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出现了一些奇异怪诞的孝子故事以及丧失理性的所谓“孝行”。汉代孝子所为，除了日常生活中敬顺父母以竭生养死葬之责这样的普通孝行外，汉代史书，尤其是《后汉书》记载的多是诸如曹娥投江寻父、姜诗大孝感天等充满迷信色彩的怪异的孝感故事，更有一些令人不忍卒读的残忍孝行。如孝子古初“遭父丧未葬，邻人失火。初匍匐柩上，以身扦火，火为之灭。”十五岁的孝子廉范在载父棺柩的船触石沉没时，“抱持棺柩，遂俱沉溺……疗救仅免于死”。虽然孝道要求孝子居丧“无以死伤生，毁不灭性”，但仍然有不少孝子服丧三年后，“赢瘠骨立异形，医疗数年乃起。”
可见，愚孝行为在汉代已经初显行迹。后世孝子多以此为楷模争相模仿，汉代孝行遂成为历代孝子行孝的实际范型。
（第二节历代统治者倡行孝道的主要途径
汉代思想文化、伦理道德风貌，成为后世遵循的楷模。两汉以后的历代封建统治者都继承了汉代孝道的基本精神，把孝道伦理融汇于治世实践之中，采取许多卓有成效的措施“褒孝”、“旌孝”、“励孝”、“劝孝”，极力地宣扬和倡行孝道。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这些方面的内容：
第一，通过注疏《孝经》来阐发和宣扬孝道
中国素有“述而不作”的注典传统，历代各家注《孝经》的书籍版本可谓汗牛充栋。根据《四库全书总目》记载，《孝经》注本“自魏文侯而下，至唐宋，有名可纪者凡九十九部，二百二卷。元明两代不预焉。其书虽岁久多佚，近时曹庭栋《孝经通释》所引，尚于唐得五家，宋得十七家，元得四家，明得二十六家，国朝得十家。”又据《清史稿？艺文志》，清代《孝经》注本计有三十三部，七十四卷。由此可见历代文人学士研究《孝经》的盛况，更何况流失亡佚的注本和未能载人史册的远远不止这些。
在历代封建帝王中也多有亲自注释《孝经》者，如晋元帝有《孝经传》，晋孝武帝有《孝经讲义》，梁武帝、梁简文帝并有《孝经义疏》，梁孝明帝有《孝经义记》，唐玄宗有《孝经注》，清顺治帝有《孝经注》，雍正帝有《孝经集注》等。皇帝亲自出马为之作注，足见《孝经》在历代所受尊崇的程度。
另外，还有不少仿照《孝经》体例而作的《孝经》类书，如唐陈邈之妻郑氏著《女孝经》，海鹏撰《正顺孝经》，贾元植撰《大农孝经》，员半千撰《临戎孝经》，李远撰《武孝经》，皇甫松撰《酒孝经》，宋代綦师学撰《元道孝经》，郭梁辅撰《武孝经》，口鹗撰有《佛孝经》
等等。
第二，在各级各类学校专门开设《孝经》课程，对学生进行孝道教育
从汉平帝始于庠序置教师讲授《孝经》，唐初立《孝经》于国学，元代国子学定其制为“凡读书，必先《孝经》”，一直到清末，《孝经》
始终是封建道德教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唐玄宗天宝三年甚至诏令天下家藏《孝经》，以行政命令的手段使孝道家喻户晓。有的皇帝，如晋孝武帝、北魏孝明帝、孝静帝等还亲自教授讲解《孝经》。同时，《孝经》被列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之书。如宋代尚书省加试《论语》、《孝经》，明代乡会试要出《孝经》题一道，武学考试也须间出《孝经》题目。
第三，撰写编著史书，辑录历代孝子孝妇轶闻事迹，以褒扬孝行
汉代以降，历朝官修的的人物传记中都不忘述及传主的孝行，在“正史”中，均专门辟有所谓《孝义传》、《孝行传》、《孝友传》、《孝感传》等，记载孝子事迹以示表彰并激励后人。各代正史的《列女传》中也都辑录许多孝女事迹，所以才有“一部二十四史，只是忠孝二字而已”的传统说法。在官修或私撰的地方志中，这部分内容也占了相当的比重。除此之外，历代编纂的孝子事迹专辑也蔚为大观，如东汉刘向有《孝子传》，晋陶潜有《孝传》，晋殷道叔有《孝行录》，隋唐广济及师觉授皆有《孝子传》，武则天也曾主持编撰《孝女传》，宋代袁甫有《孝说》，乐史有《广孝悌书》、《孝悌录》、《孝悌赞》，危高有《孝子拾溃》，胡讷有《孝行录》，曹希达有《孝感义闻录》，元郭居敬编撰《二十四孝》，明成祖御制《孝顺事实》，汪清有《孝女徵略》、《孝子徵略》，等等。
第四，大造社会舆论，并通过以“孝”字立谥、御赐牌匾、广立牌坊和祠堂来褒奖孝子，倡扬孝德
道德只有通过舆论的力量才能把权利义务观念转化为信仰，才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统治者是深谙此道的。自两汉以后，几乎朝朝相袭，皇帝、皇后都以得“孝”字谥为最高的荣誉称号。
翻检二十四史即可以看到，历代皇帝、皇后谥号，以孝字的使用频率为最高。一般臣民也有因孝行而得“孝”字官谥、私谥的，如宋大臣包拯谥“孝肃”，元代大臣布鲁海牙谥“孝懿”，明代名士莫辕因孝被私谥“贞孝先生”，清代学者钟陵被门人私谥为“孝端先生”。
为旌表孝义，彪炳门闾，政府还象征性地拨“建坊银“，为孝子孝女建造庙宇、祠堂。如广州市有“光孝寺”，浙江上虞县曹娥江边有曹娥孝女庙，山东长清县有为汉代孝子郭巨建的寿堂山郭氏墓祠，其他一些地方至今也仍有孝子祠、忠孝祠保存着，成为展示传统伦理文化特别是传统孝道的一道独特风景。另外，还常常易孝子所居乡里名，如仅《南史？孝义传》就有六例更孝子乡里为“孝行里”、“纯孝里”、“孝义里”、“通灵里”等等的记载，所以保留至今仍有许多以孝为名的县、乡、村。
第五，利用人们信仰果报的心理，大肆渲染“孝感”故事，劝导乃至威吓人们行孝积德
把以种种传说、偶合、附会、臆测等为依据的天人感应，以及与之相连的报应思想同孝道糅合在一起，“孝感”的神话就被制造出来了。经过思想家的蛊惑，孝感观念更显得神乎其神，即所谓：“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四海，无所不通。”
民间故事中，孝子孝妇们常常被神化，他们的孝行感天地、泣鬼神，于是天降甘霖灵芝，神赐福禄寿昌；相反，不孝子女往往招致神谴，或现报于当世，受尽各种磨难，乃至不得善终；或惩罚于来世，在地狱遭受煎熬，乃至托生为牛马、遗祸给子孙，等等，这叫做“王法可幸免，天诛不可逃”、“世人不见，苍天有眼”。如《聊斋》中虐待瞎婆婆、《冥报记》里养姑不孝的媳妇变成了猪；《冥报记》中“曾以不净碗盛食与亲”的谢妻，死后受到“铜汁灌口，非常苦毒”的报应；《青楼梦》中描写阴间有专门惩处不孝女的“剥衣亭”，《镜花缘》里则描写了一种怪鸟：“其形如人，满口猪牙，浑身长毛，四肢五官与人无异。惟胁下舒着两个肉翅，顶上两个人头，一头像男，一头像女，额上有纹，细细看去，却是‘不孝’二字。”
可以说，充斥于正传野史中的孝子记载和民间所有的孝的故事和传说，大多都是借助因果报应，一方面强化着人们的行孝观念，激励人们自觉践行孝道，另一方面又从心理上震慑不孝者，对忤逆不孝之行进行鞭挞，以警示世人。古代割股燃指一类愚孝现象泛滥成灾，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深蒂固的孝感观念在作祟。孝感故事对于“愚孝”观念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单单从一些地名，我们就不难看出这类“孝感”故事传说的影响之大。如以至孝而遇仙得天助的大孝子董永的故里，就是直接以“孝感”为名的；今河南洛阳市西的。孝水”是因晋代孝子王祥卧冰取鱼以奉母而得名；山西孝义县（今孝义市）是因隋末孝子郑兴“割股奉母”被唐太宗御赐“孝义”为县名；今山东历城“孝感泉”来自元代孝子刘琮孝感泉涌的故事；浙江安吉县的“孝子泉”来自宋代学者吴可几、知几兄弟孝感泉涌的故事。到明代，虞淳熙集历代孝子故事为《孝经集灵》，书名显系孝能通灵之意。尽管这些故事是如此地神秘荒诞、虚妄不经，但这丝毫也无妨于人们的信仰。历朝历代的人们依然津津乐道，世世相传。它的力量也正在于这种超越的、信仰化的形式之中。
第六，为使妇孺皆知，还采用图说、雕绘等生动形象的形式在社会上广泛地宣扬孝道
自隋唐以降，有多种《孝经图》、《孝经应瑞图》、《二十四孝图》、《女二十四孝图说》、《百孝图说》、《二十四孝图诗》、《女二十四孝图说并诗》之类问世，清张之洞亦编有《百孝图说》。恰如《孝经大全》
卷28载：“唐宋人图《孝经》者无虑数十家，各臻其妙，此风教中事。”
孝义故事自汉代以来就是民间艺术，特别是墓葬艺术装饰的常用伦理题材。“以孝悌故事刻石，在四川汉墓石刻中，已有发现”，如在东汉晚期的山东嘉祥武梁祠石画像中就出现了曾子、闵子骞、老莱子、丁兰、董永、章孝母、忠孝李善等孝义人物。其中有伯俞悲母的石刻作品。画面上老妇人老态龙钟却满身悍厉之气，韩伯俞双腿跪地掩面而泣，上方榜题日：“伯榆伤亲年老，气力稍衰，笞之不痛，心怀楚悲。”美国纳尔逊艺术博物馆所藏北魏孝子石棺以精美的线条刻画了蔡顺、董永、舜、郭巨、孝孙原谷等人的故事。“孝子图”更是宋代墓葬中最突出的图像。宋、金时期的墓室内以壁画、石刻、砖雕等形式出现的孝子故事图，出土的已经多达数十处。如重庆井口宋墓中有绘画石刻的王延元、姜诗、陆绩、汴州李氏女、郭巨、仲由、闵损、丁兰乃至目连等孝子故事。山西永济发现的金代贞元元年青石棺、山西长子发现的金代正隆间墓中壁画上都有二十四孝图。事实上，自宋代以后，“孝子图“就成为墓葬图像的主题，甚至连道士的棺椁上刻的也是“孝子图”。
这里特别要提的是关于二十四孝的故事。一般认为二十四孝的形成、定型是在元代，以著名孝子郭巨敬首辑《二十四孝》为标志，收入帝舜、郯子、老莱子、仲由、闵损、曾参、汉文帝、董永、江革、黄香、姜诗、丁兰、郭巨、杨香、蔡顺、陆绩、王衰、孟宗、王祥、吴猛、庾黔、唐夫人、黄庭坚、朱寿昌等共二十四个孝子的故事。近期有学者根据大量宋代墓葬壁画石棺等出土文物研究后认为，二十四孝故事这一系统在北宋已经广泛地流传于民间，其起源可以上溯到唐代或更早的时期。如河南孟津张盘村北宋石棺线刻、荥阳司村宋墓壁画，孝子故事都达到了19个。而山西永济县金墓、长子县石哲金墓、芮城县永乐宫石椁的孝子故事图，则已经是以“二十四”这个数目出现的。以后各个朝代收入的人物题材虽然不尽相同，但大同小异，直至明清及民国初年仍有多种不同选本的二十四孝故事问世、流传。这一伦理题材流行之普及，影响之深广，用鲁迅先生的话说，“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后来又有更多的《后二十四孝》、《女二十四孝》、《二百四十孝》等作品问世，对于孝道的广泛传播，尤其是孝道在民间社会的普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七，以家规族约、蒙学童谣、说唱艺术等浅显通俗的方式，使孝道潜移默化，深入人心。这是普及孝道最常采用、也最易见成效的途径
历代的祖训家诫、宗谱族规是教谕鞭策子弟赡老孝亲的良好渠道和工具。有人在论及儒家家庭伦理时就列举了由汉代至清代100多种家训、家约、家规，如汉王肃《孔子家语》、唐人的《太史公家教》、宋司马光《家范》、朱熹《朱子训子帖》、陆游《放翁家训》、袁采《袁氏世范》、元人郑太和的《郑氏规范》、明方孝孺《家人箴》、曹端《月川家规辑略》、清孙奇逢《孝友堂家训》、张履祥《杨圆训子语》
等都是孝道教育的范本。如洪秀全先人的祖训第一条就是“子必孝亲，弟必敬长，卑必承尊。”女子教孝类书籍也为数甚多，除《孝经》外，（《朱子语类一性理一》载，有问：“女子亦当有教。自《孝经》
之外，如《论语》，只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答日：“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范》，亦好。”这则材料说明，《孝经》是当时女子的首选教材。）还有汉班昭的《女诫》、晋李婉的《女训》、张华的《女史箴》、唐宋若莘、宋若昭的《女论语》、长孙皇后的《女则》、陈邈妻的《女孝经》、明孝仁皇后的《内则》、吕坤的《闺范》、清陈弘谟的《教女遗规》、陆圻的《新妇谱》等等。
官方颁布的各种教化条例和民间流行的乡规民约中，也无不把孝悌作为首要的内容。如明、清有皇帝亲自制定“上谕”、由各级统治者定期向百姓“宣讲”的制度，顺治九年颁布了“顺治六谕”，第一条就是“孝敬父母”，第二、第三条分别为“恭敬长上”、“和睦乡里”。康熙九年（1670年）颁发的《人心风俗致治美政十六条》中头两条也是：“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各种蒙养书籍，也无不把教孝作为最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宋明以后的蒙学读物，像宋朱熹等编撰的《小学》、明吕得胜的《小儿语》、吕坤的《续小儿语》、清程允升的《幼学琼林》以及太平天国蒙学教材《幼学诗》等等，里面充满了戏彩娱亲、菽水承欢、毛义捧檄、伯俞泣杖之类宣扬孝道的生动内容，使孩子在耳闻目濡中接受孝道教化。如清代李毓秀的《弟子规》日：
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清；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事虽小，勿擅为；荀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荀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为具；亲所恶，谨为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祭尽诚；事死者，如事生。
清谢泰阶《小学诗》云：
第一当知孝，原为百善先，谁人无父母，各自想当年。十月怀胎苦，三年乳哺勤，待儿身长大，费尽万般心。想到亲恩大，终身报不完，欲知生我德，试把养儿看。精血为儿尽，亲年不再还，满头飘白发，红日已西山。乌有反哺义，羊伸跪乳情，人如忘父母，不胜一畜生。
在这样的孝道教育环境中长大的孩子，焉能不知行孝？
除了面向孩子以外，社会上还广泛流传着各种各样的面向各个阶层，特别是面向庶民百姓的劝孝歌、教孝曲等，如唐代的《文昌帝君劝孝文》、王刚《劝孝篇》、《八反歌》、宋代邵雍的《孝父母三十二章》和《孝悌歌十章》、清代姚廷杰的《教孝编》、王德森《劝孝词百篇》、吴正修《二十四孝鼓词》、徐廷珍《乌夜啼思亲曲》、王家楫《镂心曲劝孝歌》、张保三《柳枝词思儿曲》，还有佚名的《劝报亲恩篇》、《道情劝孝歌》、《劝妇女尽孝俗歌》等等这些教孝读本，以说唱的形式，历数父母养儿之艰辛、舔犊之深情，鞭鞑不孝子孙的忘恩负义，教谕子女应该如何奉亲尽孝，读来琅琅上口，想来心悦诚服，于润物无声之中潜移默化，使人徙孝远恶，在下层社会中影响尤其深远。
除此之外，孝子故事还是文学创作的重要题材，孝道的内容普遍地反映在诗歌、散文、小说、志异、传奇、戏曲、笔记、书札、铭赋乃至祭文、挽联等各种文学形式中。如《诗经？小雅？蓼莪》抒发父母对子女的养育之恩、关爱之情，一字一泪，几乎可抵一部《孝经》
读；明朱元璋有《思亲歌》，叹“子欲养而亲不待”之悲憾；宋陆游的《游子吟》更是脍炙人口；《说苑》中冤狱孝妇上天震怒；《夷坚志》谢七嫂虐待婆母而化为禽兽；晋挚虞《灶屋铭》“大孝养志，厥此养行；事亲以敬，美过三牲”扬孝道宗旨，唐张九龄《祭二先文》情笃意真；杭州伍子胥庙联“生全孝，死全忠，拼此身报答君亲”荡贯天浩气，北京雍和宫康熙帝撰联“立身惟忠孝，永建乃家”寓谆谆教诲；《儒林外史》总五十五回，计有八回以孝义立题，《聊斋志异》虽在鬼魂精灵世界漫游，仍不忘以言孝开卷。内容广泛、可读性强的各类文学作品成为传扬孝道的重要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