诸动止轻佻风情罢了。认识她灵魂美丽天分卓绝的，只是很少几个朋友，一般人对于她的美丽处与长处的认识，则必需数年后从她的作品上方能发现的。
从这段话不难发现，沈从文对丁玲有相当的好感，但仅是将她当成亲妹妹，或者是弟弟。当然，上面这段话是后来说的，在开始的时候，他对丁玲还是有过那种男女间的感情，只是当丁玲与胡也频走到婚姻的那一步后，沈从文对丁玲的这种男女之情就彻底消失了。因为作为一个地道的镇竿人，都能守住“朋友妻不可欺”这样的做人原则，以至于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地道镇竿人的交友原则。
后来的事实证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丁玲的一生影响很大，由于思想苦闷，她开始写小说了。正如她在后来的《一个真实人的一生》中写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我每天听到一些熟人的消息，许多我敬重的人牺牲了，也有朋友正在艰苦中坚持，也有朋友动摇了，我这时极想到南方去，可是迟了，我找不到什么人了。不容易找人了……我恨北京的文人！诗人！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
丁玲试图在小说中发泄自己对社会的鄙视，在展示个人孤独的灵魂仍然从犟强中去寻求一种安慰。她的第一篇小说《梦柯》，主人公是个富于正义感的少女，因不满教员对模特儿的侮辱离开了学校，住在亲戚家，却不幸落入爱的陷阱，受到表兄等人感情上的侮辱，于是再次出走。没想到当了演员之后，竟遭到肉体与精神上更大的凌辱。
这篇小说是叶圣陶从一大堆来稿中挑出来的，开始看着那密密麻麻的小字，还以为是沈从文的。《梦柯》发表于1927年12月10日《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号头条位置上。《梦柯》的发表给了丁玲很大的自信，接着又创作第二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由叶圣陶在《小说月报》刊出。
丁玲两篇高质量的小说接连发表，惊动了当时文坛。评论人毅真在他的《几位当代中国小说家》中说：《莎菲女士的日记》的问世“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而1934年出版的《丁玲评传》中草野的文章《坐有女作家交椅的丁玲女士及其作品》中又有这样的评语：
现在我要重复地说，中国女作家的交椅是属于作者了。她的创作能有他人的所不能长，而没有他人的所短。它的造句新颖，结构别致，风格特殊，她确是中国枯燥的文坛上一位健将。末了总括起来，我对于作者的评价是：一、专长于女子心理的描写；二、受沈从文先生作品风格的影响。
不管那段时期的评论人怎么说，丁玲是以特高的起步步入文坛，这话却是十分准确。紧接着，丁玲又连续发表了《在暑假中》《阿毛姑娘》《自杀日记》等十几篇小说。这是后话。
就在丁玲在创作批判社会的《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时，沈从文也写完了他的《柏子》。这篇小说，讲述了水手柏子的故事。为了活着，柏子只能每日待在船上，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拿着微薄的收入。这样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女人。于是，在船靠岸后，柏子就去找自己心爱的妓女过夜，把一月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腰板钱”用光，然后再回到船上去。至于用光他“腰板钱”的那个妓女，虽是柏子的相好，但一面又做着同妓女一样的事情。这个可怜的女人，沦落也只因为要活下去。
柏子无奈去吊脚楼寻欢，女人无奈只好这样！因为他们之所以这样都是被逼无奈，以至于嫖娼这种本来的脏事让人看了，也不觉得他们的行为有多丑陋，反而感到他们很勇敢，能够这么坚强地活在这个千疮百孔丑陋之至的世界上！
关于柏子，沈从文在1942年写的《水云》里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个乡下人，走到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
乡下人沈从文虽然逐渐地走进了新的生活环境，从表面来说好象是已经适应了，可他内心深处，却始终难以认同眼前的世界，把一腔的爱都放在对遥远故乡那不老的山和灵动的水的追忆和拾掇上。沈从文寄情于故乡，是因为此时的故乡不但对他失去了限制的能力，而且给他提供了与眼前大都市对比思考的诸多自由。
他此刻比以往更加热爱自己的国家，追求真理远胜于追求思想。他坚持不懈地学习，认认真真地思索，渴望能有自己的思想。他认为思想只是一种工具，可以帮助自己更好地来理解世界。对于那些把某一种思想奉作神灵，把自己一辈子都拴在上面的人，他有些瞧不起甚至反感。
沈从文希望借助思想的力量去照亮书本和人生的种种事情，让自己能更加明白和理解人生世相，而绝不去盲从或膜拜某一种思想。等等这些，沈从文与丁玲和胡也频，以及鲁迅、郭沫若等热衷于革命的人，是有一定分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