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5月3日，沈从文早早地来到文林街20号联大教职员宿舍的一间小屋。为躲避日本飞机空袭，他们全家移到呈贡桃园新村后，每星期上课时，沈从文进城就到这屋里住两天。今天他没课，却还是来了，因为明天是西南联大《文艺》壁报社在南区10号教室举办“五四运动与新文艺运动”主题晚会，邀请他与罗常培、杨振声、闻一多、朱自清等教师去讲演。
沈从文在晚会上要讲的题目是《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家里有俩小孩要闹一闹，九妹有时也会弄出些莫名其妙的举动来，为弄好这个讲演，他今天特来这里准备。这间联大教职员宿舍的屋子，对沈从文来说与其称卧室，还不如称作会客厅和图书室更准确。屋里除了一张小床和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剩下的就是堆满了书的架子。往日里他只要一进到宿舍里，从早到晚一般都有客人。他们多半是同事和学生，来这里大都是借书、求字或者看他收到的宝贝，与他聊天。
关于沈从文在这间屋里的种种，他的学生汪曾祺生前曾这么叙说，同时还讲了沈从文的兴趣爱好等方面的一些事情：
沈先生的娱乐，除了看看电影，就是写字。他写章草，笔稍偃侧，起笔不用隶法，收笔稍尖，自成一格。他喜欢写窄长的直幅，纸长四尺，阔只三寸。他写字不择纸笔，常用糊窗的高丽纸。他说：“我的字值三分钱！”从前要求他写字的，他几乎有求必应。近年有病，不能握管，沈先生的字变得很珍贵了。他有一阵在昆明收集了很多耿马漆盒。这种黑红两色刮花的圆形缅漆盒，昆明多得是，而且很便宜。沈先生一进城就到处逛地摊，选买这种漆盒。他屋里装甜食点心、装文具邮票的，都是这种盒子。有一次买得一个直径一尺五寸的大漆盒，一再抚摩，说：“这可以做一期《红黑》杂志的封面！”他买到的缅漆盒，除了自用，大多数都送人了。有一回，他不知从哪里弄到很多土家族的桃花布，摆得一屋子，这间宿舍成了一个展览室。来看的人很多，沈先生于是很快乐。这些桃花图案天真稚气而秀雅生动，确实很美。
今天因为要准备好明天的演讲，沈从文进屋时显得很小心，还小孩子似地四处看了看，才迅速进了屋把门关好，然后一面插上木栓一面轻声说：“真对不起，我今天确实有事要忙！”演讲的内容都是平日里在心里反复思考过的，散见在近年来写的一些论文中，为了演讲时能更生动更有趣些，沈从文决定找几个好的例子来说明。他埋头于一堆资料中寻找，却突然发现了巴金写给他的那封信，忍不住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希望你能把生活安排好，多写几个长篇出来，我不相信一提笔就会叫人想疯，写小说是个再平常没有的事，应使自己的心和万人的心接触，把自己从这世界中感受到的一点温暖，见到的一点光明分给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我们纵使不能点一盏灯给那些迷路人指点前途，却不妨在山道上放一缸水，一把瓢，让那班口渴的行路人歇歇脚，饮口凉水，再往前走。文学是团结人群的，是一件使人头脑清醒的工作，而且是需要着理性和智慧来完成的。你极聪明，又明白，而且有大的才能，因此你是极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那么你为什么长久搁笔？希望你仔细想想。
因为《长河》在出版中遇到了很多困难，沈从文无奈地搁笔了一段时间，巴金不知道好友为什么搁笔，非常着急，这才给沈从文写了这封信。
真是个赤诚之人，见好友在文学方面的一点点“停顿”，便如此不容分说地催我动笔，这才是真朋友啊！
沈从文读完信，心里非常感动，喃喃自语：“写，我一定要写。”
遇事巴金能坦诚相告，沈从文亦然。在关于周作人、朱光潜的问题上，沈从文曾同样坦诚地劝告巴金：不要“那么爱理会小处”“莫把感情火气过分糟蹋到这上面”“米米大的小事也使你动火……我觉得你感情的浪费真极可惜。”沈从文告诫巴金：你要明白，重要的是“在一堆沉默的日子里讨生活”。
能如此相互劝告、指责、提醒，彼此的深情、重视、信任可见一斑，要说世上还有友谊，这无疑便是至高无上的。两个钟头很快过去了，沈从文把写得工工整整的演讲稿整了整，愉快地想：看来我是不用带这些稿子去了，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再弄个“提纲”带去。沈从文刚把“提纲”弄好，便听到有极轻的敲门声，而且就两下。他知道是汪曾祺，微笑着非常高兴地去把门打开。
汪曾祺虽只能从西南联大肄业，沈从文在替他惋惜的同时，仍坚信他是个难得的人才，如能留在联大教书，定是个很棒的老师。一九四三年，沈从文虽然刚由副教授晋升为教授，但在大教授林立的西南联大毕竟资历尚浅，他想帮汪曾祺，便去找到朱自清，请他出面留汪曾祺在联大执教。朱自清一口拒绝说：“汪曾祺连我的课都不上，我怎么能要他当助教呢？”“汪曾祺的文章写得比我的要好，教书也一定比我好。”沈从文说的是心里话，他曾给过汪曾祺习作一百二十分。只可惜朱自清不是这样认为，沈从文只好四处活动，最后在昆明市郊的一所名叫中国建设中学帮汪曾祺找到一个教职。“这样你可以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社会与人生，对你的写作，一定会更好。”沈从文像父亲一样鼓励汪曾祺说。
那天，汪曾祺正患牙痛，沈从文看见他的腮帮子肿起老高，先是默默地走出门去，买了几个橘子回来，看着他吃下两个，又将剩余的塞到他怀中，然后叮咛说：“带回一天吃两个，可以清火。”完了才告诉汪曾祺可以到中学教书的事。
在联大的最后两年，汪曾祺与沈从文的交往日密情感益深，比一般的父子更有感情，无论是生活学习还是写作中的事，汪曾祺总是去找沈从文。有一次他拿了篇文章去找沈从文，说：“我刚写了篇小说，自己对其中的对话进行了细致的雕琢，以为很富有诗意与哲理，可又有些怀疑，来请你指教。”沈从文接过文稿，认真地看一遍，再把那些“富有诗意与哲理”的对话又看一遍，很温和地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
沈从文擅写以湘西忆旧为题材的田园牧歌式小说与散文，文笔自然优美。在西南联大的几年，随着时世的磨砺，对人生思索的加深，他作品中的哲理化成分逐渐浓重。在《烛虚》等作品中，他灌注了自己对宇宙和生命的冥想，有一种超离现实却又不失人生价值追求的韵致。可是，在教授学生写作时，他怕自己的悲观焦虑的情绪过多地影响到年轻人，他主张学生习作语言要素朴平实，不要为了追求“哲思”“深刻”而丧失了青年人的本真。
沈从文看似极简单的一句话，倾注了自己的一番苦心，浓缩了自己二十年的创作体会；汪曾祺听了心中一亮，已然明白，什么是写作的精髓。从这以后，他沿着这种平易冲淡的写作路子，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学品格。
男人之间的友谊是彼此欣赏理解后的没有一丝功利的成全，常常会比爱情更高贵更让人动心。汪曾祺没有辜负沈从文的成全，当年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邂逅集》，被称为具有自然和谐的人生理想，独特的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这一次汪曾祺来找沈从文，是因为刚发工资，想请老师去小馆子撮一顿。明白汪曾祺的来意后，沈从文摇摇头说：“不可以这样，还是老规矩，我请你到南街吃一碗米线。”“我已经拿工资了，你就让我请你一回。”见汪曾祺一副委屈的样子，沈从文只好答应了。这一顿，在汪曾祺的一再坚持下，要了一个青椒肉丝、一个甜菜外加一个粉丝汤。
汪曾祺1920年出生在江苏高邮一个士绅世家，祖父是清末拔贡，开过药店，做过眼科大夫。父亲汪菊生是一位熟读经史子集的儒生，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花鸟鱼虫无所不爱。汪曾祺在气质、修养和情趣上较多地继承了他父亲的基因，从小受到正规的传统教育和父亲的宠爱，又聪颖过人，不仅有一个与沈从文一样无忧无虑的小学时代，在家乡读完小学和初中后，他考入江阴县南普中学读高中。1939年19岁时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考入（昆明）西南联大中文系，从此结识了一世情缘的沈从文。
听说沈从文当晚有演讲，汪曾祺不想放过，就跟沈从文一道去了南区10号教室，原定就是在这里举办以“五四与新文艺运动”为中心的文艺晚会。快到地时有人相告，由于参加者多，会场容纳不下，临时改换了地点。当他俩急忙赶到新地点时，却见“三青团”分子在捣乱，甚至连会场的电线也给割断了，结果晚会无法进行。
直到五月八日，经过更为缜密地安排，西南联大纪念五四文艺晚会，才得以在新校舍图书馆前草坪重开。晚会由罗常培、闻一多共同主持，演讲人除原定的教师外，又增请闻家驷、孙毓棠两人，大家分别就新文学运动中各种文学体裁的收获以及新文学与西洋文学、与文学遗产的关系等问题展开发言，校内外听众近三千人。
沈从文一改往常轻言细语的讲课习惯，尽可能大声地作了“从五四以来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演讲，第二天赶回家时，却见到张兆和一张哭丧的脸。原来是九妹又在瞎闹了，她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点米也要拿去送人。“我倒没什么，只是龙朱和虎雏怎么办？”“都送人了？”“我悄悄留下一半，可她总会发现，又拿去送人。”“这事我来说，我这就去找她。”沈从文说着赶紧去敲九妹的房门，他轻轻地敲了两下，再敲两下，又把耳朵贴着门听了听，回来对张兆和说：“她睡熟了，明早我再去跟她好好地说一说。”
第二天一大早，沈从文醒来就去找九妹，可九妹比他起得更早，已出门去了。在以后的时间里，差不多都是这样，沈从文也整日里忙碌着：除了备课讲课，还要去参加诸如朱自清组织的“十一学会”的聚会，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昆明分会的会议等等活动；而更多的时间，要花在一些替朋友和自己解决生活困难的事情上。当时，沈从文杨振声等12名联大教授为了解决生活困难，就共同拟定了《诗文书隽联合润例》，然后出售联大教师的书法作品，以换些生活必需品。因沈从文的人脉很不错，且深受一些当地士绅的爱戴，在出售书法作品一事上，他做得最多。遇上某位教授家有了难处，杨振声、朱自清都会来找沈从文，让他找某个士绅售出些书法作品。
沈从文是忙碌的，他有太多事要去做，1944年9月16日这天，沈从文从报纸上读到一则消息，七年不见的胡适，离开了驻美大使的职务，有人感到十分惋惜，认为是中美外交的一大损失。沈从文马上给胡适写信，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和对自由主义作家、自己的生活的看法：
但想想国内政治上种种，官吏尚总永远从外戚与阉寺身份上活动，且有变本加厉趋势，先生离开了外交职务，真正为中美友谊可尽的力，为人类可做的事，也许更多！今年这里“五四”，学校开了个文学会作纪念，有两千人到场。谈及白话文问题时，大家都觉得当前文学运动与政治上官僚合流的趋势，以及凡事八股趋势时，已到文学运动末路，更加感到当年三五书呆子勇敢天真的企图，可敬可贵。算算时间，廿年中死的死去，变的变质，能守住本来立场的，老将中竟只剩先生一人，还近于半放逐流落国外，真不免使人感慨……
自由主义作家，已到无单独刊物可供发表情形，又因作家与商业关系不正常，不容易靠版税生活，因此多搁笔。
……我们在这里过的日子是挖土种菜，磨刀生火，生活虽琐碎，并不痛苦，但想起与生活离得相当远的国家社会种种，却不免难过！
给胡适去信后一个月，沈从文又在1930年2月光华书局出版的《一个天才的通信》单行本扉页上写了一个题识，里面有这么几段话：
卅三年十月十八日，从子仁兄处取回这本书。重看一遍，将生命带回到过去里。这是民十七、十八年间的生活。死的死去了十年，疯的过了一年又转好了。这就是生命。
书上所提及的一个客人是张采真，廿年在武汉江海关前光光的石坪上杀头。一个借钱一元七毛的胡姓友人，廿年在上海枪毙，即胡也频。代为介绍这个小书出版的徐志摩，也死去了十三年。因这个文件，使我有机会到中国公学教书的胡适之，如今正若在半放逐中不能归国。这就是时间。
以党治国的党，正在民怨沸腾中不知何以为计。战争已到七年，有转及西南趋势，市面上反应此种惶恐，为信仰转到作家方面，一为贫病作家募捐，即到二百万。然而这有什么结果？为三流政客上台造机会而已。这就是时代。
沈从文虽然不时替家中有难处的同事们奔波忙碌，自己家因九妹离职且常干出些离奇事更是难处多多。这时他早从呈贡龙街的杨家大院搬到了跑马山的桃源新村。1944年秋天，桃源新村村长地方绅士李沛阶来见沈从文。
“有个事，我想找你帮帮忙。我那个酒厂，目前生意挺火红，我想让你做个挂名股东。”“挂名股东？就是不用投钱，也不用做事，吃干股？”“就这样。”李沛阶连连点头。沈从文微笑着摇了摇头。“你知道每月的干股能有多少吗？”“我不知道，只知道不管有多少我都不能接受。”“一月能有480元。”李沛阶终于忍不住说出这个数，因为他知道，已经做了正教授的沈从文，每月也就440元薪金，扣除所得税11.5元，印花税2元，实领只有426.5元。他之所以这么做，虽想借沈从文的人脉多做些大学的酒生意，更多还是敬慕沈从文，想使他家清苦的生活得到一些改善。
沈从文平静地望着李沛阶，望了好一会儿，轻轻却很坚决地说：“这事我感激你，但不能接受，我是一个老师，不能又去经商。”元旦刚过，还有十几天就到春节了，家里什么东西也没有准备。“有钱天天年，无钱年年空。”沈从文对张兆和说，一头埋在书桌上校改那部文聚出版处答应马上出版的土纸本《长河》。沈从文在《长河》正文后写道：
十二月十五校毕，去《边城》完成刚满十年。时阳光满室。……重读本文序言，“骤然而来的风雨，说不定会把许多人高尚的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极大鼓励的！”这热忱与虔敬态度，唯一希望除了我用这支笔来写它，谁相信，谁明白？然而我这支笔到当前环境中，能写些什么？纵写出来又有什么意义？逝者如斯，人生可悯。
1945年3月，在叹息和心痛中，沈从文让大哥和六弟请来的同乡严超将九妹接回老家，兄妹十五年共处生涯到此结束，沈从文一个人跑到荒郊野外长声痛哭。他的天大悲哀，让天地也为之动容。三弟沈荃看到从昆明归来的九妹，确己疯疯癫癫时，这位曾在嘉善战场上杀得日寇惊恐万分的军官，甚至失控到欲拔出手枪，去昆明与沈从文拼命。“从老家出发时，九妹可是活泼如林中小鹿的啊！”威震战场的军官泪流满面，嘶声指责他的二哥。沈从文是无辜的，他对九妹只有爱，只希望她比家乡的女人都生活得更幸福。可是，爱也常会弄出悲剧来。
可怜的九妹，无辜的沈从文与他的兄弟，他们谁也没料到，更大的悲剧还在后面。被接回家的九妹，不久便从大哥的“云庐”逃出来，当哥哥们找到她时，她已经成了一个当地农民的妻子。她的夫君虽然粗俗得让深爱她的哥哥们大为惊骇，但哥哥们也只能认了命，尽可能给她一些其他帮助。
九妹虽然终是没能有大都市仕女的生活，在哥哥们的帮助中她倒也安静地生活了十多年，尽管每一次“运动”都会给他们沈家带来一些不幸甚至是大灾难，都会让深爱着她的哥哥们减少一份帮助她的能力，可她是一个农民的妻子，对于不幸和灾难，都能抱以平和的笑。
九妹生命的火焰曾把沈从文的小说照亮，当这火焰熄灭时，她似乎只能与《长河》的命运一样，只有死去。这，或许就是命运的离奇之处！然而，事实上所有人的命运，其实又都是现实的折射，无论是悲凉还是欣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