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绥远起义的各种困难逐步克服。在当时全国形势急速向革命人民十分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大环境下，再加上傅作义和邓宝珊到绥远所造成的小环境，国民党在绥远的残余势力也不敢再有什么大的破坏行动。9月16日，董其武让李忠孚（原绥远省办公厅主任）和阎又文共同起草了为绥远起义给毛泽东的通电稿，经傅作义审定之后，即发往北平，呈党中央阅示。毛泽东在当天就看了，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9月18日，傅作义和董其武在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决定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开幕前两天的9月19日正式通电，宣布绥远起义。
就在这节骨眼上，蒋介石又派人来捣乱来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逃到了重庆，他又派来了徐永昌。蒋介石知道傅作义以及绥远将领过去和徐永昌都有一些关系，让徐永昌这时到绥远来，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徐永昌就在9月17日直飞包头，要见傅作义。傅作义鉴于过去的老关系，不能不见。徐永昌给傅作义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一定要他去广州。傅作义当然加以拒绝。在徐永昌到来的同时，蒋介石和阎锡山又都给孙兰峰发了电报，阎锡山还给董其武发了电报，都是力劝傅作义去广州，李宗仁还表示愿意亲自到绥远来当面谈，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这时，老奸巨猾的徐永昌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他已经知道了9月19日在归绥将有大的动作，而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和邓宝珊甚至包括董其武至晚必须在20日回北平开会。为了破坏9月19日的行动，徐永昌在18日这天就装病要求入院治疗。他想，傅作义和邓宝珊碍于过去的情面，总不能将他从医院中驱逐出归绥城。只要他还在绥远，绥远就不可能举行和平起义。
面对徐永昌这个无赖，傅作义和邓宝珊商议之后，采取了李世杰的主意，使用了一个比徐永昌更高明的办法。
邓宝珊来到徐永昌的住处，先是热情地问寒问暖，然后说：董其武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医院，很快就接你入院治疗。傅作义和我，以及董其武都不希望你离开包头，都希望你就在这里养病，别回广州。因为绥远马上就要举行和平起义，你也是晋绥出身，有名望，有资历，大家公推你就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之后，大家一道去北平见毛泽东。
徐永昌一听此言，脸色大变，生怕把自己列为起义的领衔者，连忙说：“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19日一早，徐永昌就急忙带着张庆恩等一帮特务头子坐飞机跑了。
五、“九一九”绥远起义
1949年9月18日，在傅作义的主持下，董其武在包头的绥远省银行包头分行内，率绥远驻军旅以上军官，原省政府高级官员以及各界代表，在起义通电上一一签字，签字的一共有39人，其中只有孙兰峰是在傅作义的劝说之下签的字。
9月19日，起义通电正式发表，标志着绥远和平起义的实现。通电内容大致如下：
我们全体官员、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各族同胞，今天在绥远发动了光荣起义，并庄严地向人民宣布：我们正式脱离依靠美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绥远和平解放，我们得庆新生。
全体军民谨以无限忠诚，向人民领袖毛主席、朱总司令致以崇高的敬礼！
……9月20日晚上，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乘火车去北平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董其武留守绥远。董其武此时感到心中无比爽快，无比幸福，他信笔写下了一首诗：
为迎春风排万难，义旗终插青山巅。
弃暗投明党指路，起死回生恩胜天。
从今矢志勤改造，他日立功赎前愆。
任务不计多艰苦，喜见万民解倒悬。
也就在9月20日，毛泽东和朱德联名致电董其武等，对绥远起义表示祝贺：
董其武将军及在贵将军领导下的绥远军队全体官兵、政府工作人员和各界同胞们：
看了你们9月19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同一天，聂荣臻和薄一波也发来了贺电。
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傅作义、邓宝珊、孙兰峰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宴会上，毛泽东还特地和孙兰峰干了一杯。
10月1日，新中国宣告成立。傅作义等人都怀着激动的心情参加了开国大典。
10月8日，中共中央华北局在薄一波主持下召开了党委扩大会，专门研究绥远问题。傅作义等人应邀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以我之人，加傅之人，兴我之政”的原则，成立绥远军政委员会，其成员经充分协商之后上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绥远的两个政府和两种军队的领导机关实行合并，成立绥远省人民政府和绥远省军区，由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领导；原绥远国民党部队（包括原来被我军俘虏之后释放的傅作义部队由北平遣返到绥远的1.2万名军官在内）先收编，后改编，再整编，全部包下来，都按解放军标准进行供应。
经协商之后并经上级批准的绥远领导机关的主要负责人是：
绥远军政委员会主席傅作义，副主席高克林、乌兰夫、董其武、孙兰峰，秘书长王克俊。
绥远省军区司令员傅作义，政委薄一波（兼），副司令员乌兰夫、董其武、姚哲、孙兰峰，副政委高克林、杨叶彬、王克俊。
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董其武，副主席杨植霖、奎璧、孙兰峰。
华北局和华北军区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做出决定，绥远境内的部队，除原来属于邓宝珊的二十二军等部调往西北之外，共编为三十六军和三十七军两个军和骑兵第四师，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
从上述的人事安排上可以充分看出。“绥远方式”的特点，就是在通过若干努力之后，把原来国民党在绥远的各种力量尽一切可能发动起来，让他们在接受教育改造的同时，在新中国的大家庭中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这一方式，用不多的代价将一个旧绥远变成了人民的新绥远，大大减少了战争的损失，保全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又为革命队伍增加了很大的一批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改编之后的三十六军和三十七军在整训之中，发现了拒绝改造、拒不接受教育的刘万春、鄂友三、张朴等人的严重问题（刘万春曾派人到香港与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联系，还带回了国民党的委任状），在坚决清除了这一小撮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殉葬的反动分子之后，部队的政治教育进行得相当顺利。1950年，这两个军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仍然由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委，被中央军委列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毛泽东在看到二十三兵团党委所写的整训总结报告之后，十分高兴，特地批转给傅作义：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审阅，阅后请予以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在董其武的率领下，于1951年9月9日入朝参战，为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新贡献，受到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朝鲜政府的多次奖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兵团首长董其武、高克林、姚哲、边章五、王克俊、裴周玉六人朝鲜自由独立二级勋章。1952年从朝鲜回国后，二十三兵团除两个师改编为基建工程兵外，其余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九军，董其武仍然担任军长。
董其武将军在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198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历届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尾声
向全国大进军
历时64天的平津战役，在1949年1月31日就已经胜利结束，共歼灭和改编了国民党军队52万人，其中包括一个“剿匪总司令部”、一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1个师。共缴获或收编各种火炮5537门，汽车2390辆、坦克158辆、飞机46架。我军伤亡总数为3.9万人。
在平津战役之后和平解放了绥远，是平津战役的必然结果，可以看作是平津战役所附属的一部分战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