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情节也出现在苏联的一部电影《丑八怪》里：有两个小学生是很好的一对好朋友，其中一个是班干部，老师交给他一个任务，要密切关注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做了什么事。这位班干部发现，他的好朋友在校外吸烟，于是，立即汇报给了老师。他必须去汇报，只有去汇报，才能让那些师长认可他是好学生。汇报后，他的好朋友受到了友谊的伤害，而汇报者长大后心灵的煎熬也远不能结束。
羞辱校长、吸烟都是不好的，但即使这些明显的错误，当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承诺等恒定信念发生“力”冲击的时候，人们都要面对一个如何对待的问题。在我们的国家，恐怕这些全都是可以简化的，也许根本就没必要讨论，因为答案非常明确：当然要汇报！向阿姨汇报，向老师汇报，向校方汇报。因为汇报了，肯定受到表扬，而受表扬永远是值得不考虑其他的。这种思想在大学，以及大学以外的地方潜移默化地让他们接受，而这，最应该得到的是全社会的人文反思。
社会问题太多，人文不可能很快完成
信仰、承诺、友谊，这些很基本的人文价值，到底应该在哪个阶段完成？如何加强大学里的人文教育？这种问题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功利的想法：希望找出一种方法普及人文，最好极快，最长也别超过三年五年就能见成效。事实是，人文教育肯定不能这么快地完成，这不是盖楼，也不是修路。
在西方，人文价值的普及用了二百多年，我们今天即使要尽快普及的话，也至少要再用和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一样长的时间。我们现在讨论的只不过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缩短原来需要那么长时间来做的事情。当然，只能是尽量地缩短。人文教育不仅仅是学校里的事情，更是全社会的责任。当社会问题积累得太多的时候，人文教育就会变得更加复杂和难以实施。构建和谐社会，前提是这个社会必须是一个良知社会。社会必须有一些最基本的，像铸石一样的价值观和原则来支撑住它。我们用人文的思想从小教育一个孩子，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使他成为良好的人，这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环境不配合，这个目标也是很难能实现的。“水门事件”后的尼克松最后向全体美国人道歉。他辞去总统第二次访问中国，又见到了毛泽东的时候，毛泽东问尼克松，那么点儿事就把你搞下来了？由此我们会发现两个国家的价值观形成极大差别：在我们这儿是“那么点儿事”，而在美国那里——全美国的公民，从大人到孩子都感觉受到了伤害。是的，他们之所以不能原谅他们的总统，乃因总统极大地运用权力伤害了他们。
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人文教育的三个敌人
人文教育在当今中国，面临着技术主义、商业主义、官僚主义三个敌人。技术主义什么都要搞量化，可人文元素毕竟是最不能量化的思想元素。商业主义什么都要利益第一，而且要利益最大化，可“人文”偏偏不是以赚钱为首要目的之文化。官僚主义最瞧不起“人文”，可它们最有权力决定“人文”的文化地位。这些人文教育的敌人，哪个都很厉害，哪个都很强势。与它们比起来，“人文”是很温软、很柔弱的文化品种。尽管如此，人文思想却是人类全部文化总和中最有价值、最核心的那一部分。少了这一部分的文化，轻言是次品质的文化，重言是垃圾文化。
商业文化是什么赚钱搞什么，不惜腐蚀人的心灵。前不久的相亲节目《非诚勿扰》，相关批评已经有了。电视台是国家公器，国家公器不体现人文文化思想是不对的。连娱乐节目也存在价值传播的问题。“我宁可坐在宝马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上笑”，这其实是某些女孩子们真实的想法，是可以讨论的。但是，如果不是讨论而仅仅是表现，就会事与愿违。美国的商业文化也是无孔不入的。举个例子，有两个美国未成年的女孩境外贩毒，在国外被引渡回国。结果，刚一下飞机，所有的记者全都去了。许多文化公司跟她们签合同：出书的合同、拍电影的合同、专访的合同，等等，这两个贩毒的女孩还没出机场，她们的身价都已经千万以上了。面对唯利是图的文化的骄横，知识分子首先会发出声音，特别是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知识分子就会站出来。美国的知识分子当时就纷纷站出来予以谴责了——而那些合同虽不违法，但等于作废了。西方有诸如《关于健全人格的二十四不》等图书，其中几条包括怎样看待金钱、怎样看待权力，而我们这里，这样的书是无人问津的，人人都觉得自己的人格很健全了。这些所谓“人格很健全”的人一听说有本书教人怎么变富，大家全都去买了，一听说有本书教人在官场上“厚黑”，也买之唯恐不及。这如何是“健全的人格”？
官僚主义更多的现象是对“人文”文化的一种不以为然。或者口头上认可，但心性漠然，或者不愿支持，不愿付出。偶然有时候也觉得那是不能或缺的，但转而一想，这还是让别人去做吧。强势的官僚主义本能地嫌恶人文文化，从政治功利的角度来看，对于一个官员，人文文化往往不能成为政绩。相比而言，修了一条路，建了一处广场是那么清晰可见。娱乐文化至少还花钱营造了热闹，而人文文化却无热闹可言，故他们认为才不投入那“打水漂”的钱。原来的提法是“文艺搭台、经济唱戏”，就是这样一种非常功利的思维。文艺成了工具、台面，是种衬托，活脱脱一个打工者形象。我们还常说，下一步的社会和谐工作要把文化当做“抓手”，“抓手”是什么？就是门把手之类，随便抓一下做支撑。最近的提法是“文化软实力”，“软实力”也非常功利，去国外办一些孔子学院普及汉语，就体现实力了么？姑且认为文化是一种“力”，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如何体现这种“力”，如何使用这种“力”？是用这个“力”影响公民，让公民提高自己的意识，进一步监督政府把事情做好，还是用这个“力”来影响公民，使他们更加承认——百分之百地承认官员的权威？官僚阶层对民主的人文思想能压制就压制，恨不得再搞一次“反右”，这种文化还正常吗？现在某些人对文化知识分子还是分派别，从前是分成左派和右派，右派的命运很不好。我们现在又有了新左派和新右派。在有些人看来，新左派不可怕，毕竟他还继续崇拜着毛泽东，所以还属于“咱们”的人。而现在的被视为“新右派”的知识分子依然差不多还是当年的“右派”，只是没人能够轻易剥夺你的工作或把你发配到某个地方去。假如有人想让社会更透明一点、良知一点、民主一点，他就成了“新右派”的话；假如面对这么多分明由于不够民主而积累的社会问题还羞于谈西方的民主的话；假如大家都学聪明了，谁都不做“新右派”的话，这个国家不就没有民主的声音了吗？
全部人文文化的第一要务就是推动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民主进度，绕开这个话题来谈人文文化，来谈人才教育和培养，就是绕开了人文文化对社会的最根本的责任，顾左右而言其他。
我们所面临的情况通常是这样——一个人如果具有某一方面专长，并且极其善于封闭内心真实思想，尤其是不谈现代人文思想见解的话（非常“不幸”，现代人文思想确确实实形成于西方） ，又尤其是，他还总是不失时机地一再地表示对现代人文思想之不屑的话，那么他被当成人才来培养和“造就”的概率就很大很大。特别是，他还多少有些文化，善于用中国古代封建思想家们的古代人文思想的絮片为盾，批判和抵制现代人文思想的话，那么“人才”简直非他莫属了。这样的人士我是很接触过一些的，他们骨子里其实也都是相当认可现代人文文化人文思想所传承的某些最基本的价值观的，他们的表现往往是作假，但是假装所获得的好处又确实是不言而喻的。
反之，如果一个人不讳言自己是现代人文思想的信徒，那么他的“进步”命运亦相反，他很可能被视为“异类”，受到能力限制。
这是“中国人文文化恐惧症”。“化”之难也，唯其难，故当持久“化”之。
9.一种愿望，一种理想
这愿望和理想，是由对我国现时期初中及高中教育的一些看法而产生的。
我明知现阶段教育体制所面临的难题，并非在“应试教育”和“素质教育”的讨论中。依我看来，二者并不极端矛盾，更不根本对立。因为无论中国还是外国，全世界的大学，都是要经过考试才能录取学生的。尤其重点大学名牌大学，不经过考试难以择优。考试自然非是择优的唯一方式，也非是最好方式，但的确是最公平的方式。
人类在教育制度方面，似乎目前还没想出比考试更公平的方式。考试的制度，显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弊端，但恐怕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乃弊端最少的方式。
正如虽然全世界还没有一部包罗万类的最完善的法典，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司法原则，的确最大程度地体现着司法公正。
同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也的确最大程度地体现着升学资格的公正。
一名优秀的运动员，可能因其体育技能以外的某种微不足道的因素，而在世界性的赛事中名落孙山。结果他或她的名字被从世界优秀运动员的名单中划掉了。这当然并不意味着他或她作为一名优秀运动员的“综合素质”应该被彻底否定了，但奖牌却只能与之无关了，优秀运动员的名次却只能与之无关了。他或她要证明自己仍是优秀的，那么只有通过下一届运动会上的表现了。
同样，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的学生也是这样。
既然“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像运动员在运动场上人人平等那么无可厚非，分数的高低对于学生便是至关重要的。“应试教育”也便无可厚非。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方式，其实都不能完全彻底地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和制约。
依我看来，教育的方式，未见得一受“应试”所导向，学生的“综合素质”一定就差，一定就劣，一定就大成问题。“应试”的智力资本和心理基础，难道不也是“综合素质”的两个主要方面么？
二者矛盾与否，对立与否，不在“应试”不“应试”，而在出什么题，基于怎样的一种目的出题。
中国乃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历年的初中生高中生，因而也是世界上最多的。但中国却并不相应地是世界上大学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残酷的前提。此前提决定了，每百名中国儿女中，仅二三名高中生最终能进入大学校门。主要不是他们和她们的智力问题，而是现有的大学最多只能吸纳百分之二三。
中国目前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捅破窗纸说亮话——乃为大面积地、有效地杀伤百分之九十七八的中国儿女升学的可能性。排除许多省份的穷困地区教育质量确实普遍低下的因素，高考题所要杀伤的人数，估计仍在百分之七八十以上。杀伤率每年不能低于这个比例。倘低于这个比例，则必出现有许多学生的考分虽过了高考分数线，但全国各大学人满为患的局面。
这个局面是万万不能出现的，万万不允许出现的。因一旦出现，简直无法解决。现盖大学是来不及的。
进一步捅破窗纸说亮话——出高考题之首要的、最终的目的，在于使残酷的前提看来像是这样——“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所有大学的校门对一切考生敞开，而谁若不能成为幸运的百分之二三，那是谁个人的遗憾。非是国家高等学府吸纳能力的遗憾。
于是国家在一种国家性的窘况前似乎不窘了。
陷入空前挫败感的千千万万的高考学生，只有自怨自艾。
故高考题据说是一年比一年偏，一年比一年怪，一年比一年刁，甚至，一年比一年“坏”了。
“坏”！——太夸大其词了吧？
我意在指出——为了替国家达到摆脱和转嫁窘况困扰之目的，题意往往存心暧昧不明，往往存心误导考生的思维定向。一名考生无论答对了或答错了，事后似乎都能品味出那题所包藏着的一份儿出题人的幸灾乐祸的“阴险”。
而这一点，是与教育的宗旨，以及全世界普遍高考原则相悖逆的。
高考是对学生智力的检阅，而非是对学生智力的捉弄。但捉弄是有效杀伤的手段。
据我所知，高考题中，早已具有了捉弄考生智力的成分。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于是老师总结经验，学生吸取教训，考与学双方，都身不由己地被朝歧途上推去……
明知这一“病态”教育制度背景之下日渐形成的“应试教育”对教与学双方都非好事，明知在这一情况之下“素质教育”的呼吁之声的确代表着教育的良知，但学生、教师、家长，谁又敢亲“素质教育”而疏“应试教育”呢？有幸成为百分之二三，大学毕业后谋职也很难；不幸成了百分之九十七八，那结果那下场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