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有没有丑化或者美化呢？
这个问题，在我决定写杨度时一直犯嘀咕：要是把他的品格基调写得太高，就没法解释，他怎么会干出鼓吹洪宪帝制那种丑事来？要是把他写得太低，又没法解释，他怎么会成为一个出生入死的地下共产党员？
怎样塑造他的形象，才能既不离谱，又使人信服呢？
我也曾想：艺术形象是一种创造，不是写历史，把曹操写成大白脸，把诸葛亮写成妖道，读者也没有否定《三国演义》的价值呀。
不过，我不敢高攀罗贯中那样的大师，为了慎重更慎重些，还是老老实实采用一种笨办法，就是尽量从史料中找根据。只要有根有据，就可以避免丑化或美化之嫌。
我发现，杨度是书生型的人物。这一下救了我，这把他整个人也照亮了。
史料的根据是：袁世凯骂他“是蒋干”（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蒋干在《三国演义》中是一个容易受骗上当的书生，是京剧舞台上著名的文丑。杨度的老师王闿运骂杨度是“书痴”，说他“书痴自谓不痴”（《湘绮楼日记》），就是说他“是书呆子却自作聪明”。杨度写诗也自称“书生”，如“书生襟抱本无垠”之句便是。胡汉民记述杨度在日本留学时，说他“读书甚勤”（[美]薛君度：《黄兴传》）；又有人说杨度“有口才，一言既出，四座生风。”（陈赣一：《新语林》）。这些史料，都提供了一个书生气十足的典型形象。这样的人，富有正义感，可以通过党的教育成为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有时又自作聪明，在某种条件下，又完全可以干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某种蠢事来。
人物形象确定了，再把他做的事情排列、对照一下，也恰恰符合一个书生型人物的言行。这，使我松了一口气。
再全面考察一下他的生平，我又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复杂现象：他是恶事传千里，好事却晦而不彰，这是不幸的，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和他特定的政治身份造成的不幸。
他和梁士诒、杨少琦、陈宦、段芝贵之流，都是洪宪帝制时期的活跃人物。杨士琦（袁世凯的主要智囊）是幕后人物，连通缉帝制罪犯时都没有提到他。陈宦（袁世凯的军事智囊）、段芝贵（袁世凯的干儿子，人们称他“干殿下”）掌握兵权，通缉令中都不敢提到。梁士诒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伪造民意，直接拥戴袁世凯坐龙廷，又发放内债，大借外债为洪宪帝制效劳，后来又利用他掌握的金融实力，为军阀混战筹措经费。拿他们和杨度作比较，尤其是拿梁士诒和杨度作比较，杨度独因“筹安会”问题而“臭名远播”，应该说有欠公平。这是全国通电讨袁，后来明令通缉都把杨度列为首犯有关。所以说，他是恶事传千里。
他做的晦而不彰的好事有哪些呢？仅举荦荦大端，有：
他促成孙中山和黄兴合作。当时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都规模不大。孙中山到处寻找同志，壮大队伍。一九〇五年七月，孙中山由横滨到东京访问杨度，相见后，两人“聚议三日夜”。后来杨度自认为信奉君宪思想已久，难以突然改变，因介绍黄兴和孙中山合作。在杨度介绍下，孙、黄合作组成同盟会（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推动了旧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发展。
他预见到中国会出现军阀割据的混乱前景，向袁世凯极力推荐蔡锷，“力言蔡锷主持建军工作”（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希望由蔡锷主持改造北洋军。事虽未成，却用心良苦。
他在陈炯明变后帮助孙中山渡过难关。一九二二年孙中山被叛将陈炯明驱逐下台，直系军阀吴佩孚督师衡阳，准备率兵蹑北伐军之后，入粤援助陈炯明。孙中山的处境十分险恶。杨度通过曹锟制止了吴佩孚的援陈行动，使孙中山能够从容部署击败陈炯明。孙中山后来说：“杨度可人，能履行政治家之诺言。”（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他于一九二六年在张宗昌幕下，“表面为张出谋划策，暗中为革命奔走献劳”，以策应北伐。（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
他在一九二七年积极营救李大钊同志。他“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毁家纾难”，营教被捕的革命者和抚慰烈士子女。（王冶秋：《难忘的记忆》）
他做杜月笙挂名秘书时，做了大量革命工作。在三十年代思想文化战线上“围剿”和“反围剿”的斗争中，“杨度站在反围剿一边”（陈旭麓：《也谈杨度同志》）。在杜月笙门下，他“出入龙潭虎穴，把搜集到的敌情贡献给党。”（引处同上）他“不止一次地把他亲笔写的国民党内部情况，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要我转给上级组织。”（夏衍：《杨度同志二三事》）
他就是这样一个走出旧营垒加入革命行列的人物，所以由潘汉年同志介绍、周恩来同志批准加入了党，以后又由潘汉年、夏衍等同志和他单线联系。（夏衍：《纪念潘汉年同志》）
根据这些，对杨度就要重新评价了。据实写出这些，总不是美化他吧。
还有，杨度早年提出过一些有趣的进步见解，很值得玩味。这在小说中有的提到了，有的没提到。
这些见解，很少有人知道，就像在冰雪还未消融的气候下，过早绽开的小花，还没有引起看花人的注意就凋谢了。这些见解很值得一提，如“全国皆兵，人自为战”，是他早在一九〇二年（光绪廿八年）就提出过的强国办法（见他所著《“游学译编”叙》）。又如提倡白话文。他早在“五四”运动以前，于一九〇二年就写道：“凡一国之语言文字，歧而为二者，其国家之教育、人民之进化，必不能普遍于全国上下，而学人以为经世著书之具，务求为高雅闳博之词，则文学反以阻国家之进步。”因而他提倡写近于口语的“小说文学”（引处同上）。我们固然不必让他去夺取提倡白话文的桂冠，但早在文言文统治文坛的条件下提出这一主张，不能不说是有远见卓识的。又如，他在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就抨击过封建制度和以宗法社会为核心的家族制度。他指出：“阻碍国家进步者莫如封建制度，阻碍社会进步者莫如家族制度。”他要求“人人可为权利义务之主体”。（杨度：《金铁主义说·中国国民之责任心与能力》，发表于一九〇六年十二月由他创办的《中国新报》）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很值得注意的见解。这类进步言论，像他做过的某些好事一样，往往被人们忽略了。
至于他捧袁世凯做皇帝的事，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丑事和蠢事，但也要具体分析。
当时，有他的文章成为他当时政治思想情况的自画像。但这很不够，还不能仅仅用那些文章评价他。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死后，他写过一副挽联，一副传诵一时的挽联，下联是：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这里的潜台词是明显的，是说并不是我的君宪主张有负于你，而是你的所作所为有负于我的君宪主张，你袁世凯地下有知，好生想想吧！这里透露出，他在洪宪帝制活动中和袁世凯的关系并不融洽，而是存在着不小的矛盾和分歧。
他们的分歧很有些旁证，究竟在哪些事情上存在分歧呢？这在小说中已经写到，这里就不啰唆了。
杨度一生的功过，还值得深入探讨。但是，他在一般人心目中一直被认为是“反动政客”的情况终于结束了，他的心迹终于得到剖白，他晚年献身革命的业绩终于没有埋没。
承杨度的女儿杨云慧女士见告：她于一九四九年五月间自海外回国探亲，在北京见到了周总理。周总理谈到杨度老先生时异常振奋，叫人拿来葡萄酒，和杨云慧碰杯。周总理高举酒杯热情地说：“向杨老先生的在天之灵致敬！”又一次，杨云慧和哥哥杨公庶（杨度的长子）去看望章士钊先生，章士钊告诉他们：“在一次宴会上，毛主席对我说，‘你的好友杨度是我们的人，是共产党员。’”这是杨度的儿女第一次得知父亲的政治身份。但当时知道这一情况的人很少，杨度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依然是反动人物。十年动乱期间，杨度的遗孀和子女被抄家，被批斗，罪名仍是“反动官僚的家属”。周总理向上海打了电话，才制止了这种不幸的继续发生。
是谁这样关心一个人的身后是非？是周总理，是党，是公正舆论。有周总理的博大襟怀，在病中仍不忘每一个为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人；有党的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冤假错案终归会得到改正；有千秋公论在人心，杨度的身后是非终于有了基本评价。他的不幸终于结束了。
杨度曾经逆历史潮流而动，然而他善于补过，晚节可风，这是必须肯定的。这对政治上有过迷误的人来说，不是很有启发意义吗？杨度的思想认识历程是曲折的，但他最后终于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这是可贵的。这对那些生活在真理光辉下而又见异思迁，拿外国的破烂理论武器当做新法宝的人来说，不也应该有所醒悟吗？
这里还要提到一件事：陆诒同志到北京见到夏衍同志，因夏衍同志就是这本小说中的沈端先，是当事人，便谈起这本小说。夏衍同志对“神秘人物”一章提了两点意见。他说：“当时人们对潘汉年叫‘严先生’，杨度也是叫他‘严先生’，不叫‘汉年兄’。还有，杨度是个很高傲的人，不会做杜月笙的挂名秘书，当时他可能是杜月笙的座上客吧？”后来陆诒同志据此写了《夏衍谈（杨度外传）》一文，载于《解放日报》。夏衍同志这一提醒很有价值。我是沿用了杨度做过杜月笙的挂名秘书这一说法的。来不及改正，暂附记于此。
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同志的帮助和支持。如储大泓同志是最早提议写杨度，也是最早审阅原稿的人；《解放日报》社领导人王维同志始终关心这部小说：丁锡满、阿章、孙竞男等同志都给了我鼓舞和支持；启淮同志帮我搜集原始资料。还有些老作家、老朋友和热心的读者，见到《解放日报》连载后，给我来信，有的表示鼓励，有的提供新资料，有的指出某一细节失实之处，都对这部小说的完成与修改，给了我很多帮助。这里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