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年头过去了。
起初，独娃老是嚷着和城里人过活不惯。她的穷讲究也真是太多了：天天早晨刷牙，往脸上搽油。时不时地就嚷他抽烟太多，他偏是多抽。她给他买了一包花茶，他不沏着喝，偏用罐儿熬了去喝。他说这才带劲哩。她给他买了一个玻璃烟灰缸，让他不要将烟灰磕到地上，他总是忘，弄得满地的烟灰，免不了就遭许燕一顿数落。
许燕呢，也是在这种不和谐中苦捱着日月。她买了书來看。看罢了将故事讲给独娃听。独娃不是丢盹打瞌睡，就是不着边际地说什么：“给猪吃洗衣粉长膘哩。”“明儿个该垫猪圈了。”“红狗家的庄基没批下来。”……一听独娃念叨这些，她一时就没了情绪，翻过身子就去睡了。转眼一想：生活的道路不是你自己选择的，是命运为你铺就的。即是命运所定，那你就硬着头皮走下去，也只有硬着头皮走下去了。
她身体虽说肥胖，行动不便，出工却一天也不少拉。日日随大队人马下田劳动，不论是拉粪、锄地，还是摘棉花，她都干得卖力。谁料想评工分时，却只给她评了个“5”分，只因为她是个“候补社员”。
可村人却不拿她当“反革命”待。该唤“二奶”的唤“二奶”，该唤“二嫂”的唤“二嫂”。只是大队革委会却时时对她留有戒心，生怕她捅下了什么漏子，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一个暮雨的黄昏，邮递员送来了信和报。长贵翻翻一看，有一大卷东西是寄给许燕的。他用手捏捏，鼓鼓的，硬硬的。他的神经突然一颤，阶级斗争的弦立时也拉紧了，他犹豫了片刻，眉毛一皱，从抽斗里拿出剪刀，嘁哩咔嚓地就将那卷东西剪开了。
抖落开来一看，他却傻了眼：那尽是些什么宝贝玩物呢？一卷卷过期的废报纸。妈的，寄这玩意干嘛？长贵不敢掉以轻心，一张张的细心查看。看过来，又看过去，什么也没有，连一张简单的便条也没有。
妈的，也许这里面有大文章呢。长贵将那些报纸摊在桌上，差人去唤许燕来，自己的眉头却又皱成了一疙瘩。
许燕来了，没一缕的恐慌。长贵将报纸卷递给她，说：“东西我们拆开检查了，有几个问题，请你说清楚，免得以后出岔子。第一个问题，这报纸是谁寄来的？”
许燕说：“我妈妈。”
长贵翻开本子在上面记着。“你妈妈叫什么名字？”
“周俟松。”
“干什么的？历史上有何问题？”
“历史淸白。现任南京一家中学的校长，曾是江苏省政协委员。”
长贵点点头，又问：“她寄这些旧报纸来干什么？”
“这是我写信让她寄的。我想用旧报纸，裱糊我家的那土墙。”
长贵见盘问不出什么破绽，就让她挟着那卷报纸走了。他用一双冷峻的、充满审视和威严的目光瞥她一眼，也跟着走出了大队部。
远远的，许燕看见前边大槐树下聚拢了一群人，围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叽叽喳喳地在谈论。那男人一身城里人装扮，听说他是红狗的大后人，六十年代上的大学生，现在商州地委工作。他的名字叫玉生。他和那群人谈着，不时地瞥许燕一眼。许燕赶忙勾下头，神情慌慌地从他们跟前走了过去。
她听见他们是在谈论她呢。同时，她也看见长贵远远地朝大槐树走来了。
“唉，真是凤凰落架不如鸡呀，”玉生说，“别看人家今日落脚到了这般地步，想当年，人家的爸爸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呢！”
守守问：“怎么，她先人当过大官？是县长还是州长？要不，就是个商会的会长？”
长贵已来到大槐树下，仄愣起耳朵听讲。许燕呢，也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
玉生说：“你老哥就知道官——知道官大压死人这个理。人家的爸爸，在国外国内都有名哩，是个台湾人，叫许地山，是个很有名气的作家哩！”
“作家？什么是作家？”村人懵懂了，扬着一张张惶惑的脸，直直地看着玉生。
还没等玉生答腔，长贵巳挤进人群，撇撇嘴说：“哎呀，‘坐’家你们都不知道哇？坐家坐家，就是在家坐着呗！你们婆娘坐月子，不就是在家坐着？坐在家不劳动箅什么好汉？噢，闹了半天还是个台湾人，那这里面就更有问题啦！”
玉生被弄得哭笑不得，嘴张了张，想说什么终又没有说。
许燕听见了，心如被捅了一刀，欲要流血似的。她想扭身去争辩。可转眼一想，你能跟他争辩得清吗，就是辩清了又有什么用？父亲在九泉之下，又能帮你什么忙呢？他只能为你难过，为你哭泣，仅此而巳了。哦，我的命好苦呀！她一边为自己而悲伤，另一边，也为长贵而可怜——多么的愚昧无知呀！难道这个古老的土塬，埋葬的仅是先祖的文明，而留给后人的只有愚昧、守旧和落后了吗？她如此地想着，突然地就加快了脚步，喘着粗气向家里跑去。她真想对着上苍大哭一场。她觉得她脚下所走的路，是没有尽头的，她好象在上一座没有顶的大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