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正月初二，大吕庄生产小队的办公室，里里外外挤满了干部和社员。
“不能等过‘破五’再插耠子了！”党支部书记薛满看着风和日暖的好天气，头一个开了腔，他提议提早下手种麦。
“是呀，明儿个只要不刮西北风，后晌满可以打沟。”队长王栋、副队长王守信和社员们都这样说。你一言，他一语地商量了一阵子，种麦的日子决定提前。在场的干部和社员们，谁也呆不住了，支部书记、队长马上张罗耠子和套去了，社员张宝田等当时就动手找麻打绳，大伙有的帮着续麻，有的搓绳。社员张宝田一看插不上手，就从家里找来斧子和一些木楔修理耠子。太阳平西了，支部书记、队长们把绳套预备齐了，张宝田也把十八张耠子修理得结结实实。
第一线上的新兵
在大吉庄的西洼男男女女也正忙着种麦，队长吉俊庭指着一个穿着棉裤、线上衣的小伙子向记者说：“你看，那个撒粪像跑一样的叫张连余，原是兴隆小窑煤矿的工人。后边猛赶上来的那个叫吉庆柱，原来在唐山铁厂做工。那些拉着耠子跑的，大部是决心学习邢燕子要在农村扎根的中小学毕业生。”
他掐着指头算了一下，这个110户的小队，从去年到现在，共增加了16个劳动力。其中有2个工人、5个干部家属、9名中小学毕业生。他望了望干劲十足的新兵们，信心百倍地说：“这是夺取今年好收成的大本钱。”
队长沉了一会儿又说：“这些学生们，干起活来不单劲头足，而且钻劲也大，学活计挺快。拿中学毕业生黄百山说，头一天施大粪还是一疙瘩一块的呢，由于虚心向老农请教，仔细揣摩练习，第二天就撒得又快又匀了。”
新婚夫妇齐上阵
“新媳妇下地啦！”正月初三这天，大吉庄的社员这样议论着。
这对新婚夫妇，男的叫张建忠，共青团员，是生产小队长，女的叫胡桂芝，共产党员，是妇女突击队的队长。两个人经过一年多的恋爱，今年正月初二结了婚。
结婚前，两个人就商量好，请五天假到张建忠的姥姥家看一看。可是初二这天晚上，桂芝听说第二天就插耠子种麦了。她想：种“七九”麦可是个紧活计，稍一松懈就会影响今年农业的收成。在这大忙的时候怎能请假串亲呢？想到这里，就找建忠商量。她刚说“我跟你商量个事”，建忠也早有这个心思，没等她张口就说：“我猜猜明儿个不串亲去是不是？”
初三，这对新人愉快地投入了抢种“七九”麦的紧张战斗。
§§§第九节登阁是个好“班长”
宁河县廉庄公社任千户大队党总支的委员们都说他们有个好“班长”。我和他们座谈了他们“班长”的事。
于宝柱说：“我们总支书记叫任登阁，他坚持集体领导认真极了，他认为这是个原则问题。他常说：在党内，书记和委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因此，大事都是在委员会上讨论决定，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主。开会之前，我们几个总支委员都先酝酿、商量。在支委会上都是让大伙发表意见，他用心听着，他从不老早下结论。（说到这里，他指着在座的一个支委说）任连银是个顶不爱说话的人，每次都特意让他说一说。现在，我们开会都能掏心里话，有时候为了一个问题还争论起来。有的事儿一时定不下来，大家就分头去征求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意见。去年的粮食分配，上来下去，反复讨论五六次，大家的意见大体统一了才做的决定。”
甄琪说：“登阁同志对少数人的意见也很尊重。1960年多数支委建议各队把水田旱田倒一下茬，因为几年没倒了。可是有两位支委提出不同意见。他们认为，改也确实该改，可是因为地湿，秋天没耕，也没冬灌，改，收成没把握，不如下年再改。”登阁听了这话说：“咱先征求征求社员意见，然后再拿主意吧。第二天，他就找任登清、任占鸿等几个老农讨教，多数认为不改有利。接着又开了支委会，大家研究了社员们的意见，结果没有改。”
张得山说：“我们‘班长’不仅对老支委、老同志的意见很尊重，就是对我这年轻干部也是一样。现在，我们13个支委有明确分工，每个人都积极主动地去干。刚开始当支委时，我只把民兵、青年工作的情况向支委会汇报，至于今后工作意见，我总想听书记和大家的。可是登阁却说：‘你得先拿个初步意见。’打那以后，我对分工主管的工作想得更多了，再没有依赖思想。现在，我越干越有胆量。”
于宝柱说：“对，登阁同志不包办任何委员的工作，他发现哪个委员主管的工作有什么问题，从不直接插手解决，都通过主管的人，帮助分析研究和出主意。他对行政事务更不多揽。有一次，社员任占儒、张继荣吵架了，去找总支书记，登阁就让他们找我和得山，因为我们俩都是大队委员会的调解委员。”
任连和说：“个人负责，并不是委员会不管、干好干坏任凭你。每个委员都要认真贯彻支部的决定，要及时向总支委员会反馈工作情况，对支委会的全盘工作负责。去年春天，四队有部分社员只顾搞‘小自由’，影响队里的出工。那正是插秧的时候，可是紧要关节呀。在这个队参加劳动的支委赞庭向总支汇报了这种情况，支委们进行了研究，都认为是思想工作做得不够，需要加强。支委会最后确定让登阁帮助赞庭做好四队的思想工作。登阁在四队扎了十多天，一直到生产进度赶上别的队。”
§§§第十节喜事
黄金的季节，玉田县林头屯公社西果各庄到处喜气洋洋。光棍汉陈永存家今天更是不平常。经过多年的盼望和拖延，在38岁头上，总算把媳妇讨成啦！永存为办喜事张罗好几天了，他买来一床新被褥，什么雪花膏啊，香胰子啊，都给新媳妇准备齐全。另外，还从集上砍了几斤猪肉，是待客的。今天，他早晨起来，先把那双耀眼的大红喜字贴到门上。屋里屋外更甭说，早已由来帮忙的表妹和姐姐们收拾得整齐利落。
我们来给陈永存道喜。他头戴新帽，脚穿新鞋，制服裤褂干干净净，容光焕发。这人个子不高，长得壮实，眼角几道皱纹较深，面容并未失却青春光彩。这时候，他和所有的新郎一样，表现出一种掩盖不住心里高兴的拘谨。他蹲在炕沿陪客人们吃饭，吃得又少又慢。我们劝他，来端菜的姐姐也劝他多吃。他张口大笑说：“按劳分配，劳的多得的多，兄弟今天娶媳妇，这是两档子喜，大哥又远道来道喜，乐就把我乐饱了。”永存用筷子指点桌上的饭菜说，这粳米饭、这豆腐、这饣各馇，都是用按劳分来的粮食做的。
说到按劳分配，东隔壁第四生产队队部墙上贴的预分表写得明。在陈永存名下，截至8月底，实做950分，从9月到年底，预计再做工分700个，按劳应分粮食699斤。会计还从账上查出一笔：陈永存今年现金收入239元，比去年增加75元。会计说：“按劳分配，光棍汉劳多少都是自己的，别人均背不了去，娶媳妇不难。”听会计这么一说，原来东隔壁的白纸黑字预分表和西隔壁的红纸大喜字之间，还有着联系呢！
永存说：“不光这600多斤粮食，自留地、镐头地还收点，加上她从那边还带来一些，往下的日子，只要再多劳，好过。”新媳妇刘桂珍，是丰润县沙流河公社江庄子的人，今年25岁。今天，她梳洗打扮得很整齐，忙着斟茶倒水招待客人。后来听人说，新媳妇和永存一样，也是个苦命人。
永存他爹在1941年被日本鬼子大扫荡时打死了。后来，妈和哥相继病死，两个姐姐和一个妹嫁出去，只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单身汉虽然说孤单些，但是觉得没有人挂累，自由自在，稍许干点就能生活；所以，出劲倒是出了，劲头总是使不足。近几年来，他几次说媳妇没说妥，其实他也怕收入少，说了媳妇养不起人家。今年随按劳付酬政策的贯彻，评工记分严格执行，情况有了变化，永存干活踏实多了，可就是推碾推磨做饭要误工迟到，衣袜破了补不成。炕上不是炕上，地下不是地下，他愈想积极干活，多出工，多挣分，就愈觉得屋里实在缺个人儿。
新媳妇呢？也是父母双亡，只有两个已婚的姐姐。她本人结过婚，因与夫家不和，离了，寄居在姐家。论起她和永存的婚姻，两人都得感激永存的表妹靳百枝。靳的婆家和新媳妇娘家沾亲。好心人看到双方孤单都不是长局，积极加以撮合，媒人积极，双方情愿，相了亲，双方又都再三考虑了对方的条件，事情就十分顺利地成功了。
左邻右舍来了好几帮道喜的。永存张罗着向新媳妇引见，我们的谈话中断了好几次。最后，又谈到他的收入。今年他的粮食收入多，是沾了单身的光，论劳动，比不上别人。对这一点，他是承认的。今后应当怎么办呢？人逢喜事精神爽，永存谈到今后，语气充满了信心。他眯缝着两眼，掰着指头说，第一，明年出工330个，我少报多出；第二，今年我预计出工数原订700分，这回得修订；第三，现有一头猪，再买一头，另外再养几只兔子、几只鸡，现在屋里有一个柜橱，一个镜子……至于新媳妇有什么，那时我们没有直接打听，永存也没说。不过，三天以后，我们离开时，永存来向我们道别，顺便告诉我们：结婚第二天，他俩到女方娘家回门，回家的路上，曾经有这样一番对话：
女的说：“活计我做不好，我穿的鞋会做，你这大鞋，我没做过，得试试。”
男的说：“不要紧，慢慢学学就会了。”女的说：“我也下地挣工分。”
男的说：“现在先不忙，等把家里事料理料理和大家混熟了再下地吧！”
§§§第十一节王国藩式的干部杨居德
玉田县窝洛沽公社东左撇庄大队的社员，管他们的总支书记杨居德叫“我们的王国藩”。
勤俭办社
1955年，毛主席表扬了遵化县的王国藩和他的“穷棒子社”。从那一天起，杨居德就一直把王国藩作为自己的榜样。
杨居德从小就过穷日子，他深深懂得社里的一针一线都是社员用汗水换来的。哪怕花一个大子儿，也要口问心、心问口地盘算几遍：不花钱能不能办？少花钱能不能办好？
公社化后，有些干部对他们用茅草盖的三间办公室、秫秸夹的小库房嫌“不提气”了，几次张罗盖瓦的。去年冬天一个大风雪天，队干部们都坐办公室里开会，寒风夹着碎雪从门缝里卷进来，管理委员许贺良说：“人家别的公社都是瓦房，玻璃窗户玻璃门，咱这个小破屋多不严实，又多不好看！拿出个千八百元，对这么大个公社来说，不算什么！再说也是工作需要嘛！”杨居德站起来，走到他面前说：“贺良同志，你算过吗？咱们的房子全盖新的，得5000元。5000元，这得多少社员劳动一年啊！王国藩可没这样办社呀……”经过一场严肃的讨论，干部们都觉得应当节俭，最后还是决定把旧房收拾一下。
几年来，他们使用的家具大多是旧的。坏了，就收拾一下再用。一个罩子灯前年就把灯座碰坏了，但并没买新的，用一个小木墩把它弄好继续用；门帘子是几块破麻袋缝起来的；办公室除会计坐的是两个白碴凳子外，别的座都是破木头箱子钉成的，杨居德同志坐的是一个盛信石的大木桶；办公室的火炉是用砖垒的。
1957年，这个社要打40眼井，可是连一块石头、一块砖都没有。买吧，得3000多块钱。哪里有这么多钱呢？他和干部们研究了几天，忽然想到王国藩不是向山要钱吗！这里也有山啊，就是远一点。他把这个意见和干部、社员们一商量，大家都赞成。第二天就出动了320辆大车，拉了20天，从山上取来了石头，井很快就打成了。
关心群众依靠群众
杨居德把自己当成社员的“打头的”，时刻关心群众，事事依靠群众。他常说：“当干部最忌讳的是摆官架子、打官腔。一有架子就一定脱离群众。”
前年夏天，下大雨，贫农社员戴宝海家的房子倒了，他就帮助安置住处，帮助修理房子。戴宝海没有木头，他就把自己的木头拿来用，感动得戴宝海满眼热泪，好长时间说不出话来。贫农社员张立召家里有病人，他除了经常去看望外，还拿出手里仅有的10元钱帮助治病。这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帮助，这里面包含着多么深厚的阶级感情！
去年冬天，公社要大力发展副业生产，开始得拿出一大笔本钱来，可是，社里没有这笔钱。当时，有的人主张晚搞一些日子，等下来钱再搞；有的人主张公社抽出别的钱来搞。杨居德没有同意这种做法。他和干部一起召开了社员大会，把底子全交给了社员，让社员帮助想办法。很多社员提出用自愿投资的办法，结果筹集了六千多元钱，克服了这个困难。
去年播种小麦时，有些队对密植有顾虑，还坚持像过去一样下种；有些青年人说越密越好，甚至有的每亩要下种一二百斤。究竟下多少好呢？杨居德心里也没个底数。他就把老农、青年、技术员召集在一块，共同开了几次会，最后才商量按土质情况每亩下20到25斤。
对党忠诚一丝不苟
杨居德从初级社到现在，五年来没领过一次补助，也没报销过一笔饭费。每次开会不是怀里揣着两块饽饽，就是自己花钱买点便宜饭吃。1957年评补助工分的时候，几个副主任都是2000分。大家都说他比谁都辛苦，给他评了2200分。他说啥也不干，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结果还是依着他的意见，减去200分。去年成立食堂了，他就把自己的磨、笸箩、簸箕和蒸笼全部拿出来让食堂使用；成立幼儿园时没有现成的房子，他就把自己的间半正房腾出来。
1956年，他老伴去世了。那一年是刚成立高级社，生活还不富裕，办丧事欠下几千元债。一天，在蓟县教书的二儿子寄来150块钱。一乍儿，他挺欢喜。可是一转念：“这孩子哪来的这么多钱呢？他家来的时候，不是说手里没钱了吗？”他立刻写信打听。当儿子回信告诉他钱是工会补助的时候，他就原封不动把钱全部退回。并在信上写道：“国家这阵正在建设，处处用钱，把款退还给公家吧。钱我不需要，饥荒可以慢慢还。”最后还一再嘱咐儿子，不要动不动就向国家伸手。这件事传开了。许多人听了后都很受感动。
几年来，杨居德同志和左撇庄的群众在学习王国藩的活动中，树雄心，长大志，紧紧地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这里的生产、生活面貌大大改观了。两、三年里，这个大队添置了1台锅驼机、3头骡子、3辆胶轮车、56眼砖石井、挖了1000多眼土井。生产增长得很快。粮食亩产量从1952年的135斤提高到1958年的395斤。
在学习王国藩的道路上，杨居德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可是他说：“比起王国藩同志来，我还差得远呢！今后要加倍努力，好好向他学习，争取早日当上一个真正的王国藩式的干部。”
§§§第十二节可敬的凿井人
在积了水的田间公路上，两辆卡车陷住了。雨，还像破了天似的往下捅。田野里一片水雾，对面一米不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