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夫阿里·巴努是亚历山大的主教，也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他长得英俊威严，头上裹着一条珍贵的羊毛头巾；额头上皱起深皱纹，好像新犁过的地，但上面撒满阴郁；穿着鲜艳的衣服，束着一条价值五十匹骆驼的华贵腰带，总是锁着眉头，垂着眼帘。每天清晨，他穿过城里的街道，去教堂给信徒们讲《古兰经》。这是当主教的职责。他缓慢地迈着庄严的步伐，每走五步就摸摸自己那又长又黑的胡子，好像满腹忧郁。他每次走过时，街上的人都会站住脚，望着他的背影，议论纷纷。
一个说：“这真是一位英俊而威严的美男子！”
另一个附和说：“也有钱。他不是在伊斯坦布尔港有一座宫殿吗？他不是还有农庄和田地、数千头牲畜和许多奴隶吗？”
“确实如此，”第三个跟着说，“最近从伊斯坦布尔来了一个鞍翅人，是受先知保佑的大君亲自派来的。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教很受外交大臣、禁军司令和每一个人的尊敬，甚至苏丹陛下也很看重他呢！”
“的确，”第四个人大声说，“他很幸运，飞黄腾达，是个贵人。不过……不过……你们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知道，知道！”其他的人插嘴说，“这是真的，他肩上的担子不轻啊，我们才不愿意和他交换呢。他的确是个有钱的贵人，但是，但是……”
阿里·巴努在亚历山大最美丽的广场上有一幢豪华大楼，大楼前面有一片宽敞的平台，四周是大理石围墙，围墙外是茂密的棕榈树林。傍晚，他常坐在大门外棕榈树下抽水烟。十二个衣着华丽的奴隶站立在旁边，与他保持一段表示尊敬的距离，随时听候吩咐。奴隶们各有分工：一个手里捧着槟榔，另一个为他撑遮阳伞，第三个托着装满名酒的纯金酒杯，第四个拿着一把孔翎扇，驱赶主人附近的苍蝇，第五个手捧好几卷经书，为他朗读，其他的是歌手，抱着各种管弦乐器，需要时为他奏乐，供他消遣。
不过，所有人都是白费力气。他既不要求奏乐，也不要求唱歌，既不想听先哲们的箴言和诗赋，也不想饮酒，嚼槟榔。打孔翎扇更是徒劳，因为主人根本不注意身边嗡嗡飞舞的苍蝇。
过路的人往往停步观赏，羡慕地注视着这所宏伟的房子、穿着华丽的奴隶和各种舒适的陈设。但当他们看见主教非常严肃、郁闷地坐在棕榈树下，目不转睛地盯着从水烟袋上升起的淡蓝色烟雾的时候，他们就摇头说：“这个有钱有势的人真是太可怜了。他虽然有万贯家财，却比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还可怜。因为他不会享福，先知没有赋予他这种才智。”
所有经过的人都如此嘲讽他，然后幸灾乐祸地走开了。
一天傍晚，主教又一次坐在大门外面的棕榈树下，沉浸在极其的孤寂之中，悲哀、寂寞地抽着水烟袋。这时，几个年青人站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看着他暗自发笑。
“真是的，”一个说，“这个阿里·巴努，他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我要是有他这么多钱财，天天要过得痛痛快快，欢欢喜喜。我要把朋友们都请到一起来大吃大喝，让这座富丽堂皇的大厅充满欢声笑语。”
“很不错的主意，要是能够这样，倒也不坏。”另一个附和道，“不过如果这样长时期吃喝，即使是受到先知保佑的苏丹，也会坐吃山空的。我要是他的话，每天晚上也会坐在这个美丽的广场上的棕榈树下，但我不会让奴隶们站在一边，要让奴隶们唱歌奏乐，要舞蹈家翩翩起舞，表演各种各样的精彩节目。我还要拿出派头来抽水烟，喝琼浆玉液，像巴格达国王一样享受一切。”
“我可不会那样做，”第三个青年是个作家，他说，“这位主教是个有学问、有智慧的人，这是真的。他讲古兰经的时候，引用各种富有哲理的诗文，充分显示出博学多才。你们看到捧书的那个奴隶了吗？那可都是些极其珍贵的经书，我情愿拿我的财产去换它们。可是他呀，坐在那里抽烟，让书完全闲着。我要是主教阿里·巴努的话，就一定要叫那个家伙给我朗读，一直读完所有的经卷，要么就读到深更半夜，而且要读到我睡着为止。”
“哈哈……”第四个是一个旅行家，笑过之后，他说，“你们知道我怎么安排吗？吃喝玩乐，听经卷，我可不干这些。我要是有了钱，就将生活安排得特别潇洒。他有最好的马匹和骆驼，有大量的金钱。我要是他的话就出去旅行，行遍世界，甚至走到莫斯科人、法克兰人那里去。在我看来，看世上的美景才是最大的享受。如果我是那个人的话，我就这么做。”
“青年时代是美好的时代，这个年龄是快活的年龄，”站在他们旁边，听完他们谈话，一位外貌平平常常的老人说，“不过，我认为，青年人也是无知的，说起来口若悬河，夸夸其谈，做起来却不知如何下手。”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老头儿？”青年们很生气地问道，“您为什么要横加干涉呢？”
“一个人如果比别人懂得多，就应该纠正别人的错误。这是先知的意思，”老人回答，“主教在先知的保佑下，有这么多财富，这是事实。而且只要他心里想要什么，就会得到什么。其原因就是，他保持着严肃和悲伤。以为他原本就是这样的吗？不是。在十年前，我就认识他。那时的他，活泼健壮，生活愉快，善于享受。他那时有一个儿子，这孩子不仅长得漂亮而且聪明好学。凡是看见他的模样、听到他的言谈的人，都羡慕主教有这么个宝贝。他才十岁，学问就与一个十八岁的人差不多了。”
“他那个孩子怎么就死了呢？主教太可怜了！”那个青年作家惊叫道。
“假如这个孩子是回到先知的家里，那倒是值得慰藉的，那里比亚历山大可要舒服得多了。但是，注定要经历的事情，是无法逃脱的。那时，法兰克人像饿狼一样向这里猛扑过来，对我们开战。他们攻占了亚历山大，从那里长驱直入，把马梅卢克军打得落花流水。主教是个聪明人，懂得忍耐并与他们周旋。可能是他们贪图他的财宝，也可能是他私藏他的本教弟兄。具体原因我也没有弄明白。反正有一天他们是闯进了他的家，指责他用武器、马匹和食品秘密支持马梅卢克军。不管他如何辩护，都没有用处。在榨取钱财方面，法兰克人是一个粗暴而残忍的民族。他们把他那个名叫凯拉姆的年幼儿子作为人质抓到他们的兵营，他为救儿子给他们送去了许多金钱，他们却不放他走，还要他拿出更多的财物。突然，有一天，法兰克人接到命令，这命令可能是他们的总督下达的，也可能是别的什么人发布的。这道命令要他们乘船撤退。在亚历山大无人知晓的情况下，他们突然撤到公海。而可怜的小凯拉姆——主教的儿子也被带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啊，可怜的人啊，安拉给了他多么大的打击！”年轻人异口同声地叫喊，同情地看了看那位主教。
“更不幸的是，由于儿子的下落不明，他心爱的妻子伤心过度而死。他买了一条船，配置了设施，说服了住在下面井边的一位法兰克医生，一起驶往法兰克斯坦，去寻找失踪的儿子。他们登上船，在海上航行了很长时间，才到达那些异教徒的国家。但是，据说那里刚刚发生过骇人听闻的事件。那些人杀害了苏丹和总督，穷人和富人互相残杀，全国一片混乱。他们找遍每个城市，但都没有发现小凯拉姆的踪影，也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无奈之下，他们只好返回亚历山大。从那时开始，主教就开始现在这样的生活了。他为儿子而悲伤，这是情理之中的事。当他吃饭喝茶的时候，怎能不会想起，我可怜的凯拉姆现在是不是饿了，渴了？当他根据自己的职位和身份披上豪华的头巾，穿上节日盛装的时候，怎能不会想起，儿子是如何度日的呢？当他周围站满歌手、舞伎和朗诵者，站满了奴隶的时候，怎能不想起，他的儿子是否正在法兰克独裁者面前，按照命令跳舞奏乐？使他最痛苦的是，他那可怜的小凯拉姆正生活在异教徒中间，异教徒肯定会让他背叛自己的信仰，如果真是这样他想在天国拥抱他也不可能了！
“因此，他对自己的奴隶非常温和，给穷人以大量施舍，他认为，安拉会让他如愿以偿的，也会感动法兰克统治者的。那时，他们就会温和地对待他的儿子了。每逢他儿子被劫持那天，他都释放十二名奴隶。”
“我也听说过些，”作家接着说，“不过，奴隶们的故事说得很离奇。至于他的儿子，从没有人提及。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古怪的人，特别爱听别人讲故事。他每年都要让奴隶们举行讲故事比赛，讲得最好的就被释放。”
“不要去听别人的胡扯，”老人说，“情况就是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我对这些事了如指掌。可能是他在这些痛苦的日子里，想使自己快乐一下，便叫人给他讲故事。但是他释放奴隶是出于儿子的缘故。夜凉了，我必须赶路了。愿你们平安无事。年轻人，以后要更好地了解善良的主教！”
年轻人感谢老人给他们提供的消息，回头又看了看那悲伤的主教，便沿街而走，一边走，一边说道：“我可不想当主教阿里·巴努。”
