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慈大悲的天后，禅让与退位风波。招揽高僧大德，高宗皇帝魂归大献福寺。弥勒佛降临的前夜。
咸亨五年（公元674年）八月，在武后的建议下，高宗皇帝正式下诏，追尊高祖皇帝李渊为神尧皇帝，其后称太穆神皇后；太宗皇帝为太宗文武圣皇帝，其后称文德圣皇后；高宗皇帝自称天皇，武后改称天后。同时，诏命改元当年为上元元年。
武后变成了天后。表面上看，这只是称呼的变化，皇后的地位没有变。但在实际上，这一称呼的变化，进一步确立了武则天的政治地位。同时这天皇天后并称，使她正式从帘后走了出来，与高宗皇帝并坐于太极殿，与朝臣面对面地处理政事。武则天非常看重从皇后到天后这一称呼的变化，这也是她多年垂帘听政引起诸多不便所必须解决的问题，从帘幕后到太极殿与皇位并列的天后宝座，大概只有几步之远；但是，这几步之远的距离，曾引起了诸多麻烦，更甚者使自己差一点被从皇后宝座上拉下来；还有，在帘幕后听政，曾引起了朝臣百官的纷纷抵触，尽管他们后来也都默认了听政的事实，并将这种事实称为二圣理朝，但是，毕竟在这种事实中，自己也还只是个陪衬。现在，有了天后这个堂堂正正的称呼，自己终于从帘后走了出来，可以正式面对朝臣百官，正式面对李唐王朝的整个天下。
从皇后到天后，武则天沉浸在异常的兴奋和喜悦之中，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兴奋与喜悦，因为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夫妻双双使用的庄严称号。这种称号的使用，等于向天下表明他们夫妻二人的统治与以往任何君主的统治有所区别。因此，被刚刚称为天后的武则天，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被称为天后是名符其实的，是无愧于天后这个称呼的。
她要显示自己的宽厚与慈悲。就在被称为天后不久，她建议为长孙无忌平反昭雪，由高宗皇帝正式下诏恢复长孙无忌的官职爵位，并命长孙无忌的曾孙长孙翼承袭赵国公的爵位，准予将长孙无忌的灵柩运回长安，使陪葬在太宗皇帝的昭陵。天后武则天非常清楚十六年前长孙无忌是为何被贬官赐死的，为此她的确不知暗地里诵了多少经、念了多少佛，来使自己内心得到平衡，来超度这位国舅爷。但是，在当时，那又是迫不得已的事，是你死我活的斗争，要登上皇后的宝座，要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就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果。她庆幸自己当时能有那种先做魔鬼再成佛的心态。就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她杀人也度人，终于得到了今天这样的地位。给长孙无忌平反昭雪，并不是这位新的天后在否定自己的过去，而是她要向天下表明天后的宽厚，表明天后的胸怀，表明天后的佛祖心肠。
这件事收到了异想不到的效果。
但天后并不是把眼光仅仅盯在她看来是些枝末的小事上，她要在大事上有所作为，要在大事上显示自己作为天后的价值。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十二月，天后正式给高宗皇帝建议把《老子》作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理由是老子乃李唐王朝的祖先，哪里有不学习祖先之书的道理，因此要在科举考试《孝经》《论语》等必读书目中加上《老子》。这件事看起来很平常，但亦是天后经过认真思考才提出来的。由于高宗皇帝和她的多年扶植，佛教的发展非常迅速，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实力，而道教表面上被排在佛教之前，但在实际上并不如佛教那样发达，加之高宗皇帝本人又偏重笃信道教，开始服食道士们配制的药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味地让佛教继续发展，道教徒们必然会起来抗争，就会引起三教间一场新的斗争，影响朝廷政治的稳定。所以，主动提高被道教尊奉的《老子》的地位，等于对道教的看重，当然这并不影响天后自己对佛教的崇信和利用，还可以把萌发的事态平息下去。这是天后当年从太宗皇帝那里学来的平衡三教的基本手段。
也就在这个时候，天后武则天正式公布了自己的政治宣言，这便是她向高宗皇帝上的所谓《建言十二事》。如果说当年武则天能从感业寺得以顺利入宫，除她与高宗皇帝的私情瓜葛外，主要是由于王皇后想用她来抵消高宗皇帝对萧淑妃的宠爱，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武则天从昭仪升至皇后，是由于普通地主出身的官僚想借此来反击门阀士族集团的排斥。这个时期的武则天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一种很微妙的被动地位。那么，参与朝政，二圣理朝以及被称为天后，则是武则天苦心经营的结果。在这个苦心经营的过程中，她在唐王朝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逐渐得到了朝野的广泛支持，她在为这个结果感到兴奋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在这个苦心经营的过程中，她是通过许敬宗、李义府这样的人才起到作用的，自己没有用人权，随着李义府因贪污被流放，许敬宗退休，她的一些主张只有靠直接面陈高宗皇帝才能奏效，即使是在所谓的二圣理朝时，朝臣百官面对的是高宗皇帝，并不是直接面对自己，她的身份只能是李唐王朝的皇后，在名义上不能直接干预朝政。
现在一切都改变了，天皇与天后并称，有了直接处理朝政的身份和地位了。所以，必须改变原来那种无名有实的状况，必须做到有名有实，提出自己政治主张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她要把当皇后二十多年来对朝政的认识，对治理国家的想法，对官场人事的经验，都要归纳和总结出来，要正式向天下宣告天后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这些便是天后武则天《建言十二事》出台的基本前提。《建言十二事》的内容如下：
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禁淫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十、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这《建言十二事》大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至五事为息兵、息役、轻徭薄赋；六至九事是关于政治风气和社会道德习俗；十至十二事是照顾中下级官吏和资深勋官的利益。
从第一个方面来看，其中心内容就是以道德化天下。即是以息兵息役和轻徭薄赋等为手段，推崇道德建设，以道德治天下。当然其中亦隐含着对佛教的推崇。高宗皇帝即位之后，曾先后对西突厥、高句丽和吐蕃大行用兵，收复了广大地域，设立了地方政府。但随着各方战事逐渐平息，国家进一步统一，无限制地推动战争已经不能继续下去，所以要及时调整国防战略方针，要在巩固边防的前提下，实现从积极进攻到积极防御的转变。国防战略方针一旦转变为积极防御，相应的就会减少兵役，就会实现轻徭薄赋。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靠道德来维系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所以要提倡和推崇道德教化天下这一基本国策。
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主要是清化政治空气，实现封建国家政治开明、道德净化。其中的“王公以降皆习《老子》”，是与以道德教化天下相呼应的，同时还寓意着各王公要按老子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思想，来指导校正自己的行为，特别是在天皇天后双双理朝的情况下，要学会无为而治。另外，“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的建议，是为了刻意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按古礼，父丧母在，孝子要为亡父着丧服三年，若母丧父在，则孝子只为亡母着丧服一年。天后武则天认为这不妥，要一视同仁，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非常重要，特别是对刚刚从幕后走到前台来的天后武则天，意义非同一般。唐初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大量招募军士，并按战功给以勋赏，得到勋赏的人被称为勋官。勋官虽不是职事官，没有具体职守，但享有朝廷赏赐的勋田，而且三至五品的勋官还可以参加职事官的铨选，合格者即可获得职事官位，二品以上勋官享有门荫世袭特权。但是，唐初也规定，凡战事结束或从军队中除役，特别是持有前方将军所发勋官证件的人，朝廷要审查，若有疑点则要收回证件，取消这些人的勋官特权。天后武则天提出“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意思是说在今年以前已取得勋官身份的人，朝廷不需再审查追缴他们了。“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意思是适当提高京官的俸禄，同时要求他们向朝廷禀报自己的收入状况，以备朝廷监察。唐初官制规定，读书人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但没有通过科举考试的读书人也可以参加吏部组织的考试，通过者可在朝廷各府衙任为胥吏，称为流外官。这些流外官升到一定级别后，可以到吏部参加铨选，合格者可以获得做官资格，这被称为流外入流。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胥吏要通过每年一次的考课和三考一次的转选，才能一级一级地上升，更由于流外官也分为九品，三考一转选，如从最低一级开始，需要27年才能获得入流的机会。即使入流后，这些人的迁升也非常困难，而且一般不能担任高级官吏。同时，科举入仕者虽可担任高官，但录取很少，太宗皇帝时每年不足十人，高宗皇帝和武后时虽增加了一倍，平均每年也不过20人。所以，无论流内或流外，要想当官是相当不容易的。相反，那些贵族功臣，由于享有特权，垄断了通往高官的途径，使流内流外通过正常途径迁升的路子基本堵死。天后武则天提出“百官任事久，才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就是想改变这一现状，反映了中下层官僚和胥吏的普遍要求。
《建言十二事》的出台，从天后武则天的角度来看，其出发点固然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拉拢中下层官吏，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目标培育基础，但从客观上来看，她能抓住时代潮流，适时改变封建国家的国防战略方针，提出一系列带有根本性的大政方针和具有纲领性的行政意见，应该是她对现实情况的深刻理解和卓越政治才能的体现。
这是一个政治家成熟的表现。
史载天后武则天提出《建言十二事》后，曾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三月春日，亲率百官到洛阳邙山南麓祭祀蚕神，以示天后对农桑的重视。据传，她在按《建言十二事》中“南北中尚禁淫巧”的要求，使皇宫中少府监所属的南、北、中尚署管辖的官坊停止生产淫巧之物的同时，还禁止皇子、诸王及嫔妃在皇宫中使用高档奢侈物品，她本人也身着七破间裙，以示节俭。
高宗皇帝看到天后武则天的《建言十二事》后，非常满意，他不再计较武则天个人能力是否超过自己这些无法说清楚的事了，他为自己能有如此干练、睿智、果断的皇后感到高兴，也为太子李弘能有这样的母亲感到高兴。高宗皇帝没有犹豫，马上下令朝廷迅速执行《建言十二事》提出的各项主张。
这反映了天后的实力与影响已发展到全面张罗国家大事了。
天后武则天并没有忘记佛教。
虽然天后已经意识到了佛教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其势力越来越大，并且大有独尊天下的趋势，需要通过一定的方式给予压抑，这便是她提高《老子》地位的基本原因。但是，她与佛教毕竟还是有感情的。压抑佛教是一个政治家的作为，但作为一个忠实的佛教信徒，或在佛门中生活过几年的人，打内心里来说还是无法剪断与佛教的种种联系或种种因缘的。不仅如此，天后武则天早就清楚地认识到了要想成为万众宾服的皇后，根本离不开佛教；要实现自己生命之路的顶峰，更离不开佛教。佛教是信徒的精神支柱，佛教也是政治家手中的一张牌。
早在正式被称为天后之前，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为了自己信仰的方便和宫内皇子、诸王以及嫔妃们崇信的方便，就在宫内扩大了太宗皇帝时就设置的内道场。她延请高僧大德主持内道场的法事活动，每当皇族喜庆之日，如生子、成婚、过生日等，或者是殡葬之期，都要使高僧大德在内道场作法事。内道场的法事活动庄严气派，使当时的佛门僧众都向往到内道场去主持法事活动。主持内道场的高僧大德，同时还遵皇帝和皇后的吩咐，出宫去主持以皇帝、皇后、皇子或诸王嫔妃名义进行的法事活动。这些高僧大德，实际上是帝王与宗教的联系人，他们能从宫中传递出皇族宗教生活的完整图景，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又是皇族成员宗教信仰的代言人。
这时，皇宫内道场的僧尼智运、真莹等人，奉命发起了武则天被称为天后之后的一场佛教功德事业，这便是在洛阳龙门雕造万佛窟。万佛窟内共雕造佛像一万五千余尊，各壁主尊分别为弥勒佛、观音菩萨及阿育王（优填王）。各壁题记分别祝愿天皇、天后、皇子、诸王子等“万劫千生，无亏供养”、“桑田碧海，永固归依”、“愿救法界苍生无始罪障，今生疾厄皆得消灭”、“愿无始恶，业罪消灭，法界四生，永断恶僧”、“从今生至成佛以来普作菩提，眷属誓相度脱”。万佛洞的造像布局与题记内容表明，这是继龙门惠简洞弥勒佛造像和奉先寺大卢舍那佛造像之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的又一项佛教功德事业，其间亦充分体现了天后武则天崇佛的真正目的。
如果把天后武则天这个时候的崇佛及利用佛教仅仅看作是追福、建寺、造窟、写经、度僧、施舍等，则还不够充分。天后武则天崇佛和利用佛教是一种无意识的意念，或者是潜意识的身心活动，因为她对佛法的理解比一般信徒更为深刻，佛教已融化到了她的血液之中，一切都是自觉和不自觉的。她的崇佛，不需专门刻意去追求，不需再吃斋念佛，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因缘造就的。
这一点，天后武则天自己也非常清楚。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她再不需要张扬，再不需要诵经念佛，再不需要焚香祈祷了。她觉得佛教就在自己心中，一切都是随缘而动的，其中不需要做作，都是佛意所使然。从她当上皇后到高宗皇帝去世，在她的催促下，高宗皇帝频繁改元，大致共用了十三个年号，这和高祖皇帝、太宗皇帝在位期间只用一个年号完全不同。在武则天看来，改换年号是摒弃传统，是在不断创造新的标记，这也就是随缘。
永徽是高宗皇帝登基时用的年号，和武则天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但在永徽四年（公元653年）自己被从感业寺接回宫中，她即施展巧慧争宠，到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冬十月，王皇后、萧淑妃被废为庶人，自己荣登皇后宝座，次年废皇太子李忠为梁王，立自己生的儿子李弘为太子，显庆年号即由此而来。显者，示也；庆者，可贺也。这也不正应了“身宠君尊，当世显扬”的古语吗？这就是随缘。麟德年号的颁行，主要是由于太子李弘地位的完全确立。龙朔三年（公元663年），太子李弘已经12岁了，在她的要求下，高宗皇帝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就在这时，河东绛州（今山西绛州）有麟现于介山，长安含元殿前亦有麟的脚印出现，故使高宗皇帝改元麟德，为“母以子贵，子以母显”张扬。这也不是随缘吗？在武则天与高宗皇帝的频繁改元中，始终闪现的是武则天的身影，而她本人也能够在这频繁改元中得到心理上的巨大满足，或者说有一种莫大的成就感。在她看来，这种满足和成就感，是她本人应该享受和领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造就。有因必有缘，自己无论采取什么手段什么方式播下的因，就必然要有结果，频繁的改元就是对这种结果的显现和张扬。所以，这一切都是随缘而动。
可以发现，天后武则天对佛家的因缘关系的认识，颇有独特之处。这便是她用因缘关系来证明自己一切作为的合理性。其实，她根本无须来证明，她自己也深知这一点，因为这种证明与其说是给天下人看的，倒不如说是调节和平衡自己内心的需要。天后武则天就是在这种需要不需要中继续她的因缘。
这些年来，她虽然参与朝政，但都是通过高宗皇帝和朝廷才能合法化的行使权力。并不能以皇后或天后的名义与高宗皇帝或大臣分权，更不能在名义上控制外廷。原先拥戴她为皇后的那班人马，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已经没有多少实力了。在这种情况下，她又要广布自己的因缘了。这就是必须重新物色一批新的亲信力量。高宗皇帝按照旧例集中大量学者汇编前朝史料和整理儒家经典，给了她启发，自己为什么不能照此组织为自己服务的学者班子呢？于是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起，武后便随缘而动，组织了听命于自己的学者班子。参加这个班子的人都是写文章的高手，大都担任记载实录言行的左右史或著作郎。武后以修撰为名，将他们召入宫禁之中，并特许他们由皇宫北门出入。当时皇宫分南北两个部分，南边为朝廷办事的地方，北边为后宫内苑，一般人是不允许出入北门的。武后特许这些人可以从北门出入，故这些人当时被称为北门学士。武后让这些人编撰了关于君臣大义的《臣轨》，制定了臣民行为规范的《百僚新诫》，恢复整理出了儒家礼仪说教的《乐书》，还编写了科技方面的《兆人本业》，以及整理注疏了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等，这些书在当时朝野影响非常大，有些书甚至被确定为科举的必读书。武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让这些北门学士进行学术研究，学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实质上这些北门学士是武后的写作班子，开始时他们替武后起草奏章，研讨政策，批复文牍，后来就逐渐起到了中书门下宰相的作用。随着武后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人大都得到了重用，有几个还正式荣升为宰相。他们在以后武则天执掌政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这种培植心腹亲信，为自己政治活动建立基础的行为，在天后武则天看来，也是随对于崇信佛家因缘说教的天后武则天来说，太子李弘的病逝，使她显得非常无奈。
太子李弘在父皇母后的呵护下已经成年了，他曾十分胜任地在监国期间管理各项政务，受到朝廷上下一致的赞许和拥戴，被公认为放心的接班人。高宗皇帝患病期间，曾多次说待太子磨练得差不多时，就将皇位禅让给他。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暮春四月，年仅24岁的太子李弘随天皇天后在洛阳合壁宫休养时，突然死在了宫中天后武则天的居所绮云殿。对此，诸史纷纭，多认为太子李弘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理由是天后武则天把太子李弘当作自己临朝称帝的直接障碍，且又知道高宗皇帝要将皇位禅让给太子，故先行一步，将太子鸩杀。为了给这一结论寻找根据，诸史还多认为太子李弘与天后武则天的关系一直较紧张等。
其实，这是一桩历史谜案。
太子李弘与母后的关系的确有些紧张，因为在腐儒顽愚的儒家经师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李弘，对崇信佛教的母后过于残酷的做法多有不满，但生性懦弱内向的性格，使他把这些不满完全隐藏在内心，从不表露出来。天后武则天对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这个儿子，一直比较满意，她也能或多或少地觉察到长大后的太子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些不满，但她并不在意，她企盼太子能真正长成一个有资格接班的人，她对太子还是充满了希望的。因为这是一个母亲的本能，自己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太子能顺利登基吗？这一想法与天后武则天想做人间弥勒并不矛盾。想成为弥勒佛的化身，拯救天下众生，只是她长期崇信佛教而悟出的人生目的与生命的意义，她由才人而为尼姑，由尼姑而为昭仪，由昭仪而为皇后，由皇后而为天后，这一切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她领悟到的人生目的与生命意义。但是，弥勒佛只能是一种理想，一种信念，是她长期宫廷生活和参与朝政争斗的精神动力。而且越是有所建树，有所作为，她就越觉得自己就是弥勒佛的化身，就是人间的弥勒佛了。但在现实中，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更大的企望。被称为天后之后，她觉得现实中的自己已经登上了生命发展的最高峰，已经做到了有史以来一个皇后所能做到和享有的一切了。所以，理想中的弥勒佛和现实中的天后，尽管还有很大差距，但武则天已经觉得二者已相差无几了，她必须顺从帝王传位与继位的规则，起码在这个时候，她还是这样认为的。
当然，她对太子李弘，这个自己在感业寺生下的长子，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记得咸亨二年（公元671年）时，她与高宗皇帝驾幸洛阳，留太子李弘在京师长安监国处理朝政。一天，李弘到后宫散步，发现了幽禁在后宫的他的两个异母姐姐，即萧淑妃生的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这两个公主都已经是30多岁的老姑娘了，还没有出嫁。太子李弘对此有了自己的看法，因为他耳濡目染了母亲如何残酷的对待废皇后王氏和萧淑妃的，他不满母亲的这种残无人道的做法。为此，他满怀同情地奏请高宗皇帝，允许二位公主姐姐出嫁，免受不公平的待遇。当武后知道这件事后，非常气愤儿子的书呆子气。幽禁义阳公主和宣城公主，武后认为是报应，是她们为生母萧淑妃在消孽，是武后与萧淑妃恩怨所结的必然。太子李弘他就不明白这一点，同情也罢，怜悯也罢，这并不是他所能管的事，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监国处理政事上，根本不可以或不用操心母辈们后宫里的事。武后没有和儿子发生正面冲突，只是觉得这孩子善良有余而狠毒不够，必须再经过磨练才能挑起肩负社稷的重任。两位公主的命运当然也是因缘所定，武后随即就将她们二人嫁给了两位无名的禁军卫士。
在那个十恶不赦的贺兰敏之搅乱了太子李弘纳妃的事之后，武后又为儿子找到了新的妃子，这个儿媳便是高门士族出身的禁军大将裴居道的女儿。高宗皇帝和武后本人对这个大家闺秀的儿媳妇非常满意，觉得在配婚生子传宗接代方面再不用为儿子担忧了。但太子与裴妃成婚一年半过去了，裴妃却未能怀孕生子，武后非常着急，命太医全面检查了太子的身体，太医检查的结果使武后更为不安了，他们说太子身体有沉疴旧疾，不但生育有问题，就连生命也难说能维持多久。
太子李弘终于死了。但绝不是天后武则天鸩杀的。按史籍资料分析，太子李弘似乎是患了肺痨疾病，遇风寒后又急性发作而永诀人世的。当时，太医们还费了很大的功夫去抢救治疗，但终究无效。太子李弘过早地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都没有预料到，尤其是这位嫡长子没有留下一颗龙种，岂不是要断子绝孙吗？作为母亲，天后武则天悲痛难胜，写下了《一切道经序》，来悼念自己这位早逝的长子，高宗皇帝更采取了一个不平常的举动，他下诏向朝廷宣布，谥李弘为孝敬皇帝，仿佛太子真的当过皇帝似的。
如果说太子李弘病逝是因缘所致，天后武则天是根本不赞同的，但她又是很无奈的，只能默默地面对这个现实，把悲痛埋藏在自己的心底，只能“心缠积悼，痛结心慈”，默默地诵经念佛来超度自己的儿子。
史载，太子李弘病逝后，高宗皇帝在如此沉重地打击下，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说实话，高宗皇帝已经是心力憔悴难负重任了。他原来把希望寄托在太子李弘身上，想让他磨练一番后，将皇帝位禅让给他，谁知他一病而逝，使自己的希望落空。在这种情况下，他突然萌发了一种奇怪的想法，即自己先行退位，使天后武则天摄政，待新太子议立并培养一番后，再还政于太子，使其正式登基即位。这个想法中是否掺和了天后武则天的意见，很难说得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高宗皇帝的这一奇怪的想法中，起码体现了对天后武则天的绝对信任，以及对她为政能力的充分肯定。
高宗皇帝破天荒地提出让天后武则天摄政，并将此事正式交付宰相们讨论。这时在相位上的有张文瓘、戴至德、李敬玄、刘仁轨等多人，他们对高宗皇帝要使天后武则天摄政一事都噤若寒蝉，不敢置喙，唯有中书令郝处俊固谏以为不可，他慷慨陈词地对高宗皇帝说：“尝闻《礼经》云：‘天子理阳道，后理阴德。’则帝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阳之与阴，各有所主守也。陛下今欲违反此道，臣恐上则谪见于天，下则取怪于人。昔魏文帝著令，身崩后尚不许皇后临朝。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传位于天后？况天下者，高祖太宗二圣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陛下正合谨守宗庙，传之子孙。诚不可持国与人，有私于后族。”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说，李唐王朝的天下是高祖太宗皇帝打下的天下，并不是你高宗一个人的天下，你若使天后摄政，就是把天下交给了别人。
宰相之外，中书侍郎李义琰也进言呼吁，力劝高宗皇帝“处俊所引经旨，足可依凭，惟圣虑无疑，则苍生幸甚”。这里又明确指出了要顾及天下苍生，不能自作主张。高宗皇帝一向重视外廷意见，看到让天后武则天摄政事遭如此激烈反对，便不再坚持，就此偃旗息鼓了。这件事表面上看并没有引起多大麻烦，而且李义琰因此还被高宗皇帝提升为宰相。但这次流产的事变却种下了天后武则天想做皇帝的心思。她看到了自己做皇帝的可能性，认识到了自己成为弥勒佛的理想和成为人间帝王之间的差距或许不存在，这就要求她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新的机会。
这次流产的事变，还无形中使天后武则天形成了一个标准，一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到底是什么，她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但她却从此开始拿这个标准去衡量将可能继位登基的儿子们。她已在内心做好了准备，一旦无人符合这个标准，自己就将作为弥勒佛的化身而君临天下。这也是这次流产事变给予天后武则天的最重要的启示。
不久，雍王李贤又被立为太子，即史称的章怀太子。当时后宫繁多如蚁的宫女们都传说李贤不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她姐姐韩国夫人与高宗皇帝偷情的结果。对此，天后武则天也说不清楚。记得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十二月十七日，武则天拖着身孕顶风冒雪随高宗皇帝去谒拜太宗皇帝的昭陵，就在这一天，她生下了一个不足月的儿子，小婴儿生命垂危被急速送回长安救治。当她从昭陵返回长安，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送到了她的怀中。不过，就在这时，她听说胞姐韩国夫人也偷偷生下了一个儿子，但却夭折了。如果调换儿子是事实，天后武则天有可能被蒙在鼓里，或可能佯装不知，因为多一个儿子对当时的武则天来说，就多了一份争夺皇后宝座的资本。高宗皇帝对这个儿子却是宠爱有加，破开荒的刚满月就封了个亲王头衔。在天后武则天的四个儿子当中，李贤天份最高，小小年纪就能诵读《尚书》、《礼记》、《论语》等儒家经典，而且过目不忘，常常让高宗皇帝惊异不已，倍加钟爱。
22岁的李贤被立为皇太子后，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也就一门心思地去培养这个儿子，多次命他监国辅政。而李贤本人处事明审，积极有为，不仅言行符合一个储君的道德轨范，而且每次上朝也不觉得那些繁琐礼仪的苦闷和单调，表现出了比坐在自己上方的天皇天后更有耐心。这也就更使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欢喜无比。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天皇天后特褒奖太子李贤，特许他召集一批学者注释校订《后汉书》等。然而，这一特许却成了太子李贤广集政治羽翼的借口，这些羽翼们还敢公然和武后的北门学士对着干。
这就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深处的那个能够君临天下的标准。天后武则天慢慢地觉得太子李贤也越来越不顺从自己了，她为了训诫和控制这个儿子，也为了挽救母子感情，命北门学士那帮文人撰写了《少阳正范》和《孝子传》，专门送给太子去读，而且自己还多次亲笔写信规劝儿子。可能是李贤似乎也听到了后宫风传他是韩国夫人的儿子，若有所悟，更加重了他与天后武则天的对立情绪。当他收到《少阳正范》和《孝子传》的时候，便认定天后武则天已将自己视为不孝之子了，开始对母后怀有了戒心。
这时，一直崇信佛教的天后武则天，被一个名叫明崇俨的巫师所蒙蔽欺骗。这明崇俨来自洛阳城外的偃师，据说能用所谓气功医治百病，被高宗皇帝引入内宫，还封了个五品的正谏大夫。可能是出于骗子的本能，这明崇俨在掌握太子与母后有隙的情况下，神秘兮兮地向武则天预言她的三个儿子的前程。他认为李贤身为太子，但长了一副不堪帝位的穷相，而英王李显和相王李旦倒是有帝王的贵相。天后武则天当时并未相信这类胡诌。但消息传到太子李贤的耳里，他顿觉忧惧不安，十分痛恨这个明崇俨。几天后，这个明崇俨遇刺身亡，天后武则天便怀疑这是太子指使人所为。也就是在这时，有人告发太子颇好声色，与家奴有同性恋关系。武后由此便使高宗皇帝派员去东宫调查，结果在太子的马厩里发现了几百套盔甲，于是被断定为谋反的证据，加之东宫的宠奴在严刑逼问下承认自己受太子指使杀害了明崇俨。高宗皇帝对太子造反的罪行显然还是半信半疑，准备宽宥他。但天后武则天却认为：“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这样，高宗皇帝被迫于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下诏，废太子李贤为庶人，押回长安监禁，太子党羽全部被或杀或贬。不久，李贤又被押往巴州（今湖南岳阳）监管。高宗皇帝去世后，天后武则天便派人去巴州将李贤杀了。此乃后话。
废除太子李贤的悲剧症结所在，并不是他是否是天后武则天的亲生儿子，而是他被立为太子后的所做所为，从根本上违背了天后武则天内心形成并把握的那个君临天下的标准。这个标准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君临天下的人，必须是弥勒佛的化身，既要有大慈大悲的心肠，又要有魔鬼蛇蝎般的狠毒；既要能杀人，又要能度人；既要有君临天下的威严，又要有怯懦无能的性格；既要有儿女情长，又要有铁石心肠。说穿了，要既是佛祖，又是魔鬼，是正义与邪恶集于一身的人，是光明与黑暗交织在一起的人。
天后武则天作为母亲，无论李贤是否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但30多年的母子情份，以及付出的养育辛劳，她都觉得对不起这个儿子。
她在为儿子的悲惨命运忏悔。
但她绝不会对一个皇太子的悲惨结果去忏悔！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八月，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决定立英王李显为皇太子，改元当年为永隆，并大赦天下。这李显初名李哲，也就是当年受玄奘法师戒的那个佛光王，被封为太子后即改名为李显。这李显被立为太子实属幸运，自己也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好象是一只无形的巨手将他推上了太子宝座。他还沉浸在这个意想不到的幸运的喜悦之中。
这时，天后武则天已经57岁了。
大约从咸亨年间（公元670年至674年）开始，高宗皇帝的身体越来越差，除头晕目眩之外，又患上了风疹病，这就为武后处理朝政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因为身体有病，且每况愈下，高宗皇帝便不断听信身边人的建议，延请道士为自己治病，并按道士要求开始食服饵药。当时身为皇后的武则天也投其所好，不断召请道士入宫，为高宗皇帝治病。在这种情况下，高宗皇帝本人开始对道教越来越感兴趣，而对佛教则越来越冷淡。他给道教的始祖老子增加了许多显赫的新头衔，命令各州资助建立道观，汇编道教经典，并把道士归于皇家宗正寺的管理之下，正式承认皇室与老子之间虚构的亲缘关系等。这一切，似乎向天下表明高宗皇帝及武后要放弃佛教了。其实不然，这只是一段插曲，一段围绕主旋律的变奏曲。
当时的皇后武则天十分明白这段变奏曲出现的意义。除高宗皇帝个人原因之外，客观上这些年对佛教的尊崇，使佛门的高僧大德们忘乎所以了，他们曾几次提出不服从世俗法律、佛门弟子的地位要高于道士、佛教沙门可以接受父母及尊长的礼敬、高僧大德可以不向皇室成员致敬等问题，不但引起了佛、道的激烈冲突，而且还大有目空一切的姿势。这是高宗皇帝及武则天特别不能容忍的。尤其是武则天，作为佛教的忠实信徒，她希望佛门能隆盛发展；但作为一个皇后或政治家，她只是在利用佛教而已，只是为了更好地利用，所以才促使高宗皇帝去扶植佛教，自己也表现出了归心佛乘的姿态。但是，佛教的发展，必须要遵循一定的原则，要服从朝廷，服从皇帝，更要服从自己的安排，绝不能无原则地发展，更不能目空一切。当年武则天作为才人侍奉太宗皇帝时，太宗皇帝就是这样对待佛教的。因此，武则天认为抬高道教压一压佛教的气势是非常必要的。
当然，这些都没有影响武则天对佛教的一贯态度。她在压制佛教的同时，还在通过佛教来祈福、树功德、种福田。高宗皇帝及皇室成员也都没有放弃对佛教的尊崇。
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开始，到弘道元年（公元683年）年底高宗皇帝去世时，高宗皇帝和武则天为佛教建寺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这个期间，他们共在长安和洛阳两地敕命所建的寺院有太原寺（咸亨二年，公元671年）、千福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光宅寺（仪凤二年，公元677年）以及福先寺（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等，其中太原寺是武后为亡母杨氏夫人追福所建，就是在修建这所寺院时，她既超度亡人，又下令贬杀了那个贺兰敏之。而光宅寺的修建，却是因为一段离奇的传说。
光宅寺位于长安皇城东宫墙外大明宫南的光宅坊。当时有一个看风水的阴阳先生说，光宅坊有一股吉气，直冲云天。高宗皇帝和武后闻知后，便令人在此地开掘，不久便掘得石函一个，函中存有佛舍利骨万余粒。高宗皇帝和天后顿觉奇异，便命在此地建光宅寺。光宅寺建好后，为了安置石函中的佛骨舍利，天后武则天又命在寺中建七宝台以存放那些舍利。据载，这七宝台甚是宏伟，登上七宝台，长安城尽收眼底，成为当时长安城中的一大景观。传说七宝台底层还存有名画家吴道子的名画，一时观瞻者不可胜数。
除两京之外，全国各地大肆兴建寺院也并没有停止，而是愈加兴盛。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五台山寺院的修建。五台山位于并州（今山西）境内，属北岳恒山山系，由五座山峰环抱而成，方圆数百里。这里层峦叠障，五峰高耸，峰顶平坦宽广，犹如垒土之台，故称五台山。其东台称望海峰，南台称绵绣峰，西台称挂月峰，北台称叶斗峰，中台称翠岩峰。五峰的形状，被前人喻为东台如立象，南台如卧马，西台如孔雀舞，北台如共命鸟，中台如雄狮。五台山东、北、中、西四台并列成一弧线，相距较近，唯南台较远。五台山也被称为清凉山，到唐代时已被佛教比附为文殊菩萨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晋译佛典《大方广佛华严经》卷二十七《菩萨住处品》中，有“东北方有菩萨住处，名清凉山。过去诸菩萨常于中住。彼现有菩萨文殊师利，有一万菩萨眷属，常为说法”的记载。为了寻访这一记载的真实性，高宗皇帝曾于龙朔年间（公元661年至663年）派京师长安会昌寺僧人会颐与内侍掌扇张行弘等人，前往五台山“检行圣迹”，并绘制了五台山图记小帐，编写了《述略记》一卷，带回长安，禀报高宗皇帝和武后。
武后对文殊菩萨显灵五台山道场的传说十分感兴趣，她在观览五台山图记小帐和《述略记》后，又专门把会颐等人请入后宫，详细询问了五台山的圣迹情况，并表示一定启奏高宗皇帝，使重视五台山的寺院营建。当时的武后留意五台山和文殊菩萨，在一定程度上是她对文殊菩萨的名号和象征性感兴趣。按佛教说法，这文殊菩萨，全名为文殊师利，略称文殊，意为“妙德”或“妙吉祥”，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左胁侍者，专司智慧。他顶结五髻，手持宝剑，表示智慧锐利。其像多骑狮子，寓意智慧威猛。尊崇文殊菩萨，在当时的武后看来，就是追求智慧，追求威猛，追求锐利果敢，因此她对五台山特别感兴趣。
在武后的建议和怂恿下，高宗皇帝于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命一位名叫俨的禅师在中台建造了一座寺院；次年，又派玄奘的弟子窥基共五百人前往五台山，在中台又建造了一座寺院。也就是在这一年，并州僧俗信众发现高宗皇帝与武后高度重视五台山寺院的营建，主动集资雕造了一座铁塔，大约有一丈多高，送至五台山，置放于窥基所建寺院中。经过这段时间的营建，五台山作为佛教胜地，初具了规模，奠定了五台山后来成为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并名扬海内外的基础。
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由皇后变为天后的武则天，并未忘记广泛招揽高僧大德的行动。招揽高僧大德的目的，表面上看或是召入宫中供养，或是使其翻译佛典，或是为高宗皇帝、为自己以及诸皇子公主祈福；但在实际上，武则天并不是仅仅把这项活动的目的放在表面上，她是在以招揽高僧大德的形式，为自己集聚社会力量的支持，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咸亨四年（公元673年），武后召万回禅师入宫供养，并以皇后名义赐万回禅师锦绣袈裟一领。这万回禅师在当时甚为神异，传说贞观年间玄奘法师从西域归来时，曾对人们说起自己在天竺（古印度）遇到的一件事。玄奘法师在天竺见有一石藏寺，便虔诚地进去礼拜，但进去之后，只是一间空房，因而问住持该寺的高僧大德到哪里去了，人们告诉他说，这个寺院的住持和尚因缺席法事，被罚到东方去了，那个地方的国名叫震旦，地名叫阌乡，离天竺这里有万回之远。玄奘法师归国后，听说有一神异之人叫万回，又是虢州（今河南卢氏）阌乡人，自幼白痴不语，父母也觉得很不吉利，而且还常常被其他儿童欺侮，也不与之争斗，但他一开口说话便说自己是佛门释子，名叫万回。传说这个万回在出家前，不知寒暑冷暖，见贫不欺，见富不恭，东西狂走，终日不息。大约在十岁左右，其兄被朝廷征召远戍安西（西域，今甘肃、新疆大部地区），去了之后很长时间无有音讯，母亲甚是挂念，经常在家里烧香拜佛，为子祈求平安。万回见母亲如此虔诚，便对母亲说：吾兄极是平安，根本不用您担心。说罢，将母亲供佛的素斋打了个包裹，出门去了。到了晚上，万回手持其兄书写平安的家信回到了家，母亲甚为惊异，不敢相信万回已是去了安西一趟。后来其兄返家，说起这件事，详细叙述了弟弟万回远来安西，兄弟见面并吃了素斋的情况，全家人都感到惊异不止。不久便使万回受戒出家，归依佛门。
玄奘法师听说了这个万回的各种传说后，便亲自登门去拜访。这时的万回还没有出家，只对母亲说：快准备素斋，有大和尚来访。母亲还没有准备好，玄奘法师已到家门口了。万回见到玄奘法师后，便随便问起了天竺石藏寺的情况，所问问题犹如亲自到过那里一样，玄奘亦是感到奇异。最早将万回神异的消息传给武后的就是那个道术之士明崇俨，他不止一次地向武后说起万回的神异情况，并十分肯定地说万回是一个神僧。所以，武后才将他召来后宫供养起来。
同年，武后在宫中听说洛阳佛授记寺高僧德感和尚仪容瑰丽，学业精赡，便使高宗皇帝将其召入宫中，要以翻经大德的重任使其参加两京佛典译场工作。这德感和尚十分清楚高宗皇帝和武后对自己信任的真正用意，便不遗余力地为两京各大译场服务，亲自组织了多部佛典的翻译，受到了高宗皇帝和武后的高度赞扬。高宗皇帝还特授这位佛门大德为昌平县开国公，食邑三千户。武后亦作赞称颂他：“河汾之宝，山岳之英，早祛俗累，夙解尘缨。缁门仰德，绀宇驰声。或亚龙树，爰齐马鸣。”其中龙树、马鸣是古印度的佛学大师，他们分别在公元一世纪和三世纪为振兴佛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从中可以看出武后对德感和尚的极高评价。
上元三年（公元676年），中印度僧人地婆诃罗来唐，次年上表请求译经，并保证按玄奘法师厘定的标准翻译。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对异域和尚有如此弘法热情大加赞赏，不久便亲自在后宫召见这个地婆诃罗，该僧对高宗皇帝和天后能亲自召见自己倍感荣幸，并当场为自己取汉名为日照，寓意身受阳光普照。这就更博得了高宗皇帝和天后的欢心，准其在西京长安太原寺、广福寺和东都洛阳大福先寺设立译场，并先后命道成、薄尘、嘉尚、圆测、灵辩、明恂、怀度和复礼等和尚，参与日照译场的译经活动。日照译场的繁荣景象犹如当年玄奘法师译场一般。
永淳元年（公元682年），长安大慈恩寺窥基和尚去世，高宗皇帝和天后特下诏命天下各寺院均度五人，为窥基追福。这窥基和尚乃玄奘法师的大弟子，俗姓尉迟，是唐王朝开国大将尉迟敬德的侄子。传说他原并未出家，玄奘法师东归后，见其大有佛缘，便邀其出家，引为自己的上首弟子。窥基在师事玄奘的时间里，一直参加玄奘译场的工作，并深受玄奘赞誉。他还曾与玄奘一起，数次入宫为皇后嫔妃诸皇子祈福作法事，特别是他参与了玄奘法师为佛光王李显的剃度仪式，深得当时的武后赏识。玄奘法师去世后，窥基多年来一直主持译场的工作，成绩蜚然，且继续与皇族及武后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晚年，他闻听武后喜弥勒造像，便发愿为武后造弥勒像一躯。在造像过程中，他每日对像诵菩萨戒一遍，并发愿武后生兜率天。传说像成之时，弥勒佛像通身发光，灿然可观。他奉敕在五台山率五百僧营造寺院时，曾造玉石文殊菩萨像一尊，为表虔诚，造像之时，他用金笔撰写《般若经》。文殊菩萨像落成之时，亦是神光大发。如此看来，这窥基和尚与高宗皇帝及天后武则天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下诏度僧来超度他，自是有其感情成分在里面。
从武则天荣升天后开始，高宗皇帝与天后武则天就在这建寺、度僧和招揽高僧大德中，不断深化着他们与佛教的因缘关系，尽管其中曾发生过废立太子等政治大事，但并没有影响到他们从内心对佛教的尊崇。
也就是在这十几年中，高宗皇帝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
永淳二年（公元683年）十月，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驾幸嵩岳之奉天宫。十一月三日，高宗皇帝突然病情加重，天后武则天急召御医赴奉天宫救治，御医用针刺治理后，高宗皇帝病情稍有缓和。该月下旬，高宗皇帝在天后的呵护下，返回东都洛阳。十二月四日，高宗皇帝又突然间感觉胸中气逆，连骑马都很困难了，急召朝臣百官到寝殿前听敕，改元当年为弘道。
当晚，高宗皇帝长逝于洛阳宫贞观殿，终年56岁。高宗皇帝遗诏太子李显于灵柩前即皇帝位，裴炎辅政，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可请天后定夺。几天后，太子李显即皇帝位，称唐中宗，尊天后武则天为皇太后。当时，因为太子李显新立为中宗，居于高宗皇帝之丧，不能立即处理政事，故政事多取决于太后武则天。
对于高宗皇帝的死，武则天甚为悲痛。
追昔抚今，一幕幕往事都闪现在她的眼前。当自己还是太宗皇帝的才人时，在深宫中孤苦伶仃，寂寞难耐，只好诵经拜佛，就在这时，身为太子的李治向她投去了热情的目光，使她真正享受到了爱情的欢愉；当她被遣送到感业寺为尼，每日青灯黄卷时，又是这个新即位的高宗皇帝向她展开了温暖的胸怀，把她从绝望中带回了金壁辉煌的皇宫；在返回皇宫以后，高宗皇帝又帮她有意无意地击败了众多的对手，包括感情竞争对手和政治竞争对手；还是这个高宗皇帝，在帮她确立皇后地位后，还让她参与朝政，多少大事都征询她的意见，使她在朝臣中乃至普天下民众的心目中，树立了光辉的母仪形象。没有高宗皇帝，自己就不可能当上皇后乃至天后，就不可能获得象今天这样尊崇的地位。
皇太后武则天在悲痛中回忆，在回忆中又倍感悲痛。她在悲痛中终于感觉到了自己与高宗皇帝的因缘已尽，她要为这位比自己还要小四岁的亡夫竭尽所能来做几件事。
她决定要为高宗皇帝修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陵墓，来报答数十年来夫妻恩爱的感情。高宗皇帝死于东都洛阳，而高祖皇帝和太宗皇帝都葬于长安北塬。高宗皇帝在东都临死前，曾对侍臣及天后武则天讲：“天地神祇若能延长我一两个月生命，我还能回长安，即使死了也没有什么遗憾了。”实际上是想魂归长安，与列祖列宗同宿于长安北塬。皇太后武则天决定按高宗皇帝遗愿，把他葬于长安。但是，这事却遭到许多臣僚的反对，尤其是新科进士陈子昂，认为关中地狭，又遭荒馑，既不能供送葬千军万马的食宿，又无法征调采石造陵的力役，如果要使大驾长驱西进，势必会造成新的社会危机；而东都富庶，人杰地灵，风景秀丽，嵩邙地运，帝王图迹，纵横左右，是设置陵寝的最佳之地。皇太后武则天亲自召见了陈子昂，称赞他的文章写的好，夸奖他很有才气，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坚持遵奉高宗皇帝遗愿，使其灵柩西返。同时，皇太后武则天还决定高宗皇帝的陵寝要采用因山成陵的方式建造，这样既高大雄伟，坚固牢靠，又多省力役。在皇太后武则天的坚持和策划下，朝廷卜陵使经过认真比勘，最后选中了渭北的梁山，因梁山位于长安西北的乾字位上，故为高宗皇帝将要营建的陵寝被称为乾陵。
准备工作就绪后，皇太后武则天便命吏部尚书韦待价代理宰相，任山陵使，前往梁山监造。韦待价发兵民十万破土动工，经过半年时间，基本完成了乾陵的营建工程。韦待价主持修建的乾陵，重城森然，宫阙林立，肃穆庄严，气派非凡。图纸上报皇太后武则天审览后，完全符合她的心愿。
为了给亡夫追福，皇太后武则天命在长安建大献福寺，并准度僧200人，以充该寺。大献福寺是高宗皇帝去世百日后创建的。皇帝去世后建寺追福，在当时并非定制，但为了给亡夫追福，超度他的亡灵，皇太后武则天还是决定要为亡夫创建佛寺一座，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情。
大献福寺选择在长安朱雀门外开化坊中刚继位为帝的李显宅院的西园。这西园原为隋炀帝萧皇后之弟萧瑀的旧宅，隋末战乱被废。高祖皇帝登基后，任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即将西园归还于他。后萧瑀的儿子萧锐娶太宗皇帝长女襄城公主，太宗皇帝诏命另为驸马与公主修建府第，但襄城公主雅有礼训，恪守妇道，上奏太宗皇帝不愿使朝廷花费钱财另起府第，决定住萧氏西园，太宗皇帝遂改萧氏宅院西园为驸马府。萧锐在太宗皇帝朝，历任太常卿、汾州（今山西汾阳）刺史，但不幸英年早逝。他死后，襄城公主又再嫁左屯卫将军姜行本之子姜简，这萧驸马府第即变成了姜驸马府第。后襄城公主去世，高宗皇帝诏命陪葬太宗皇帝昭陵，萧氏后人即将西园产业收回。20多年后，朝廷出钱将西园从萧氏后人手中购得，作为英王李显的王府。后章怀太子被废，李显立为太子，其府即空置闲待，但被人们传为“潜龙旧宅”，是一块风水宝地。
隋唐时期虽无帝王去世建寺追福的制度，但却有此习惯，这自然是当时皇帝与民众大都归心佛乘，佛教盛行于世的结果；同时，当时也有帝王即位后舍宅为佛寺的习惯。就这样，按照皇太后武则天的要求，长安城中少了一座王府，却多了一座皇家寺院，这便是为高宗皇帝追福的大献福寺，后又改称大荐福寺。这大荐福寺的规模相当大，既为帝王旧宅，又改建为皇家佛寺，况且又是为高宗皇帝追福所建，规模自然不会太小。仅就皇太后武则天准度僧200人充寺来看，与当时其他皇家寺院相比，大概差别不会太大。当初高宗皇帝为其母文德皇后追福敕建的大慈恩寺，度僧300人充之，共有十余院，计1897间房；高宗皇帝和武后所建西明寺，有十座院落，殿堂屋舍4000余间，亦度僧300人充之。与之相比较，这大荐福寺的规模定会不小。
新建的大荐福寺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寺院，二是塔院，二院隔街相望，甚是华丽辉煌。塔院之塔，即今西安小雁塔。由于大荐福寺是皇太后武则天为亡夫高宗皇帝追福所建这一因缘，该寺后来在长安佛教众多寺院中地位显赫，特别是20年后，唐中宗皇帝李显复位后，敕命进行了整修和扩建，中宗皇帝本人也多次驾幸这个由自己旧宅为亡父追福改建的寺院，还在寺院内慨然赋诗，使百官奉和，从中可见其地位显赫之一斑。大荐福寺从中宗皇帝之后，逐渐成为长安佛教译经的中心译场。此乃后话。
高宗皇帝仙逝后，灵榇先殡于洛阳乾元殿之西阶，皇太后武则天及中宗皇帝以下，皆披麻戴孝，按时就位哭祭。次年五月，皇太后武则天欲亲送高宗皇帝灵柩西归，群臣谏阻，乃命刚代兄即帝位的睿宗李旦护柩西返。当高宗皇帝的灵柩在一片哭声中离开东都洛阳时，武则天流泪了，她多么想亲赴关中葬埋亡夫啊！但为了防止政局动荡，她还是把自己的心愿深深地寄托给了佛祖释迦牟尼，寄托给了弥勒佛，寄托给了大卢舍那佛，寄托给了自己的内心深处。她在洛阳宫中召佛门高僧大德为亡夫送行大办法会，她身着缁衣素缟，带头诵《佛说盂兰盆经》，当她诵念到佛弟子目连看到自己死去的母亲在地狱里受苦，如处倒悬，求佛祖救度时，不觉失声恸号起来，在场的高僧大德及百官臣僚亦放声号啕，一片悲痛，惨不忍睹。
且说高宗皇帝的灵柩运回长安后，因葬期未至，乃殡高宗皇帝灵柩于太极殿西阶，接受长安官吏的吊唁。到了高宗皇帝殡葬之日，皇太后武则天虽身在洛阳，但心却早已飞到了渭北之梁山乾陵。这时的武则天，“肠与肝而共断，忧与痛而相寻”，亲自撰写了《高宗天皇大帝哀册文》，命放置于高宗皇帝的榇棺之前随葬于陵墓之中。这个哀册文约1200余字，字字句句都浸透了武则天对亡夫的深切怀念和眷恋。她叙述了高宗皇帝的圣德和功绩，用沉痛的语调倾诉了高宗皇帝去世后的复杂政局和自己的悲痛心情，还用遗憾的笔调说明了灵驾西返和自己不能送终的原因。整个哀册文凄怆悲切，读后使人怆然而涕下。
就是在这凄怆悲切的日子里，皇太后武则天将亡夫高宗皇帝葬入了乾陵，做了她应该做的一切，如建陵、建寺、度僧、哀悼等。这是一个年过60岁的老妇在极度的悲痛中所做的，为此，她几乎是心力竭尽，一切都是为了了结自己与亡夫数十年恩爱有加的因缘。
与此同时，她还要用自己心目中的那个标准来衡量继位的儿子们是否能担负起人间弥勒佛的重任。
继位的中宗皇帝李显，乃高宗皇帝第七个儿子，在皇太后武则天所生诸子中排行第三，也就是那个被玄奘法师授戒封号的佛光王。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八月，原皇太子李贤（章怀太子）被废后，李显继立为太子。弘道元年（公元684年）十二月，高宗皇帝驾崩，两天后，李显即位于灵柩前，改元次年为嗣圣元年。
中宗皇帝此次在位前后大约四十余天，就被身为皇太后的武则天废黜。关于中宗皇帝此次被废事件，诸史纷纭，莫衷一是。多以为武则天废中宗是为了独揽大权，以便日后改唐为周。其实，中宗被废的直接原因是因为他独断专行，把李唐社稷江山当儿戏。史载中宗皇帝继位后，首先应该居高宗皇帝之丧，政事应由母后武则天临朝处置。但他即位后，把居丧之礼扔到了脑后，一下子就跳了出来，先是册封其妃韦氏为皇后，再要以岳父韦玄贞为宰相，还要给自己乳母的儿子封五品官。当朝宰相裴炎乃高宗皇帝的托孤大臣，他站出来不同意中宗皇帝如此急风火燎的做法，当面与中宗皇帝争辩。气急之下，中宗皇帝大声说道：“我难道不能把天下恭手让给韦玄贞？现在给个宰相有什么不可以的？”裴炎听了这话，非常害怕，便将此事向皇太后武则天作了报告。
武则天听了这事后，非常生气，觉得自己的儿子真是太令她失望了。亡夫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还未办完，继位的儿子放下这头等大事不管，反而为自己的岳父谋官，拉拢培植自己的亲信，真是不成体统！这样的儿子，能堪任国君吗？能成为人间的弥勒佛吗？武则天在这一连串的问号中，陷入了深思。她首先思考了李唐王朝在高宗皇帝去世后面临的政局。这几年来，周边少数民族反叛骚扰事件频繁发生，内地逢自然灾害使“菽粟不稔”，高宗皇帝去世后使朝局又起动荡。在这种情况下，新君要能够维护大唐帝国的统一版图，稳定政局，战胜自然灾害，恢复和发展生产，同时还要办好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而这个不肖之子，不但不考虑朝廷大事，反而封官许愿，拉拢朝臣，如此下去，就会断送大唐的江山社稷。武则天还认真思考了这个新君儿子的能力。她反复比较觉得，这个儿子论德行才艺，都比不上长子李弘和次子李哲；和他的弟弟豫王李旦相比，也相差甚远。被立为太子，是论资排辈才将他推到了前台。立为太子后的三四年里，高宗皇帝和她自己也多次设法培养，但他依旧是“颇事游畋”，荒于政事。到现在的如此表现，真可谓朽木不可雕也！
这时的武则天突然想起了高宗皇帝的遗言，他说：“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听天后处分。”这不表明高宗皇帝不放心李显吗？这也不就是说自己可以取而代之、以弥勒佛的化身降临人间吗？李显的无能和独断，点燃起了武则天在当年高宗皇帝欲使她摄政时种下的君临天下因缘之火。她觉得自己有能力君临天下，有能力成为弥勒佛的化身降临人间。但是，目前她只能让这个希望之火在内心中燃烧，因为她还有一个儿子，如果这个儿子再不能身堪重任的话，那么她就当仁不让了。
经与裴炎等人“密谋废立”后，嗣圣元年（公元684年）二月六日，武则天在洛阳宫乾元殿召集百官议事，中宗皇帝高坐于宝座之上，等待百官的朝拜。这时，裴炎与中书侍郎刘袆之、羽林将军程务挺及张虔勖等带兵入殿，宣读了武则天废黜中宗皇帝的诏令，左右侍臣奉诏将中宗皇帝从宝座上拉了下来。中宗皇帝很不服气，质问道：“我有何罪？”武则天回答说：“你想把天下让给韦玄贞，怎么能说无罪？”就这样，中宗皇帝被废为庐陵王，幽禁于别所，后又贬于房州（今湖北均县）。
中宗皇帝李显被废当日，武则天又立四子李旦为睿宗，诏命改元当年为文明元年。
这睿宗皇帝李旦，少而聪慧，为人也较为随和。对于自己能越过太子位而直接当上皇帝十分惊恐，但很快就明白了其中的微妙之处。所以，他即位后，即下诏废中宗儿子皇太孙李重照为庶人，把裴玄贞流放到了钦州（今广西钦州），立自己的长子永平郡王李成器为皇太子，之后便投身于亡父高宗皇帝的丧葬事宜中，把政事交给了母后武则天去处理，自己甘心当一个傀儡皇帝。
在这一点上，睿宗皇帝李旦是精明的，这是他内心深处经过计算得出的最好的结论。因为他亲眼看见了三个哥哥与母后合作所遭遇的悲惨命运，所以他不能不提防母后，不能不把做皇帝看作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为自己选择了这种在危险中求生存的方式，即他可以做皇帝，但一定要徒有虚名；要保全性命，就不能参与朝中的任何事，就必须彻底甩开手。这样，才能避免与精明的母后的直接冲突，自己的生命也才能安全。事实证明李旦的选择是正确的。
此时的武则天，深感承袭李唐王朝的大业也是非己莫任了。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八月，高宗皇帝的丧事办完之后，她打算让睿宗皇帝临朝理政，试试他的才干，自己依然居后台辅助。但是，睿宗皇帝一再退让，说自己的能力有限，难以应付复杂的政局，请母后继续处理政事。武则天从其中发现了这个儿子的良苦用心，同时也感觉到这个儿子与她心目中的那个标准仍然是相去甚远，既然走到了这一步，武则天认为没有退路了，只有自己来当这个降临天下的弥勒佛了。促使武则天最终下此决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她的那些政敌们正在汇集力量，窥视方向，等待时机，一场更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说实话，要使自己的这个儿子去应付即将爆发的政治风暴，的确是难为他了。既然是那些政敌由于不满自己长期参与朝政决断大事才要引发争斗，说明这个因缘是因为自己而结下的，那么，还是由自己来了结这一因缘吧！
武则天铁心要临朝称制了。
她继续认为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安排，是自己一生与佛结缘的必然结果，也是自己一生广行善事、广种福田的最现实和最好的报应。当然，她也明知临朝称制的困难，知道这将会引起怎样的后果。但她却充满了信心，她要用她全部的才能来治理这个天下，使国家富强起来，使民众生活丰泰，来报答高宗皇帝的顾托之重和睿宗皇帝的推戴之诚，也报答佛祖造就自己以弥勒化身拯救众生的因缘。
当然，作为一位母亲，她也曾不忍心对儿子们下如此的决心。回想起来，长子李弘的郁闷病逝，次子李贤的被贬杀，三子李显的被废黜外贬，四子李旦今宿于袖手之中，不敢出来挑头。这一切，都是一个母亲的罪过。在这个过程中，武则天曾多次扪心自问过，不止一次地想把对准儿子们的屠刀放下。但是，她又不能这样，这些不堪重任的儿子们，都不能使她满意。或许把他们或贬或杀才能使他们彻底解脱，因为他们都不具备君临天下或作为弥勒佛的化身降临天下的资格。她自己虽然老了，一生复杂的经历和处理朝政的经验却不被一个个儿子看重，他们坐上皇帝宝座或者还未坐上皇帝宝座时，就要抛弃自己的母亲了，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佛经上讲，佛祖释迦牟尼前世曾为一国之大臣，该国国王嫌弃老人，凡人老者均遭遗弃，而这位大臣不忍心自己的老父被遗弃，便在家中掘得一洞藏老父于其中，后这位大臣的父亲为国王解开了无数难题，终使该国国王免遭杀身之祸，这位大臣也因尊奉和孝敬老父而终得成佛。武则天曾把自己比作那位富有智慧的老父，但自己的儿子们都不能和那位成佛的大臣相比。既然这些儿子们都没有立地成佛的根机，那么，何不自己取而代之而立地成佛呢？
武则天就是这样从痛苦中解脱了出来，从一个母亲的负罪感中解脱了出来。
现在，她真的要做弥勒佛了。
文明元年（公元684年）九月六日，皇太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恢复天后尊号，改元当年为光宅元年，并大赦天下，奖励办理高宗皇帝丧葬事宜中的功臣。她在《改元光宅敕文》中说：“精励为政，克己化人。使宗社固北辰之安，区寓致南风之泰。以斯酬眷命，用此报先恩。冀上不负于尊灵，下微申于至恳。”意思是说自己临朝称制，一定要竭尽全力，确保李唐江山社稷永固，这也是遵循高宗皇帝的遗愿并报答他，希望上下一心，把国家治理得更好。尽管是临朝称制，但还是在为李唐的江山社稷服务，只不过是代自己不争气的儿子来充当弥勒佛罢了。
无论是名义上的临朝称制，还是实际上的夺权，天后武则天既然被推上了这一步路，她还是要大干一番的。
她决定改变政体的外表象征。按她的敕命，将旗帜由红色改为紫饰金色，百官服饰和佩戴标志都进行了改换。百官名称也进行了改易，如改尚书省为文昌台，左右仆射为文昌左右相，吏部改为天官，户部改为地官，礼部改为春官，兵部改为夏官，刑部改为秋官，工部改为冬官；改门下省为鸾台，侍中为纳言；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为内史；改太常为司礼，鸿胪为司宾，宗正为司属，光禄为司膳，太府为司府，太仆为司仆，卫尉为司卫，大理为司刑。同时，还改东都为神都，改洛阳宫为太初宫。
这些改革，其实并无多少实际意义，只不过是天后武则天代儿子行政准备从头开始的前奏曲，表明了她想大干一番的雄心。可是，仅仅就是这一些形式上的改革，也使李唐宗室和一些官僚士族瞠目结舌，大惊失色。在他们看来，中宗皇帝或睿宗皇帝在居丧期间，被尊为皇太后的武则天代理朝政就已经不合适了，但还能勉强说得过去；如今高宗皇帝已安然入土，这个长期参与朝政的老妇人就应该把朝政归还给睿宗皇帝，从而退出政坛，安心去当皇太后。然而，她不但没有归政于睿宗皇帝，反而改变先皇遗规，另行其事，分明是包藏祸心！不但这些人对天后武则天不满，就连原来支持她临朝称制废黜中宗皇帝的裴炎，也走向了她的对立面。
这是天后武则天早就预料到了的，她已经做好了应战一切的准备。她想经过即将发生的政治风波来检验自己的选择，来使自己再一次经受复杂政局及各种矛盾斗争的洗礼与考验。她没有想到退却，也没有胆怯，更没有放弃，她要坚持下去，坚持下去而成就一种功德，来应验一种誓愿，来使自己真正成为应世的弥勒佛，她要放开胆子走下去，要把理想转变为现实。
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九月，也就是天后武则天宣布临朝称制几天之后，她的侄子周国公武承嗣上书，请天后武则天追封其祖，立武氏七庙。按照传统礼制，只有皇帝天子才能立七庙，而天后武则天虽独揽大权，但毕竟只是临朝称制，皇帝还是睿宗。在这种情况下，立武氏七庙是不合适的，因此天后武则天没有采纳周国公武承嗣的建议。但她又认为，自己贵为天后，已临朝称制，就应当提高自己祖先的地位，所以决定追封自己七世祖以下的列祖列宗为王。这件事被裴炎知道后，他马上表示反对，并用十分强硬的口气对天后武则天说：“太后母临天下，当示以至公，不可私于所亲。独不见吕氏所败乎？”裴炎这里所说的吕氏，是指西汉高祖皇帝刘邦的皇后吕雉，她在刘邦去世后，协助汉惠帝登基，并掌握实际政权，滥杀功臣。惠帝死后，她便临朝称制，并分封她的吕姓子侄们为王侯。她死后，诸吕拟发动反叛，为太尉周勃等平定，吕氏落了个满门抄斩的下场。裴炎用吕后来警示天后武则天，而武则天却不以为然，因为她认为：“吕氏以权委生者，故及于败。吾今追尊王者，何伤乎？”她的这一认识也不无道理。吕后将汉朝大权给了现存者，所以才引致败亡；而自己是在追尊已逝去的人，难道会有什么伤害吗？天后武则天没有理会裴炎的警示，正式下诏追封自己的祖先们为王。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天后武则天想通过这件事来检验一下自己要成为名符其实的人间弥勒佛的功德是否已经圆满。
这一事件成了激化矛盾的催化剂。部分宗室成员和李唐旧臣不胜愤慨，他们开始暗中联络，准备反击。就在这时，徐敬业等在扬州起兵，打出了反武的旗号。这徐敬业乃当年支持武则天当皇后的李勣（原名徐世勣）的孙子，虽然他爷爷已经死了十多年了，但创下的门荫荣誉足够使徐敬业凭恃特权稳升高官。但徐敬业一直没有被高宗皇帝和天后武则天重用，长期被贬官在地方基层。这时，他出面联络了一批心怀不满仕途不顺的官吏，占据扬州，借口恢复被废黜的李贤的帝位，打出了反武的大旗。其实，这时的李贤已被武则天派人秘密的杀死了，徐敬业等人找来一个貌似李贤的人蒙哄众人，十几天时间便吸引召集了一支十余万人的军队，宣布要北上进军。
为了师出有名，徐敬业等人特请官运不济的著文好手骆宾王写了一篇《为徐敬业传檄天下文》，后被称作《讨武曌檄》，传送天下。这篇檄文写的非常出色，文采飞扬，多为时人传诵。其曰：
伪临朝武氏者，人非温顺，地实寒微。昔充太宗下陈，尝以更衣入侍。洎乎晚节，秽乱春宫。密隐先帝之私，阴图后庭之嬖。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残害忠良，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之所共嫉，天地之所不容。犹复包藏祸心，窥窃神器。君之爱子，幽之于别宫；贼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呜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虚侯之已亡。燕啄皇孙，知汉祚之将尽；龙嫠帝后，识夏廷之遽衰。敬业，皇唐旧臣，公侯冢胤，奉先君之成业，荷本朝之厚恩。宋微子之兴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岂徒然哉！是用气愤风云，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顺宇内之推心。爰举义旗，誓清妖孽。南连百越，北尽三河，铁骑成群，玉轴相接。海陵红粟，仓储之积糜穷；江浦黄旗，匡复之功何远！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鸣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或家传汉爵，或地协周亲；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顾命于宣室。言犹在耳，忠岂忘心！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傥能转祸为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勋，无废旧君之命，凡诸爵赏，同指山河。若其眷恋究城，徘徊歧路，坐昧先几之兆，必贻后至之诛。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移檄州郡，咸使知闻。
这篇檄文在历数天后武则天罪行的基础上，叙述了徐敬业起兵的目的和取胜的把握，又用煽动性的口气要求人们起来响应。全篇一气呵成，言简意赅，脍炙人口，被后世传为佳作。据说天后武则天在看到这篇檄文后，不但没有发作，反而把作者骆宾王大加赞赏一番，并指责朝臣们竟让这样有才华的人流落在外，没有得到重用。
由于少年时代曾随父武士彟在扬州生活过几年，天后武则天对扬州的战略地位有较为明确的认识，她绝对不能任徐敬业之流在扬州胡作非为。就在徐敬业等人在扬州为进军洛阳还是进军金陵（今江苏南京）举棋不定时，天后武则天从各地调集30万大军直奔扬州而来。仅仅49天，徐敬业等人的十万大军就烟消云散了，传说除极少数人化装逃往海外，剩下的头目大部分被捕杀殆尽。其中徐敬业、骆宾王被杀后，首级被送往神都洛阳。传说天后武则天对骆宾王的死，甚是惋惜了一番。
天后武则天终于度过了临朝称制后最大的一场危机。在她于神都洛阳太极宫中听到扬州叛乱被平定的消息后，突然觉得自己已经是弥勒佛了。
走到这一步的天后武则天，以弥勒佛的化身正式出现，已经是早晚间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