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和乐器的诞生，有着极其悠久的历史，而音乐的记谱形式出现较晚，所以人们无法了解早期的音乐。乐器的起源有很多传说，据史书记载：神农时已能作五弦琴或七弦琴，黄帝时已能作磬、鼓和钟。但考古工作者数十年来却发现了远古时期的许多乐器。半坡文化的乐器有陶埙、摇响器，可能还有缶。半坡遗址出有两枚橄榄形陶埙，一枚在埙顶端开有一个不规则的圆形吹孔，下端有一个直径0.3厘米的音孔；另一枚仅有一个吹孔，而无音孔。临潼姜寨遗址出有3件陶埙，其中2件与半坡的橄榄形陶埙形状相同，1件陶埙呈桃形，中空，中腰以上有2个音孔。仰韶文化时期陶埙发现数量较多，在山西太原义井、万荣荆村、郑州大河村等遗址都出有陶埙。另外，在江苏邳县大墩子遗址发现1枚鸭形陶埙，音孔达6孔以上。
陶摇响器，也是重要的乐器。半坡出土的摇响器有三种形状，一种呈橄榄状，出土于临潼姜寨，中空，内有小石子，摇之沙沙作响。第二种呈两圜底盆相扣状，姜寨所出，中空，内有小石子，摇之铿锵有声。第三种，呈两钵相扣状，铜川李家沟出土，中空，上下皆有孔，上半部分绘有波折纹黑彩，下半部绘网纹黑彩，器身上部还有一周切割痕迹，仿佛划出一个器盖。估计其中空部分装上小石子和陶丸，用一根木棍贯穿上下孔，摇动棍柄，可发出优美动听的声响。陶响球用途广泛，有的是小孩爱不释手的玩具，有的是祭祀活动时巫师做法的法器，有的可能用作乐器。这些精心制作的摇响器摇动时，小石子与器壁相撞发出有节奏的声响，可为人们的舞蹈活动作伴奏。
缶，作为乐器的历史已很悠久，估计半坡人已使用缶。《诗经》上有“坎其击缶”（陶盆敲得坎坎响）的记载，后世的缶口小，腹鼓，大约和远古的陶罐相似。半坡遗址出土的炊器多为夹粗砂陶罐，但有一种是夹细砂的硬陶罐，这种罐可能用作缶，打击器口可发出悦耳动听的声响。
史前乐器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人们在辛勤劳作的开始，晨光熹微，露珠晶莹，清脆的鸟鸣声、丁冬的溪流声、山谷的树涛声，劳动时悦耳的击石、砍树、拉弓射箭声无不对人们的感观以刺激。人们招呼伙伴，拟声引兽，用竹棍和树枝的皮做成拟声的竹哨、树皮哨，既可吹奏出清新明快的乐音，又可引来野兽，然后组织围猎。受此启发，人们学会制作陶哨、竹哨、陶埙、摇响器、陶缶、陶鼓、陶号等原始乐器，当氏族举行大型集会、庆典祭祀活动时，可以作为伴奏的乐器。
传说神农作五弦琴、七弦琴，已无迹可考；黄帝时伶伦造磬，夷作鼓，伶伦与荣将铸钟和五音。半坡遗址、姜寨遗址考古发掘所出的陶埙，经吕骥、吴钊用闪光测音机测定，加上控制音可以A为A宫构成5、6、7、1或以E为宫构成2、3、4、5等带半音的四声音阶序列，姜寨二音孔陶埙加上控制音可以C为宫构成4、5、6、7、AA1、2或以F为宫构成1、2、3、4、5、6等带半音的六声音阶序列。
古典文献中多有和声的记载，如《荀子·乐论》“埙篪翁博”，《毛诗》“如埙如篪，音相和也”，《诗经》“伯氏吹（同埙），仲氏吹篪”。篪属竹制乐器，横吹用于雅乐，估计同笛子近似。在我国史前考古中，距今七八千年的舞阳贾湖遗址发现了十多件七孔骨笛，经音乐学家测定，舞阳骨笛已经具备了七声音阶结构，而且发音相当准确，音质较好，至今仍可吹奏较复杂的旋律。
陶埙由半坡的一音孔陶埙、姜寨的二音孔陶埙，发展到距今五千多年的大墩子遗址的鸭形6音孔陶埙，以及李家沟出土的造型别致、彩绘精美的陶摇响器，足见史前人们对乐器的喜爱与重视。半坡、姜寨等地出土的陶埙，贾湖的骨笛都能吹出旋律优美的乐音，而且构成四声音阶、六声音阶、七声音阶，这足以说明我国早在几千年前已经步入文明的门槛，中华民族的音乐文化在史前时期已远远走在世界的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